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燕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9月 第50 发布时间：2012年3月3日

摘 要：在农业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些村庄被改建或拆建成社区,农民通过集中居住成为了居民或市民。在这种新社区中,因生存空间转换、生计模式改变、规则意识重建以及治理资源缺失等因素的困扰,使社区治理面临困境。其中人的文化理念的适应性成为了一个突出问题,如何通过以新居民为主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来重建其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以形成新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同,成为社区有效治理的现实挑战。成都市龙华社区的“新市民教育工程”便是为了应对这一治理困境进行的探索,本文探讨了这一工程的绩效、运作机制和限度,并对其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村改居;新市民教育;文化建设;社区认同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基础

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亿万农民正在经历职业、地位乃至身份的变迁。比如在统筹城乡过程中,一部分农民离开祖辈生活的村庄,集中居住在小区,成为居民或市民。随着这种生存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民正走在从乡土性向现代性转换的路上,一方面传统价值体系不断受到冲击而走向消退,另一方面新的价值元素不断融入但现代性尚不可得,成为新居民的农民体验着身份变动带来的焦虑和新角色适应引致的恐慌。如何让村改居后的农民更快地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重建自我价值与生活意义,在新社区中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建构新的社区秩序和治理结构,成为社区理论研究的热点和新社区治理的现实课题。

理论上,一些学者认为,社区不仅包括一定的区域和人口,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社区成员要具有共同的社区观念、归属感等共同体意识,其中社区文化建设功不可没。因此,社区文化成为了社区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有学着探讨了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功能以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目标、原则、主要内容、基本途径等;①有的从分析社区文化在社区发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对基层社会发育的动力和机制进行了描述;②有的一般性地阐述了社区文化建设对社区的意义价值、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以及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路途径等;③还有学者以移民社区、少数民族社区为例,从社区文化认同的角度来阐述文化建设对社区的意义,以致文化认同对社区秩序建构和社区认同的价值。④这些研究虽然大多没有区分城市社区和村改居后的新社区,但仍极具启发和指导意义,它引发的思考在于实践上究竟如何操作?社区文化建设由谁来主导和实施?社区文化建设是应对式还是内源式,二者转化的机制何在?社区文化建设导向社区文化认同以致社区认同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还是惊险的跳跃?这些都需要实践来验证和解决。

实践中,不少地方把社区文化建设作为破解这种新型社区治理难题的一种出路。管理者认为,新社区的难题在于农民“脱鞋未脱皮”(未脱掉农民习气)、不习惯“新生活”、文化素质跟不上,试图通过投资社区文化设施,开展社区文化活动,营造社区文化氛围,提高社区居民素质,从而既解决社区的现实问题,又实现社区的“良治”。村改居社区的文化建设实践不同地方的具体操作模式不同,有的以建设社区图书馆为载体、有的以建设社区网络文化9或学习型社区为平台来推进社区文化建设,有的以婚育新风教育或孝文化教育为契机展开社区文化建设……。在成都市龙泉驿区的龙华社区,其社区文化建设是以“新市民教育工程”为载体展开的,为了让快速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适应新的城市社区生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变市民”,龙华社区开展了一系列以“唱响主旋律,共创新生活”为主题的新市民教育活动,以提高社区新市民的现代文明素质。但从“新市民教育工程”的内容来看,主要围绕提高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以改变观念、利于就业)和思想道德认识与素养、改变居民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丰富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打造独特的社区文化来进行,虽然冠以为“新市民教育工程”或社区教育,实质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一种模式,所以本文把这一工程归为社区文化建设的范畴。本文试图通过对该社区文化建设实践的绩效、机制和限度的分析,拟探讨农业社会向城镇社会大变革历史进程人的文化理念适应性问题和村改居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并寻找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二、村改居后新居民社区的治理困境

