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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定县主义”，是对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理论的高度概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中颇具影响。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平民主义”，以民众为本位；以和平的乡村建设担负“民族再造使命”；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决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将“定县实验”模式推广全国。 关键词：定县主义／晏阳初／平教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思潮及其实践风起云涌，实验区曾达一千余处。其中，著名教育家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举办的定县实验是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者之一。定县实验从1926年底开始到1937年7月结束，持续达十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实验，虽然在工作区域、工作组织、工作计划上都有所变动，但“精神是始终如一的”[1](p.70)。这个“精神”就是定县实验的理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之为“定县主义”[2]。定县实验理论的形成过程与定县实验的具体过程是相联结的，1929年集中全县实验的开始，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彻底形成。以往的相关研究对此有所涉及，但远未系统和深入。笔者认为，对这一理论进行个案解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对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一、提倡“平民主义”。以民众为本位 “平民主义”，是定县实验的理论基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所以称为平民教育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与晏阳初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他从十三岁起，即在国内西学堂求学，后又赴美深造，学习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有”“民享”“民治”等思想理论有较深刻的认识。晏阳初认为，“平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百姓，而应解释为平等的公民，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因为无人不是平民，所以平民无阶级之分，他是包括了人民的各类型。我们可以说都是平民，就是那些自命为达官贵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平民种，所以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全民的教育1运动”[3]。晏阳初指出，当时的中国，“大多数民众因为知识能力较低，什么事情都不能和少数知识阶级的人享受同等的幸福”，所以要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知能，消除不平等现象，实现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4] 所谓以民众为本位，就是“凡是不以人民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没有用的”[5](P307)。“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众程度的高低，关系国家的强弱，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晏阳初一生深受其影响。他多次强调：“先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古训中有一条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本不固则邦不宁。这虽是几千年前的老话，但它却是历千年而不朽的真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6](p.557)但是，“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本’既不固，‘邦’又何能宁呢?”[7](p.31)所以必须以人民为本位，一切从“民本”出发，立足于四万万民众，才能拯救中国，解决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 二、乡村建设应担负“民族再造使命” 乡村建设的目的和功能何在?当时有不少人将乡村建设的使命认定为“农村救济”，或“办模范村”，晏阳初认为这是错误的。救济乡村不过是一时的紧急事情，没有远大悠久的意义；花一些人力、物力将一个破旧不堪、又穷又苦的农村救济起来，使之焕然一新，作为其他农村改良的模范，固然能对周围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和刺激，但不过是限于当地的特殊事情，同样不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国今日的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所以，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兴起的，它“耸着巨大的铁肩，担着‘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8]“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9](p.294)之所以由乡村建设担负民族再造的使命，晏阳初认为这是由乡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一是乡村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谓“以农立国”，离开农业、农村和农民，国家就不存在；二是乡村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中央政府与省政府都是政治上的上层建筑，与农民的关系是间接的，只有县政府区政府和乡政府才与农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县政、区政和乡政才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基础，中国政治的出路必须从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三是乡村是中国人的基础。构成国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主权和人民，人民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有了人，土地、主权可以失而复得。农民占中国人民的80％，因此代表中国的不是上海的买办，也不是天津的富户，甚至不是城市的居民，而是居住在两千多个县中无数农村里的乡下佬。就是世居城市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十之八九也是农民。近代以来，中国所以会积贫积弱，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人的基础在乡村缺乏足够的认识。“放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固国固强的雄厚力量，无人去运用。让农民无知无识到底，不给予教育机会，甚至连他们的生死存亡都不管”[10](p33-34)。 三、“愚”、“穷”、“弱”、“私”是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 关于中国农民的特性，历代学者都有不少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平教会认为，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平民，尤其是农民，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即缺乏知识、缺乏经济、缺乏健康、缺乏公共心与团结力，具体说“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缺乏知识力，不但没有适当的知识，更不识本国的文字，如何能取得知识，更提不到享受文化!