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诗骚的源头活水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1-12 11:44 标题: 诗骚的源头活水
诗骚的源头活水
□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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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看到广西卫视播放的一场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表演,其中一个节目立时吸引了我——不记得是哪个民族的演员们载歌载舞,颇有上古击壤之风。其歌一句一“兮”字,令我恍然:原来郭沫若在其历史剧《屈原》中以“兮”读如“啊”是想当然耳,并无实据。后来者效法更是不知其所以然。
由此又联想到以前听到过的贵州、云南、湖南一带少数民族的山歌,有许多都是以“兮”或相近的“些”字结句作顿的。这些感叹字似应读入声、降调,听起来有一唱三叹、如怨如诉之感,绝不像北方民歌之高音大嗓、慷慨悲歌。我们知道,在汉朝(即“汉人”这一名称出现)以前,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古越人原来遍布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与南下的中原人长期杂处,互相融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楚之地由于少数民族人口较多、风俗与中原迥异,而仍不免被中原大国以蛮夷视之。屈原虽身为楚国贵族,但同时又是诗人,不可能不熟悉当时当地的民歌,何况他后来遭放逐,隐迹于民间。他的代表作《九歌》就很可能是模仿当时楚地(极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巫歌之作。而他后来的作品基本上都采用了类似的体裁。这种文人对民歌的仿作落在书面上就成了骚体,或叫楚辞。后来才又有了仿作的仿作——汉赋。
北方汉地的情况也是类似的。《诗经》里的“风”原本就是民歌。从现存的陕北“信天游”以及北方其他各省的民歌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与“风”诗极似的比、兴手法。《周南·关雎》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信天游”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都是兴。实际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个纯粹的兴,也就是唱歌(尤其是对歌)时起的头,后面可以接任何押韵的句子,意义可以与之完全无关。“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只是当时现编的新词儿。老词是什么,不记得了,不过没关系,反正不止一种版本。同样,“高楼万丈平地起”、“东方红,太阳升”等等也都是兴。由此似可反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未必如前人所说,有什么象征、类比、暗喻之类的那么密切的关系,而可能仅仅是为了凑韵而起的头。由此类推,“国风”中许多的兴都不妨作如是观。
时至今日,被文人效仿、奉为圭臬、著于竹帛、载入典册的诗与骚已成古董,只能供人玩赏,而不再有人能套用其形式写出活生生的诗作来。而它们模仿的对象,口耳相传的民歌却生生不息,不绝如缕,流传至今,似涓涓活水,源远流长。这又不能不教人兴起“自然之巧妙,人为之笨拙”的感慨来。
写完以上文字后,又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说是贵州的水族人保留了一些北方农牧生活习俗(例如婚嫁时以羊皮袄为嫁妆),据说他们是很久以前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他们的陶瓷器皿上往往有奇特的“水书”文字,但水族的“水书”先生却丝毫不以为奇,说那不过是“连山卦辞”而已。这不禁引起我的遐想和猜想:连山是夏代甚至以前所用占卦之法,保存至今、形象奇古的水书是否像商人的甲骨文卜辞一样,是夏人写在陶器上的卜辞呢?夏人是否不像商人那样用龟甲、周人用蓍草,而是用烧陶占卜呢?水族是否在夏代以前随大禹治水而从北方迁移到南方的呢(传说大禹是羌人,或至少其妻涂山氏是羌人,出生地在今四川阿坝地区,其实离贵州不太远)?远古的时候,人们逐水草而居,流动性超乎我们今天的想象。南方有些少数民族其实就是远古北方移民与南方土著融合的结果。他们的语言多夹杂着古汉语,甚至纯属一种汉语方言,因此他们的歌谣也与北方汉族的歌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说清各自的源流和彼此的影响。无疑的是,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都应当是多元多次多向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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