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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大调查”与“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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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8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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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大调查”与“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的再解读
对“民族大调查”与“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的再解读
徐姗姗
中国民族宗教网信息中心 日期：2009-1-7
一、问题的提出：“五丛”再版引发的学术思考
2003年9月1日，民族出版社将一份重修、再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设想和方案上报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经相关专家学者的反复研究论证，《关于修订、再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总体方案》于2005年2月制定出台。随后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主持召开党组会议，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该方案。是年7月，经报请国务院批准，修订再版工作全面启动。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以下简称“五丛”）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合称。作为专门介绍和论述我国民族的百科全书，“五丛”是当今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中惟一一部由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全面反映国内各民族情况的大型综合文献：其内容涉及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经济、文学、宗教、医药、体育、音乐、舞蹈、美术等众多领域；其调查编写工作涉及全国19个省、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00余人执笔，总字数约7929.5万字；其编写出版工作自1958年始至1991年结束，历时30多年才基本刊行完毕，累计出版403本，发行183.7万册，部分书目还被译作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本出版……“五丛”的门类之多、所涉之广、资料之全、篇幅之巨为系统介绍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所仅有，世界多民族国家中所罕见。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五丛”的出版时间跨度大、兼之印数有限，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图书在市面上极为少见，远远无法满足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同时，由于其成书时代局限，现有丛书中的部分内容随着社会发展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鉴于当前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新情况、新特点，以及民族学研究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不断涌现，对于“五丛”的修订再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从做好新阶段民族工作与民族研究的角度去考虑，再版“五丛”还具有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它不仅是一项适应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研究需要的基础工程；也是一场适应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需要的理论实践；更为突出的是，对“五丛”的修订再版适应了繁荣我国社会科学的需要—民族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与“五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这部大型民族志加强研究，可以向世界昭示我国民族研究的成果、历史与现状，从而增进中国民族学界的全球性交流与合作。尤其要提到的是，2008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将在中国昆明举行，届时将有数千名中外学者聚首进行人类学、民族学问题的学术交流。国家民委及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备这次大会，理论准备方面当然呼唤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五丛”的再版时间定于2007年，或许正是要作为一项重要成果推介给本次世界人类学大会。
