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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勃]从官方建构到民间传统：中和节的故事[1] [打印本页]

作者: 张勃 时间: 2008-9-12 19:40 标题: [张勃]从官方建构到民间传统：中和节的故事[1]

笔者曾经从节日来源的角度将节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无意识状态下通过人们的不断实践自然而然形成的，可称为自然型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一类是少数人有意识发明的，可称为建构型节日，如国庆节、建党节、儿童节、妇女节、劳动节和各种地方节会等等。建构型节日的建构性，在于它们本非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是经由精心设计并被国家或地方政府以制定、颁布并实施政策的方式楔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2]
建构型节日可以依靠行政力量、依靠动用大量政策资源而迅速将设计化为现实，但它能否为民众接受、采纳并心甘情愿地自觉参与，或者说能否从外在于民众日常生活变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个问题。现代的一些建构型节日就往往因为与民众日常生活相疏离而颇受诟病。那么，如何才能让楔入民众生活的节日融入民众生活的呢？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建构型节日成功地实现了从官方建构到民间传统的演变，它就是中和节。解读这个节日的故事，或许能够给当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官方建构：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的政策动议、设计及决策
史书中对中和节的建构有不少记载，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的政策动议、设计及决策的具体过程。其中宋人曾慥《类说》引李繁的《邺侯家传》“中和节”条对此描述最详：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于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
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色。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其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谓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谓之献生子。酝酒，谓之宜春酒。村闾祭勾芒神，祈谷，百僚进农书，以示务本。”
上大悦，即令行之，并与上巳、重阳谓之三令节，中外皆赐钱，寻胜宴会。[3]

