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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荣]脚勤 脑勤 笔勤的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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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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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7 21:03
标题:
[王乾荣]脚勤 脑勤 笔勤的费孝通
王乾荣
中新网 2011年12月27日 11:32 来源：北京日报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
费孝通先生创译了“脚勤”一词，恰可形容他的一种人生状态——只是他的脚勤，不是为了健身，而在治学。
费孝通脚勤，缘于他的“脑勤”——“事迹易见，理难相寻”，脑指挥脚嘛。
在《江村偶读》一诗中，费孝通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这位江村的儿子，没有虚度光阴。他洋洋550万字15卷文集，忠实记录着他的“笔勤”，和他一生奋进跋涉的漫漫历程。
“三勤”具备，造就了费孝通这位开创一代学派的中国社会学大师。
谨以此文，纪念费孝通先生101岁诞辰。
脚勤：“真知亦自足底功夫”
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1982年写《脚勤》一文，说：“我访问美国时，看到大小城市的街道两旁，三三两两，男男女女，缓快不同地跑步。旁人告诉我，这叫jogging。查字典其意为轻撞、颠簸、缓进。用它指这种活动，是原意的衍生，指为了健身而慢步快跑。中文没现成的对词，翻译困难，我试用‘脚勤’二字，以其音近，义亦可通。”
费先生创译了“脚勤”一词，恰可形容他的一种人生状态——只是他的脚勤，不是为了健身，而在治学。
费孝通脚勤，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1935年夏，清华研究院毕业，将远赴英国留洋的青年社会学者费孝通和同行、新婚爱人王同惠，结伴赴广西大瑶山实地考察。社会学实地考察，当年中国鲜有人为。费氏夫妇此举，并非蜜月之旅，而是一次学术之行。小两口晓行夜伏，一路攀悬崖，跨激流，在“山壁峭立处竟疑无路”，披千里月色，借住于“码头上的大帆船中”，双双生出“不知今夜宿何处”的奇异感慨。不幸的是，费孝通在崎岖山路误踏陷阱，王同惠女士在求援的路上遇难了。新郎费孝通忍着极度悲痛，暗下决心，以一生走田野考察学术道路的行动，来继续爱妻的未竟事业。
1910年，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并在这里启蒙。后他外出求学、工作，1936年首返离松陵镇不远的祖居地开弦弓村实地考察，正式走上中国独特的社会学研究之路。开弦弓村后被费先生命名为“江村”，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一个名播全球的乡土“学术村”。然而新中国成立没几年，“兴无灭资”，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消。1957年再访江村后，费孝通被划为“右派”。其后是多年的沉寂。他的脚，一时无路可走。
国家走过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几段弯路，终于盼到改革开放。1980年，费老从严寒中伸臂展腰，从另册喷薄而出。
复出未几，在本该颐养天年之际，费孝通雄心勃发，壮气冲天，出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重振并引领本学科研究。费老的主要研究方式，即是“田野考察”。他迈开大步，四处探访。“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他说他这匹“健硕的老马”，还想走更多的路，来试试自己的脚力。
东西漫行，南北穿梭，或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或徒步翻山越岭，费孝通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均在路途当中，行色匆匆，跑遍除台湾、西藏之外的祖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方从敦煌还，又上麦积山。老马西北行，关山视等闲。”路漫漫其修远，遥遥行程几许，无以数计。不舍春夏秋冬，无论天南海北，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他不为游山玩水；莺归燕去，山立水转，行行重行行，他双脚不曾歇息。费老的“脚力”，果然不凡。
行者费孝通在路途书赠友人小赋一则道：“兼容并济，山川入怀，满天星斗，古今一瞬。”这是他“行”出来的胸臆，颇富仙风道骨韵味。
江村，是他的故乡，他的家园，他的根，他学术研究的实验基地。从1981年到2000年20年间，光返乡追踪研究江村的变化，费老就跑了20多次。
他有一本文集，书名《行行重行行》。他给自己记叙访问家乡的两本文集，分别起名《吴江行》和《故里行》。一个“行”字，尽道高龄行翁的“脚勤”功夫。
费老赋诗道，“笑我此生真短促，白发垂垂犹栖栖”，“婉转峨眉能几许，须臾鹤发乱为丝”。
栖栖者，忙碌貌也。来日无多，他感到了紧迫，更加密集地出行。什么定西行、淮阴行、焦作行、邯郸行、海南行、临夏行、瑶山行、毕节行、沧州行、包头行、凉山行、盐滩行，等等等等，真是行之又行——我即使再用几个“等”字，也“等”不完他“行”过的地方。很多地方，还是再访三访。看得出，费老数不清的行踪汗水，多留在穷乡僻壤，都是他“细水长流，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录，也是他之“行”的一个突出特点。
