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洪堡衣钵的在当代也不乏其人。法国当代哲学家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创造了“全球语”一词以刻画社科界盛行的那种中性、枯燥的英语。比利时哲学家弗朗索瓦·奥斯特（Fran?觭ois Ost）更进一步。在其著作《对多语主义的辩护及阐述》（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u multilinguisme）中，他对《圣经》巴别塔的故事进行了重读，指出上帝将众多语言强加给世人，并不是惩戒，而是救赎。通过赐予人类多样的语言，上帝把人类从一个“极权主义”语言和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
跨文化传播的翻译工作，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需从本质上了解不同语言背后的语境和文化特点。比如涉及我国外交政策的“韬光养晦”一词，其含意是不当头、不扛旗、不称霸、低调行事，中国外事部门和主流媒体将其译作“to keep a low profile”（低调做事），而外国人往往翻译成“to 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隐藏能力，假装弱小）或“hide one’s cap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隐藏能耐，等待时机）——似乎“韬光养晦”是一种阴谋诡计。两种翻译反映了对中国基本国策的不同解读，差异非同小可。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国家政策，不了解“韬光养晦”使用的语境和时代背景，译文在语法上可能完全正确，但意思必然是误导性的。
由于翻译的重要性，每年的9月30日被定为国际翻译日。这一天也是纪念圣杰罗姆（St. Jerome，《圣经》拉丁文本译者）的圣杰罗姆日。1991年，国际译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FIT）理事会将9月30日确立为国际翻译日。从1992年开始，国际译联每年都会提出不同的翻译日主题。历年国际翻译日主题如下：
对一个非本族语使用者而言，可以说外语处处充满了“陷阱”。恩格斯对《科隆日报》派驻伦敦记者的翻译的批评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后者长期在伦敦生活，他在向德国读者报道牛津大学几个学生划船横渡多佛尔海峡的消息时，把英语成语catch a crab（划船时由于桨入水过深或过浅而未划好）译为“螃蟹夹住了一个划船人的桨”，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他犯了一个“荒唐的粗暴的错误”。
如果说语言知识方面的缺陷常常是造成某些失误的导因，那么主观随意性和想当然就会加剧这些失误的形成。比如，The comedian amused the crowd with his one-liners 被译成了“喜剧演员用一只袖子（注：应为“俏皮话”）把人群逗乐了”。这里，liner只有“衬里”的意思，并非“袖子”（sleeve），此其一。且不论liner理解有误，即使从词形上看，带连字符的one-liners是个复合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可能是“一只袖子”？此其二。即使不知one-liners的确切含义，只要查一下词典就能解决问题。出这种笑话，只能说明译者缺乏责任心。类似的例子还可以见到很多，如把industrial relations望文生义地译为“工业关系”（应为“劳资关系”）；还有把He is absent in Shanghai误译为“他不在上海”（应为“他外出了，现在上海”）。翻译中不看语境，不注意区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往往也可能导致错误。如同一个to table a proposal在英式英语中指“把议案付诸讨论”，而在美式英语中则恰恰相反，指的是“把议案搁置起来，暂缓讨论”。在翻译中，每向前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左顾右盼，谨防陷阱。
当然，也有一些句子，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对作者的真实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如Traffic jams are caused by slow lorries and buses carrying heavy loads，因为句中的slow既可只修饰lorries一个词，也可修饰lorries和buses两个词；而carrying也是既可修饰buses一个词，也可修饰buses和lorries两个词，这样就会有几种可能的译法。这种“永远的歧义句”不在少数，翻译时也只好加注释说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