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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西天佛子源流录》的前期研究历程 [打印本页]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1-10-20 17:27 标题: 关于《西天佛子源流录》的前期研究历程

关于《西天佛子源流录》的前期研究历程

张润平

　　
一、发现经过。
　　我是2006年9月3日始到文化单位的。在此之前，多关注当地民族、民俗方面的文化问题。来到这里后，当我看到大量藏传佛教方面的文物，特别是明王朝的珍贵赐物，紧接着又去大崇教寺实地查看后，又查阅了大量藏传佛教方面的文史资料，还听到有关大崇教寺的各种各样神奇传说，等等，这些事迹轶闻，很快就震撼了我。搜求《西天佛子源流录》及各种文书就成了我的第一要义。当年年底，就对大崇教寺相关的76份契约文书全部进行了拍照，年代从明崇祯至1953年。《源流录》一书，我费了很大劲没有找着。直到2007年初夏的一天，我终于见到了《西天佛子源流录》原件，纸质已全部发黄，明显扉页已缺如，究竟缺几页正文无法判定，眼见的第一页已成碎片，整个纸质非常硬、脆，稍折即断裂，书的上下四角早已变成了圆形，底页也已缺无。看到这种惨状，真让人心痛。很快我又看到一本《西天佛子源流录》复印件，两相比较，不是同一个文本，才知《西天佛子源流录》竟然有两个抄本。
　　2010年12月我终于历尽艰难看到了另一本《西天佛子源流录》原件，纸质纤维粗、厚、硬而韧，似于传统所常见的藏文经卷纸质相类。本版本与我2007年见到的那一个版本相比较，品相要好得多，内容也更为全面些。为了方便起见，我把2007年见到的《西天佛子源流录》抄本称为甲本，把2010年见到的《西天佛子源流录》抄本称为乙本。甲本序言只留1片残页，弁言留2片残页，乙本序言共4页半，正文前面的弁言1页半，共计6页，基本保存完整。绘像画部分共计68页，甲本缺3页半，乙本完整。甲本的后序损失殆尽，乙本共计3页，保存完整。从装订线位置残留页片来看，甲本末尾缺6页，与无缺损页面的乙本相比较，正好吻合。
　　二、初步整理。
　　关于对甲乙两本《西天佛子源流录》的对勘，我分两部分来说明，即文本内容的对勘和文本版本的对勘。
　　关于文本内容的对勘。2007年3月底，当我看到破烂不堪的甲本《西天佛子源流录》时异常激动，之后，我把整理好的电子版发给甘肃省甘南师专陶柯教授，请他对我的标点把关，陶先生又转发给甘肃省宗教研究所杨勇先生把关。这样，关于甲乙本的对勘就算告一段落了。2008年，岷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出版一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对外宣传丛书，供6本，其中一本《人文岷州》由我负责组稿编辑，我就把《西天佛子源流录》编了进去。并在正文之前加了一段题记：这是一部明代文本。所录西天佛子，曾不仅享誉藏传佛教界，在明王朝的心目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了让读者能够比较顺畅的阅读，笔者不揣浅陋，找来两种抄本，对照断句校点，由于笔者不懂佛学，错误肯定很多。但能够提供一个较为明确清晰指点错误的蓝本，觉得也是一种贡献。诚恳接受批评，也好为以后出校注本奠定基础。该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日期为2008年8月。2010年2月21日我把“《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介绍”一文发布在“民俗学论坛·宗教学版块”上，同年3月8日又将全文发布在“民俗学论坛·宗教学版块”上，以期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很快，当年3月28日我就收到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杜常顺先生的电子信件，全文如下：
　　张老师：您好!
　　我是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位教师，非常冒味给您写信。由于长期从事西北民族与宗教史方面的研究，对岷州名刹大崇教寺非常关注，也注意搜集有关资料，想撰写一篇有关大崇教寺的文章。以前曾从明大学士陈循文集中发现他给《西天佛子源流录》所撰序文，但不知《西天佛子源流录》是否存世，最近从网上搜到您点校整理的《西天佛子源流录》，非常高兴，对于明代藏传佛教史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但您所整理的《西天佛子源流录》以博客形式发表，引用到学术文章中显得不太规范。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即在我所撰有关文章中若引用《西天佛子源流录》时，能否标明“《西天佛子源流录》系由张润平先生整理标点并提供”的字样?同时，不知您据以整理的《源流录》道光抄本现存于您个人之手还是存于岷县相关机构?切盼回音。
　　希望能得到您的允许，十分感谢!