费孝通60多年前说过：“我还是在乡下往来，还带有传统的性格和偏见，对上海的嚣尘，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这不是对大城市有什么一般意义上的恶感──后来他对上海浦东的发展贡献良策，对香港的“蜂窝作坊”也大感其趣──那话，无非道出了他不愿待在繁华都市里安享清福，而对贫困的广大乡村，却有着特别浓厚的感情罢了。
费孝通2000年访问江村那次，我有幸随行，亲身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顽强、求实、细腻和幽默风貌。此行过后，我在费老鼓励下，根据费老与江村的渊源，写成《江村故事》一书，得到费老认可。
2002年，费老以92岁高龄最后一次访问江村，距他仙逝仅仅3年。
费孝通脚勤，最忌不动。他的学术研究和成就始于“行”，他的人生，也终于“行”。他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
正是：
学问或由田野生发，
真知亦自足底功夫。
2000年9月费孝通和本文作者在江村
脑勤：“事迹易见，理难相寻”
费孝通脚勤，缘于他的脑勤——脑指挥脚嘛。
1936年清华研究院毕业那会儿，他完全可以赋闲等赴伦敦，然而他抽这个空当去了大瑶山，为的是做土著民族状况的调查。
在大瑶山考察时受伤，他“意外得到两个月‘余暇’”，也不静养，而是跑回家乡江村，作“除获得知识之外毫无其他目的及责任”之访——后来事实证明，他这次获得的知识，恰恰用在了他一贯追求的“富民”这一明确“目的”上；而他的一生，也正是以实现这个目的为己“任”的。
综观费老一生学术成就，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崇高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他赴伦敦之前在江村所做调查报告的一个结晶，被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即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老创译)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
此种探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他的家乡江村，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大千世界，把握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
费老晚年复出后研究新时期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向非农业转移，以及农民如何致富等社会问题，写下著名的《小城镇 大问题》，总结出新锐的“苏南模式”，也无不体现着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发展道路这一基本理念。
新时期以来他跑遍全国，四处调查，如上述，《行行重行行》，目的即在探索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道路。
费老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费老的学问舶自西方，但是他没有像有些“海龟”那样，把学问深藏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赏，而是将它“中国化”、“乡土化”，使之变成改变穷困中国的一件有力武器，并且富有成果——这正是他对中国社会学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贡献。
在费孝通先生那里，学问就是有用的知识，他始终虔诚地使他的知识学以致用。有人因此把他绵延半个多世纪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誉为“江村学”，以彰显他的卓越成就，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说，《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对现代乡土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做了最早图解，那么《乡土中国》的主旨，便是着眼于中国整体社会的结构和特质，高屋建瓴地审视社会，试图把握中国文化的脉搏。它不因循西方社会学法则，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浅出以例释理，娓娓道来，妙趣横生。比如我们可以从中见识到20世纪30年代的“山杠爷”式人物，使读者于愉快的阅读享受中，蓦然领悟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原来如此”的真相。这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学解析，既反映出国民性中朴实、美丽的一面，也挖掘出民众蒙昧和深受宗法理念束缚的另一面。费老得出的结论是，“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因为前者是“争权利”，后者则是“攀关系、讲交情”。
在对国民性的探索上，费老“从制度到精神”的社会学分析，与鲁迅“从精神到精神”的文化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强调的是，人们如何行动起来，把一个“乡土中国”变成“现代中国”，使之融入世界，步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且不失中国特色——这才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终极使命。