在生计上，最大多数的人民，生产低落，经济困难，生活在生存的水平线之下。没有增加生产改善经济组织的知识和能力。再看一看大多数人身体衰弱，对于公共卫生，毫无办法，真是病夫国家!而更要紧的是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的陶冶，缺乏公民的训练，如何能自立自强”[11](p785-786)。而这一切都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导致中国农村崩溃的根本原因。 在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中，晏阳初和平教会并未将它们完全并列对等起来，而是认识到，农民之所以愚、弱、私，都是因为穷，[12]穷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势力压迫剥削的结果，“此两种因素，又尝循环影响，相互成果，促使农村经济渐濒于流产，今欲复兴我国农村生产，必须针对病根，从打倒帝国主义与铲除封建势力着手。”[13]当时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千家驹等认为平教会无此认识，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平教会认为，农民目前尚无力量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农民的力量还处于潜伏状态，在挖掘出这一力量之前，“一切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压迫的目标，都变成了胰子泡样的空虚口号，”“一切的一切都是废话”[14](P559)。晏阳初举例说：“和今日的老百姓谈选举，他连本地乡镇长都不知道怎么选，你却要他去选总统，那如何能成功呢?所以要让他选举，必先教他选举的基本知识，有了基本的训练，会选保长、乡长，然后自然就能选县长、省长、选国长。”[5](p306) 四、“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决农民愚穷弱私 农村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应该进行全方位的建设。晏阳初当时即提出，农村建设是整个的，但同时他又强调，各种建设的成功必须经过一个成功的教育阶段，教育与建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上所述，“问题既然在人的身上，所以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14](p561)，这是挖掘和培养农民力量的必然途径，只要把他们“改造过来，无论什么困难，都当得起，什么国耻都雪得掉，一切建设，才有了安定的地盘、巩固的根基”[9]。 那么，怎样对农民进行教育呢?平教会针对农民的四大缺点，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教育方针，即：在使农民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攻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攻私，由此培养出有知识力、有强健力、有生产力、有团结力的四有新民。晏阳初强调：“这四种力，是今日国民最不可少的。具备了这四种力，才可以在国家将亡的今日有救国图存的能力。”[15] 文艺教育包括文字教育和艺术教育两个内容。晏阳初认为，西方有“知识就是力量”的谚语，而一切建设需要力，也就是需要知识。人民如果没有知识，任何方案、计划和政策都只能见之于笔墨，不能实现于民间。一个人获得知识的途径有多种，但最简单便利的方法是读书，而要读书就必须先认识文字，“文字教育是培养知识力的一个重要方法，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就在文字的有无”[10](p38)。他还指出，如果说文字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于使农民获得求知识的工具，以为接受一切建设事业做好准备，那么，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农民的文化生活，使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相当的欣赏和了解，从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 生计教育的目标，一是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生产；二是创设农村合作组织，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使农民真正享受增加生产的利益。晏阳初认为，要普及农民的科学知识，实现增加农业生产的目标，关键是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到农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中国虽然自清末张之洞提倡农业科学，并派遣留学生学习农业科学，但农民与农业科学还没有实现结合，农民仍不知道农业科学是什么东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习农业的人和学习政治、经济的人一样，回国后不是做官，就是当大学教授，从来没有人到农村去过，根本不知道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实际生活状况怎么样，因为书本上对这些问题没有记载。所以，虽然他们天天在课堂上讲农业科学，但讲的农业科学根本不适合农村。他举了一个例子，东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曾留美八年，又在罗马国际农学院做过研究，取得过四种学位，是著名的农学博士。但他回国后连续教了12年书，却没有见过一个农民，没有度过一天农村生活，也没有取得过任何成绩。后来，在晏阳初的劝告下，离开学校参加了定县实验。第一年他种的白菜还不如当地老农种的白菜好。直到第三年，由于他天天与农民为伍，悉心观察与研究，“使自己从原来道貌岸然的学者变成了地道的农家”。他种的白菜胜过老农，农业科学知识真正发挥了作用。这说明，从事农业科学的科学家和学者，不仅要有“科学的头脑”，还应具有“农夫的身手”，和农民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的学问有使用价值[10](P42-43)。 卫生教育，晏阳初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农民的“强健力”，所以也可称为“强种教育”。以往中国的卫生医药状况有两大毛病，一是医院差不多都建在城市，农村没有医院，农民无处求医；二是医院收费昂贵，农民不敢到医院看病，这是造成农民死亡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建立农村医疗卫生制度，节省农民的医疗费用，改进医药设备的分配状况，动员大城市的医生到农村去，以造成公共卫生的环境，使农民在允许的经济条件下，有病能及时得到治疗，保持最低限度的健康。另外，对农民要实施公共卫生教育，使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从而成为健康的国民。 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私”的问题。晏阳初认为，要解决私的问题，一方面要在一国社会的基础上，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使他们无论在任何团体，都能努力成为一个忠实而有效率的分子；另一方面要在人类普遍共有的良心上，发达他们的判断力、正义心，使他们皆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同时通过良好的公民训练，使他们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和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础。 晏阳初还强调，四大教育应连锁进行，相辅相成，而不能分开割裂。“针对人生生活上四种缺点的四大教育，不能不在整个的计划之下，连锁进行，互相辅助，文字教育与生计教育相关，生计教育又与公民教育相关。若各自为谋分割隔离，则难收实效”[16](p192)。 如何实施四大教育呢?这就是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晏阳初指出：“从前的看法以为学校之课程的教授是教育的全部，从平民教育的立场看，学校的方式只是一种方式。学校式的实施以文字教育为主，注重于工具知识之传授与基本训练，注重于个人的教学。社会式的实施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家庭式的教育或为中国特殊的而又是必须的一种方式。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有特殊地位，欲改善中国的生活方式，必须从家庭做起”[17](p39)。