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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友康】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 [打印本页]

作者: 暮蝉 时间: 2012-2-15 14:57 标题: 【陈友康】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陷入低谷，研究队伍和生存空间萎缩，学术关注度降低，彻底走向人文科学的边缘。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与自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导致自我消解有关。现在通行的民间文学价值观存在错位和越位现象，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在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要坚守文学本位，强化学科自觉。要从丰富社会精神资源、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加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近年，笔者为民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民间文艺学”课程，对民间文学学术史、它在现实中遭遇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路径进行了一些思考。这些想法对学界同仁做好民间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也许会有点启发作用，所以把其中重要的几点整理出来公诸同好。有些问题如果能形成一定的交流和讨论，无疑将有利于这一学科的发展。
一  民间文学研究步入低谷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大体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进行的，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为开端，民间文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驱们把民间文学作为中国精英文学（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之外的一种独特精神资源进行研究，试图从中寻找强健的民族精神和真纯的艺术表达方式，为新文学服务。特别是在传统精英文学的价值和命运受到新文学运动质疑的情况下，民间文学还被一些研究者赋予拯救的使命。因此，民间文学研究作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它的成长是比较迅速的。
　　中国是依靠民众的支持而取得革命胜利，获得执政地位的，深知民众的力量，因而一向重视民间文艺创作及其研究。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学术团体。这一事件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民间文学研究受到了政府的空前重视。事实确实如此，在以后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民间文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由于执政者的理论倡导和行政支持，总体上保持了它在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地位，一度成为显学。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10年时间，民间文学研究达到一个高点，研究队伍壮大，学术期刊增多，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成果丰富，学科建设成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达到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它当时的蓬勃局面，与眼下的冷清形成强烈的反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一方面摆脱了在强烈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虚热态势，变得更加学理化，在某些领域向纵深稳步拓进，如刘守华对比较故事学和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的研究、吕微对神话的新阐释、刘亚虎对史诗的研究、户晓辉对民间文学现代性的追寻、陈建宪对民间文学理论的思考、高有鹏、陈泳超对中国现代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梳理等，都是一些超越性成果而标志了民间文学研究在一个时代达到的新高度。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陆续出版，《格萨尔王传》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是一些标志性成果。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与本学科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和其他学科的发展相比，民间文学研究走进了低谷。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和研究论文的专业期刊有的停刊，有的转向，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出版社印行的民间文学出版物也大为减少。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民间文学论坛》停刊。这一刊物是开展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发表了大量有质量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组织了许多学术讨论，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名副其实的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由于经济的原因，被迫停刊（2004年以《民间文化论坛》为名复刊，这又让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艺研究季刊》也在1989年停刊。云南的《山茶》原是民间文学专业刊物，发表过许多采录的民间文学作品和优质民间文学研究论文，在民间文学界享有一定声誉，后来几经改版，现在名为《华夏人文地理》，成为一本旅游刊物。其他如《楚风》、《南风》等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这些刊物的停刊或者转向既是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的表征，又给民间文学研究施以沉重的一击，可谓雪上加霜。现在，坚守民间文学研究阵地而不动摇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文学研究》，该刊每期的“民间文学论坛”都要发表一组研究论文。出版方面，王慧《民间文学读物出版遭遇冰期？》（《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24日第2版）报道了民间文学出版遭遇的困境。
　　二是研究队伍萎缩。老一辈研究者逐渐辞世或淡出研究领域，这是正常现象，耐人寻味的是原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取得优良成绩因而在该领域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转向了其他学术领域。如云南的王亚南转向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开发，邓启耀转向了人类学，郑凡的学术兴趣也不再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其他省区也有类似情况，许多民间文学研究者都转向文化学或人类学。这表明民间文学研究对这些优秀学者丧失了吸引力。有志于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具有深厚功底和优良资质的后继者很少。这也是学科遭遇危机的突出表现。
