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2011年十大宗教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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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陶立璠
时间:
2011-12-30 12:55
标题:
2011年十大宗教学观点
2011年十大宗教学观点
中国民族报 2011年12月27日
2011年，中国宗教健康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断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中国社会逐渐回归到对宗教的中肯理解和理性评价，宗教学理论也逐步开启中国气象。《宗教周刊》理论版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时值岁末，本版盘点年度十大宗教学观点，涉及中国特色宗教理论、宗教关系和谐问题、宗教界自身建设、宗教界从事慈善事业、宗教经典、民间信仰等研究领域。让我们再次体悟中国政界、教界、学界的有识之士对宗教的敏锐观察、集中思考、深度分析以及现实关怀——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包括宗教文化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展现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方式；文化既是人民重要的精神需求，又是民族凝聚力与制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文化建设终于摆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魏德东在1081期（2011年10月25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宗教文化》一文中认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包括宗教文化。在思想层面，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没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惠能这些中国宗教的创始人，中华文化就是不完整的。中华文化复兴，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发展，使其在中国以及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扬光大。
中国宗教不仅具有丰厚的思想资源，还是诸多文化的载体，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等文化成果，而凡此物质形态的文明表达，都成为今天文化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在现代化背景下，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中华文明、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宗教属基本的文化载体。无论在博物馆里还是山河大地之间，或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抽离了宗教内容与题材，都是不可取的。
对宗教文化自身而言，要成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时代的机遇，也是历史性的挑战。这对当代中国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要求。在思想层面，需要将宗教文化的内涵与一般大众需求做有效的链接，充分发挥中国宗教理性、人文、道德的优良传统，能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贡献力量。在行为层面，宗教文化的产业化将是对宗教教职人员的重大考验，中国的宗教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不仅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更需要宗教文化的高度自觉。
各大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10月20日至22日，中国宗教学会与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于泰山脚下共同举办“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发表了《泰山共识》。
1085期（2011年11月8日）刊载的《泰山共识》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协和、共融的各大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儒、释、道三教曾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和文明的大本原、大传统，以后仍将会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儒、释、道和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传统宗教，作为一种深具潜力的、开放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其在完成现代性嬗变之时，也必将为当代社会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对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及文化战略提供有效营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动力。而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具有世界传播性质的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本土化、中国化，也将与中国的传统宗教形成互补格局，进而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共同探索适应现代化的途径，以体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风范，构建共有精神家园。
树立宗教和谐理念，推广宗教和谐价值
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际交往都有密切关系，宗教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宗教和谐成为时代的强音。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又要求促进五大社群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中央领导人提出“探索宗教和谐理论，树立宗教和谐理念，推广宗教和谐价值”。政界、教界、学界已经行动起来，努力加强宗教和谐工作，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进行宗教和谐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宗教和谐论的创新和实践，将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升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更好地引导宗教适应当代社会，并发挥宗教促进社会和谐、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牟钟鉴在1097期（2011年12月20日）发表《宗教和谐论》一文，进一步推动政、教、学三界对宗教和谐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文章指出，宗教和谐论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理论形态，是对苏联“宗教鸦片论”、“宗教斗争论”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是宗教和谐论的源头活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
文章认为，宗教和谐论的核心理念是“多元平等，和谐共生”。宗教和谐论的重心在于协调宗教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综合创新。它包括了中国社会主义者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宗教社会论、宗教统战论、宗教适应论、宗教文化论和正在建设的宗教生态论、宗教促进论，是上述诸论的整合和提升。宗教和谐论以化解族群的矛盾和冲突为己任，宗教和谐要在宗教对话与合作的实践中推进，与社会管理工作相结合。
