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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老子》文本的考据与解读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1-12 11:56     标题: 《老子》文本的考据与解读

  
     
  《老子》文本的考据与解读   
  ——读尹振环教授《重识〈老子〉与老子》
  
  □ 胡孚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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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进入21世纪,老子道学文化的学术研究悄然兴起,每年都有一批对老庄哲学、道教文化、丹道研究的著述问世,我为之作序或推荐评介的书就达数十本,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其中特别是对《老子》文本的注释与解读,不断翻新,有别开生面的《还吾老子》,有独标新意的《今注今译》,作者除专家学者之外,还有离退休干部、企业家、海外华人、养生爱好者和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者,形成“百家注《老子》”的学术繁荣局面。
    前些天又收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寄来尹振环教授的大作《重识〈老子〉与老子——其人其书其术其演变》(此书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邀我稍作评说。我与尹振环教授从未谋面,但知他历尽坎坷,一直醉心于老子的研究,他书中提到审阅过此书的周立昇、孙以楷等教授与我交往颇深,何炳棣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高级研究员称号时亦见过一面,知道他们的学术贡献。现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成立了不少“课题组”,申报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资助机关的科研项目,因之著述论文数量占世界之最,但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和传世之作却很少见。更有的学者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料每年炮制一本新作,专家鉴定、书评简介赞扬声不断,用于评职称、评博士点及各种奖项,致使全国科研经费花了不少,而学术成果却仍在低水平上重复。据我所知,除了工具书、调查报告需要“大兵团作战”之外,真正的传世之作皆需学者倾毕生学力呕心沥血,多年刻苦钻研独立完成。学术研究既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又是一种科学的创造,需要开启学者的灵性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尹振环教授自1976年致力于帛书《老子》的研究凡三十余年,两易其稿,六次修改,可谓殚精竭虑,乃成是篇。此书在熟读《尚书》、《易经》、《诗经》、《春秋》等元典的基础上,遍阅孔子、孟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典籍,参考近人的学术成果,对老子其人、其书及老学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值得肯定。《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每年只选出十本书,此书在治学上颇有功力,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经专家评定为优秀成果入选该文库,是当之无愧的。学术研究乃我中华民族思想精华和智慧之展现,关乎国运和民族精神的兴衰,全国高校和科研机关的学者若能克服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浮躁学风,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多出版些掷地有声的严谨学术著作,则博士、教授的称号可名实相符,学术研究的兴旺可指日而待矣!
    中国先秦之古籍皆由师传口授,载之简帛,两千余年留传至今,其书籍、作者、篇章结构、字形文义皆聚讼纷纭,虽学术大家犹难辨定其是非,考据老子其人其书岂易言哉!钱穆先生是学术大家,考定《老子》出于东汉,言之凿凿,《老子》汉墓帛书和郭店楚墓竹简本出,其考据则不攻自破。世上凡做学问能成一家之言、成一代学人者,必具备三点:一曰能分析明辨,二曰能融会贯通,三曰能超越创新。其学术大家更要有大视野、高境界,有超前的目光。老子的道学文化,最初发轫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以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为特征。此原始宗教历经数十万年,至三皇五帝时代得到加强,凝聚成中华文明古老的道学传统。逮至夏代,父权的“家天下”政治兴起,至殷周之际,进行了一场剧烈的原始宗教革命,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礼教确立,以祖先崇拜、天帝崇拜、君权崇拜、圣人崇拜、父权崇拜为特征,此为儒学文明之滥觞。马克思断定世界各民族皆源于原始社会之共产制度,实即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公社,其原始宗教必为原始的道学文化。是以人类文明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本来是以同一个起点起跑的。四方同源,万世一脉,古圣今圣,西哲东哲,其揆一也。中华文明先是有礼乐的表意肢体语言流传,继之有象形会意的文字记录,老子为史官,世代掌国家图书典籍,将古老的道学文化传统继承下来亦不足怪。不管老子其人其书出在何时,他继承的却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原始宗教传统。原始宗教是一种巫史文化,古之巫史有如后世的辅相,辅相好为帝王师,故中华文明有尊巫史、重祭祀、好礼乐之传统,而老子的道学文化本为帝王之学,决不是什么“隐士哲学”,这是毋庸置疑的。