　　另外，就您所整理的情况看，陈循所撰序文有很多脱漏。现将我从陈氏文集中所录序文以附件形式发给您以便补缺。
　　顺祝春祺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杜常顺
　　2010、3、28日于西宁
　　2010年4月间，我感到此文的重要，意识到应该有个知识权利的问题，就把全文随便删掉了一小部分，保留了大部分内容。
　　2010年5月7日的下午，我接到罗炤先生的电话，他首先述说了在网络开始查到我的电话是13309327516，一打是说停机，就又查到定西市政府的电话，询问岷县县政府的电话，问出岷县文化局办公室的电话，再从中打问到我的电话，这样才联系上我了，他说已经于前日买好了发往天水的火车票，专程来找我，商讨关于大崇教寺的研究事宜。我说请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他说他从来不带手机。我当时内心就说，这可能是一个古典型的人。我只好在岷县等待他的到来。5月8日早上，我查看民俗学论坛，打开我的博客空间，才看到5月6日罗先生联系我的如下信息：
　　paul 留言于2010-05-06 18:53:37 IP: 123.124.20.115
　　[悄悄话] 张先生，您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罗炤研究员阅读了您的博客文章《〈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介绍》以后，极感兴趣，非常想与您合作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由于查到的电话号码为空号，无法直接与您联络，故托我在此留言，与您商讨此事。因罗先生5月18日将赴德讲学，又急于对此文献及当地情况有所了解，并与您面商合作事宜，故已购5月8日T151次车车票，于9日早晨6：30分到达天水，然后计划坐长途汽车去岷县，只是不知道有无天水直达岷县的车，若有相关信息，还望相告。罗先生表示若可合作研究，则一切以您及贵单位的利益为优先考虑。罗先生的电邮为：luozhao36@163.com，电话为：81792053，罗先生期待能与您事先联系。
　　2010年5月9日，我本来想去陇西火车站接迎，但是由于罗先生没有带手机，他从天水下车，是乘火车还是班车，是晚点到达还是正点到达，总之，接迎的时间和地点均无法确定，导致我从岷县车站都无法去接，只好静静在已经预定的风光大酒店里等待了。我从中午两点过点，就去酒店大堂等待，直至下午4点过了，还不见来，回家喝了点水，已经5点过了，也正准备去，接到了罗先生的电话，已到酒店，我快速到达，一见面，罗先生就非常激动，说他于5日深夜，看到我发布在网络上的西天佛子源流录，特别激动，当夜就给他的助手打电话，让第二天就去买发往甘肃的火车票，从地图上查，没有直通岷县的火车，就这样，辗辗转转，如果熟悉路线，在中午12点前就能到达目的地的罗先生，于下午5点后才到达，对于一个67岁的老人来说，让我非常感动。在晚上吃饭时，我说：在没有联系通我之前，就把车票买上，直奔岷县来，那我出差了，咋办?罗先生说：没关系，我再多等你几日。由此，我深深感到罗先生与我一样，是一个赤诚又磊落的性情中人。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制定来日的活动计划。5月11日，我借安检局的车，领罗先生看了《源流录》原件。5月12日，我将此本照片和另一本的复印件，还有相关大崇教寺明代重要文物的照片等交给罗炤。5月13日上午，罗先生把他和苏航在之前往来联系的邮件全部转发给了我，我深感罗先生的实诚。既然如此，我们还有必要再签署什么书面协议吗?!口头君子协议不是更好吗!我给罗先生说：我们书面协议就不要再签了，我相信你。中午饭后，罗先生离开岷县。回京后，苏航复制了罗先生带去的照片和复印件，进行研究。5月中旬至7月中旬，罗炤赴德国讲学，回国后也开始研究。2010年10月中旬，我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写出。同年11月4日，苏航到达岷县，从5日开始，至8日下午6点离开岷县，整整考察5天时间。苏航带走了我多年调查的所有材料。我希望他们有更大的作为。直到2010年下半年与罗炤、苏航二位先生开始合作研究后，才算步入了真正学术意义下的对勘工作。先由苏航依据我提供的电子文本和甲本的照片、乙本的复印件进行对勘，罗炤审勘，再由我参照原件对勘。特别是2010年12月份，当我见到《西天佛子源流录》乙本原件以及《后氏家谱》时，发现那本复印件缺序言第3页，我及时发去乙本的照片。这样翻来复去，我们每人各自不下6次，对个别细节问题又分别或者共同交流讨论，终于成就了最后的定稿。