宗教对话，从经开始
为推动学术界对于“比较经学”的讨论，游斌发表了《宗教对话从经典互读开始》一文，还连续访谈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炽昌、赖品超，美国西北大学的杨克勤，德国马普研究所的范彼德，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宜久等宗教学领域知名学者，分别从比较研究、经典互释、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等角度，探讨了佛教与基督教、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经典互读。文章和访谈揭示出“比较经学”与“经典互读”对于中国建设和谐宗教关系的重要意义和切实可行性。系列文章分别刊发在1055期（2011年7月19日）、1059期（2011年8月2日）、1063期（2011年8月16日）、1075期（2011年9月27日）、1077期（2011年10月11日）、1081期（2011年10月25日）、1091期（2011年11月29日）。
游斌在系列文章中表达了“宗教对话，从经开始”的观点。他认为各大宗教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即对“经典”的尊重，通过“比较经学”或“经典互读”的方式，可以达到宗教间的对话、学习和反思，最终实现在信仰上的真诚尊重。其具体做法是：邀请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去阅读或注释另一个宗教传统的经典。它不以阅读者皈依某一宗教作为出发点，而是在对另一宗教经典的阅读或注释中，发现对自己的宗教有所启发的地方。它甚至不预先假定不同的宗教之间有多少的相同点，而是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辩论或开放自身，从而实现不同信仰之间的沟通。这样的宗教对话有如下几个要点：1、宗教对话从阅读各大宗教的经典文本开始；2、比较经学既是为了对话和加深彼此的了解，又是在对一段经文、一个理想人物或一个宗教伦理的讨论中，更深地反思、重构并丰富自己的信仰。简言之，它是通过读别人的经典，丰富自己的传统；3、比较经学不仅是为了寻求共同基础，而且是通过回到各大宗教的源泉，去看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避免自己在面对另一种宗教时犯下独断性之错误。
“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
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列宁宗教观的核心是“鸦片基石论”。宗教周刊第1085期（2011年11月8日）、1095期（2011年12月13日）分别刊发的加润国的《“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再谈“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
文章指出，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阐释马克思关于宗教对人民作用的观点时引用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目的是要说明，党在对待“宗教问题”时必须保持“世界观”的清醒和坚定——要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有神论。同时，列宁是在结合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阐述党对宗教的这一基本态度和政策的。如果我们仅仅抓住“鸦片”和“基石”那句话，把它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脱离具体语境、时代背景和思想体系的僵化教条，概括出所谓的“鸦片基石论”，显然是错误的。
文章认为，列宁是完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宗教理论政策体系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论述宗教问题的几篇文章，并不构成一个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的独立的宗教观，反而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那种把列宁的某些论述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史和理论政策体系中抽离出来，并直接从中概括出所谓列宁自己的独树一帜的“宗教观”的做法，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的。
回族伊斯兰教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批驳
几年前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曾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以宗教为主线的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各文明（宗教）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毫无疑问，这一政治学的话语忽略了对中国宗教传统的基本认识。
马强在1003期（2011年1月11日）《爱国爱教：回族双重认同形成的历史分析》一文中指出，回族伊斯兰教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种有力批驳。文章认为，回族爱国爱教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总体而言经历了唐宋元三代的积蓄和萌发：明代形成“忠主顺君”思想、清代衍生出“争教不争国”思想、民国兴起“救国救教、国教并兴”观念，直至当代发扬为“爱国爱教”思想，可谓年湮代远，历史悠久。
从其先民肇始，作为在中国大地上生活了1400多年的回族，对国与教的珍爱和认同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不可割舍的情节。回族普遍认为，各民族“同国如同舟”、“保国即保教”、“爱教不忘爱国”、“国强则教兴”，国与教须臾不可分开。回族是中国的民族，回族特色的伊斯兰教成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根植，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批判，值得学术界重新反思，而非盲目地套用西方政治学话语。文明本身并不冲突，冲突的是拥有了文明、而又以偏执的思想去理解文明，并打着文明的旗帜，借助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力量推销自身价值观的人们。在全球化和全球移民浪潮高涨的今日世界，回族和平根植宗教文化，热爱国家，心系信仰，与其他民族、其他信仰群体共同发展进步的理念，是具有普世性意义的。
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
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慈悲济世是中国佛教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和重要途径。对当代中国佛教来说，服务社会尤具重要意义。当今世界，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财富快速增长，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自然灾害、人口爆炸、贫富悬殊、地区战争、恐怖活动和传染性疾病流行等，又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何缓解当代社会的种种矛盾、积极服务社会，是时代发展对中国佛教的客观要求。
方立天在1081期（2011年10月25日）发表的《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一文认为，慈善是现时代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佛教有两项相互联系的本质规定：觉醒了悟和去恶从善。也就是说，在思想认识上，要求开发真智，体得真理。在道德修持上，要求行善除恶，自净其意。觉悟缘起性空的法则，懂得人与人、人与物互为缘起，以及缘起本性皆空、不能执著的道理，就要求关心、同情、帮助他人，与人为善，与人慈善。修持善行的道德实践，与清净心意密切相联，是在慈悲心的基础上的善行。佛教的觉醒了悟和去恶从善的本质规定，确定了慈善是佛教的内在属性，是佛教徒的内在价值理念、价值取向。佛教要求每一个信徒把奉行慈善作为修持的重要方式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佛教要求每一个信徒通过慈善活动提升觉悟，完善道德，进而实现人生的理想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适应新的历史要求和历史使命，积极担当时代责任，自觉参与社会救助、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在救灾、济困、扶贫、助学、养老、助残、义诊、治病等多方面，尤其是在重大突发灾难救助和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扬。
