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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景军】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 [打印本页]

作者: 黄雯 时间: 2012-3-15 11:49 标题: 【景军】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

文章来源：面向21世纪人类学网站 2012-02-23

景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清华大学公共共健康研究中心
中国/北京100084，jingjun@tsinghua.edu.cn

摘要：针对20年来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本文从研究题目、著作数量、人才培养、社会相关性及理论框架和田野志质量等角度，阐述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同时提出一部分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题目。关键词：医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社会相关性。

从老一代说起

在中国老一代人类学家中，针对健康和疾病问题发表过实证研究的学者为极少数。因之，潘光旦和许烺光从事的健康问题研究显现得十分瞩目。潘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1937年) 一书。在此书中，潘先生研究了国民的陋习惯与中国健康低下的关系，认为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取决于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质, 而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质取决于优生。但潘先生没有用田野调查支撑他的论著，而是从对国民性批判的角度审视中国人不良健康状况的根源。许烺光的研究则不然。他的《云南西部的魔法与科学》（1943年）牢牢基于1942年他在云南西镇做田野调查时对一场霍乱爆发的田野记录。在后来出版的《驱除捣蛋者》（1983年）一书中，徐先生不但更加细致地解读了他在云南获得的田野资料，而且将1975年他在香港经历的一次鼠疫流行情况纳入了分析之中。

在田野志内容和思辨层面，《驱除捣蛋者》实属《云南西部的魔法与科学》的“扩增版”。在该书一开头，许先生就谈到了两个“不以为然”，即对西方人类学将迷信与宗教的分割不以为然及对西方人类学将宗教和科学加以对立的不以为然。这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人类学将迷信、宗教、科学之间的差异放在社会进化论理论框架中认识。马林诺斯基等人还就此类差异做出过一系列理论论述，认为迷信与宗教之所以不同，在于迷信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以具体的行动达到具体的目的，属于原始文化的特征；同时，宗教与科学也不同，因为前者以有组织的信仰和固定的价值观为核心，而后者则以理性的实证精神为依托。按照马林诺斯基等人的说法，迷信、宗教、科学代表着三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即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和现代社会。许烺光在书中彻底地批判了这一涉及到信仰形态的进化论学说。根据他的田野记录，无论在1940代的云南西镇还是1970年代的香港，人们对瘟疫的反应毫无冲突地将所谓的迷信、宗教和科学手段结合到一起。突显迷信的护身符用于驱赶瘟神，与彰显宗教精神的亡灵超度仪式自然地合为一股；代表科学理性的的药物治疗和隔离措施也与此同时毫无障碍地得以实施。许先生的研究不但表现出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并行存在的深切理解，而且体现了他对西方人类学有深度的反思。

虽然像许烺光那样从事过健康和疾病研究的老一代人类学学者为极少数，旧时的中国人类学对人类的躯体问题普遍地表现出了高度关注，体现在大量的人体测量研究之中。李济在192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将人体测量数据与史书记载的城池建造和姓氏演变相结合，系统分析了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费孝通在清华大学当学生时从师史禄国，曾分析过史禄国收集的华东和华南人体测量数据及一位日本学者收集的朝鲜人体质数据。林耀华在四川凉山进行调查时，也有彝族人体测量一项。很多其他的老一代人类学家，如凌纯生、芮逸夫、吴定良、陶云逵、马长寿、罗香林，田汝康等人，也曾在军营、监狱或少数民族地区非常活跃地从事人体测量研究。老一代学者做人体测量的目的不是研究健康或疾病问题，而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所谓的人种问题以及民族的起源、差异、迁移、互溶等问题。但这些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即大量可以看出健康问题的人体测量数据。其中最要紧的数据是身高和体重，有可能从中发现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体质问题。这是因为身高是人类体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从身高和体重的比例还可以分析人们的食品摄取是不足还是过剩。