此外，《旧唐书》和《新唐书》亦有记载。《旧唐书·德宗纪》云：（贞元）五年春正月“乙卯，诏：‘四序嘉辰……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请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种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从之。”[4]《新唐书·李泌传》的记载则与《邺侯家传》的记载极其相似。[5]
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这一政策的发布时在贞元五年正月，结合《类说》中德宗所说“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可知新创一节的政策动议来自唐德宗，时间是贞元四年，动议的缘由是当时节日设置与上巳公会之间的矛盾。按照德宗的说法，前代有上巳节、重阳节宴会官僚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当朝也应该保留。但时在三月三日、的上巳和时在清明前的寒食往往重合，比如贞元五年（即上文中的来年）的寒食节就在三月二日，恰在上巳节前一天，这就会导致“春无公会”的现象，所以希望在“二月创置一节”。[6]
从记载来看，仿佛德宗一有动议，李泌马上就拿出了政策方案。但考虑到方案内容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在动议和方案设计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且不论间隔多久，最终李泌设计如下：一，节期在二月一日。二，节名为中和节。三，节日当天举办各种活动。
据《邺侯家传》，李泌对于节期的选择必定考虑了以下三点：（1）不能违背二月创节的动议；（2）没有与寒食节重合的可能性；（3）气候物候适合公会。结果，他选择了二月一日。所以选择这一天，除了它可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外，应该还有这天与正月晦日最为接近的因素。
正月晦日，即正月的最后一天，是世人临河解除、湔裙的重要时日。其之为节，至少始于魏晋时期。[7]南北朝时，“（正月）元日至于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8]至隋朝，“元日至月晦，人并为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湄，以为度厄。”[9]在唐代，尤其是中和节取而代之以前，正月晦日十分热闹，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并序》描写了该节的繁华：“则有都人士女，侠客游童，出金市而连镳，入铜街而结驷。香车绣毂，罗绮生风，宝盖雕鞍，珠玑耀日。于时律穷太簇，气淑中京。山河春而霁景华，城阙丽而年光满。淹留自乐，玩花鸟以忘归；欢赏不疲，对林泉而独得。”[10]正月晦日的热闹很容易令李泌进行节日设计时想到借助它去营造新节日的气氛。不当然，令李泌想到正月晦日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即贞元四年（788）的一纸诏书刚刚将它与上巳、重阳并列，赐钱鼓励群臣届时宴赏游乐，所谓：“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11]这一政策颁行的时间是贞元四年九月，距离唐德宗“二月设节”的动议最多不过三月之久，作为宰相的李泌对这一政策定是了然于心。这也当启发了李泌选择节期的灵感：选择正月晦日的次日，即二月一日为节，名作“中和节”。
关于节俗活动，《邺侯家传》与《新唐书》所载相同，均包括裁度（皇帝赏赐大臣方镇勋戚尺），献生子（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酝宜春酒，祭勾芒神祈谷，百官进农书等活动。《旧唐书》的记载有所差别，包括“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种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等。那么如何看待这两种略有不同的记载？笔者以为，它们都是李泌的设计，只是在出台时间上《邺侯家传》所载在前，《旧唐书》所载在后。《旧唐书》所载当是贞元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的奏请，据宋人张淏《云谷杂记》的考述，“贞元五年正月敕：‘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是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又奏请令文武百寮以是日进农书，司农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中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会宴乐，名为享勾芒，祈年谷。仍望各下州令，所在颁行。制曰：‘可。’”[12]考虑到李泌在贞元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且史书中未曾提及其他人参与中和节的设计，所以这里的中书门下当就是指李泌。
为什么李泌设计了这些节俗活动？笔者以为这是受同为建构型节日的千秋节（唐玄宗诞节）设计和决策影响的结果，并与李泌对“中和节”的期待密切有关。关于千秋节的设计和决策，笔者曾有专文论及。[13]只要对两节进行比较，就可发现它们在节日活动方面的雷同性。比如千秋节有“士庶以丝结承露囊”，中和节就“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千秋节用“醇酎”，中和节就令人酿酒曰“宜春”；千秋节令村社“赛白帝，报田神”，中和节就令村闾“祭勾芒神，祈谷”；千秋节令群臣“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中和节就令群臣“进农书以示务本”等等。不仅如此，李泌还沿袭千秋节设计者根据节日性质，借助传统建构节日的设计思路。所以设计的各种节日活动，多有故事可循。如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为内容的裁度，已是唐玄宗朝的旧制，《礼记·月令》中也记载，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14]祭勾芒神、祈谷也是多年的传统做法。据《礼记·月令》，勾芒神乃孟春之神，孟春之月元日天子要祈谷于上帝。而至迟到东汉时期，已有在立春日祭祀勾芒神的做法。[15]据《大唐开元礼》，当时规定于正月上辛日祈谷，立春日祭勾芒神。李泌将正月上辛日的祈谷与立春日的祭勾芒神移至二月中和节来做，应是张说等人将八月一日（十四日）的结眼明囊、仲秋上戊的社会移时至八月五日千秋节这一设计思路的延续。
设计如此，决策又如何呢？
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的政策决策，是唐德宗以诏书形式做出并公布的：

（贞元）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乙卯，诏：“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16]

诏书包含了三方面内容。首先论证设节的合法性，所谓“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既然历代都有所增置，当朝设节只是循故事而为，如此便有了传统的合法性依据。其次论证了设置中和节的目的，所谓“朕以春方发生，候维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再次说明政策措施，即（1）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2）休假一日；（3）以中和节代替正月晦日为三令节之一，令百僚集会宴乐。
诏书颁布的乙卯日是正月二十四日，几天后，即二十八日，中书门下（李泌）又有前引《云谷杂记》所说的“奏请”，德宗对于奏请的答复是：“可。”这意味着这次有关中和节活动的设计，同样以颁行政策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开来。
二、政策实施：德宗朝的中和节
通过文献资料，可知中和节在德宗朝的盛况。其主要活动有：
1、节日宴乐
宴乐是中和节的重要内容。其实，设置中和节的最初动机就在于增加宴乐的机会。尽管决策时增加了中和节重农、劝农的内涵，尽管唐德宗也说过“耽乐岂予尚，懿兹时景良”的话，“与众宴乐、诚洽当时”的想法还是居于重要位置，由此不仅规定“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并以中和节代替正月晦日成为三令节之一，赐钱给官员集会为乐。从现存资料看，除特殊情况外，唐德宗都要在中和节宴会群臣。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17]
（六年）二月戊辰朔，百僚会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
（九年）二月庚戌朔。……是日中和节，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
（十三年）二月丁巳，赐宰臣、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
（十四年）二月壬子朔。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
（十七年）二月癸巳朔，赐群臣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赐宴曲江诗》六韵赐之。
（十八年）二月戊子朔，赐群臣宴于马璘之山池。
（十九年）二月壬午朔，赐宴马璘山池。[18]