基于以上各方面意义和需要，“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总修订编辑委员会”在京成立，并在“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的总体指导方针下，根据各种丛书的不同特点，制定了具体的修订思路如下：
《中国少数民族》需要重新编写、充实内容，拟出版1至3册；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不做大的改动，只适当增补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以补为主，重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要增加新成立的自治地方概况；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本着适当修订、适量增补的原则，力求吸收20年来的新研究成果，反映出近50年来的情况变化；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原则包括两方面：一是“尊重史实”—即尊重当时的调查成果，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文，连标点符号都不改，只在需要修订的地方用标注的方式加以说明；二是“拾遗补缺”—一方面由于原版“五丛”的调查重点集中于西南、西北地区，此次修订需要补上中东南等地区漏掉的内容。另一方面需要以页下注释的形式补充调查点几十年来人口、经济、社会、风俗、语言等方面的变更情况。
笔者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领导小组的助理秘书，也有幸参与到这场再版盛事当中。在与这部鸿篇巨制一年来的亲密接触中，亲历了从搜集整理到修订勘误的工作全程，也多方查阅了相关文献论著，惊觉许多关于“五丛”的说法都有“盲人摸象”之嫌，存在着或过激或偏颇的问题。究其原因，大致是“五丛”的出版时间横跨30年，且种类繁多而印数有限，403本丛书如今已是星落四方—在本工作组任务启动之前，尚未有任何组织或个人能拥有一套完整的“五丛”图书，即使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只存有一百余册。据此可以说，曾对“五丛”发表过意见的人士中，其实绝大多数并没有接触到全套的“五丛”，而来自他们的各种说法也就几乎不可能是出于“整体性视角”(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
所幸的是籍此国家民委组织对“五丛”进行全面修订再版的良好契机，包括笔者在内的工作人员历尽周折，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专业图书馆、以及众多年长的专家学者们手中搜集零星孤本，终使其得以毕集于一室。笔者虽然没能将它们逐一捧读，但有机会完整地经手一遍，亦深感荣幸之至。尤其是在工作过程中，与一些曾参与过“五丛”调查编写的学界前辈进行接触，使笔者对这部民族志有了更为鲜活深入的理解。于是特作此文欲以“五丛”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为中心，立足当代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与关怀，尝试使用民族志书写以及解读的“历史还原法”，对“民族大调查”的历史过程，“社会历史调查丛刊”写作在过去以及当下意义，进行简略回顾和批评性反思。此举并非意在对“五丛”的功过得失进行总结性的褒贬，而是要就其间所反映出的问题来阐明修订再版的意义与必要性；然而诚如“大象”是庞大的也是动态的，即使不“盲”，亦很难对其进行空间上与时间上的整体把握，所以任何的再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于是笔者在文章的余论部分发表了一些个人浅薄的见解，力求通过对“文化真相”与“拟测历史”的辨析，为“五丛”这部民族志在其常规读法之外增添一些新的维度，希望所有关注它的学人们能在阅读时濯缨濯足，各有斩获。
二、回顾“民族大调查”与“五丛”的编写出版：
一部民族志诞生所见证的中国民族学发展
提起“五丛”，就不能不说到“民族大调查”。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遵照党中央毛主席“抢救落后”的指示，我国民族工作者曾开展过三项规模空前的大调查—少数民族识别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一部分调查工作持续到了“文革”后期）。曾先后参与此调查的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些资料为后来“五丛”的编写出版提供了历史基础和原始参照。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大调查”不仅有助于党和国家把握多民族国情实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多民族政策；也促进了我国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壮大了我国的民族研究队伍，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场调查对于中国民族学界具有“成丁礼”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当年参加过“民族大调查”的专家学者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他们的身影永远铭刻在了“五丛”中。