　　关于文本版本的对勘。这两本《西天佛子源流录》，是同时成书，还是成书各有早晚?对这个问题，我从疑惑到清晰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本来在2010年年底，我第一次同时看到甲乙两种抄本的原件时，就感觉到这两个抄本不是同期的。但是很快就被我所听到的另外两件事给抵消了，一是后氏族人，凡是知道此书的，多年来都给我说是上下册关系，孰上孰下不清楚，反正那两本书，其中一本是上册，一本是下册。这说明它们的成书年代是同期的。尽管我在2007年就知道它们之间不是上下册关系，只是觉得他们那样错说是可以谅解的，他们中没有人比较着看过，更多的是就其中任何一本书也没有人看过，因为拿书的主人多是文盲，而稍能识字的族人又无条件看到该书。二是我多次听到一个认真看过甲本的读书人也是工作人说过，“某某某把书一点都不知道珍惜，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去他们家，见《西天佛子源流录》放在婆娘做针线的笸箩儿里，用来夹针线。被烟熏得黑叽叽的，我拿去看后还给他，给他说：这书珍贵者呢，包好，收拾了，他才没有在笸箩儿里放。”笔者是农村里长大的，知道烟熏火燎对于纸质东西的损害有多么厉害。想到此，又想到乙本的主人给我拿出书时的情景：他用一大块红布包裹着，并锁在柜里。二者的保存方式大相径庭。那么，甲本的纸质发黑、变脆、一折即断、破损严重，似乎就是必然的了，无须怀疑其历史的久远。直到今年4月中旬，罗炤先生让我再次对甲乙本的对勘把一次关，并要求对苏航先生之前的注释给予关注。这样我才详细订对苏航先生的注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今年二三月份，我看苏航先生的对勘文本时，发现出入较大，同时他还说我给他的底本不全，是删节本。其实，我给他早就发过去了全文本，只是忘记了删掉前面比较长的我撰写的介绍文字，他一看是介绍文字，再没有往后看，以为我没有给他发全文。那么他依据的就是网络上下载的被我删节了的文本。这样的话，我还不如直接从甲乙原本开始重新对勘，因为他们看到的甲本是照片，有些褶皱无法辨认，而我可以通过竹签慢慢弄展，好些字能够辨认清楚。在详细订对苏航先生的注释，特别是衍文的注释，——这段衍文我于2007年整理文本时就发现并删除了，今年初我做对勘时也没有把整个衍文注出来，只是说明此处有衍文，已被删除。因此忽略了对衍文的进一步研究。这次详细看了苏航先生在注释中对衍文的全部附录，再查看了甲乙两本衍文各自所处的书写位置，发现了甲乙本的关系问题，我把苏航先生所注出的衍文粘贴在注释条后，加注：“这一抄写错误，甲本出现在页首和页末，占紧凑而完整两页内容，乙本出现在页面中间不确定位置，由此判断：乙本是以甲本为母本抄录的，甲本的抄录时间肯定要比乙本早。至于早多长时间，还需进一步研究。”而且把此段注释特意用红颜色标出。此对勘文本于2011年4月23日发给了罗炤先生。结果罗炤先生只顾及了查看原文的对勘，没有细看我的注释。直至7月1日罗炤先生来信：“昨天我和苏航对勘家谱和源流录，有一些重要发现，特别是苏航看到两个重要特征，显示乙本是从甲本抄的，而甲本没有抄写时间，有可能比道光九年早。我以前没有注意，以为两个抄本都是道光九年的。苏航的这个观察是否与甲、乙本的实际情况相符?请你发表看法。”我当即回信：“记得我在三四月份的源流录的勘对的注释中，就说过乙本是从甲本中抄录的，很明显的一点是甲本中重复抄录的部分，在乙本中照样出现了。再一个是乙本中口语化的衍生字多，没有甲本凝练，显然是以甲本为母本的。另外，比较甲乙两本的绣像画，甲本用笔精炼准确，乙本繁复多余，至于甲本是什么时间抄录的，由于页面残缺，不得而知。我怀疑很有可能是明代的抄本。”罗先生3日回信：“你信中说的‘乙本中口语化的衍生字多，没有甲本凝练’，可否举一些具体例子?尽可能多举一些，以便在前言中做出说明。”这样，我就随便列举了些例证，并没有作为一篇文章来写，发给了罗炤先生，供他在序中随便使用。没有想到，罗炤先生非常高兴，鼓励我与苏航合作写成一篇更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我也高兴，就把此文发给了苏航，说明了合作的意向。结果苏航于7月12日回信，说明特别忙，暂时无暇合作，但是指出了我文章的不足，并嘱“您可以先独自写作，视最后情形再定。”这样，才促使我认真考虑全面把握此文的撰写。经过几天的努力，把原来一千多字的短文写成了近万字的论文。由于自己所处环境和知识储备的局限，如版本学等方面的知识既不具备，也无从去讨教，又再次邀请罗炤和苏航二位合作完成。最终的完稿，罗炤先生推绝共同署名，在此，我必须有所说明。
