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和审美再现,文学使我们并将继续使我们在东西方的语境下建构各种形式的乌托邦。当代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丰富的物质生活,他们还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因此他们希望在这个后现代社会能有多种选择,这也正是为什么歌德于1827年勾画出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设想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边缘的中国文学作品,尽管如此,他仍然从中窥见了一些与欧洲文学的伟大传统共通的东西。在当今时代,文学虽然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人们有着吸引力,因为人们所面对的选择和诱惑实在太多了,但是文学却能向他们提供其他文化再现形式中找不到的那种独特的高雅情操和审美快感。从历史上看,强大的经济并不一定就能带来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尽管后现代社会使人们有着多种选择。我们文学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应当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影响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始终用文学材料作为我们分析的对象。因此我这里的论点就在于这一事实,也即狭义的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来自文学研究,尤其是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更是如此,因为该学派旨在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人们的社区生活并指向通俗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我多年前在考察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角色时曾指出,在当代文化研究的众多实践者中,弗莱是极少数具有远见卓识并把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学者之一。他生前不仅具有某种“关怀的神话”(myth of concern),而且还具有对全人类的一种世俗的关怀。比较文学学者十分关心的正是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全球化氛围中,文化研究中讨论的许多论题已经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实际上受到文化研究的严峻挑战,而后者正变得越来越强势,并越来越指向通俗文化。因此毫不奇怪,一些带有传统观念的比较文学学者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这门学科正经受挑战大有被文化研究吞没之危险。但在我看来,通过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弗莱的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实践实际上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共融提供了可能性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人为对立应当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