遥想当年上千名学者深人到全国的村村寨寨，目击、口问、笔录到了当地不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调查内容除口传资料外还涉及大量史书和方志上没有记载的散落于民间的“化石级”资料：如碑刻、族谱、契约税据、乡规民约、巫道经书、诗歌谚语、故事传说等等。民族学者在调查中筚路蓝缕，集腋成裘—“调查者日夜苦干，利用一切机会访问地方的干部和当地的长老、群众，与当地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参加农、牧民的生产劳动，甚至住在田间的窝棚中；参加当地的‘大炼钢铁’运动的调查者则吃在工地、睡在工地、访问在工地。晚上在烛光下和油灯下整理调查资料，编写调查报告。”这些艰难与辛劳都是不应被忽略和忘怀的，例如1958 -1962年社会历史调查期间，也正是西藏解放时期，民族学家甘冒生命危险深人民族地区，时代造就了林耀华、宋蜀华这样一批“带枪的人类学家”。又如对“早期母系氏族的缩影”—摩梭族走婚风俗的调查研究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王承权教授，在1962年冬至1963年春期间深入云南省沪沽湖周边地区永宁盆地进行考察时已是身怀六甲，田野调查归来不久即生下了自己的大女儿。老一辈民族学家刻苦、严谨、孜孜不倦的学风，值得我们铭记在心。
“民族大调查”于1956年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正式部署开展，其当时确定的方针是在4一7年内对我国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进行深入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历史和特殊的文化习俗进行调查，并计划在调查结束后再用3年时间进行讨论和写作。然而时隔未久，1957年的反右斗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冲击了原有的调查方针和程序。1958年6月召开的调查工作会议就是直接导致方针转向的一个事件。这次会议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并进一步以歌颂“三面红旗”为主旨，决定在一年内完成《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即要求1959年国庆节之前完成）。这一“大跃进”式的写作计划迫使各调查组疲于奔命地到处收集资料，荒废了正常的调查工作。其结局据老一辈民族学家回忆：“严酷的事实是，国庆十周年时不仅没有献上礼，连一本成熟的书稿都没有拿得出来，直到‘4一7年’期满，原来的调查任务也未如期完成。”
虽然没有成熟的书稿，但“截至1958年上半年，调查组对20个民族进行初步调查后搜集到的材料约1500万字，其中已付印的材料在400万字以上……每种材料都印有500一600份，发给了一百多个单位，无论历史学界、哲学界、教育部门、民族工作部门，都对这些调查材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些类似于“白皮书”的内部刊行资料因为并没有承载过多的“献礼”任务，也就成为了那个形势跌宕的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最原始可信的调查成果。其后1966一1976年间爆发的“文革”中，中国社会陷人无序状态，民族学研究也受到了空前的冲击，“民族大调查”及其成果的编写出版工作一度停滞。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委行政机构得以恢复，隔年即在北京召开了出版“五丛”的规划会议，并成立了由众多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以民委党组的名义向党中央进行报告。此报告于1979年3月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转发至相关省和自治区，并将这一计划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作为国家任务下达执行。籍此，因“文革”而搁置的民族问题“三套丛书”得以充实、提高、发展至“五种丛书”。关于“五丛”的规模和成就在前文中已略有提及，此处就不再赘述。“五丛”自第一本《中国少数民族》于198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至1991年全部出版工作结束。它不仅仅是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和“民族问题三套丛书”中空白和薄弱之处的修补扩充，在结构立意上亦取得了若干突破。
回顾“五丛”这部民族志诞生始末的同时，也就等于在追忆我国民族研究工作发展历程的点点滴滴。笔者信仰“不浪费的人类学”所持的“历史无法重现，但关于历史的描述永不会垄断”的观点，为此以下特搜集列举了我国民族学发展史中围绕“五丛”出现过的种种意见、见解，希望籍此对这部卷帙浩繁的民族志进行一次新的解读。
三、“无用说”与“非凡说”之辫：对于围绕“五丛”种种说法的再解读
“五丛”以其规模和影响著称，但学界对它的评价却始终莫衷一是，其间不乏针锋相对的言论。如“有位先生的大作中称：55个民族简史间世忽略了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深感‘困惑’云云。此说措词委婉，却关系简史的命运，因为这一‘困惑’本身就意味着简史存在价值的动摇。任意贬煞简史丛书的代表作是一个大部头，可谓之民族学‘专史’，它竟直接将简史丛书与‘大跃进’连在一起，在章节结构与史料选材上精微地将其描绘成‘左’的怪物。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还利用特殊条件下的名人之言作为简史的盖棺定论，从而把简史的学术价值抹煞殆尽了。因此论者从总体上否定简史丛书，故可称之为简史无用说，或简称无用说……为了阐明吾人的观点，也思考了一个与无用说相对的概念：简史丛书非凡说，或简称非凡说。”。