通过让农民集中搬迁、集中居住形成的新居民社区与原来的村庄社区和城市社区有着不同的形成和运作机制。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虽然多数情况下是在原来居委会、街道办体制下的“翻牌”,但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调控中心的转移,以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为核心的社区开始逐渐上升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⑤,接受城市基层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的指导,在社区党支部领导下的社区自治也逐步演变为城市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农村,社区可以是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聚居而成的行政村,还可以是以生产小组或以集中居住片为范围的自然村,这种社区虽不乏行政权力的痕迹,但主要还是因为长期的共同居住、共同生产和生活自然形成的,相同的职业、相似的生活节奏和久远的交往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历史与社区记忆。

新居民社区的形成遵循的是外部力量引导和推动的路径。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主导下,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三个集中为核心,“龙华实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⑥通过土地整理和集中居民区建设,2006年7月,龙华股民全部迁入西博苑城市新居,农民集中居住,成为城市居民,原来的村庄变成了新居民社区。⑦龙华村从一个传统农业村,变成了交通便捷,区位优势得天独厚⑧,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以工商业为主导的新兴城市社区。

农民们来到了新社区,聚合成一个新的基层社会自治单位,社区治理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由于生产、生活、居住方式的根本改变,使这个新聚合体的治理面临来自新居民和相关治理各方的挑战。

1.社区新居民面临的困扰

因集中居住,加上小区配套设施的完善,花园式小区使居住环境明显改善,交通、日常生活和子女入学都更为便利,但居民们仍感到失落、迷惘和焦虑。

生存空间转换的失落。虽地处成都平原,但四川的农村一般以散居为主,每家每户或两三户形成一个独立院落,土地就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生产与生活空间基本重合。虽然在社会化就业的冲击下,不少村民都曾离开村庄,但他们的根仍在祖辈居住的小院落。现在平房变成了楼房,记忆中的小竹林、小山坡被钢筋水泥结构替代,生活场所与生产场所分离,对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的惦念使一些老年农民体会着不同程度的无根漂泊和缺乏共同体意识的焦虑与无助;中青年农民在经历初期的兴奋后,也有些许失落。

生计模式改变的忧虑。集中居住前的村民以土地为生存之本,尽管非农就业收入已经占据了家庭收入来源的相当比例,尤其是原本在近郊的龙华村,但那几块地仍被全家人视为最后的退路。现在土地通过集中整理和使用,生计来源发生根本改变:一是居民成为股东,可从合作社得到的股金保底红利或租金、甚至分红;二是可以在二、三产业就业获得工资报酬以及自主创业的收入;三是可以获得由合作社中的集体股收益提供的其他福利,如合作社对股民实行的水电气三贴、对新市民暂时的物业费免除、2008年9月起对股民每人每月发放1斤食用油和10斤大米的粮油补贴,还有医保和逐步实施的养老保险等。家庭生计完全依赖非农收入和合作社福利,但股份合作制经营毕竟有风险,股金收入和非农就业的薪酬存在不确定性,新居民对未来生计来源的可持续性未免心存担忧。

生活方式转变的迷惘。成为非农居民后,一户一门的单元楼居住格局使自由串门受到限制;河边、路旁、水井或院坝等村落日常公共生活空间消失殆尽;那些重新就业的居民需要适应工业流水线的快节奏生活;无地可种的老年农民因无比闲暇而变得有些不知所措、焦灼不安;曾经熟悉和随意的邻里关系因不同的就业轨迹开始疏离和陌生,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断裂……新居民似乎在失去农民淳朴本性的同时,对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显得陌生,因不适、茫然而有些迷失生活的方向。

规则意识重建的焦虑。村庄曾是“熟人社会”,但现代国家的介入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流动性、开放性已经逐渐改变了村落社区的性质,致使维系传统社区的文化资源流失。⑨但土地的牵连使他们打断骨头连着筋,共同的地域、相似的生计模式、相同的身份界定、积淀的历史记忆使伦理亲情、互惠互助、不丢面子等观念尚未彻底消失。而新居民社区以城市生活为指向,基于利益的算计、合约、公私观念是其基本价值,既要充分地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又要有公共参与精神是现代城市人价值追求的境界。在按照市场规则算计个人利益的同时关注公共利益,公私空间的区隔与融合、付出不等于回报这些“矛盾”的规则意识让快速成为城里人的新居民感受到的是冷漠、隔离,于是他们观望、迷茫,甚至充满挫折感而沮丧。

