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英语教育家和诗人瑞恰慈,被誉为新批评之父,基本英语(即Basic English,是C. K. 奥格顿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的一种简化的英语体系,他希望其成为新的世界共同语)的主要传播者,在20世纪的欧美学界影响深远。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文学者眼中,他是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在中国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与现代中国人文学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经六次来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过书,与吴宓等学者共事,钱锺书等曾为其学生。二战前,瑞恰慈在赵元任、叶公超等的襄助之下,曾在全中国推广基本英语。细数起来,他的学术生涯是跟20世纪中国许多著名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的交往,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的人生最后也几乎是在中国传播英语的旅程中结束的。但瑞恰慈本人具体为何方人士?他的成长历程如何?他的学术生涯如何?
负笈求学
瑞恰慈,英文全名是Ivor Armstrong Richards,因为常以I. A. Richards署名,所以这个名字更常见于他的著作和学术界。他于1893年2月26日出生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叫三碚(Sandbach) 的小镇。
瑞恰慈的传记作者拉索(John Paul Russo)对他的这段生活比较重视,认为他后来的兴趣和成就很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比如他在克利弗顿上学的第二年因为肺病而休学一年。在治病的一年期间,因为当时主要是靠野外锻炼来达到治愈的目的,所以他喜欢上了登山,登山培养了他的乐观精神、勇气和忍耐力,而且登山也成为他终身爱好的运动。在养病期间,他也读了大量在学校的一般学生不可能读到的书籍,其中最喜欢吉普林的丛林故事和斯温贝恩的作品。伟大的思想,超越小我的高尚情操,这种为朗吉鲁斯盛赞的源自古典文明的崇高精神以及对整体的追求,成为引导瑞恰慈完成一生大业的神圣之光。
在麦格德伦学院,瑞恰慈的导师是著名学者阿瑟·本森(Arthur C. Benson)。一方面瑞恰慈认同本森对阿诺德的批评,接受本森的多元美学观,反对把艺术与人生分成两个对立面,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连续统一性。另一方面,瑞恰慈对维多利亚后期矫揉造作和自以为是的理性主义、社会进步观念、伦理观念以及以趣味为核心的散漫的文学艺术批评风气表示反感。瑞恰慈比较关注语言学、神经生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这些新兴学科,希望借用科学理念和方法,来修正和提高思维水平,建立比较科学和实用的文学批评方法和原则。
瑞恰慈决定学习哲学,他的这一决定跟当时也是学生的奥格顿(C. K. Ogden)有关。瑞恰慈在后来的回忆中多次提到奥格顿,他们二人在剑桥的合作,对20世纪前半叶的语言学、哲学、文学研究和英语教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瑞恰慈初进剑桥,对眼下所学的课程以及将来学什么十分茫然,他与四年级的才子奥格顿一次偶遇对谈,使他决定学习哲学。这时剑桥大学的哲学系,云集了一批大师级人物,据说是剑桥自17世纪以来没有过的盛况。比如任教的有著名哲学家摩尔(G. E. Moore)、罗素等,维特根斯坦也于1911年来到剑桥,师从罗素。此时剑桥的学术圈内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出现一些秘密和半公开的社团,如倡导者、异教会等,从形而上学到伦理学,从古典研究到经济学,从社会政治批评到文学创作,都有新进杰出的学者呼唤新的理性尺度和人性标准,用科学、理性和接近古典的现世的人生理想对抗弥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信仰危机,这一思潮史称剑桥人文主义。
瑞恰慈在晚年回忆剑桥的学生生活时曾说,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迪肯森(G. L. Dickinson)的思想对他影响最大,迪肯森的一些作品他能倒背如流。迪肯森把古希腊和中国文化看作是两大理想的文化世界,他喜欢古希腊人神共处的世界,人活得自由自在,不像基督教世界的人活得那么累,每个人都因为原罪而有沉重的负罪感,终生都为自己与上帝相分离的处境深怀愧疚。中国的儒家文化以人为本,宣传礼让,尊重秩序,崇尚仁爱和中庸精神,对人有能力在现世达到至善之地坚信不移。从这个时候起瑞恰慈就把中国的圣人孔子作为自己的思想典范,儒家思想影响了他对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思考和写作,这也可以说激发了他后来多次到中国旅行以及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热情。
1918年,瑞恰慈回到剑桥寻找教书的机会。次年,瑞恰慈有幸得到已在剑桥教书的朋友福布斯(Mansfield Forbes)的帮助,找到一份教授英国文学的临时工作,瑞恰慈讲授批评和英国当代小说两门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一年剑桥的英语学院也正式成立,瑞恰慈与福布斯、提雅德(E. M. W. Tillyard)三人从此在剑桥开辟了现代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这个新领域。
据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7日在科学馆会议室召开当年第二次会议,第二条决议为新聘任的教授名单,其中第一条就是聘任瑞恰慈为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在清华外文系任教的英籍教师吴可读(A. L. Pollard-Urquhart)是他在北京的联系人,他此前给瑞恰慈写了信,建议他选教员薪水相对比较稳定的清华大学来工作。
瑞恰慈结束了在哈佛的课程后,1931年秋天回到剑桥,开始教学工作。但是剑桥的生活让他们夫妻二人都觉得不习惯了。他们给北京的朋友吴可读写信表达了对北京的怀念。在这个时候起,瑞恰慈重新开始与奥格顿合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奥格顿的基本英语计划上。他参加了一系列会议,如1933年去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基本英语大会,在报告中大力宣传基本英语,称之为教育工具和国际第二语言。1934年1月,他写信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部主任大卫·斯蒂文思(David H. Stevens)提出自己有到中国去推广基本英语教育的愿望。此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基本英语的前景比较看好,已经分别在1931年和1933年为奥格顿的正语学院(即The Orthological Institute,是奥格顿为传播基本英语成立的教学出版机构)发展基本英语计划提供了资助;1936年1至2月,又给翟孟生主持的北京正语学院提供了资金。1936年2月,瑞恰慈写信给麦格德伦学院院长,告诉他自己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年的资助,将去北京主持正语学院的基本英语发展计划。1936年4月,瑞恰慈夫妇从日本转道北京,他的目的十分明确,要在中国推行奥格顿和他一同开发的基本英语教学计划,实现通过语言改变思想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