以上这段颇为激烈的言辞来自于曾参编“五丛”中彝、白、哈尼和纳西族四本简史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杜玉亭先生，他所批驳的其实是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所著的《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中对于近代曾出现过的关于“五丛”若干言论的总结性综述，并非是“有位先生”的一家之言。那些来自于各方面的意见中难免会存在有失公允之处，但也不会全是乌有之言；对“五丛”持非凡评价的杜先生则代表着另一个群体的声音，但这种反驳的声音中完全否认其著作曾受到过时政影响，似乎包含了太多对于自己作品的感情色彩，其用作立论依据的“太极中柔”一说似乎也太过玄妙而缺乏力度。
将“无用说”与“非凡说”并置作为本节标题，其实只是一个噱头。笔者本人并不支持这对立说法中的任何一种，因为对于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民族志，全盘认同或全盘否定都会是不客观的。那么，面对关于“五丛”的种种说法，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消化吸收？又该从怎样的角度给出我们自己的说法？笔者认为或许可以从发生在上世纪人类学界的一场著名论争—关于弗里曼对米德的萨摩亚人研究的学术批评事件中得到启示。因为它涉及到了诸如田野工作的质量、立论的根据、撰写的可信度、时空关系、大学者的声誉、学术圈内外的多种认同，以及地域、族群和历史渊源等等方面的问题，甚至曾一度逾出学术界而成为社会热点，产生了极大反响（以至于美国1996年版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里专门列有“Mead一Freeman Controversy”这一辞条）。其分歧之鲜明和影响之广泛与国内对“五丛”的争议不无相似之处，而正是这场论争为西方人类学界贡献了可贵的“副产品”—它促使一代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不断改善田野民族志从观察到撰写的整个流程，以及该从何种角度为其建立一个新方向。
人类学诞生百余年来，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从“传送带”到“深描”、再到“多声道”，始终处于不断地反省和推进中。原版“五丛”的调查编写过程贯穿了中国人类学从摸索起步到逐渐成熟的各个阶段，其地位与成就不容置疑，而存在问题和不足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问题和不足又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出现批评和争议并不可怕，更毋须讳疾忌医地回避修改，因为这些争议和修改也许正是中国本土人类学研究向前推进的契机。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和分析考量，认为可以从性、质、量三个角度来对围绕“五丛”的问题意见一一进行印证和辨析：
（一）性—历史原因限制了“五丛”的理论认识高度和广度
第一、我国历史上包括吴文藻、林耀华先生在内的人类学先驱们接受的都是英美人类学派的知识教育和思维训练，笃信“文化人类学必须以代表原始人类的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生活状况为范围”，从而为“研究汉族为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为民族学”的错误传统埋下了伏笔，这无疑是受到了殖民时代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误导和束缚，客观上也造成了如前文中杜玉亭先生所提到的“专史”问题—作为我国民族问题百科全书的“五丛”对于当时占全国人口92％以上的汉族不事考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费孝通先生在进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述时曾谈到：“以往我们在进行民族研究时，并没有包括汉族。事实上，这种倾向在中央访问团时期就形成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各民族简史的编写都做出了伺样的安排••…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密切，历史研究不宜从一个个民族为单位人手。”“民族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这一时空局限直到80年代后半期，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中文译本先后出版才被打破。
第二、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民族研究也被置于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构架下的历史学范畴内。由此在社会主义改革之前仍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农奴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一时间几乎成为．民族研究的全部内容，“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民族”被说成是“残余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那个时代民族研究者的“圣经”，出于专业爱好和学术传统，民族学家们曾用很大的精力研究“少数民族复杂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残余社会”。