由此可知中和节宴会的政策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被遵行。
唐代宴会总少不了赋诗乐舞，中和节宴亦复如此。唐德宗本人就是赋诗活动的积极推动者。至少贞元五年、六年、十四年、十七年的节宴上，都留下了他抒情言志的诗篇。大臣亦有和诗。《全唐诗》中就收有李泌的《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和权德舆的《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寮观新乐》、《奉和圣制中和节赐百官宴集因示所怀》等。[19]宴会乐舞，同样盛行。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诗云“金石何铿锵，簪缨亦纷纶”[20]，王建诗云“殿前明日中和节，连夜琼林散舞衣”[21]，都能让人想象到宴会乐舞的盛况。而中和节建构十周年的中和节[22]，“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阵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先是上制《中和乐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罢。……上又赋《中春麟德殿宴群臣诗》八韵，群臣颁赐有差。”[23]对这次乐舞场面，德宗《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描写道：“前庭列钟鼓，广殿延群臣。八卦随舞意，五音转曲新。顾非咸池奏，庶协南风熏。”乐舞场面尤为盛大。
宴会不仅在都城举行，地方上也有。梁肃《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就记录了扬州一带的节日宴会：“火旗在门，雷鼓在庭。合乐既成，大庖既盈。左右无声，旨酒斯行。乃陈献酬之事，乃酣无算之饮。于是群戏坌入，丝竹杂遝，球蹈、盘舞、橦悬、索走之捷，飞丸、拔距、扛鼎、逾刃之奇，迭作于庭内。急管参差、长袖袅娜之美，阳春白雪、流徵清角之妙，更奏于堂上。风和景迟，既乐且仪。”[24]宴会上既有美酒佳肴，又有乐舞百戏，参与者觥筹交错，频频举杯，自朝至暮，直喝到酩酊大醉。
苻载的《中和节陪何大夫会宴序》同样是对地方上中和节宴会的描写：

我岳鄂连帅、御史大夫何公，盖所以祗明诏，宣德教而欢万民也……主人乃揖乎英僚上介，洎簪裾耆老之客，相与罗拜于北向，已而叙登于阼阶之上，脱剑搢笏，百戏具举焉。旌旗飘飘，马鸣萧萧，始金鼓以一振，忽端立而扬镳，铁衣铮鏦，白羽在腰，列高的于虚碧，翻大旆于回飙。既而铿丝桐，耀丸剑，齐入体以岑崟，罍涌而川注。暄风徐来，春日未敛。美人盘跚，缓步前墀。态生横波，怨拂蛾眉，感青春之不再，歌朱实之离离。音绵眇以切云，块远放而如遗。乐及于繁奏，爵及于无算，检一变至于欢，欢一变至于醉，莫不载时之交泰，饮公之惠洽，恬悦餍饫，充塞脏腑而已哉。[25]

场面的热闹似不亚于京城。
需要注意的是，有关中和节宴会的政策规定在实施过程中亦有所变化。比如最初规定京中百官共集一处宴乐（合宴），但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和金钱往来上的诸多弊端，后来便做了调整，合宴遂被分宴替代。对此，《唐会要》有如下记载：

（贞元）九年二月，中书门下奏状，以中和节初赐宴钱，给百官宰臣已下于曲江合宴，供办为府县之弊，请分给是钱，令诸司各会于他所。从之。自是三节公宴悉分矣。[26]