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方向：使信仰面对、适应中国的处境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人生终极关怀的抉择，其内容触动普遍的人性要求，是普世性的，不受历史文化所局限。但这普世性核心内涵传扬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处境时，即产生其适应文化特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特殊表达方式，即“处境化”的过程。当西方基督教由宣教士传向世界时，信仰已被西方处境化的框架所构作，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当其遇到另一种庞大的文化，如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时，即会产生格格不入甚至冲撞的状态。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其中一个必然使命，就是须将信仰处境化，融入中国的世界。
梁燕城在1043期（2011年6月7日）的《基督信仰生根中国三模式与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处境化”》一文中，探讨了自利玛窦入华以来，3位基督宗教宣教士在处境化上作过的努力和成就，从而思考一个融和的模式，探寻当前基督教生根中华民族文化之路。文章认为，回顾这3位伟大的宣教士对中国的爱心与投入，当今中国基督徒可以融和三大宣教士的经验，分析当前中国处境的需要，作出投身中国的行动。
文章进一步认为，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化”，当有以下的发展方向：
第一，基督徒须学效基督的道成肉身，完全投身于中华民族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中，共同担当民族发展的命运，从而摆脱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形象，使信仰面对、适应中国的处境。
第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欣赏。基督徒应深入认识和吸收中国文化的智慧，找寻信仰的共通价值，如中国传统的伦理、良知、人性尊严、审美情调，对宇宙大道的掌握等，并加以尊重和欣赏。同时，基督徒应以基督信仰的特有价值，为中国文化提供参考和吸纳，使之吸收新资源而更新自己，面对新时代。
以史为鉴：建立本地化教会才能使中国天主教充满活力
天主教会在过去四五个世纪的传教历史，是一段与使徒时代纯正的教会传统相比极其反动的历史，其中文化傲慢、文化排他性以及与军事征服的联盟成为传教事业的主旋律，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和南美洲施行的野蛮传教政策，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于远东的中国、印度、日本这些有着高度文明与文化传统的国度。真正懂得“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策略的，只是极少数边缘分子，诸如以范礼安、利玛窦、刚恒毅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而正是这些边缘分子，比如刚恒毅，在面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时，积极推动建立本地化教会，中国天主教才有可能在一段时期里充满活力。
刘国鹏在1045期（2011年6月14日）《刚恒毅的“本地化”思想初探》一文中对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刚恒毅的“本地化”策略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刚恒毅是一位既有宗徒精神、又具有远见卓识的传教战略家，他早就看到过去300年，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事无成乃是因为其走上了一条和宗徒时代南辕北辙的道路，染上了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恶习。作为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和罗马教廷自上而下推行“本地化”传教路线的教会官员，刚恒毅积极推动建立本地教会，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保持传教区的非殖民化。
刚恒毅在立足于教会初创时期使徒保禄的传教原则的基础上，发挥、细化了前任的传教方法。在“适应化”原则的指导下，他摒弃了传教士以往有意识地在传教区移植西方文化、习俗和观念的殖民主义做法，针对中国文化的特质，进行了一系列“本地化”的有益尝试，如对孔子、孟子思想的接受和化用，在教堂建筑和圣像艺术方面采用中国传统风格等。在教务方面，刚恒毅成功地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教务会议，如此全国规模的中国主教会议，乃教会历史上之首次。按照大会《决议案》，中国神职人员有资格担任教会内的任何职务。这一决议为日后的中国主教的遴选和祝圣工作铺平了道路。
刚恒毅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灵活、机智和果敢做法，使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富有成效，并由此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天主教会一段充满活力的时期。
从挪威惨案看原教旨主义：信仰的差异只有用信仰的法则来解决
7月22日发生的挪威奥斯陆爆炸案和于特岛枪击案不仅是挪威的“国家灾难”，也震撼了全世界人们的心。人们不明白为何在这个平静如画的国度会发生如此恐怖的事件？为什么那个显得非常干净的年轻人安德斯·布雷维克会犯下如此凶残的罪行？为什么作为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他如此仇视多元文化主义、穆斯林和政治左翼？
张志鹏在1059期（2011年8月2日）撰写的《从挪威惨案看原教旨主义》一文对这些疑惑进行了回答。文章反思个别原教旨主义者采取极端恐怖行为的根源，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途径。
文章认为，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新的国度汇聚、相遇和交往。多元文化必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同时还伴随着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和生活方式的差异。
如何防范原教旨主义者采取恐怖性的暴力行动呢？一是信息透明，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教旨主义在宗教旗号下的真实政治或经济目的，消除其神秘性；二是将各宗教及其教派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三是通过公开对话、协商和制度建设，寻找解决多元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合法之道。
挪威惨案证明，原教旨主义者试图通过暴力来改变个人信仰或者解决社会问题，是自私而愚蠢的，除了增加罪行外，将会一无所得。信仰的差异只有用信仰的法则来解决，那就是平等、沟通、自由和宽容。
（本版文字由蓝希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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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Robot 于 2011-12-30 13:07 编辑
]
作者:
张多
时间:
2012-1-15 11:29
很精彩。回族伊斯兰教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批判，这一观点很精到，道出了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本质。
作者:
莲池溪音
时间:
2012-2-18 15:28
把佛教定位在种种慈善活动的本质问题上，是一种迎合即本质的推论。佛教的本质是觉悟教育，不是救济基金会。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2-2-18 21:24
好文章。
作者:
刘清春
时间:
2012-5-10 19:49
夹缝中跳舞 感觉应该感谢诸论点 虽未必赞同 其意也是让宗教得以合法生存
作者:
张晓源
时间:
2013-3-9 14:36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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