第三、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学发展史中存在着文化人类学（Anthroology）与民族学（Eth-nology）的问题、英美学派（以英国、美国为发表）影响和欧陆学派（以德国、法国、俄罗斯为代表）影响的问题、以及中国本土“南派”与“北派”的问题。因此当时的民族学研究者们对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工作手法实际上也是十分懵懂的，这直接导致了“五丛”调查编写工作方向性和着力点不明确的问题。
（二）质—政治错误影响了“五丛”的长远效用和学术水准
第一、“民族问题三套丛书”在“大跃进”风潮下被催生，学术成果沦为政治献礼产品。在前文历史回顾部分已提到了1958年“一年内完成（（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这一历史事件的错误做法。为政治献礼目的而赶制出的学术作品质量当然得不到保障，难怪有人曾毫不留情地指出：“‘民族问题三套丛书’资料单薄、浮夸、公式化。”
第二、丛书编写过程中为紧跟时代政策需求而抹掉了许多真实调查资料。“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对‘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多次，把许多人的精力都消耗在‘紧跟上’。当时就有许多人说，越改越没人看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改好了还是改坏了，书都在，将来自会有定论，但是明显的是，民族研究的重点不再放在实地调查研究上了。此风一开，我认为偏离正道了。”费先生提到的那“许多人”并不是在“紧跟”其所调查田野的发展，而是在“紧跟”中央时政需要的变化。这直接导致了“写出来的简史、简志，各民族差不多一个样，模糊了每个民族情况和历史发展的特征。这样的书谁看？恐怕谁也不看。”
第三、材料内容在结构安排比例上的不合理。1959年初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汇报会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提出了强调政治标准大大地高于学术标准的厚今薄古的要求：“通过这三套丛书，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映各少数民族的新面貌和各民族之间的新的关系，阐明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利于向各民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试想在一本对某个民族进行全面介绍的书中，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材料所占去的比例要远远大于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生计方式、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等内容时，这本民族志是无法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幸而这一问题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民族学界就已得到反省：“受‘左’的错误影响很大，如在‘政治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错误口号下，机械规定历史与现状的比例为‘三七开’，夸大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抹煞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等等。”至此，“三套丛书”厚古薄今的错误作风在“五丛”中已得到了基本控制。
（三）量—社会运动和思潮左右了“五丛”的编写规模和进程
第一、随着“大跃进”成为当时社会风潮，民族学界也出现了跃进性的口号。在《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中，计划在1959年建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该所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制定了“跃进”规划，提出在一年之内完成两大任务：在一年之内完成原定在四年至七年内完成的全国50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一年之内完成了原定三年时间完成的全国50个少数民族的60本简史、简志的编写。随后，一些调查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也提出“跃进”口号。广西调查组的几个小组分别提出了“苦战20天，每人每天平均搜集材料4500字，争先放卫星上天”，“大干特干，苦战一月，力争全国第一”的口号。将学术研究当作战役，将学术著作当成献礼产品突击赶写的做法，显然无益于民族学前辈们从事调研的美好初衷。
第二、从“三套”到“五丛”的推进过程中，原本已对“厚古薄今”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反省，但仍未能完全跳脱出“献礼”赶制的思路怪圈—1979年3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呈交报告，要求编辑、修订、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时提到：“文化大革命以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修订出版工作都已停顿；原来参加调查和编写的人员，有的遭到迫害，有的已经改行；资料书刊大多散失，有的资料还被国外拿去写成博士论文、学术专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拟继续编辑、修订、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并力争在今年(1979年）10月1日前多出版一些著作，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第三、时至今日，以上好大喜功的调研编写作风仍普遍存在于我国的民族学界，有人曾批评“当前中国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进步不大，大家忙于利用前人的资料（包括建国以后存在不少问题的民族调查资料）写出一本又一本大作，编出一套又一套丛书，而很少踏踏实实从事长期田野工作。