2、进书献种
“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穜稑之种”，是国家的政策规定。贞元六年中和节，“百僚进《兆人本业》[27]三卷，司农献黍粟各一斗”，正是对上述政策规定的实施。中和节进农书的做法颇受时人看重，贞元十九年甚至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以嘉节初吉修是农政为韵）》为题，选拔人才。科举考试以此为题，亦反映了此举在德宗朝的盛行。
3、赏赐
（1）赐钱
德宗曾于贞元四年九月下令，以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令节，任文武百官选胜地追赏为乐，并赐与数量不等的金钱，规定“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28]次年，“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中和节取代正月晦日为三令节之一，赐钱之举也便改移了日期。贞元八年正月又颁布诏书，对在京宗室赐钱的数目做出新规定：“在京宗室，每年三节宜集百官列宴会，若大选集，赐钱一百千，非大选集，钱三分减一。”同时规定：“三节宴集，先已赐诸卫将军钱，其率已下可赐钱百千。”政府赐钱，为举办宴会提供了资金来源，这也是中和节宴所以热闹繁盛的重要原因。
（2）赐尺
“裁度”，即“请皇帝赐大臣戚里尺”，也是德宗朝中和节的重要内容。贞元八年，宏词科还以《中和节诏赐公卿尺》作为科举考试的试题，当年参与考试的陆复礼、李观、裴度等人都留下了佳作。从陆复礼的“皇恩贞百度，宝尺赐群公”、李观的“具寮颁玉尺，成器幸良工”、裴度的“阳和行庆赐，尺度及群公”等诗句中均可见当时赐尺行为的存在。
（3）赐诗及春衣
关于赐诗，最著名的当属对戴叔伦的赐赏。《唐国史补》记载：“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29]另外，王纬有《谢赐中和节御制诗序表》，记载曾受赐“皇太子所写御制中和节诗序”。[30]
据《唐会要》，中和节政策规定中有关春服的内容是“王公戚里上春服”，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皇帝对臣下的赐予。吕颂有《谢赐春衣及牙尺表》，令狐楚有《谢敕书赐春衣并尺表》，均可为证。
4、节日放假
中和节放假一天，在唐德宗时期是有明文规定的。正是有了这一天假期，官员们选胜地宴赏才有时间保证。
综上所述，唐德宗时期制定了全民过中和节的政策并进行了实施，从而将官方创设的一个节日楔入了时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时人的生活节奏。
三、民间传统：德宗朝以后中和节依然被作为节日来看待和度过
“人亡政息”一词是对传统社会许多政策结局的经验性描述，但并不适用于中和节，因为尽管在颁布政策的德宗朝被替代后，中和节也受到一定影响，比如宪宗皇帝曾于元和二年（807）正月下诏取消了中和节宴，[31]但当初政策规定的多种节日活动仍然存在，中和节不仅继续为官方作为节日来看待和度过，且亦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节点。
如进书献种，在唐宪宗明令取消了中和节宴会后仍然被保留。吕温曾有《代百僚进农书表》，明确指出“谨缮写前件书凡二十篇，共成三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陈献以闻。”[32]这里的前件书即《兆人本业记》。吕温文中有“睿圣文武皇帝”字样，据《旧唐书》，“睿圣文武皇帝”乃元和三年正月癸巳日群臣为宪宗所上尊号，故该表所涉进农书之举必发生于元和三年正月之后。另外，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二月，“庚戌，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33]李绛进书应就在当年的二月初一日。甚至到宋代还保留着 “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 的做法。[34]
再如赐尺，白居易有一篇《中和日谢恩赐尺状》，由此可知他曾在中和节得到了“红牙银寸尺各一”的赏赐。据朱金城先生研究，该状作于元和二年到元和六年之间。[35]上春服之举在宋代亦得以沿袭。据《武林旧事》载，“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公裳而已。”又宋代还有中和节赐诗之举，《玉海》载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二月庚午朔，上作中和节五言诗，赐王旦已下。三年二月己丑朔，上作中和节诗”。[36]
至于放假，据庞元英《文昌杂录》，宋代“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其中就包括中和节的一日。又据《大金集礼》，金朝也做过中和节放假一日的规定。[37]
