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当时已经广泛进行“野外作业(field work)”，之后才逐渐专业化，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后来，哈登(A. C. Haddon)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他1898年在托雷斯海峡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时，就是“为了研究动物群、结构以及珊瑚礁形成的方式”，[5]所使用的仍然是自然历史学的术语[6]。事实上，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可以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而且当时做田野调查页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乃是聚居于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原始状态的原始人类”。与哈登很类似，博厄斯1883年到巴芬岛进行首次田野调查时，所使用的则是其接受的地理学训练。简言之，19世纪末期英国学界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向外扩张的乐观主义氛围中，非常鼓励个人对异文化的实地考察。尽管后来这些自然学科开始分化，但是这些新分化的领域仍然继续共同关注田野调查。
这种关于田野与家乡之别的深层观念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型塑了人类学传统的田野选择标准和取向，古塔和弗格森称之为田野地点的“纯正级序”(hierarchy of purity)，即越是非家乡的地方就越适合做田野，也更“像田野点”。也就是说，尽管人类学已经不再刻意地强调田野点的自然和不受打扰的状态，但是，田野地点在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中仍然存在某种的等级性，即根据所研究的异文化与“家乡”的差异程度，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具有“人类学的”味道，例如非洲与欧洲相比、南欧与北欧相比、乡村与城镇相比就更适合做人类学田野[16]。
然而，方法论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门学科涉足某个领域的唯一“武器”。实际上，人类学对于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将其放在了“田野”的背景之下。历史人类学区别于一般历史学的特点就是，前者与现实相联，在关注文献的同时，也注重现在的正在叙述历史的人，叙述者的背景、意图，文本背后的情景等，由此可以补充单纯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这也就构成了历史人类学的两个问题意识：一、过去如何造成现在（how the past led to and create the present）；二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how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present）。[24]
[1] 在民族志作品中，通常在一开篇就是对作者田野工作过程的描述，作为自己所进行之研究的合法性的论证。而这种通常会显得非常冗长的背景叙述对于一个不熟悉人类学行内习俗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罗嗦。
[2] 有人指出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上的巧合而已，因为创立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规范的马林诺斯基乃是将他自己在南太平洋岛上的调查经验作为一种要求而予以了推广。
[3]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页。
[4] George Stoking, Jr., 1992.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pp282.
[5] 哈登在剑桥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学位后，即于1879年在那不勒斯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动物学田野调查。十年之后，他才把在那部类似使用的调查方法转化为社会人类学术语，寻求解释人类物种适应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呼吁对单一的部落或者人群的自然聚集进行详细研究。
[6] George Stocking, 1992, pp21.
[7] 库克利克：“伊斯梅尔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8] Joan Vincent. 1990. Anthropology ad Politics: Visions, Traditions, and Trends. Tuscon: Univ. of Arizona Press. Pp106.
[9] 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解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和方法论的独特意义，及其对于学科自身的价值。
[10]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早期人类学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等历史大背景紧密相关，也受到当时普遍流行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思潮的深刻影响。
[11] 自196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开设转为研究西方本土社会，之后，都市人类学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所关注的似乎仍然是与研究者所熟悉的人群不一样的都市中的“边缘人群”，如流浪汉、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同性恋等亚群体。
[12] 翁乃群：“山野研究与走出山野：对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思”，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13] Kamala Visweswaran.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4] Mary Louise Pratt.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7-50.
[15] Roger Sanjek. Ed. 1990.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16]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17] 其中，也许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伊斯兰教似乎更多的是放在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个框架之下进行的。
[18] 当然，这些努力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值得继续推动和关注的。不过，这里要强调的主要是在田野点的选择过程中的学科深层的一些理论假设。
[19] Joan Vincent. 1991. Engaging Historicism.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Richard G. Fox, ed. Santa Fe, N. Mex.: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Pp. 45-58.
[20] 库克利克：“伊斯梅尔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华夏出版社，2005年。
[21]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22] 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
[23]参见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4] Marilyn Silverman &P.H.Gulliver. App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No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转引自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
[25] 或许，除了历史之外，哲学也是人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26] 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第157页。
[27] 同上，第5~6页。
[28] 安德鲁·斯特拉森，帕梅拉·斯图瓦德著：《人类学的四个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9] 需要强调的是，指出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纯正级序问题并不是说反对再去遥远和边缘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而是提出要对这种田野点的选择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方法论自觉(awareness)。
[30] 费孝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14页。
[31]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32] Mariza G. S. Peirano, When Anthropology is at Home: the Different Contexts of a Single Discipline,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8, 27: 10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