如果好好挖掘，老一代中学者积累的人体测量数据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以往人类学研究对少数民族健康问题做出的判断。在无数人类学调查报告中，少数民族普遍地被描述成体弱多的落后部族。这些调查报告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影响即中国的少数民族从来没有过一个健康良好的历史经历。在涉及到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时，这种印象会更为深刻，好似这些所谓的小民族所以贫困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健康水平的极度低下。但健康是一个相对概念，要放在具体的社会氛围和历史时期加以考虑。以在20世纪初期仍然靠采集狩猎生活的小民族为例，其健康水平在历史上很可能超出从事农耕的汉族。原因在于采集狩猎民族的生活地域辽阔、饮食构成多元，既包括动物蛋白，也包括根茎作物和野果。即便疾病发生，由于人口较少，疾病必定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在最终的一个宿主死亡后，流行病会悄然停止。小民族周边的汉族则靠着单一的饮食结构过活，民间传说充斥着对饥荒的恐惧，而且流行性传染病在人口稠密的汉人农耕社会不断地泛滥。如果深入挖掘旧时的人体数据，我们也许可以从身高及体重的记录中看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体质上的差异或趋同，也许在中国也能找到萨林斯所说的“最初富裕民族”，即通过采集狩猎就可做到不愁吃穿、营养富足、劳动时间较短、家庭关系紧密而且身体康健的初民社会。

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崛起

严格地讲，中国医学人类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在真正的意义上兴起。更严格地讲，过去20年才是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期。之前的所谓中国医学人类学并没有形成规模，只有个别学者通过介绍性文章倡导中国人类学对医学人类学的重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迹象开始明显，到千禧年后更为如此。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2011年年召开之际，年会期间举办的15个专题会议就有两个属于医学人类学范畴，共宣读论文20多篇，而且绝大数是有田野调查为依据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看，中国医学人类学取得的成果超越了可以在同期加以比较的中国医学社会学。刘继同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中国医学社会学30年》学科综述文章中指出，“全国性的、中国化的医学社会学尚未起步，大量急迫、严峻、重大的社会现实需要与医学社会学边缘、落后、低下研究状况不相适应”。其表现之一即实证成果较少。刘继同用“医学社会学”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1979年-2007年期间“有关的文献共计只有103条，其中还包括有关介绍外国医学社会学的文章”。

相比之下，人类学虽然在学者和学生人数上远远少于社会学，但在对健康和疾病问题的中展现出了更大的能力，既做到了将重大社会现实与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结合，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用“医学人类学”“人类学”“健康研究”“公共卫生”等关键词组合检索，在中国知网可查到200多篇医学人类学文章。剔除书评、报道、翻译的论文、会议论文、词条解释或机构和人物介绍后，共有107篇属于实质性学术期刊论文。将这107篇文章用四个时段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医学人类学确实在进步。这107篇文章中，在1984-1989年期间发表的文章仅有两篇，都属于学科介绍性文章；在1990-1999年期间有21篇，属于理论和方法讨论的文章；在2000-2009年有54篇，其中27篇有田野调查的支持；在2010-20011年期间有30篇，其中15篇以田野调查为后盾。可见，1990年之后，涉及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文章明显增多；而在2000年后，越来越多的研究以田野调查为主，而不是在书斋里做案头学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

在中国知网还可以找到7篇以医学人类学为研究方向的优秀硕士论文，包括《泸沽湖摩梭人民族药物学研究》（杜娟，2006年，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乡村社会的医学多元主义》（杨蓉，2007年，厦门大学）、《维吾尔族医药民俗研究》（吐逊江•买托乎提，2007年，新疆大学）、《内蒙地方公共卫生进程的人类学阐释》（王剑利，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管村的医疗场域和惯习》（管志利，2009年，苏州大学）、《云南纳卡村老年慢性疾病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王俊，2010年，云南大学）、《生育中的清与真》（耿雅丽，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在这些优秀硕士论文中，《泸沽湖摩梭人民族药物学研究》值得特别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将民族药物学、民族生物学、民族历史学与医学人类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属于将自然科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佳作。

虽然可能更多，但本人通过中国知网和其他途径到目前查到的医学人类学博士论文一共十篇，包括《从医学人类学和科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压痛诊断方法》（胡卫国，2002年，湖南中医学院），《甘肃戒毒所的调查与研究》（李冬莉，2003年，中央民族大学）、《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乌仁其其格，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贫困、焦虑、艾滋病》（孙咏莉, 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滇西高速公路沿线的艾滋病风险》（高一飞， 2008年，中山大学）、《行走在边缘：云南乡村医生的职业生涯研究》（余晓燕，2009年，清华大学）、《艾滋病与中原血浆买卖》（苏春燕，2009年，清华大学）、《医学化与网络成瘾性治疗》（韩俊红，2010年，清华大学）、《献血行为研究》（余程普，2009年，清华大学）、《北方农村老年疾病的社会影响》（郇建立，2010年，清华大学）及《乡村回族妇女疾病与健康的人类学研究》（孙金菊，兰州大学，2011年）。在这十篇博士论文中，《行走在边缘》最具人类学田野志所应有的深度描写，做到了人类学家张小军所说的“三足鼎立”，即扎实的田野工作、清晰的理论框架和有针对性的方法之紧密结合。这是由于《行走在边缘》的作者能够长时间地浸泡在田野工作中，直接地观察到乡村医生的工作情境和日常生活世界，可以在细节中游刃有余地讨论国家和市场与村民和村医的互动关系。