不仅官方如此，在后世民众（包括社会精英）心目中，中和节仍被作为一个节日来看待。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至少有四首诗提到了中和节，其中《中和节日步东园》更明确提到：“一年佳节又中和，两分春光一己过。”[38]又如刘昌诗为其《芦浦笔记》撰写“叙”时署名“嘉定（南宋理宗年号）癸酉中和节清江刘昌诗兴伯叙于通山阁”[39]，孙洵为廖行之著《省斋集》作跋署名“嘉泰（宋宁宗年号）命元中和节临川孙洵书”[40]等等，均可为证。甚至清朝民国时期，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中和节依然为节，如民国十四年《无棣县志》所说：“仲春之月朔日为‘中和节’，醵钱会饮，唐时百官为‘金钱会’。”[41]颇有意味的是，还有不少地方将二月二日视作中和节。如民国二十五年《南宫县志》载：“二日，曰中和节，亦曰挑菜节。”民国九年《朝城县志》载：“‘中和节’，二月二日。”[42]又民国二十三年《奉天通志》：“（二月）初二日‘中和节’，俗称‘龙抬头日’。” [43]
更为重要的是，在民众那里，中和节不是徒有虚名，而确有节俗活动的实践。且不说辽朝国舅族萧氏就在中和节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44]，不说民国年间无棣一带还在此日“醵钱会饮”，亦不说中和节与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二月二之间可能存在的源流关系[45]；仅就 “献生子”而言，就足可证因官方创设的中和节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传统。“献生子”本是李泌的设计，亦是决策的规定，这一规定在唐代是被实践了的，据《绀珠集》，当时“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更相馈遗，务极新巧，宫中亦然” 。[46]这一做法在宋代依然流行，《梦粱录》就记载：“二月朔谓之中和节，民间尚以青囊盛百谷瓜果子种互相遗送，为献生子。”[47]在明代，根据田汝成的说法：“二月朔日，唐宋时谓之中和节，今虽不举，而民间犹以青囊盛五谷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献生子。”[48]直到清宣统二年的《诸暨县志》还有如下记载：“二月朔，古谓之‘中和节’。人家多赠五谷、瓜果之种。谚云：二月二，百般种子好落泥。”[49]如果一个节日（作为节俗活动与特定节期的结合体）从唐代传承到了清代（因着民众的实践），不是民间传统又是什么？
四、基于共享的思想：中和节故事的启示
如果我们将凭借政策颁布与实施而生成的建构型节日能够超越政策的范畴、融入百姓生活令一代代民众自觉参与从而得以长期传承视为建构成功的话，中和节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不仅这一节日的名称流传下来，当时设计的一些活动也在后世为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继续参与和操作，从而实现了从官方建构到民间传统的跨越。这里，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是它何以能够如此？也即后世的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何以会传承一个前朝官方建构的节日，尤其是在要求他们参与、遵守的强制力消失之后？
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中曾这样说：“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或基石而存在……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与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在赵世瑜先生看来，这“‘一般的思想史’并非仅指共同的思想背景，更重要的是指一种‘共享的思想’（shared idea）”[50]笔者以为，中和节能够实现从官方建构到民间传统的转换，正是因为这个建构节日的名称及其活动建基于“共享的思想”之上。
先从节日的名称上来说。