    先师王明教授早年先后师事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先生,终生研究道家与道教文化,曾撰《论老聃》载入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王明先生赞同清人汪中的说法,认为孔丘问礼者为老聃,著《老子》者为太史儋,并据《史记·项羽本纪》云“上将军”之官职出于战国等史料论证之。他晚年却又反悔,认为司马迁既明言老子西出关,“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何必多事归诸太史儋耶?且“范蠡称上将军”亦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可见“上将军”之官名春秋时亦有之。尹振环教授更有甚之,论“老子其人”而著“司马迁直笔明文肯定老聃,暗里曲笔肯定太史儋”一节,赞同清人汪中之推测。其实司马迁不过“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而已,何来如此多的心机?尹振环教授之论,盖来之何炳棣院士之考据。何炳棣教授在2000年11月《燕京学报》撰《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竟从司马谈、迁身世及所记老子后裔世谱入手,论证《老子》著于《孙子兵法》之后,老子即为太史儋。然而司马迁毕竟没有直书“太史儋之子名宗”,“太史儋著书上下篇”,何院士之考据巧则巧矣,眼下也只能算是一种“推测”!其实关于《道德经》成书的过程,我也有一种“推测”,却不认为著于晚于孔子的太史儋,而是认为如果此书果然有个初本的话,其始作俑者当是《史记·周本纪》、《国语·郑语》里记载的西周史官伯阳甫。伯阳甫于周幽王时为太史,可“登春台”、“享太牢”,曾预言“周将亡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其“论地震”讲“天地之气”,亦和《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相一致。《道德经》中的文字描述,以史实证之,如“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等,亦不晚于周幽王之时。《吕氏春秋·重言》云:“老聃学于无为而贵道德,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老子“有本字伯阳”,“号伯阳父”,是史家流传甚久的说法。盖《道德经》的思想既为史官所传,其基本观点早在西周史伯时已有初本当属可能,老聃据此著上下篇而成今本《道德经》乃顺理成章。我对《道德经》有个初本及其作者的“猜测”揣摩已久,可喜的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马文增先生著《〈老子〉“小国寡民”章及老学若干基础性问题辨析》,已在2008年初出版的《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一辑有所论证矣。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为儒生所记《道德经》之节本的说法,是我听饶宗颐教授最先讲出的,至少今天还难以断定竹简本就是《老子》的初本。楚墓竹简本、汉墓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对于校读今本《道德经》之文句功莫大焉,然据以推翻今本,尚嫌不足。王弼等魏晋名士皆没受过系统儒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其治学方法靠悟性,所出今本《老子》亦必有根据。我本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而自然科学的创造发现,首先靠多年研究积累的悟性、直觉和灵感,一步即见到真实,再以数学逻辑推理论证之,故爱因斯坦讲直觉与灵感比数学更重要。凡是美的东西往往也是善的和真的,而美的原则在于其简单性与和谐性。托勒密的“地心说”为解释天文现象把每个天体都加上三个圆周搞得很复杂,哥白尼的“日心说”则说地球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很简单和谐,被证明也是真实的。因之科学上有一把“奥卡姆剃刀”,把那些复杂多事的“推测”剃光。老子其人其书的考据也需要“奥卡姆剃刀”,摒弃那些缺乏美感、过分繁琐、无事生非的“猜测”。
    至于所谓“老子术”即老子的思想,六十多年来先给其划分阶级成分,称之为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或新兴地主阶级;又给以政治定性称“道”是唯物的或唯心的;继之又称老子思想为小农经济之产物,春秋战国时给侯王的献策云云,皆胶柱鼓瑟,不得要领。《汉书·艺文志》称道学文化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偏重君学,庄子偏重人学,即宰割天下的屠龙术,此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宰天下如割此肉”也。相比之下,儒学文化可称之为“臣民北面之术”,孔子侧重臣学,孟子侧重民学,为儒生循吏的登龙术。《道德经》记述的是古代圣人的智慧,而智慧是可以超越时空界限万古长新的。佛法所云“四智”,也可以用在治学上。在治学上能洞察细微,见微知著,明辨是非,是妙观察智;能融会贯通,豁然颖悟,是大圆镜智;能泯除差别,洞见本质,打通古今中外各学科的界限,是平等性智;能汲取其思想精华解决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是成所作智。学者在对《老子》文本的研究中开发自己的灵性思维,突破时空的阻隔,可以直接同老子对话。按佛道的见地,时空互化,隔世异成;老子函谷关紫气犹在,讲道未终,大道之疑难可以亲询。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释义学认为,在对历史文本的释义中,历史并非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体,我们诠释历史文本的同时也就参与了历史。老子《道德经》具有无限诠释的可能性,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与时偕新的。我们要研究老子的文本和思想,集古今中外优秀思想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这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2008年12月2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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