　　三、前期研究。
　　1990年，甘肃省岷县学者王兆祥、鱼献琳在《岷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发表《岷州后氏家族世系初考》一文，参照康熙四十一年的《岷州志》和岷县大崇教寺保存的《西天佛子源流录》(以下简称《源流录》)，以及后建纲提供的乾隆四十四年的《后氏家谱》，并且对后土司坟莹墓碑进行了查勘考辨，考证了岷县后氏家族的祖系。遗憾的是，此文发表以后十五、六年，再没有人关注《源流录》。
　　2008年我写了几篇初步研究文章，但都没有发表。2009年7月，我将撰写的《明代大崇教寺汉藏文碑介绍》、《藏传佛教在岷州》、《大智法王班丹扎释与大崇教寺》三文编入我主持编写的《岷县史话》中。
　　2009年12月，我将《源流录》的部分录文发到网上，期望得到关注。2010年5月5日，罗炤从网上看到这些录文，5月9日赴岷县会见我，查看甲本原件，得到甲本照片和乙本复印件，约定合作研究。回到北京，罗炤将资料复制，交给苏航，请他参加研究。2010年10月 -- 日，苏航赴岷县实地调查，取得丰富的田野资料。2010年12月，我与罗炤写出《<西天佛子源流录>与班丹扎释的贡献》一文，苏航写出《班丹扎释的家族与世系》一文，联袂发表于《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罗炤又写出《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一文，在《中国藏学》2011年第3期发表。
　　2010年12月5日，经过几年的努力寻觅，我终于看到了乙本的原件，拍摄了照片。此后，我与苏航经过半年多的观察，发现甲本是明朝时期的抄本，乙本是据甲本抄写，合作撰写《<西天佛子源流录>甲乙本的辨析》一文。
　　2010年12月，我又看到乾隆四十四年编纂、抄写的《后氏族谱》，与罗炤共同研究，分别撰写了《对岷县后氏家族的历史考察》和《<后氏族谱>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源流录》是明朝永乐至景泰年间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的传记，是一部亲历者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记载的、有关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明朝皇帝与藏传佛教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珍贵书籍。
　　2011年定西市社科联主办的《社科交流》第二期发表了我撰写的《对明朝关于家族性寺院大崇教寺高僧封号的梳理》。
　　2011年9月我、罗炤、苏航合作研究的初步成果确定，书名为《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本书分第一、第二两编。
　　第一编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影印在甘肃省岷县发现的明朝珍贵抄本《西天佛子源流录》原件，发表本书三位作者的录文和校勘记;第二部分影印在甘肃省岷县发现的清朝乾隆年间重要抄本《后氏族谱》，发表本书三位作者的录文和校勘记。
　　第二编是本书三位作者对于《西天佛子源流录》和《后氏族谱》的初步研究，由六篇论文组成。
　　第一篇是我和罗炤的《<西天佛子源流录>与班丹扎释的贡献》，比较全面地考证了《西天佛子源流录》的相关问题，对于明朝前期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的生平、特别是他在祖国统一和汉藏民族交流事业上的杰出贡献做出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评价。
　　第二篇是我与苏航的《<西天佛子源流录>甲乙本的辨析》，二位作者通过对于《西天佛子源流录》甲、乙两种抄本长时间、极其细心的观察、校勘，发现很多证据，证明甲本是明朝时期的抄本，乙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依据甲本重新抄写的。这一研究成果，显示岷县的《西天佛子源流录》是绝对可靠、极其珍贵的有关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明朝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宗教关系的当事人第一手记录。