对于李泌何以将新设置的节日叫做“中和节”，各种文献均语焉不详，但这个名字既然是有意识设计的，便必然蕴含一定的深意。这个深意，又不能不与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核心概念的“中和”一词相关。关于中和，儒、道、佛诸家均作过阐发。但从原创性和主导性上说，儒家“中和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中庸》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董仲舒以为“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51]此可谓代表了唐代以前儒家对于“中和”的基本看法。在他们那里，中和既是一种天地、四时、万物各守其正而又彼此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又是天下之德、之道，还是赖以达致“中和”状态的行动方法。对于中和思想概念的这些内涵，“博渉经史，精究易象”[52]的李泌不会不知。他将节日名称设计成“中和”，显然包含着对达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中和状态的殷切期待。
贞元五年的诏书中有 “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语，正反映了李泌的期待。当然，诏书的颁布说明李泌的期待同时也是德宗的期待。此后，还有一些唐人对中和节做过阐释，如白居易有《中和节颂》，谓：“中者揆三阳之中，和者酌二气之和。”又说：“和维大和，中维大中。以畅中气，以播和风。”梁肃在《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中认为：“原夫中以立天下之本，和以通天下之志，明君所以搃万邦也，奉时以协气，播气以授人。”符载在《中和节陪何大夫会燕序》中提到“中和，王节也……唯仲春木徳乃茂，沃生人之恺乐，洗万物之枯槁，当三阳之正中，凝四气之太和，以正星鸟，以推律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看到，“中和”二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节日的代号，它具有非常丰富的象征意义，是包括唐德宗、李泌、白居易、符载、梁肃等在内的精英内部共享的思想。
不仅如此，正如周来祥先生所说：“‘中和’（或和谐）在古代中国是一个贯彻始终的思想概念，从远古到清末，源远流长……在发展中，‘和’的内涵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丰富，由一个日常词语逐步升华为一个哲学概念、美学概念、伦理道德概念，日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中和’，不只是贯彻始终，同时又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大范畴，它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渗透于民族的大脑、灵魂和发肢，甚至于从每一个文化细胞中都能看到它的踪迹和影子。”[53]中和不仅是精英内部共享的思想，还是精英与普通民众共享的思想。它包含着社会成员对一个理想社会状态的愿望，也包含着对最高统治者运用中和之道以求天下大治的期待，从而使得中和节的存在有着广泛的思想基础，易于为不同时代的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认同。
再从节日活动及其体现的思想内涵上说。
尽管最初唐德宗动议设节时的目的在于增加自己和官员们的娱乐时间，但李泌设计的、最终通过政策规定得以实践的节日活动，涉及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其中裁度是皇帝对臣下的赏赐，进农书是臣下对皇帝的进奉，上春服是王公戚里对皇帝的奉献，祭勾芒祈谷是农民的作为，献生子、酝酒，则不分阶层等级，全民通行，从而远远偏离了最初的意图和目的，使中和节成为一个能够协调人际关系、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民的节日，尤其突出了顺天应时、重农务本的倾向。
我国传统社会历来以农业立国，汉文帝有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54]唐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55]对于国家而言，农为邦本；对于个人而言，农为衣食之源，故要重农务本。这不仅是我国传统社会所有朝代的重要政策，亦是从社会精英到普通民众都具有的思想观念。重农务本就必须顺天应时，其实不仅农业生产，其他行为也要顺天应时。这同样是从官方到民间从社会精英到普通民众共享的思想。
因此可以说，中和节之名称、活动及其内涵均建基于共享的思想之上，这使得它不仅与特定的政府组织成员有关，亦与社会公众有关；不仅有对统治者自身利益的满足，亦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照，从而不仅具有超个体的普适能力，在我国传统社会甚至具有超朝代的普适能力，由此中和节不仅被楔入时人的日常生活，也成功地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时人的生活节奏，且影响及于后世。

