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这并没有导致富人成功的榨取所有的苦力，而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创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一轮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占领者能最终能打破这三十年对人类想象力的束缚，就像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那几个星期一样，一切又重新回到桌面上来讨论，那么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城市的占领者将给予了我们莫大的恩惠。”（Graeber, 2011. Occupy Wall Street rediscovers the radical imagination. The Guardian ）
他就是David Graeber。来到Zuccotti之前，他刚刚出版了新书-----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这本著作不是基于某一田野地的民族志，而是通过人类学最为传统的跨文化和历史比较问询一些基本的人类学问题：为什么我们将社会关系中的道德联系简化为债务（在莫斯的礼物世界中，礼物人情总是在特定的个人之间形成道德束缚；而债务则将这种道德束缚计量化，简化为金钱支付，从而可以随便转让）？ 为什么我们经常将人类生活想象为算计自我利益的交换，将道义和公正简化为一种商业话语？当我们的语言已经被某种狭隘的市场观念所形塑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想象未来世界的可能性？通过重写债务和金钱的历史，David Graeber一方面揭示了资本、权力和暴力这一“神圣联盟”如何促成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他又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日常经济行为很大程度上依然还要依赖相互之间的道德联系。在这本洋洋洒洒五百页的著作中，David Graeber 将我们重新带回人的经济（human economies）这一重要话题。
David Graeber的写作是人类学最为传统的民族志写作：用理论指导，但不局限于某一种理论；让民族志细节来说明问题。他批评现在很多人类学家的写作都想作出一些大的理论宣称，而民族志细节稀疏；与此不同，经典的民族志有很多细节，可以经得起不断地阅读和再解释。在他的写作中，我们很少看到故弄玄虚的理论，自鸣得意的文字游戏；有的是对现世和未来可能性关注，朝向更大共同体孜孜不倦的努力。这一切大概都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热心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他承认自己更享受与在社会运动中时光，而在学术界，自己有点像一个 “不合时宜”的人。他在芝加哥大学接受最初的博士训练，但后来反思说，芝加哥的训练就是以最不领情的方式读其他理论家的理论，然后找机会攻击，而没有意识到这与学术共同体寻求真理的信念想矛盾。他相信无政府主义行动可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组织形式，一种新的沟通方式，通过直接协商解决社会内部的矛盾；但他也深知在学术界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简直就是学术自杀----他本人曾经就莫名遭Yale 人类学系解聘。
参考阅读：Graeber, David. 2011.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Hart, Keith, Jean- Louis Laville and Antonio Cattani, eds. The Human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本文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3f65301010jw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