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水的社会研究

王铭铭

中国社会研究的许多范式，都是围绕着土地概念建立起来的。在大地上生活的人及他们建立的村庄、市镇、城池、社团、政体，为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论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相形之下，作为世界另一重要构成因素的水，则似乎没有那么受到关注。水对于人的生存，意义不言自明。然而，在国内现有的社会科学论述中，与土地同为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水，却更多地被当作自在物存在着。社会研究的偏见，致使人们误以为，水与我们的人文世界关系不大。

其实，如同土地一样，水在人创造的人文世界中，重要性不容忽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更贴切地理解包括水在内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何。

19世纪经典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致力于揭示一种不同于现代自然哲学的文化类型。他提出，这一文化类型，流行于传统时代，其实质内容可以用“万物有灵论”来概括。什么是“万物有灵论”？泰勒在其杰作《原始文化》一书中引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学资料进行了论说。在他看来，种种事实表明，对于生活在古代的人类而言，“整个自然界都居住着并且充满着灵物，是灵物使之活跃繁荣的”（《原始文化》中文版第552页）。具体谈到古代文化中水崇拜，泰勒提出以下饶有兴味的观点：

我们时代的诗的形象对于原始人来说都是哲学真理。原始人认为，水不是受力的法则的支配，而是受生命和意志的指挥。原始哲学的水的精灵是强使水流得快或慢的灵魂。它们以友好或敌对的态度来对待人。最后，人在能够给他带来不足或不幸的物体中看到了影响他的生活的神，看到了需要对之祈祷的神，需要怕和爱、颂扬和祭品来讨好的神。（同上，第569页）

提到泰勒揭示的原始文化中有生命、性格、脾气的水及其值得人类敬畏的灵性，并非是要鼓吹“原始崇拜”。我的意图是想说明，泰勒为我们指出，人认识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漫长的“前现代”，包括水在内的物与人的密切关系和在神秘意义上的“相似性”被广泛承认。到了近代世界观发生于西方之后，在主流的观念中，这一关系和“相似性”被抛弃了。

在人类学行内，泰勒的学说固然已过时。但过时并不意味着毫无参考价值。于我看，这位人类学大师通过诸如原始“水崇拜”引申出来的物论，值得我们在以下两个相关方向上去探究：

其一，他对于“万物有灵论”与近代自然哲学的比较，使我们认识到，近代世界观的核心作用，是使物的世界彻底“自然化”，使之在观念上失去与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使物与人分离，相互对象化。有关这一点，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反思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如福科），已给予充分论述。

其二，牵涉到如何理解水的文化现象，泰勒的观点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论述能使我们想到，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纯属“纯粹的自然物”的水，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他提到的水崇拜，是水的人文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民俗学也根据他在这个方面的论述提出了“水崇拜研究”的说法。更值得注意的是，被泰勒当成主要以信仰方式出现水的人文内涵，包含着重要的社会构成因素。

了解中国社会研究史的人大凡知道，20世纪上半叶，在中外社会科学界曾广泛流行过“治水理论”。所谓“治水理论”指的是，古代中国集权国家以来水的控制来实现政治控制。在提出这一理论时，有的学者（如顾颉刚）更关注洪水传说中包含的“水与英雄崇拜”在王权兴起过程中的作用，有的学者（如冀朝鼎、魏特夫）更关注王朝通过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来达到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过程。“治水理论”一直是水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有较强生命力的学说。在西方人类学近年有关殖民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中，水利与殖民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接近于源于中国的“治水理论”。在另外一些研究中，有学者（如弗里德曼、格尔兹）则将矛头直指“治水理论”，指出，这种理论过去强调实质性政治控制的作用，而忽略了水利在民间社会组织构成中的作用。

既有涉及水的社会科学研究，除了“治水理论”外，还都只是在侧面提到水和水利。社会研究者在论述到水的社会性时，各自从“集权政治”和“民间社会”概念中获取资源，所作论述各执一词，各有偏颇，但都有参考价值。从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水在治理中的作用，我以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区分“丰水型”、“缺水型”与“水运型”三类。历史上，诸如四川丰水区，出现都江堰“治水模式”；诸如山西缺水区，出现“分水民间治理模式”；在沿海、河流和运河地带，围绕漕运建构起来的复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网络，也值得关注。

过去多数社会研究课题多关注费孝通所说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尽管所谓“乡土中国”之说不无道理，但在这一学说忽略了流动的水。事实上，相对于固定的土地的流动的水，照样也能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众多重要的课题。在中国发达的东部大量需电、西部的水成为珍品的今日，水电之间的“交换结构”已不再简单是一个工程学问题，它从一个重要角度，反映着中国区域关系的转型、经济的转型，反映着这些转型带来的牵涉到如何处理农、工、商关系的经济、社会及文化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者何以分析这些转型和问题？从“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联想到水利社会的诸类型，在乡土中国与“水利中国”之间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纽带，对于分析当下围绕着水而产生的变迁与问题，似为一个可行的角度。

法国新认识论的创始人巴什拉于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一书。在书中，巴什拉指出，人类的想象有两类，一类是产生形式因的想象，另一类产生物质因的想象。水作为产生物质因的想象，是人的想象的基本标记之一。继承法国民间传统将水与生命的源泉对等看待的观念，巴什拉说水在人类的想象中具有“深刻的母性”，他说，“泉源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诞生，一种持续的诞生”（《水与梦》中文版第15页）。对于这位致力于的心理分析学的科学哲学家来说，这句话表明，水与人类的冲动有天然的关系。相比于巴什拉的学说，中国的社会研究者，启发更多来自于“大地是母亲”的说法。倘若这属实，那么，我愿说，要是土地没有水的滋润，便没有繁殖力，植物、动物（包括人类），便没有生命。中国的社会研究，应从这个简朴的道理中汲取灵感。 

200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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