直到动手撰写这篇文章时，本人能够找到并拜读过的中国医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专著一共五本，即《云南藏医历史与文化》（张实，2007年，云南大学出版社）、《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吴飞，2009年，人民大学出版社）、《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乌仁其其格，200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毒品、艾滋病与边疆社会》（沈海梅，201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及《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刘谦，2010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在这五本专著中，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医学人类学训练的吴飞先生针对自杀问题所撰写的《浮生取义》一书极为值得推荐。在此书，作者从死与生入手，从舍命看到取义的内在逻辑，然后从家之礼、人之宜、国之法三个层次来对中国文化中的自杀问题加以讨论，围绕着日常生活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但却饱含意义的一些词汇（如过日子、做人、赌气、脸面、想不开来等说法）对40多起自杀案例加以了细致的解读。吴飞在书中不但承继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呈现的本土分析方法，还体现了在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对当代中国伦理秩序的深刻担忧。

目前开设医学人类学专门课程的学校包括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人民大学和辽宁医学院人类学所。更多的机构在人类学课程中纳入了医学人类学内容或举办了相关讲座和研讨会。至于教科书，我们应该提到《医学人类学导论》（陈华，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医学人类学》（席焕久，200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文化与健康：医学人类学实践》（徐一峰，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医学人类学：21世纪人类学系列教材》（张有春，2011年，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些教科书对促进医学人类学教学有一定作用。但需要指出，目前的医学人类学教科书还缺乏有深度的案例介绍，难以让学生深刻地体会到医学人类学的魅力。这个是今后编写该类教科书需要弥补之处。

笔者的文献检索考察揭示，中国医学人类学已经完成了一个关键性转型，从早期的学科介绍、学科建设倡导和著作翻译阶段迈向了课程开设、人才培养和比较扎实的田野研究。这也就是笔者在本文题目中提到的“穿越成年礼”之含义。

中国医学人类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得益于四个主要推力。第一是通过翻译引进国外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著作和实证研究成果。其中，由于哈佛大学的凯博文先生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卫生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学生的培养，他的主要著作到目前已经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二是一部分人类学学者在2001年开始主动介入公共卫生项目，尤其是艾滋病防治项目，从吸毒、卖血、性产业、女性生殖健康的角度研究艾滋病的流行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论文。第三是很多人类学家高度重视中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医学传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多样化，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医学人类学专题研究。第四是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建设。目前具有明确机构架构和正式名称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机构有三两家，即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医学人类学与行为健康研究中心及、辽宁医学院人类学研究所下属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室。但提供课程和研究条件或从事这一领域人才培养的学术机构也有了一定数量。例如，兰州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都在推进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任何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带头人和资深学者对新人的培养。若以学术带头人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而论，南方的陈华老师和北方的庄孔韶老师做出了相当成绩。中山大学的陈华老师较早地步入医学人类学领域，尤其在编辑医学人类学教课书和对该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介绍方面起到了奠基作用。他在1998年出版的《医学人类学导论》是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医学人类学教科书，以民族医学、民族精神病学、营养人类学、人的适应性和生命周期为切入点，探讨医学人类学的源流以及理论和方法。他编写的《体育人类学》（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在谷歌学术搜索网记录的引用率为166次。他在2006年出版的《寻找健康——医学人类学调查与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涵括了自己的四篇论文和四篇由他的学生撰写的论文，对中医、草药疗法、藏医传统、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社会文化因素、乡村卫生保健体系和农村女性生殖健康加以了细致的分析。