另外，采用三大方式的好处还在于“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18](P21)。 由上不难看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是定县实验理论的核心内容，晏阳初说：“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便就是整个乡建事业的发展”，乡村教育虽然“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实有其深刻的意义，”甚至乡村建设“必须通过”乡村教育这一阶段，但它仅是乡村建设事业中的一种，而非其全部[14](p565)。 五、彻底实验，推广全国 近代以来，中西碰撞的结果，反映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国内的一切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当固有的传统文化失去魅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没有建立起来时，形成文化上青黄不接、思想上混乱分歧的状态。有的主张复古以挽救已经动摇的局面，有的主张追求西方的现代途径，更极端的则鼓吹全盘西化。其实，所有这些主张都没有经过实践和验证。对于平民教育运动，晏阳初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特殊的问题，“种种办法，均得创新，仿无可仿，模无可模，东洋西洋自更无抄袭了”，因此“不可不先有彻底研究”[4]。所谓彻底，就是亲自到民间进行实验，以产生既经济、简易，又具有普遍性、实用性的教育方案。[19]譬如生计教育，晏阳初强调，在今日中国情形之下，最注重的是根据一般平民生活的程度，经济能力的大小，一面研究，一面实验，来改进固有的农艺工艺，如此方能适应今日平民的需要，方有改进平民生计的可能。“若徒高谈外国的法门，照样画葫芦的去办，一定是有弊无利的”[20](P109-110)。又如卫生教育，晏阳初也强调，“我们有西方经验借鉴，失败的我们避免，成功的我们吸取，这是典型的敝会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我们不愿意死搬西方的经验，也不想依附本国的传统，或是两者的折中，而是要吸取两者菁华，制定出适应当前国情的建设计划”[21](P353)。再如公民教育，务求所实施的“为真正中国的公民教育，不是由它国模仿来的公民教育”，“有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出它特有的公民教育。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4](p65)总之，“我们不要今天抄美国的一套，明天抄德国的一套，后一天再换一套法国的，我们要自己一拳一腿、一点一滴的去开辟，去创造”[22](P533)。 如何研究实验，到哪里研究实验?一是知识分子必须下乡从事实际生活的研究。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只重写文章，而不理会实际工作，实际的工作只有让农工商界的人去做，与读书人不发生任何联系。晏阳初认为今日的读书人不应当这样，而是“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去研究学问和获得学问。这样的学术和实际联合，结果学术上就有其实际的价值”[14](p564)。有鉴于此，平教会认为：“平教教育的研究实验，决不能关起门来在图书馆在试验室里用功，有的时候，对于有些问题，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但真正的平民教育工作是要以实际生活为研究的对象，到民间来在实际生活里研究实验，这是活的研究实验。要这样才有结果，才有办法”。二是选择一个县作为实验单位。因为既然是要进行整个的研究实验，就“发生了研究实验的单位区域问题”[11](p788)。根据“凡事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的原则，晏阳初和平教会认为可以将一个有代表性的县份作为实验单位，“定县就成了我们的‘社会实验室’”[23](p184)，“中国一共由一千九百多个县组成。一个县份分，实在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单位，抓住一个可以代表的县认识问题、寻找问题、研究问题、建设问题，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有普遍性共同性同时跟农民有关系的问题去研究它，以便将来别的县可以采用”[15]。 正因为此，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并非专为定县而定县，而是把定县作为一个大的研究室，借此求出一套具有基础性的方式或工具，使全国各地用此得到革新和进步，这正是定县实验的最终目的。 六、继往开来，和平建设 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爆发了多次爱国救亡运动。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实验运动就是在以往历次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论范围，是一次比一次扩大；论意义，是一次比一次深沉；论对于挽救危亡的目的，是一次比一次地接近。虽然危亡的征象也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和暴露。至于每次的性质，大抵是补足前次的缺陷，第一次(指太平天国运动)是比较破坏和武力的；第二次(指宪政运动)便比较改良的和平的；第三次(指辛亥革命)兼有一、二次的性质而仍是比较破坏和武力的；第四次(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兼有一、二、三次的性质而仍是比较改良的和平的；第五次(指国民革命运动)兼有一、二、三、四次的性质而仍是比较破坏和武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破坏’，一个‘比较和平’的演进，好象一、三、五次的运动都是比较破坏的，而二、四次的运动比较和平。即是每一次破坏之后即有较和平的改良运动”。他强调：“乡村建设是继国民革命运动之后发生的，这也是一个和平的建设运动。这个运动最少可以补救前五次的缺陷，第一，它注意及大多数人的教育问题；第二，它使国家的建设注意到求大众化的问题，而使国内人人都能相当享受国家的权利；第三，它注意到一切政令、法律、制度，如何与人民生活相扣的问题，使人民把国家的政令、法律、制度看成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11](P562-563)。这一理论，进一步显示了平民教育实验的改良主义色彩。 与其他实验区比较，定县实验更注重教育，以实际的社会教育方法改造农民生活。陈序经认为可以将定县实验称为“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偏重文化，用教育的方法发扬固有礼教的精华，培养农民内在的能力，将自治与教育打成一片，可称为“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15](p465)陈氏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两大实验区其实都考虑到中西方结合的问题，只是各有偏重罢了。 参考文献： [1]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M]．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 [2]巫宝三．“定县主义”论[J]．独立评论，1934，(96)． [3]赵冕．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印象记[J]．教育与民众，1934，5(6)． [4]晏阳初．“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J]．新教育评论，1926，1(21)． [5]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A]．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1938—1949)[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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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红，河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北京100875) 原载《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保定)，2005．4．75～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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