　　三是学科位置尴尬。建国以后，中国民间文学作为独立的二级硕士专业，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设置于中文系。1998年进行专业调整，取消其独立性，把它作为民俗学的一部分放置在社会学之下。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博士硕士专业目录》中，是这样处理的：“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看得出来，这种处理方式，兼顾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要与国际接轨，按照通行方式，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一部分（邓迪斯的做法：民俗学或民间口头文学），于是把民间文学并入民俗学；另一方面，民间文学在新中国都是作为中文专业的重要的独立课程设置，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和传统，为了照顾到这种情况，所以设计者也没有悍然否认民间文学的学科合法性。这反映了目录设计者的谨慎，更反映了民间文学在当前学科体系中的身份模糊和尴尬命运。必须指出，这样的设计对民间文学发展是不利的。它客观上削弱了民间文学独立性，导致了民间文学研究主体从文学专业研究者向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转移。这种转移又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一是民间文学研究被淡化，二是不能充分探寻民间文学的精神价值。按照国际上公认的学科分类，文学属于人文科学，社会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而人文科学，说到底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关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这些。目前民间文学研究比较沉寂，与学科归属的改变不无关系。
　　这些现象表明民间文学研究的生存陷入20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学科萎缩，成果减少，学术关注度降低，彻底走向人文科学的边缘。
二  民间文学价值观的越位与错位
民间文学陷入低谷，主要原因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而被人们轻视。所以，边缘化一度成为人文科学的共同命运。但其他学科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由于树大根深、学科自律性强而一时难以撼动，民间文学却受到了重创。这一结果的造成，除社会环境这一外部原因外，还有学科内部的原因。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自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导致了自我消解。如陈建宪就谈到了“民间文艺学因研究对象与目的泛化而导致学科特性消解”的问题。
　　在民间文学价值的归纳和界定问题上，也存在错位和越位现象。现在通行的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往往把民间文学的价值归纳为“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如段宝林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吴蓉章编《民间文学理论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刘守华和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黄涛编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都是这样处理。这种归纳和界定是值得商榷的，“科学价值”明显是一个越界的提法，“艺术价值”则有同语反复之病。
　　关于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的界定是：“民间文学给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然后从历史研究价值、自然科学价值、文化学研究价值方面进行论证。黄涛本从历史资料、科学知识、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语言资料等方面说明“科学价值”。这样的界定、论证和现在人们理解的、通行的“科学价值”的内涵有很大不同，是不严谨的，如果硬要进行这样的描述，那么，应该用“学科价值”而不是“科学价值”范畴。这里实际上存在偷换概念之病。
　　 “科学”当然包含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科学价值”却未必包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约定俗成的含义只限于人们在认识自然、探寻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的价值，即自然科学的价值。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价值一般不用“科学价值”来陈述，这样才能保证概念清晰，判断准确，界限清楚，从而保证知识的“科学”。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各学科之间不划出必要的边界，那么各个学科又会变成混沌一团，那我们又回到了前现代科学时期。在中国现代科学经历10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精密规范的体系以后，我们还要用民间一些经验性的知识来认识自然，那就显得我们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精神。因此，现在还来强调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这种归纳和论述，最早可能来自段宝林。他1964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一文，明确提出了“实用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之说并进行了论述。关于科学价值，他说：“由于民间文学最真实、最全面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最直接、最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它记载着人民自己的历史，总结了劳动斗争的丰富经验，是人民自己的‘百科全书’，因此它为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段文字，行文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即喜欢用程度副词的最高级，造成一些绝对化陈述或判断。另外，在界定“科学价值”时，它的落脚点在“提供珍贵资料”上，提供资料是对的，但提供资料本身并不是“科学价值”。他的论证并不是“不可辩驳”的。这段话蕴涵的实际上是一般文学理论所说的“认识功能”或“认识价值”。这篇文章影响较大，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的《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就选了它。段宝林又把文章的观点写入《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他的《概要》是出版最早而且反复再版的民间文学理论教材之一，在民间文学研究界广有影响，后来的教材大都沿用了他的提法和论证思路。
　　因为对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的界定不科学，又要借此概念把民间文学的价值和作家文学的价值区别开来，于是在具体论证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
　　一是重复。刘守华本是从神话反映原始人的天象观念、农谚之类具有气象学上的价值等方面来论证民间文学的“自然科学价值”的。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归入前面的“实用价值”当中。事实确实如此，编者在论证实用价值时，就有“总结经验，传播知识”一条，并且说：“这方面的内容在神话、传说、故事中都存在，而尤以谚语为最直观和简洁明了”，然后就举了一些谚语做例证。
　　黄涛说“民间文学反映着民众世代积累的经验性知识，有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对自然规律的归纳，也有对自己的劳动技术、生存技能的总结，所以民间文学是一般人了解科学知识的途径之一，也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的重要资料。”这与前面讲的“实用价值”的第四点“民间文学是民众传授知识、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工具。民间文学是民众口传知识的主要载体”雷同。因为他所说的“口传知识”既包含社会历史知识，也包含“对于客观世界的解释”即自然科学知识。他又说“民间文学也记载着民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有助于政府官员和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了解民众的文化史和民众文化的动态。”  这样的意思也已出现在对“实用价值”的论述当中。