人民大学的庄孔韶老师则主要在两个研究领域从事并推动了医学人类学研究。首先，通过艾滋病研究，他从亲属制度和仪式制度研究了四川凉山彝族对禁毒的态度和行动并从社会网络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剖析了性工作者的组织形态。在庄孔韶老师的带领下，一批青年学者，如富晓星、嘉日姆几、李飞、张有春、雷亮中、赵世玲、和文臻、黄剑波、孙晓舒、刘谦，先后进入了艾滋病和其他公共卫生课题研究领域。另外，庄孔韶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一起从民间信仰、民族文化、宗教情节、生死观念等多重视角研究了临终关怀所涵盖的一个双重命题，即医学理念与文化理念在生死问题上的碰撞。还值得一提的是庄孔韶主持拍摄的一部民间禁毒纪录片，无论从立意或拍摄手法方面均体现着他对健康和文化问题的深思熟虑。该影片的拍摄、制作和播放过程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电视台的支持与合作，因而可以被视为影视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思想结合并运用于健康促进实践的典范。

若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医学人类学进程的所谓特点而论，有五点可作为总结。第一是具备明显的社会相关性，能扑捉住对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健康问题加以研究。第二是积极借鉴了国际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但并没有机械照搬，从而推出了有本土个性的研究成果。第三是对少数民族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对民族医学的肯定态度。第四是既注重健康理念，也重视健康行为，同时把针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纳入研究之中。第五是将艾滋病防治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积极地参加到由国家或民间社团所推动的公共卫生项目，在克服很多误解之后与生命科学、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领域的一部分专家们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保持国际连接的必要

中国医学人类学近三十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医学人类学的借鉴。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医学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的连接仍然需要保持，其中一个必须攀援的台阶就是在西方顶尖的医学人类学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或理论文章。另外一个需要下功夫的领域是建立实证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因之，对西方医学人类学成长轨迹、现况、理论导向、机构建制及核心期刊的进一步了解变得相当必要。

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名称，医学人类学一词首次被使用的时间是1963年，以美国《人类学双年回顾》一书中“医学人类学”独立章节为标志。在欧洲，先后用于指代医学人类学的名称包括“健康人类学”、“疾病人类学”及“医药人类学”。

到目前，西方人类学的专门刊物有九个。其中在美国出版的有四个，即《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 Medicine）、《医学人类学季刊》（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文化，医学与精神科》（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及《医学人类学研究》（Studie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在英国出版的有三个，即《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人类学与医学》（Anthropology & Medicine）及《民族生物学与民族药学》（Ethobiology & Ethnomedicine）；在德国和荷兰出版的有两个，分别为《民族医药杂志》（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和《全球变迁与人类健康》（Global Change and Human Health）。

从专业组织角度看，隶属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的“医学人类学学会”早在1968年就已经成立。其他国家、地区或国际学术机构成立的医学人类学专业组织都晚于美国。例如，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的医学人类学委员会成立于1977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下属的“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学委员会”成立于1985年；欧洲社会人类学学会下属的“医学人类学网络”到2006年才成立。但应该补充说明，虽然欧洲的医学人类学专业组织成立的时间较晚，分散在欧洲很多国家的人类学家已经在1960-1970年代从事了健康和疾病研究。

西方医学人类学兴起的缘由在于二战后西方医学在全球范围的空前普及程度。虽然很多被西方列强所殖民的国家在二战后纷纷独立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但在医疗卫生领域则选择了以西方现代医学为主导的卫生保健模式。西方医学的强势一方面威胁到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传统医学之生存，一方面也遭受到了地方文化的挑战、抵制或限定。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人类学家非常关心的研究题目。所以早期的西方医学人类学学者所试图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建立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现代医疗制度或如何看待传统医学的价值。

另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疾病谱在上世纪70-80年代之际在传染病继续流行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慢性病蔓延问题。新型疾病谱的影响不仅限于健康问题本身，而且对家庭关系、就医行为、疾病认知以及医疗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再有就是生命医学的突破带来新的生命伦理问题，如出口药物价格、抗生素的滥用及器官移植手术所引发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另外，艾滋病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从1980年代初开始在全球泛滥的问题彰显了弱势群体和贫困国家面临重大疾病时的脆弱性。诸如此类的问题恰好是人类学研究的兴奋点，原因在于西方人类学高度关注异文化，而发生在异文化中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正好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切入点。

如下四个视角西贯穿着西方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很值得中国医学人类学界的进一步借鉴。

一是社会文化视角，即对现代医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加之研究（如影响疾病控制的文化因素）、对传统医学的研究（如中医、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的历史与实践）以及对疾病和健康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如不同文化中的病人对疾病诱因的认知和解释模式）。这一研究取向的重大意义在于牢牢地将医学人类学研究镶嵌在人类学研究的主流之中。