在反映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的电视剧《挪个地方要得不》中,执拗的牛大叔在自家那块地上久久徘徊而不愿离开,住进高楼感觉不接地气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哼小曲磨豆浆,最后在小区楼下的草坪边,伴着泥土的清香、露水的滋润和虫鸟的聒噪却酣然入睡。艺术虽然高于现实,但片中人物入住社区后的担心、迷惑、焦虑不安和冲突不断却是真实生活的写照。

新居民乃社区的主人,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但他们面对新的生活境遇处于不断调适的状态下,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不是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便是自顾不暇,于是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便难以担当社区治理的重任。龙华社区的管理仍是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由大面街道办代为实施。而作为管理这个社区的各方主体,同样面临治理的困境。

2.相关治理各方面临的困境

治理资源的缺失。村社时期,因集体握有土地资源,依凭土地的分配和调整,村社在经济上对村民有制约能力;同时,长期生活形成的舆论约束、面子观念、人情伦理等文化传统也对村庄社区秩序的维持有一定影响。在新建的龙华社区,土地由股份合作社集中经营,政府和街道理论上都失去了直接控制资源的可能,当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都还有限的情况下,因资源的匮乏使其整合能力不够;来自不同村庄的居民通过抽签方式形成了混居,尽管在一个小区,但就业渠道的分散形成了多元的生活轨迹,职业和身份群体的多样化、流动性使共同的价值观日渐式微,整合新社区的文化资源亟待形成。

治理身份的尴尬。社区是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自治组织。因龙华社区的实际情况,很多事务由街道办代管,大面帮扶队和股份合作社也参与其中。⑩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把街道办置于一种尴尬地位:街道办是社区治理的指导者,社区具体事务实行自治,但现在街道办实为具体事务的管理者和操作者,既缺乏合理名分,也缺少治理资源,名不正言不顺,面对这样一个新型的社区,治理工作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治理愿景的偏差。在区委区政府看来,龙华社区居民获得了逐步落实的各项征地政策的经济补偿、花园小区住宅、股权分红、相关福利,以及就业保障,从而不会对自身状况和有关土地补偿、房屋搬迁、养老和医疗保障、村队拆制等具体工作表现出不满。通过统筹城乡可以让农民迅速过上城市生活,社区应该是和谐、稳定的,这是对政府良治的赞同和回应。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社区创建初期上访、闹事不时发生,甚至从龙泉山上搬下来的大兰村民并不认为高楼大厦胜过山顶的草房。[11]政府的良好愿望没能得到期待的回应,新居民为何不能理解政府的治理愿景让政府困惑。

以上两个方面的困境使新型社区陷入治理困局。于是旨在“充实居民精神生活、提高居民生活情趣、培养居民文化素养、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美化居民生活环境、增强居民创业能力、强化居民文明素质”的新市民教育工程应运而生。

三、以社区文化建设为载体的“新市民教育工程”:绩效与机制

新市民教育工程针对的是转移进城的龙华社区市民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生活卫生习惯、社会公共意识、创业竞争能力等方面与新市民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的现实情况,龙泉驿区大面帮扶队按照区委“把新市民教育工作当做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的要求,在大面街道的领导和支持下,深化“龙华实践”的内涵,开启了这一工程。

1.新市民教育工程的绩效分析

根据街道办的总结,新市民教育工程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成效[12]:

促进了“三充分一持续”的实现。社区创造性地建立了“龙华新市民技能培训讲习所”,着力提高龙华股民的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通过新市民就业“订单式培训”、创业培训,积极联系周边企业,全面解决了社区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一批社区创业明星成长起来了,促进了社区居民的充分安居、充分就业、充分保障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了新市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科技、文化、道德、卫生为主要内容的新市民教育,开展“八荣八耻”宣传教育、“道德规范进我家”和“一言一行见公德”实践,缔结知恩感恩、弘扬正气、遵纪守法、和谐包容、珍惜荣誉、文明生活等新市民公约,以及各种典型示范、评比等教育活动,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社区新风尚正在形成。

促进了社区和谐建设。通过发挥社区图书馆、文化休闲广场及文化活动场所等社区文化资源的功能,组建各种老年文体健身团队和建设多姿多彩的广场文化,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实现社区和谐。促进了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合作社股民的固定资产增值和人均收入增长的情况下,股民生活保障体系得到逐步完善。

以上从政府视角来看,新市民教育工程确实成效显著。无论如何,社区居民上访得以消除,不满情绪得到平息,就业率逐步提高,闹事吵架现象减少,小区卫生状况得到改善,呈现出温馨和谐、稳定有序的治理局面。实现了政府有效治理的目标,居民也得到了实惠。

从社区居民的角度看,当他们进入社区后处于不满、迷惘、无所适从和焦虑的情形下,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新市民教育活动填补了时间空虚,加快了他们对生活场域的熟悉和居民身份的认知;在增强谋生技能的同时,丰富了文化生活,规范了生活习惯,如果不考虑这一工程政治教化的价值指向、宏大叙事的目的和风格,“新市民教育”可以说是上级党委和政府给新居民及时送来的“心灵鸡汤”。

2.新市民教育工程的运作机制

新市民教育工程能在实现治理目标的同时让居民受益,在于以下机制的有效运作。

(1)利益关联与体验参与相结合的动员机制。社区居民愿意关注、参与各种文化教育活动,除了政治动员的惯性号召力外,还得益于另外两位因素:一是关乎社区居民的利益。为维持家庭生计并提高生活水平,对社区居民而言,最根本的是如何挣得更多的非农收入,由此就业技能的教育备受他们的关注。新市民教育工程中技能教育是其重要内容,在对新居民进行就业观念引导的基础上,开展了系列创业和就业培训,订单式培训,并提供创业支持和就业配套服务;丰富的文化娱乐、表演活动和健康养生讲坛也满足了新居民打发业余时间的需要。把居民关心的问题列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自然能吸引居民的参与。二是体验参与获得的经验。新市民教育工程采取了活动和培训互动的形式,很多教育内容不单是理论的说教和抽象的灌输,而是寓于具体的活动中,需要参与、分享,如各种健身团队及民乐队的表演、灵活的家长学校、元旦长跑、“家庭室内净化美化”评比、社区的中秋联欢和春节联欢会、移民周年庆典活动等。居民通过参与这些活动,获得了共享的经验与记忆,无论是广场式的狂欢,还是深切的内心体验,都会产生良好的动员效果。

(2)多元内容和形式为居民提供的选择机制。新市民教育工程内容丰富,方式灵活,为新居民提供了选择的空间。从内容来看,涵盖职业技能教育、创业教育、法制教育、氛围教育、文明行为和习惯教育、德育教育、群众教育等许多方面;具体方法有问题学习、游戏学习、案例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学习以及因材施教学习等;获取教育内容、感受教育氛围的载体有社区教育学校、社区广播站、社区电台、社区宣传公示栏、记录社区人自己故事的《龙华实践》杂志、学生联合会、家长学校等七大平台。多元的教育途径和教育内容,让居民在主旋律和政治先导的框架下仍然有选择的空间。