　　第三篇是苏航的《班丹扎释的家族和世系》，作者不仅查阅了大量的甘肃省南部地区的史地和民族资料，而且赴岷县实地考察，将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结合比对，细致、深入地剖析了班丹扎释家族(后氏家族)自九世纪至近代1100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且对于班丹扎释家族的姻亲和邻近部落做出独到的研究。
　　第四篇是罗炤的《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明朝、特别是洪武和永乐两朝治理西藏的主要阶段、施政原则和处置西藏核心政治问题的具体过程，根据《西天佛子源流录》详细记录的第一手资料，将《明实录》和多种藏文史书的原始记载贯通起来，显示：明朝和元朝一样，在西藏享有充分的主权地位，对于国内外学术界认为明朝没有在西藏实行有效治理的主流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
　　第五篇是我的《对岷州后氏家族的历史认识》，全面地介绍了岷县《后氏族谱》的发现经过和相关情况，引用众多岷县地方史料对《后氏族谱》进行比对、订正，并且以其民俗学家的视角，特别注意了该族谱中的妇女、财产和寺庙问题。
　　第六篇是罗炤的《<后氏族谱>的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分析了藏族地区罕见的、后氏家族的首领在明朝已经接受儒学教育、进入科举体制的问题，以及后氏家族在明朝的政治、军事和法律地位问题。
　　该书已于2011年9月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文库》，受到邓锐铭和陈庆英二位先生的高度评价。
　　四、其他学人的研究成果。
　　一部重要史籍，当它沉藏五六百年后，一旦露出显贵的尊容，肯定会引起震动的。2010年初我把这一珍贵史料公布于网络，很快就引起众多学人的激动和重视，与罗炤、苏航的合作研究自不待说，截止2011年9月，我所知道的借助该文献发表的论文，有青海人文学院杜常顺的《明代宦官与藏传佛教》、《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和安海燕的《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兼谈汉藏佛教史研究的语文学方法》，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高山杉的书评《甘肃岷县惊现西天佛子源流录》和《班丹扎释与西天佛子源流录》。可能还有些成果已经发表，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不得而知，相信还会有更多学人正在默默做着这方面的研究。
　　现在企图搜求的资料基本都找到了，共有明、清、民国以及截至新中国1953年前4个时期的各种文书及资料280余份。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后氏家族及其大崇教寺的运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我的发现已经得到中科院等多家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我们的前期研究成果即将由中国科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期待岷县明代大量珍贵文献的面世，能够掀起一股明史藏传佛教研究之新潮流。
　　最后以拙诗《追寻明代大崇教寺法王宫》作为本文的结语：
　　卅上皇家寺，追寻法王宫，
　　依然巨础在，辉煌已成空;
　　雕梁随烟去，画栋付尘中;
　　遍地琉璃彩，何人复古风?

作者: folkman 时间: 2011-10-2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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