二是马克斯主义学派视角，即根据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分析疾病和健康问题。所以，现代化对北美印第安人健康的负面作用、医学私有化如何作为西方后殖民主义工具的问题以及海地的艾滋病与美国性产业和旅游业的密切关系, 纷纷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之下得以剖析。这一研究取向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人类健康的不平等。

三是生物文化视角，即才采用将生物和文化视为一体的态度研究健康问题。推崇这一观点的西方人类学家认为，现代科学将身心视为一个两元对立的存在实属错误，原因在于身体的苦痛与人们感受难以分开、生物性的作用和以文化为基础的认知难以分开、同时疾病和健康意义既有普遍意义，也有具体的、地方化的、受到文化情境限定的特殊意义。例如，医生和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可能体现着不同的疾病认知体系，会直接影响到医患沟通的形式和效果。再有，某些疾病常常成为一种文化暗喻，途径之一即人们在有关疾病和疾患的叙述中会使用躯体化的方式讲述个人所遭受的社会性苦痛。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在文革后来到中国对对神经衰弱症和中国患者在政治运动的经历加以结合的研究即为一例。

四是社会文化建构视角。所谓疾病和健康的社会文化建构指某一身心问题如何被过度的医学化或某一社会问题被盖上疾病或生物学的标签加以处理。创伤后应激焦虑综合症和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关系可以作为两个非常说明问题的案例。创伤后应激焦虑综合症就是经历过重大创伤出现的焦虑症。该医学名称在越战之后出现在美国精神科学界并很快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精神疾病。但一名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该综合症的出现有一个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与越战老兵利用心理疾病问题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关，同时与精神科专家争取更多患者的企图有着密切联系。而研究脑死亡的意义在于死体的器官移植得以实施的首要条件是用什么标准判断人的死亡。根据一名人类学家的研究，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人不断气人就仍然算活人。但脑死亡的概念在日本医学界得以承认之后，科学权威对公众的新说法是大脑功能失去的人等于死人，等于没有生命意义的人，因而可以作为器官捐献的源泉之一。从此可见，器官移植的医学奇迹的背后其实是科学权威对一个文化中的生死理念之改造。

结语

中国医学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具备如下几个条件。第一，它已经有了西方医学人类学作为参照系，有可能做出跨文化的思考。第二，它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成果作为铺垫，可以作为理论升华的基础。第三，中国的医学多样化提供着大量而又丰富的研究素材，可以作为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宝库继续加以开发。第四，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疾病转型中有着多的医学和文化牵连的重大问题，可以使得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更有社会相关性。第五，已经有一部分医学人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虽然数量尚待增加，同时机构能力尚待提高。

在上述已有条件的基础上，中国医学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之一即做好研究选题。例如，健康差异与民族差异可以从健康的社会梯度角度加以研究。在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群体和不同民族中所发生的酗酒问题可以从健康行为与文化理念的角度加以分析。保胎孕和坐月子的习俗与妊娠期和产褥期女性疾病的关系也非常值得研究。其他选题包括性病的传播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民族药物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健康促进中的人类学问题、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患者组织与患者权益保护的关系、人们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及基于疾病的社会歧视。这些选题涉及到了医学人类学所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医学或医疗体系的多样性、疾病的文化建构、健康的社会梯度、过度医学化以及医学实践和就医行为背后的文化理念。

另外两个选题涉及到民族杂居区和农村的水污染。众所周知，中国很有相当数量的多民族杂居区，呈现着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多种宗教信仰的并行。以刘夏蓓研究的青海省德恒隆乡的卡力岗人为例。作为一个特殊回族群体，卡力岗人自称是一个从藏族变为回族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有讲藏语的卡力岗人，也有讲汉话的卡力岗人。在恒隆乡既有完全的穆斯林村落，也有藏回杂居的村落，还有彻底的藏民村落。可见这是一个回族文化、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同时发生影响的民族杂居区。就恒隆乡而言，这个地区起码有五种医疗体系并存，即藏医、回族医学、现代医学、传统中医及各类民间疗法。在这样的地区研究医学人类学的意义源于丰富而又复杂的医疗体系多样化所导致的就医行为模式多样化，从中挖掘文化多元性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左右和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意义。至于水污染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突飞猛进。伴随这一飞跃而来的是环境污染的恶化。尤其是在苏南等经济先进地区,水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初步的研究已经发现一个从外源性污染到内源性污染的变化。外源性污染即工业污染，从外部威胁到村庄的内部生活；内源性污染则指源于农民自身生产和生活的污染。内污染的发生一定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集体行为的转变密切关联。而对这些严重影响农民健康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医学人类学家的强项。