(3)舆论压力与典型示范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新市民教育工程借助丰富的教育平台和广泛的大众参与,在社区逐步形构了一种舆论压力——教育活动与每个居民有关,参与是社区居民身份的表征,参与就能提高素质,进而提升社区生活质量。电视、广播、宣传告示、社区学校、杂志等居民身边的各种媒介形成铺天盖地的教育环境和强势的教育氛围,居民自觉不自觉地都被裹挟进了新市民教育工程的洪流中,并在接受教育中开始了再次社会化。另一种对居民的约束来自典型的示范,针对不同的教育内容塑造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如“社区创业明星、文明小标兵、十佳新人新事、好媳妇好公婆好女婿”评选等,都是新市民教育中塑造正面典型的活动,正面人物得到鲜花掌声和物质奖励;同时,通过座谈会、批评教育活动来解决社区治理中的不和谐声音[13]达到转变和统一认识的目的。舆论和典型的力量形成了一种社区文化氛围,虽然尚未形成新的社区文化资源,在原有村庄文化资源流失的情况下,这种氛围对居民是一种感染,也是一种制约。

以上机制的联动,加上政治动员的强大力量,明确的目的指向性与形式多样性的配合,居民们便欣然加入了这一以“共创新生活”为主题的社区文化建设活动。

四、“新市民教育工程”的限度与方向

龙华社区的新市民教育工程得到了国家、省、市的高度评价和认可,成为了全国各地学习考察的样板,社区居民也实实在在获益。但从这一工程的启动、内容、形式、目的及其机制看,仍有其限度。

1.新市民教育工程的限度

(1)外部整合与自我整合、政府主导与社区主导的问题。龙华社区的建立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社会的规划性变迁,新市民教育工程是由政府发动、政府投入、街道办负责组织实施、居民响应参与的一种社区文化建设模式,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提高了居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规范了居民的行为,促进了社区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活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外部整合。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在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借助文化传统实现社区的自我整合。[14]农民经历村社制度的国家建构,再到集中居住的城市社区,传统近乎于被连根拔掉,新社区缺少传统资源,现代的市民理念尚未形成,需要借助一种力量进行整合,形成相应的制度和规范,于是政府的介入不可或缺。

新市民教育工程系列活动依赖政府投入和股民合作社集体股收益的支持,而政府的长期投入不可持续。在此过程中,随着政府主导逐步退出、投入逐渐减少,政府在为居民参与提供组织平台的同时,如何培育社区自身的主导力量,帮助社区建立自治规则,从而形成社区自我整合的机制方面还明显不足。社区的治理思路不能从“管治”走向“自治”,没有社区的自我整合和内在秩序建构,也无法真正实现农民向市民进而向公民的转化。

(2)解决问题的应急指向与公共议题的可持续性问题。新市民教育工程的启动源于农民成为居民后的社区治理困境:社区内有居民上访、部分居民不愿离家就业成为游民而影响社区治安、“屋内已小康、屋外乱又脏”使社区卫生状况堪忧、婆媳矛盾、邻里纠纷、讲脏话、随地吐痰、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影响社区的和谐与稳定。欲实现社区秩序的可控,平衡社区的利益关系,规范居民的日常行为,出路在于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生存技能和文明素养,充实其精神生活进而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社区良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市民教育工程的实施是基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应急指向性,尽管其实际效果超越了问题指向的初衷。随着这一工程的延续,绿化带里种葱蒜的问题解决了、生活环境美化了,居民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逐步提高了,就业问题暂时解决了,社区将走向何方?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何在?

社区治理仰仗社区居民的参与,居民参与的动力源于利益共享的公共议题。这些议题除了社区的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在龙华这样的社区,还涉及农民合作社经营中的代理人产生机制问题、被整理出来的土地的合理利用及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问题、小区内属合作社所有的商铺出租程序和租金管理问题、小区物业管理机构的聘用及物业费收取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社区内建立一套稳定的组织机构和运行规则,社区居民由关注经济利益转为关注公共精神生活,社区的发展就获得了内在动力,进入良性和可持续的轨道。正如徐勇提出的,农村社区建设不仅在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且在于通过对基层社会及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完善农村社区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从而建构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15]尽管他讲的是农村社区,对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3)市民教育的宏大价值渗透与润物无声的问题。新市民教育工程的主题、内容和具体实施都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思想政治先导的原则。无论是德育内容上的理想信念教育、道德规范教育、知恩感恩教育,还是“升国旗,忆党恩”的仪式,“龙华社区文化节”的大型表演、回忆龙泉变化的照片征集评比、见证龙华变迁的小品表演,以及各种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评比表彰活动……都在于在正确的思想引导下,不断满足农民在市民化进程表现出或提出的适应城市新生活的愿望和需求。的确如此,城市化不是简单的身份“非农化”,对政府规划的认知、对新生活的理解、择业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离不开正确的引导和外部的灌输。