在我工作的地方，未作任何调查的人也在国外自称‘民族学家’。特别是田野工作方法仍无人讲求，在调查中不能按照科学程序办事；对材料的分析仍受陈旧模式的束缚；迄今很多少数民族还没有比较完整的民族志。”吾辈对此应深以为戒，时刻提醒自己要致力追求的是脚踏实际田野的研究，而非以字数取胜的“大跃进”型长篇报告。
通过以上对关于“五丛”种种的说法的总结回顾，笔者想用“瑜中有瑕”和“椟中有珠”两个词来概括自己的观点。前者不难解释—虽不可否认“五丛”中存在着前文所述诸多方面的遗憾，但其作为“第一手资料”、“大百科全书”和“具有现实性指导意义的工具书”的地位与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椟中有珠”则是笔者个人臆造的一个词—“买椟还珠”的掌故原是寓意买主为事物外表所惑，犯了取舍不当的错误。笔者造词的用意一方面是希望学人读者们对“五丛”的认识不要停留在诸如前文所提及的个别言过其实的盛誉或贬斥上，而是要耐心地打开“包装”，取出真正有价值的“珍珠”。另一方面，如果说“瑕”是“瑜”的自身弱点，那么“椟”与“珠”两者其实是完全可以分开来把玩的。文本（text)中的表述（representation）可以分为作为解释的表述、作为交流的表述、形象化的表述、翻译的表述和提出主张的表述等种种层次。。对“五丛”进行修订再版，就是要细数“瑕”、认清“椟”，纵使最终成果不可能获得一块“完璧”，但相信用心阅读的学人必能找到镶嵌于其间的点点“明珠”。
四、今日阅读“五丛”的四种新维度
曾有学者将人类学最根本的学科优势概括为“站在岸上看问题”。历史长河奔流不息，而关于它的各种意见说法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换，不可能“两次踏人同一条河流”。那么面对不可撼动的唯物史观与永无休止的褒贬意见，我们何不回头是岸，退到高处，开发出一些新的维度来对这部民族志进行重新阅读。笔者在此抛砖引玉，略谈一下可以使用的四种维度：
（一）将“五丛”作为有待去粗取精的资料库来读
笔者在上文抛出“瑜中有瑕”和“椟中有珠”这两个貌似中和的措辞，并不是要为“五丛”的种种功过得失与褒贬意见来进行总结性陈词，笔者也没有能力通过这篇小文为其确立一个新的学术地位。就像对“五丛”的整理修订工作可以去伪存真、查漏补缺，却不可能做到“还历史以清白的”—事实上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人类学向来与历史学分享同一片田野，然而人类学是否“必须在历史学或什么都不是之间做出选择”？当然不！笔者个人认为人类学最可贵之处即在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种种先进观点，如果将来自于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收获统归于“白皮书”的写法，不啻于浪费了本学科的重要法门。
人类学先驱泰勒早已承认：“如果人类学者承认自己所描述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生活具有场景化特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声称自己提供的是没有经过选择的客观‘真理’性论述。”还有学者指出“民族学主要采用类型研究的比较法、结构研究的解剖法、功能研究的参与法和形态研究的联系法等横向研究法，历史学的方法诚然会经常使用，但不是民族学的主要方法。”所以笔者认为，在阅读“五丛”时或许不必继续纠缠“是否真实”和“是否科学”的难题—所有的民族志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处于“文化真相”和“拟测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之间的不稳定拉锯状态，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五丛”丰富的统计数据和史料记录中读出历史上的中国民族地区发生了什么；从“五丛”中若干貌似不太真实客观的书写方式中读出历史上的中国民族学界发生了什么。
（二）将“五丛”作为带有时代烙印的民族志文本来读
认知人类学认为民族志会随着历史推移与学科发展而出现“议程跳跃”(agenda hopping）和“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这些“跳跃”和“转移”会直接表现在民族志文本撰写的关注要点、叙事手法与切人角度上。例如“五丛”曾被人指为：“许多值得调查的问题被忽视或禁止调查；调查报告中充满了政治术语和套话，有用的资料很少；由于各种干扰，即便是可以调查的有限问题，亦常为了诠释经典著作、领袖言论或现行政策而不惜曲解实际情况。一些少数民族并无社会分层，也要以‘阶级观点’来分析，头人或巫师仅仅由于按文化传统接受礼物而成为‘剥削者’或‘地主阶级’，即其一例。”
对于没有文字编年史的族群来说，通过田野工作思考和体会他们的口头传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是什么重构的过去”？抑或是“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和虚假的记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怎样一致，以至什么是合理的解释过程”？等等都是值得探讨而又难于回答的问题。