[1] 该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唐代社会与节日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7CLSZ04）系列性成果之一。

[2] 张勃：《政策过程视角下的唐玄宗诞节》，《民间文化论坛》2007（3）。

[3] （宋）曾慥编：《类说》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73-28页。

[4] 《旧唐书》卷一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367页。

[5]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637页。

[6]  关于为什么寒食在上巳节前一天就会影响到举行上巳公会，德宗没有说，笔者以为，应是因为此时寒食上墓已浸以成俗，公务人员也要在寒食清明放假期间上坟扫墓，国家自然不能夺情。

[7] 《魏书》卷七一《裴粲传》载：“前废帝初……复为中书令。后正月晦，帝出临河滨，粲起于御前再拜曰：‘今年还节美，圣驾出游，臣幸参陪从，豫奉宴乐，不胜忻戴，敢上寿酒。”见该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573页。

[8] （南朝）宗懔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9] 《玉烛宝典》，转引自（南朝）宗懔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译注》，第50页。

[10] 《全唐诗》卷八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911页。

[11] 《旧唐书》卷一三，第366页。

[12] （宋）张淏撰，张宗祥校录：《云谷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8 年，第20页。

[13]  关于千秋节的设计，详见张勃：《政策过程视角下的唐玄宗诞节》，《民间文化论坛》2007（3）。

[14] 《十三经（全一册）》之六《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53页。

[15]《后汉书·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勾芒，车骑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1页。

[16]《旧唐书》卷一三，第367页。

[17]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18]
以上内容未标明出处者均出自《旧唐书》卷一三，第369、376、385、387、394、396、397页。

[19]
参见《全唐诗》卷一Ο九、三二Ο。

[20] 《全唐诗》，第1127页。

[21] 《全唐诗》，第3440页。

[22]
这次宴会因为二月一日下雪的缘故移到了二月七日举行。

[23] 《旧唐书》卷一三，第387页。

[24] 《全唐文》卷五一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5262页。

[25] 《全唐文》卷六九Ο，第7068页。

[26] 《唐会要》卷二九，中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44页。

[27] 《兆人本业》即《兆人本业记》，是一部官修农书。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藏于秘阁。”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记载《兆人本业》所记为“农俗和四时种莳之法”，共八十事。

[28] 《旧唐书》卷一三，第366页。

[29]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全二册），第192页。

[30] 王纬，字文卿，并州太原人。举明经，以书判入等，累官彭州刺史、检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节度营田副使。贞元中检校工部尚书。十四年卒，年七十一，赠太子少保。《全唐文》卷六二六，第4455、4456页。

[31] 参见《旧唐书》卷一四，第420页。从此，中和节宴在唐代成为明日黄花，成为曾经亲历盛况者对往事的追忆。吕温就作有《二月一日是贞元旧节有感绝句寄黔南窦三洛阳卢七》：“同事先皇立玉墀，中和旧节又支离。今朝各自看花处，万里遥知掩泪时。”表达了抚今追昔、怀念故交之情。

[32] 《全唐文》卷六二六，第6325页。

[33] 《旧唐书》卷一七，第528页。

[34] （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35]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84页。

[36] （宋）王应麟：《玉海》卷三Ο，四库全书。

[37] 《大金集礼》卷三二，四库全书本。

[38]
其他三首为《二月一日郡圃寻春》、《连天观望春忆毘陵翟园》、《过扬子桥》，分别载（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三六、八、一六、三Ο，四库全书本。

[39] （宋）刘昌诗撰：《芦浦笔记·芦浦笔记原叙》，四库全书本。

[40] （宋）廖行之撰：《省斋集·原跋》，四库全书本。

[41]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42]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85、327页。

[43]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44] 《辽史》卷五三《礼志》“岁时杂仪”，中华书局，1974年，第878页。

[45]  在笔者看来，明清时期十分盛行的二月二节之起源与中和节密切有关。二月二重农事的内涵与中和节的内涵一致，且被不少人称为“中和节”，还有那些被视为二月二节俗活动的活动总是在二月初一日举行。如果此种说法不错，中和节的民间传统性质更无庸置疑。

[46] 《绀珠集》，四库全书本。

[47] （宋）吴自牧：《梦粱录》，第6页。

[48]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四库全书本。

[49]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831页。

[50]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第239页。

[51]
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四库全书本。

[52] 《旧唐书》卷一三O，“李泌传”。

[53] 周来祥：《和·中和·中——再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及其审美特征》，《文史哲》2006（2）。

[54] 《汉书》卷四，中华书局，1962年。

[55]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八，中华书局，2004年。

作者: 黄景春 时间: 2008-11-3 09:45

张勃，你的这篇文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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