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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正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1-11-14 00:23 标题: 正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

《社会科学报》（上海）

作为近代社会的两大标志，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学界不断思考。因为复杂社会历史的现实，两种精神在当下更是未竟的课题。胡守钧教授在日前推出的《文明之双翼——关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话》一书中，再次探讨两种精神之间的关系。本报特约五位学者以此为由畅谈感想。

科学与人文精神研究要推陈出新

上海交通大学陈章亮

在西方，市场经济和人是资本主义的两大发现，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成为进入近代社会的两大标志。在我国，人文思想源远流长，但由于传统与近代的断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迄今仍是未竞的课题。所以，如何从现实出发，探讨和阐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我国沿革的轨迹，需要作者具备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以及凝重的世界眼光。胡守钧教授新著《文明之双翼——关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话》以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把我国的天行健、地势坤和交相泰的古代人文传统，与西方近代的工业文明和价值文明结合起来，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

应该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意义不仅在书内的启示，更在书外的后续。其一，是测量社会重大转型期的标尺。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社会转型期，在西方自黑格尔体系解体后，沿着拒斥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两方面发展，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与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经过长期纷争后，在战后出现了以研究现实为主题的合流趋势。我国以丰富人文内涵与西方文化相区别，但由于近代的沉沦，科学缺位和人文迷失，上世纪80年代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发展战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是判断社会主义现代化成败得失的标杆。其二，底线失守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国改革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正如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所说的那样，我们正站在天堂和地狱的大门口。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物欲横流，个人利益被无限放大；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经济人假设被泛化，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唯一的目的；在文化空前繁荣的同时，道德生态恶化加剧，见死不敢救的公益心滑坡，官员公信力下降引发诚信危机，物质主义成为理想主义的反动，人们对此顿足捶胸，痛心疾首。我们虽然用不着由此而惊慌失措，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在旧思潮的结构中重构人文思想道德体系。其三，赋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社会主义规定性。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是改变和否定社会主义，更不是要重复和回归资本主义。时下，一些人唯西方价值文明马首是瞻，把它当作评判是非的标准；一些人言必讲孔孟盛行，以为传承传统就是儒家的复归；而去意识形态化，去价值化和去问题化越来越成为时尚，正在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就要发挥社会主义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的指导作用。

结合我国当下现实，如何将“两个精神”贯彻于“五个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首先，当今世界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苏联社会主义时代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它固有和新积累的矛盾形成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已凸显。因此，实行科学发展，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文明建设相结合是重大的抉择。从产生上说，“五个文明”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产生的，“两个精神”是它的集中体现；从实践上说，“五个文明”是“两个文明”的展开，其中“两个精神”是核心；从主体上说，它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科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统一。

其次，资本主义是“两个精神”的发掘者，但两百年危机的折腾，已经暴露出它的局限性，现今资本主义及其仿效国家乱象丛生，证明它也不是普世价值。我国的古代文化在世界独一无二，但旧传统的惰性和外部势力入侵，却是我国迟迟未进入近代社会的根本原因。所以，只有把西方的价值文明和我国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最后，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方向，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关键。马克思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自主和全面发展。把它实现过程的一个阶段、方面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通过体系表现出来的，把它归纳成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自由自主、共建共享和集体主义等是探索的新成果。但当前重要的是要在重塑工具理性中理论要面对现实；在重塑价值理性中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及在重塑社会伦理中建设诚信体系。

人文精神教育其实很具体

武汉大学周运清

在功利性教育体制下，在认钱不认爹娘的环境中，还有多少人知道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利益驱动下，哪些人还在坚持不懈地解读、宣传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按理说，大学应该是承载和传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圣地，可如今的大学已经功利化；在文化人或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最能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可方舟子揭发的那些专家丑闻让人大跌眼镜。诸如此类，这是为什么？这要从被人们颠倒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说起。

何谓科学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我赞同胡守均教授的解释：科学精神是指科学所具有的优秀传统，是科学赖以发展的生命线；人文精神则是人文文化具有的优秀传统，是人文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就二者的历史逻辑关系而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并起，成为人类创造近现代文化的重要精神支柱。然而，两者的功能又因历史而产生差异。在近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因为科学是直接创造工业文明的动力，科学精神具有强势、硬性的特性，属于显性文化；而人文精神则处于弱势、软性的状态，属于比较隐性的文化。科学精神本应根植于人文精神，犹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然而，在近现代文明发展中，不仅是中国，西方也同样出现科学主义压过人文主义的势头，随之产生科学万能的思想，认为有了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对人文精神及人文关怀的严重忽视。