虽然还有很多的努力尚待做出，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在过去20多年的进步绝非是来自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想象，也不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的想象，更不是中国学者对自我的想象。发表过这一说法的学者一定没有仔细研究中国医学人类学的进程，而是带着有色眼镜在品头论足。尽管有很多国情和文化差异，中国医学人类学家同其他地区的同行一样，也是以研究人类健康、疾病、医疗保健制度及人类的生物文化适应性为主，所从事的工作范畴绝不是生物医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从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人类健康问题。当然，中国医学人类学对生命科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有过很多借鉴，而且需要继续借鉴，但这些学者（在此转借人类学家罗红光的一句话），属于一批“不甘寄生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们”。

行文至此，笔者希望特别强调，人类学对人类健康的最主要贡献在于人类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即人类学提倡的整体论。所谓整体论指在认识层面和研究策略中把要探讨的问题放在一个多重因素的范畴加以对待，既要关注共时性问题, 也关注历时性问题，既要分析生物或生理的因素, 也要分析社会文化因素。以酗酒问题为例。2006年之际，全国农村居民前五位死因分别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病、心脏病、意外损伤（包括中毒）。而何群在2004年完成的研究中发现，意外损伤在鄂伦春人中为第一位的死因，以冻死、自杀、、溺水、枪支走火为主，通常发生在酗酒期间。从减少意外死亡的考虑出发，预防酗酒必定首当其冲。但鄂伦春民族的酗酒问题并不是能够依靠某个单一的公共卫生策略就可以解决。酗酒与鄂伦春人在与外族相遇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挫败相关，与该民族严重的文化生存问题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所以，何群不但仔细记录了酗酒问题的严重性，而且研究了鄂伦春与酒精遭遇的社会史、借酒消愁的种种原因及该民族的文化生存危机与环境生存危机的紧密联系。

总之，把整体论作为观察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手段就是为了避免狭隘的目光，防止只见树而不见林的认知错误。在涉及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研究中，人类学提倡的整体论尤为重要。

注释
1 潘光旦，1937年。

2 Francis L.K. Hsu, 1943年。

3 Francis L.K. Hsu, 1984年。另见许烺光，1997年.

4 Li Ji, 1928年。另见李济，2008年。

5 费孝通，1994年年，第13页。

6 王建民，2007年，第9页，杜靖，2008年，第185页。

7 黄兴发，2009年。

8 Marshall Salins, 1989年。

9 刘继同，2008年，第137页。

10 中国知网是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的产物，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包括中文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和报刊文章的全文电子化数据库。

11 张小军，2007年。

12 另见徐义强, 2011年；张宁、赵利生， 2011年。需要说明，徐义强及张宁和赵利生撰写的近30年了中国医学人类学回顾文章对本人有很大启示。这两篇文章有的观点很相似，但所引用的研究成果并非雷同，所以可以作为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类学发展状况的另一重要线索。

13 富晓星，2006年；嘉日姆几，2997年；李飞，2010年；张有春，2008年；庄孔韶、赵世玲；2009年，雷亮中、和文臻， 2011年、黄剑波、孙晓舒，2007年、刘谦，2010年。

14 庄孔韶，2007年；黄剑波、孙晓舒，2007年；富晓星、张有春，2007年；嘉日姆几，2007年；李晋，2007年。张庆宁、卞燕，2007年。

15 见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2005年。

16 Scotch，1963年。.

17 Paul，1955年。

18 Leslie，1976年。

19 Helman, 2007年。

20 McElroy , 1979年。

21 Navaro ,1986年。

22 Farmer, 1992年。

23 Hahn，1983年。

24 Kleinman, 1988年。

25 Young, 1995年。

26 Lock, 2001年。

27 刘夏蓓，2004 年。

28 秦红增、陈阿江，2009年。

29 罗红光，2011年。

30 何群，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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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China’s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a Rite of Passage to Maturity

Jing Jun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ajor trends in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past 20 years by examining its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the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 textbooks, and translated works published as well as the social relevance of Chinese medical anthropology, the quality of related ethnographies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ten adopted for research.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made at the end of this review article.

Keywords: medical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issues, research development.

鸣谢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庄孔韶、罗红光、刘下蓓、曾红增对初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对最终稿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笔者在此表示深深的感激。

[ 本帖最后由黄雯于 2012-3-15 11: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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