　　二是贬低其他学科的价值。史诗、神话、民间传说等确实包含着一些历史信息，但从口头性和变异性所派生，民间文学在涉及历史事实时天然地具有主观随意性，所以它与以“探寻真实”为第一原则的历史学显然有巨大区别。忽视乃至抹煞这种区别，用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来构拟、证明或者改写历史，这样的历史肯定是“戏说”的历史。中国古代历史叙述确实有许多偏颇之处，但毕竟是世界史学中一个最为系统、丰富、严密的学科体系，有其不可置疑的价值。但民间文学教材的编者喜欢引用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民间文学的历史学价值比正宗的历史学著作还要高。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第53页引用郭沫若的话说：“民间文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这篇演讲，从语气看，似乎是即席发言，没有经过认真推敲；而郭沫若又是浪漫诗人，喜欢说过头话，他用了三个“最”来强调民间文艺的历史价值：“最正确、最真实、最可贵”，这显然是文学的语言而非学术的语言。郭沫若这样讲，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理解，但民间文学研究者一直把它奉为圭臬，把它作为基本的理论支点，那就十分不智乃至近乎荒唐了。
　　黄涛在论证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时，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这篇讲话：“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这里又是三个“最”。虽然黄涛已清醒地看到“他这些话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社会环境中讲的”，但依然认为“他列举的现象确为文学史上的事实”。郭沫若的话严重贬低了精英文学即作家文学的价值，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陈述显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史的事实，是情感化的而非理性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那些历史上代表作家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排斥在“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作品”之外，显然让人无法接受。作为学术著作，这样一些片面的观点实在不宜作为正面论据来使用。论据站不住脚，论点自然靠不住。诸如此类违背科学常识的说法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一再被强调，只会被其他学科的慎思明辨之士所取笑，乃至让人怀疑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
　　这些现象，在我看来，都是越过了民间文学的学科边界，侵入到其他学科领域指手画脚，盛气凌人。越过边界对别的学科横加干涉，是违背学术规范的。它反映了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底气不足，所以不惜用一些近乎自欺欺人的大话来自我陶醉。越过边界到处炫耀自己的价值，不但不能提升学科地位，反而暴露了自身的不成熟。因此，所谓“科学价值”是一个违背现代人文科学特点并且不能自圆其说的提法，在论述民间文学的价值时，应该取消“科学价值”概念，把有关内容归并到其他价值中去。
　　其实，关于民间文学价值的提法，不必标新立异，用文艺理论通常所说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等来陈述即可。就现行民间文学教材所写的具体内容来看，不论用什么新概念，其范围都在上述价值之内。所不同的是民间的知识观、教育观、审美观和精英文学比有它自身的特点，民间文学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挖掘其特点，丰富人们对世界的知识，提供多样的精神资源，变换概念没有实质意义。在现行提法中，除“科学价值”不科学以外，“艺术价值”的提法也值得推敲。民间文学讲的“艺术价值”实际上就是审美价值。民间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它理所当然具有艺术价值，用“艺术价值”来陈述是同语反复，用“审美价值”陈述则为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个美学的角度。
　　对民间文学学科而言，错位和越位导致的结果是，自身独具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民间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与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不同的知识系统或精神资源，在文学的领域内，它和其他两种文学构成互补关系，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完善、平衡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样来看，民间文学的价值就是不可替代的，也就不须越过边界去借助别的学科价值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谈民间文学的价值，就要把这一问题充分阐释清楚。现行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教材编写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作为“一个民族特殊的知识总汇”、“各民族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民间文学当然具有其他如历史、文化、政治、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对此进行研究和阐释是必要的，但不要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扬己抑人。
三  文化学研究的效用和限度
　　改革开放时期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这个时期的研究突破了纯文学研究格局，采用多种方法，从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挖掘民族民间文学的内涵，拓展了研究空间并使研究成果的水平得到提升。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是文化学研究。少数民族由于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学科分化不明显，各种思想、文化观念都依托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得到反映，特别是创世史诗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这就要求研究工作把民族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来进行解剖，揭示其蕴含的文化信息。20世纪下半叶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极大进展，成果丰硕。
　　民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进路，但同时必须警惕泛文化倾向。所有问题都由大而化之的文化来说明，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什么也说明不了。同样，文学研究能说明所有文化问题却不能说明文学自身，这种研究的信度就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走到极端，可能会否定民间文学学科，它的存在价值、它的学术独立性都会丧失。泛文化倾向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十分突出，文学自身反而受到严重忽视。为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如何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和界限，是研究者从事民间文学的文化学以及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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