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诞生始于对生命的同情和爱，显性文化压抑隐性文化的必然结果就是爱的缺失。如果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人文精神是大器、包容、宽容的仁爱精神，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和商潮的冲击，利益驱动下，见利忘义，爱心和社会的责任感日趋淡漠。

我赞同这样的说法，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人文精神且人文底蕴深厚的人，不会为了一己的私利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还会是正义的守护者、权力的制约者和现实的批判者。然而，“塑化剂”和“瘦肉精”等事件告诉我们，“想说爱你不容易”。如果再不强化人文精神教育，我们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诚信系统很难重建。

塑造人文精神要贴近心灵。我主张把人文精神的教育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教育是人性教育，包括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教育；第二层次的教育是理性教育，包括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教育；第三层次的教育是价值教育，包括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和批判。这三个层次的教育，概括起来就是关心人的教育，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的教育；尊重人的价值的教育，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的教育。

人文精神教育说起来很抽象，其实很具体。就多数专家的研究，人文精神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爱心教育。小而言之，是培养对父母、对亲人、对家庭、对老师、对同学、对学校、对周边的人的爱；大而言之是对民族、对国家、对党、对人类的深厚的人文关怀。一个有爱心的人一定会爱自己，爱自己的人就会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负责任，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有品味，有价值。一个懂得爱自己的人就会爱他人，爱他人的人才真正懂得人文关怀，才会不霸道，不霸道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一个既爱自己又爱他人的人一定爱自然，爱自然的人才懂得尊重生命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尊重人的精神价值。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个充裕的物质世界，更需要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人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精神作为人类灵魂的家园和人类心灵的港湾，对个人和对社会具有能动性作用。物欲时代，需要用爱心与责任感教育激活人文情怀。

人文精神，魂兮归来

近读胡守钧大著《文明之双翼——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话》，再次引发我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思考。

三年前，我曾应邀在南昌大学胡平教授主持的学术课堂上，作过《当前人文科学领域的反人文倾向》的演讲，稍后又应老友上师大人文学院院长孙逊教授之邀，作过同样的演讲。我以为，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基础，并相辅相成。对人文科学而言，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坚持人的尊严——说得更具体一点，坚持学者的人格尊严，及其所从事的学术尊严，应当是人文精神的支柱。令人遗憾的是，放眼当前人文科学领域，反人文倾向比比皆是，有的已达到可笑、荒唐，甚至卑劣无耻的程度。

曾被媒体炒得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从一开始，我即持怀疑态度。夏朝是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因为还没有文字出现，一代又一代老爷爷、老奶奶的口述历史，本来就相当模糊，低劣的物质条件，更难以保证它不走样地传承下去。商代虽有了甲骨文，但毕竟没有完备的史书，有相当大的历史时空认识空白，难以做实。这是历史常识。但这是一个长官意志的工程，其首席科学家显然没有“说大人则藐之”的气魄，也没有对巨大经济利益弃为敝帚的决心，结果只能是硬着头皮上马。逾千万的工程资金，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眼球。这个工程断来断去，弄出一些具体年代，相关专家难以置信，意见没法统一，最后居然举手表决。

世纪之交，我在刊于《大公报》、《北京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评泡沫史学》一文中，针对此举评曰：“这又不是小学生选班长，工会选小组长，怎能用举手表决！”事实上，当时在场的一位考古学家，后来在安阳和我聊天时，完全是当作一个笑话讲过我听的。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绳先生亦说：“对传说年代进行断代，这件事本身就是个神话。”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党委书记，也是中国杂文界的老前辈曾彦修先生更尖锐指出：“中国20世纪末最大的问题工程，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毫无疑问，这个工程对学者人格的尊严、学术的尊严都是负面的。钱虽拿了不少，人文精神却流失得更多。

同样，我看应当给文物鉴定行当下达一份死亡通知书，或稍微客气一点，下达患了绝症的通知书。十年前，湖南石门一青年农民伪造了一个铜牌“奉天玉诏”，国家级文物鉴定部门的有关所谓专家居然将它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后来当地知情者给我来电、来信，揭发此事，并说制作这样一个铜牌，只需要半个小时。石门有司及明史学会中的所谓头面人物，竟对铜牌视为瑰宝，不知其学术良心何在？

更有甚者，法院一审已被判无期徒刑的湖州奸商谢根荣，伪造了金缕玉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有关专家等，签名鉴定为国家级珍贵文物，居然隔着玻璃说价值24个亿，使谢根荣从银行骗贷6亿余元用于个人挥霍。

我认为，有必要大声疾呼：人文精神，魂兮归来！

出处：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 ... robject1ai4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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