后来费老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世界各民族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的设想，便是他自《乡土中国》开始一贯持有的学术思想的延续。
费孝通这些前无古人的研究成果，得益于他的“脚勤”加“脑勤”，而以脑勤为主——“事迹易见，理难相寻”嘛。他把他一生不落窠臼的考察结果不断升华为新的理论，才开创和丰富了独特的“中国社会学派”，才有了对于国民性的深刻挖掘，才促生了概括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变迁的“苏南模式”，才唤起了国人在文化方面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意识，也即敲响了国人“文化自觉”的警世钟。
如此一颗不凡头脑，怎一个“勤”字了得。
正是：
《江村经济》开创学派，
“苏南模式”改革指归。
笔勤：“处处留意皆文章”
1988年2月费孝通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这位江村的儿子，没有虚度光阴。我书架上有费老洋洋550万字的15卷文集，忠实记录着他的“笔勤”，和他一生的奋进跋涉漫漫历程。
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谈到费孝通文章时，盛赞其“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他把费孝通与红学家王昆仑、哲学家冯友兰等社会科学家相提并论，说他们虽然“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但是他们的文采，却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
学者费孝通当然不以“文艺家”名世。说到费孝通文章，首先当论他的学术著作，其中主要两部即如上述《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
费孝通的学术写作，可用一个短语来概括，即“处处留意皆文章”。
《江村经济》，深刻而不艰涩，1939年完成。这部堪称开创了一种研究体系的不朽大著，其原始材料，居然是作者几年前在家乡养病时“顺手”搜获的。费孝通说过，“文明就是把泥土变成陶罐”——他这个洋博士的妙手，就有本事把家乡的沃土，升华成一尊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成品。
《乡土中国》的写作，也颇有意思。那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虽是高头讲章，然而故事化，口语化，趣例多多，别有风味。当时《世纪评论》杂志跟费孝通约稿，他就“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凡14篇，遂成一书。多么洒脱！
费孝通跟新婚妻子去大瑶山考察，妻子殒命，他也受重伤，其痛何极！然而他的笔没有停歇，在养伤期间，依然含泪写成了他俩此行的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
1980年费孝通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之后，他到处“跑”来的“想法”，如岩浆般喷发而不可收。上述《行行重行行》一书，就是他“跑一个地方，写一篇文章”的结晶。这些文章可不是什么“闲笔”，其中凝聚着他的社会学思考，充溢着他“志在富民”的愿望和对他所访地区的致富建言。他每一行都有所发现，尤其《小城镇 大问题》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即引起强烈反响。如今，费老提出的“大问题”，已经蔚然而成为“大战略”、“大前途”了。
费老在《简述我一生的写作》一文里说：“我这一生一直在写文章。”他早慧，14岁即在《少年》杂志发表处女作《秀才先生的恶作剧》；晚年“狂来笔力如牛弩”，文思泉涌，滔滔大观，不可遏也。他的业余写作，其实也是社会学的另篇。
有人说，当今学术界，就散文写作的数量丰硕和文笔优美来说，只有于光远可与费老媲美，可谓“双星辉映”。此话或许不假。除了皇皇学术著作，费老业余写下大量散文、随笔和诗歌，出版了四五本集子。虽然费老自谦“我和文学无缘，我是圈外人物”，“我作文，连‘散文’两个字也不敢用”；但“一切文章皆贵真，真情作诗感得人”，他写人生体验和学术经验，歌唱爱情，描摹山川风物，抒发爱家乡爱祖国情怀，思接万里，纵横捭阖，笔法老到朴实灵动而畅达，其文采风流，或许可在现代文坛略占一旁席吧。
“文为心声，读其文，闻其声而识其人矣。”写于1957年的著名文化随笔《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给费孝通带来了灾难，但是“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应有的风光”……这些充溢着勇气、智慧和卓识的诗化语言，真实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面前的敏感、忧患、无奈和期盼。至今，人们提起他当初那些话来，仍然津津乐道，感慨良多。
我读费孝通散文随笔集《芳草天涯》和《逝者如斯》，可见美文比比皆是。如《海南曲》里对于天涯海角“澄碧一线”、“细沙洁白”的描摹，简直令人神往，不由得击节赞叹。看他诗集里写盐城的“港口渔船集，牧场野花妍；芦荡接桑园，虾池依棉田”，于平实中凸现意境，活脱脱出自一位田园诗人之手啊。
一贯谦逊的费老自己也说：“大家喜欢看我的文章，这我是能够感受到的。”能文能诗如此，还称不上一个“作家”吗？只是，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圈外的业余作家，无其名而有其实罢了。
正是：
舞文弄墨秀才本色，
画龙雕虫大师胸怀。
文/王乾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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