但这种引导和灌输需要警惕滑向“国家视角”的惯性轨道。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解释20世纪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的逻辑时指出,对科学和技术进步改变人们生活的极端信仰,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些计划可能损害他们预期的受益者……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16]。其实在龙华社区的实践中,除了主旋律,社区电视频道中的《龙华私房菜》、《龙华开心一刻》、《龙华音乐》等栏目和健康养生论坛不乏对社区居民生活细节的关照,只是充满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的规劝与理想,加之昂扬的语境冲淡了其中的平和与脉脉温情。社区生活既要非常态的节日狂欢,也要细水长流的透彻感受和体验,观念的转换既要疾风暴雨的猛烈冲击,也要润物无声的心灵交融。正如都市学的教母雅各布斯指出的,秩序体现在日常实践的逻辑中。维持秩序的正式公共制度只有在丰富的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支持下才能成功的发挥功能。[17]

2.从文化建设走向社区认同

社区认同,一般是指社区居民在主观上对自己、他人及这个社区的感觉。这种感觉包括喜爱、依恋、归属等多种情感,人们常称之为社区认同感。[18]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社区认同是在社区成员以及社区组织之间互动形成的,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是社区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而文化认同是其内核所在。

社区认同如何度量,一般把测量社会资本的三个重要维度用来研究社区的认同,即社区意识、社区凝聚力、社区依恋度。[19]即是说,社区认同的形成一般要经历社区认知、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几个相互交融又逐步升华的阶段。

社区认知是社区成员对自己身份和生活环境的一种认识。认同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愿意在社区生活,遵守社区的基本规则,首先是日常生活规范的遵从,对新的生活方式达成理解和共识。社区参与是社区成员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参与并愿意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维护公共规范、公共规则,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公共参与精神。社区依恋则是因为社区归属感的形成,社区成员建立了稳固而有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社区有了深厚的情感,愿意在社区长期生活的一种忠诚态度和满意感。经过认知、参与、认同及其相互交叉的情感体验与互动强化,社区成员在新的环境中实现再社会化,由社区走向社会。

由此观照龙华社区的“新市民教育工程”,通过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大力实施各类教育活动,确立社区终身学习、知恩感恩、和谐包容、尊老爱幼、勤劳致富、文明生活等核心价值理念,并以大众化的参与为平台,在基层社区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生活化,提高居民文化素质的同时达成了新居民的社区认知。进一步深入分析,此时的社区主要还是一个基于共同地域的居住共同体和有利益关联(股份合作社)的经济共同体,尚不是一个自治共同体和社会生活文化共同体。其进一步发展需由文化建设走向社区认同,这是一个渐进的转化过程,需要关注以下成长路径:

一是社区组织资源的培育,社区自组织是治理的基础,社区既要建立基于民主选举的内在权力组织,还要充分调动妇女、老人、各种能人和外来人员的积极性,完善妇女会、腰鼓队、老年协会等娱乐和志愿性质的民间组织,丰富社区组织资源,增强治理绩效。二是社区公共议题的构建,认同感不仅来自集体意识的塑造,更重要的需要社区成员对社区生活的主动参与,通过参与各种源于自利和公益的公共议题的讨论、解决,在争论中变得更加理性和包容,并形成共识的规则体系和共同的价值理念。三是社区利益的深切关照。社区认同的构建离不开其现实的利益基础,利益是形成认同的根源所在。[20]非农就业会进一步加剧社区的分化,要求社区能帮助人们满足基本需求,维护其基本权利,利益关照要深入到老人赡养、子女教育、邻里关系等生活的细枝末节,让大家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四是社区文化生活的常态化。依靠社区居民的共同创造、共同承载,使社区文化生活更多地回归常态,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式参与,把国家意志与社区目标、居民个人目标结合起来,通过丰富的文化娱乐分享同样的情感体验,形成共同的社区记忆,构建共同的文化语境,培育有独特气质的社区文化,将是形成社区认同的重要精神资源。在自治、参与、体验、共享中赋予社区生活以价值,提升社区凝聚力,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认同的机制得以逐步形成,进而基于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而形成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获得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农村进入城镇,由农民成为市民,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亘古未有的巨大历史变迁,快速的社会转型催生人们在价值、信仰乃至身份和文化问题上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受几千年小农文化浸润的农民,离开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精神之基被连根拔起,如何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实现社会心理、文化理念的转变,“新市民教育工程”通过提供反映时代精神和贴近现实生活的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新社区的文化建设需要在常规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中培育社区居民的自主意识和自治精神,需要公共生活的实践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毕竟社会良序更多的是依靠社会自治和自律。正如英克尔斯指出的: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和现代品质。

注 释：

①文军:《社区文化建设与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岭南学刊》1999年第5期;《论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探索》1999年第3期。

②景天魁:《社区文化与社区发育的逻辑》,《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③参见班保申、宫娜:《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区文化建设》,《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王平:《社区文化建设的多维度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7期;赵炳翔:《上海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蓝光喜等:《构建社区文化,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求实》2006年第2期,等成果的研究。

④罗承松:《文化认同与移民社区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1期;黄艳、陈悦悦:《民俗文化在城乡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4期。

⑤林尚立:《社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见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3页。

⑥“龙华实践”的详细内容参见“龙华实践”课题组:《城乡一体化的创新型探索——“龙华实践”的实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7年第5期。其核心是土地整理、置换和集中规划,形成具有区位优势的建设用地和成片集中的农业用地,用于二、三产业开发、现代农业经营和农民新居建设;2004年6月起对龙泉驿区大面街道的龙华村下辖的8个社(组)的土地进行集中整理,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或现金入股,加以集体非耕地使用权入股组建龙华农民股份合作社,区政府、街道办和龙华股份合作社多方筹资建设了农民集中安置区“西博苑”(其间2005年8月,与原龙华村邻近的新华、高堰、新民村整合成龙华社区),随后农民集中入住,成为龙华社区居民。

⑦在此基础上,2007年,地处龙泉山上的万兴大兰村233名村民以拆院并院方式进行生态移民,迁入龙华社区,实现了与原龙华村的跨区整合。

⑧龙华社区位于成都市绕城高速与成(都)龙(泉驿)路交汇处,国家级“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内。

⑨[14]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

[10]龙华社区建立了“五会一社一中心”的治理机制,其具体如何运作有待进一步调研。[11][12]左鹰:《加强新市民教育,促社区和谐发展》.四川省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研讨会.成都,2008年。

[13]社区开展了生态移民“山上好还是山下好”座谈会,2007年11月开办的市民教育电视频道,在《龙华茶铺》栏目中专门就这一问题开办了批评教育活动。

[15]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

[16][17]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第182页。

[18]袁振龙:《社区认同与社会治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9]“社区意识”即社区成员对自己是否属于某一社区或是否愿意成为社区成员的主观感受;“社区凝聚力”指社区对其成员的吸引力,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向心力;“社区依恋度”指社区成员对社区表现出来的心理上的依恋态度。详见袁振龙,《社区认同与社会治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0]王君培、张虎祥、水为之、俞厚未等:《在和谐生活中推进社会认同》,《解放日报》,2007年9月30日,http://www.qh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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