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等种种影响因素在“五丛”中所造成的缺失与偏离已是不可挽回，我们有责任对这些带有时代烙印的缺失与偏离进行反思—事实上已有许多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做不见得是为了填补“缺环”般地重构历史，而是要以这些反思为鉴，指导我国民族学研究今后的道路。
（三）将“五丛”作为田野工作的伦理和方法入门指导来读
“五丛”所依托的“民族大调查”是史上最大最彻底的田野调查和“三同”实践，调查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参加人数之多、调查地域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都是有目共睹、前所未有的，其间当然也积累了大量值得我们这些中国民族学后辈认真吸取消化的经验和反思，如：
1、本次调查由中央机构组织，凭借国家的名义和力量组建调查团和访问团便于直接调动各方面力量，协调行动，并提供了资金、时间、人员和设备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调查面虽大，深人程度不够，和调查成果受到时政牵制等问题。如调查不仅没有按照国际学术界民族志报告的惯例使用学术地名，甚至不愿采用自然村落、乡镇或街区名称，而代之以“xx公社xx大队”等字样。
2、调查人员在其田野中参与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自治地方机构的建立、整顿人民公社等工作。这一方面为当地做出了贡献，缩短了调查者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调查者的多重身份也带来了误导，调查对象面对“毛主席派来给各族人民写历史的人”，不断得到带有政治色彩的暗示，使调查的可信度和有效度受到影响。
3、调查主要运用的是毛泽东一些著作中提及的调查方法，这对调查中认识社会的作用很大，但毕竟与民族学田野方法不同。前者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后者则更重视对文化的阐释；前者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后者则重视整体观。
4、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参与了调查编写工作，这客观上锻炼并提高了其能力，为我国民族研究工作滋养了后继者。但由于没有系统的专业训练，以及当时对学术性强调不够的体系模式，调查成果质量受到影响。
（四）将“五丛”作为映射一代学人风貌的反光镜来读
最后这个维度也是笔者个人最感兴趣的一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独到之处即在于所谓“个人经历与民族志权威、科学主义及表达的原创性之间的或然性联系。”。近年来关于民族志“写文化”的争论削弱了其权威模式—它毕竟是“人写出的历史”。由此笔者认为在捧读“五丛”这部民族志之余，还有必要通过相关文献的发散性浏览，来对那些已隐人历史的学人们进行追忆、体察和揣测。
中国民族学前辈筚路蓝缕、集腋成裘的学风在前文中已有所回顾，此处就不再赘述。
我们可以尝试去体味学者们在运动中的身不由己—“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
我们也可以有针对性地揣摩一些学者的自我批评—“我们只满足于占有大量材料，罗列现象，津津有味地探讨鄂伦春、佧佤等族在解放前还残存的原始公社的许多细节，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复杂形态与古罗马奴隶制度的比较，只要我们看到罗列的材料能验证社会发展史的某些规律时，便引以为最大的满足，而对于党如何领导这些民族越过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飞跃过渡的问题，注意很不够，认为那是党和政府的工作。”
当然，我们还有必要从一些国外学者的品评中进行学术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些科研机构、学校、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许多地方的博物馆都没有进行对汉族的研究的民族学研究工作，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全部活动主要服从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实际任务。”
五、余论
以上对“民族大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的整体性观察与建设性认识的过程中，相信已折射出了若干人类学研究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科学与人文、时间与空间、主观与客观、量化与定性（或质性）关系之整合性理解。我们不得不正视，无论学界前辈在他们的田野调查与文化撰写中留下了多少光荣和梦想，传统的、单一的科学标准终将被更为多元化的标准所取代；而基于多样的标准、多元的视角对“五丛”进行重新解读，正是吾辈修订再版工作的致力方向之所在。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人偶得一件兵器，并没有急于用它防身御敌，而是用心把玩，透过其残旧的表面看到了历史、风云、英雄和红颜—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暂将是非功过与经世致用抛在一边，仍能从今日手中这部民族志里读出许多内容，远远多于前文“四个维度”中所提及的絮絮之言—当然首先要做的是将“兵器”耐心地打捞上来、悉心地磨洗干净、尽心地修补上折断的部分，然后再用心地进行品读。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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