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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上海大学关于的德国民俗学的系列讲座 [打印本页]

作者: 张礼花 时间: 2011-11-30 13:10 标题: 上海大学关于的德国民俗学的系列讲座

2011年11月28日下午两点，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上海大学）在B417室举办了两场精彩的讲座，第一场是来自德国波恩大学的民族学与古美洲学教授白瑞斯（prof•Dr•Berthold Riese）的，题为“民俗学与人类学--以德国学术传统为例”，由张江华教授主持；第二场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王霄冰教授的，题为“德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由耿敬教授主持。另外张佩国教授、黄景春教授、王亚芳教授也参加了此次讲座。
题目一：民俗学与人类学--以德国学术传统为例

报告人：白瑞斯（Prof. Dr. Berthold Riese），德国波恩大学民族学和古美洲学研究所教授

讲座开始，白教授讲到，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三个学科有许多互为重叠之处，可用三个圆圈表示，中心部分为完全重叠，像家庭与亲属关系、宗教、神话这样的研究课题，还有古迪（Jack Goody）这样的人类学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重叠主要体现在社会人类学，很多人类学家特别是功能学派、文化人格学派等都受到社会学家如韦伯、涂尔干等的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的影响也可在费孝通这样的学者身上找到；民俗学与其他二者的关系较为隔膜，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传统，只有少数例外如美国的民俗学就起源于人类学，一些早期的人类学家像本尼迪克特和米德把人类学的研究作为解决本民族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讲座主要以德国的学术传统为例，重点阐述人类学与民俗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方法论上的重叠与偏离关系。
首先白瑞斯教授他用表格向我们说明了这三门学科的起源，民俗学缘起于1800年海德堡学派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风行时期，民族学起源于殖民主义时期，社会学缘起于1830年工业化时期，其中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斯•韦伯三人对社会学学科的重大贡献，白瑞斯教授认为这三门学科是相互关联的。接着，教授谈到德国这三门学科名称变化问题，民俗学自1979年起转变为欧洲民族学，而民族学自1980年起转变为民族学和社会学或叫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名称没有变化。随着跨学科研究时代的到来，三门学科呈现相互引用的情况，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也带来了一下弊端，过多的进行文化比较以及引用他国的例子，会导致一些混乱的现象，这是我们要反思的。最后，在梳理了德国这三门学科的学术传统后，白瑞斯教授将视野扩展到法国和美国，法国这三门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而美国则将民俗学放于人类学系之下，民俗学源于民族学研究中，直至1940年才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真是因为如此民俗学要成为一门现代性的学科，就面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的问题。

题目二：德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
报告人：王霄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

王教授认为，民俗学作为一门派生（二级）的近代学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历史学、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滋养，并由此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史学的、文学。德国是最早建立民俗学学科的国家之一。早期的德国民俗学受到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学与史学的取向比较明显，研究方法多重现象描述而不重文化分析。在第三帝国时期，民俗学为纳粹所利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一种文化工具。战后的德国民俗学一直在极力摆脱这种历史阴影。首先兴起的历史-档案学派（慕尼黑学派），采取传统史学的方法力图使民俗学“去纳粹化”，重建学科主体性。该学派代表人物莫泽提出的“民俗主义”概念及对该类现象的批评，在民俗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虽然“民俗主义”及民俗的“本真性”问题最终没有得到解决，但这场讨论却帮助德国民俗学彻底走出了历史，走向了现代：首先，借助于人类学（民族学）的“文化”概念，当代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民俗研究对象不仅仅只是民间文学或历史遗留物，而是当代的日常生活。其次，德国学者提出了“文化分析”的方法。王教授认为，这种方法不只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阐释”，而是一种糅合了史学、文学、社会/人类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尽管当代的德国民俗学多已改名为“欧洲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很多民俗学家其实并没有人类学的学习背景，他们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完全算作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最后，王教授认为兼容百家而独闯新路，正是德国民俗学的高明之处。
通过这两场讲座，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德国的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民俗主义”以及德国民俗学转型的具体情况。我们国内可能了解德国的民俗学的转型的具体情况的人不多，只是知道在十九世纪70年代，民俗学在面临学科危机时，德国民俗学就转变成“欧洲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所以这次讲座填补了我们只是的空缺，而且讲座过程中通过与白教授和王教授的交流，我们也受到很多启发。
中国的民俗学也面临着学科危机，中国的民俗学是从历史学紧紧相连的，但是中国的民俗学又不如历史学，因为很多时候中国民俗学者扮演的多是采风者或民俗知识普及者的角色，把民俗民风从民间发掘出来，提醒一下人们去保护，就以为是完成了工作，这些工作一些非民俗学家或民俗爱好者都可以做，民俗学家在资料方面可能还不如一些民俗爱好者或当地民众知道得多。当然我们承认田野过程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未真正发挥所收集来的资料的价值，那样太吃亏了。而这些价值却被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重视和利用起来了，而做学术最关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施爱东老师说“告别田野”的原因之一。我们民俗学没有学科内的理论，我们可以去借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但是不要仅仅停留在述说民俗的阶段，要有问题意识，走入分析民俗的阶段，从而达到理论提升目的。这样民俗学家的角色就不是随便能扮演的，民俗学家所作的工作就不是一个民俗爱好者或其他学科学者能做好的，到这个程度，社会才会认可我们为专业的，我们的学科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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