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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非遗文化香火难续 重庆启动救亡工程 [打印本页]
作者: apple 时间: 2008-9-11 03:23 标题: 非遗文化香火难续 重庆启动救亡工程
非遗文化香火难续 重庆启动救亡工程(图)
发布日期:2008-9-10 9:01:00 新闻来源: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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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不能仅停在博物馆里,而应该推动其进行产业开发,铜梁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近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认定、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标志着重庆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道路。
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办法》明确规定了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传承人必须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帮带”工作,否则将被取消传承人资格;与此相对应,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将为传承工作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办法》还首次明文规定了传承人认定的程序。
而此前,关于传承人的相关管理,重庆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制度。业内人士认为,《办法》的出台将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制度性突破。
川剧团大批倒闭
85岁的魏显德有点无奈地坐在轮椅上,一只黄色尿袋用别针别在裤腿,分外刺眼。他已经听不清记者的提问,记者也几乎没有办法听清他的喃喃自语。这是一个连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的老人了。可谁能想到,他是见证九龙坡区走马故事历史的活化石。在他最辉煌的岁月里,能讲述民间故事1500多个,演唱民间歌谣433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誉为“中国的格林兄弟”之一。
魏显德的家人有些哀伤,“老头子可能时日不多。”作为我市首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风烛残年,不知一阵什么风就可以把他带走。更令人担心的是,他脑海中那成千上百个故事,有可能跟着他的离去而再也找不到一个活生生的讲述者。“走马镇的老艺人们正不断离去,能讲故事的老人所剩不多。”走马镇文化站站长钟守维说。
2007年,在成为本土首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相关单位曾拨出专款,希望能让魏显德带带徒弟,将走马故事传承下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去学呢?即使有人去学,但随着周边土地的拆迁和小区的建设,连个讲故事的地方也找不到了。故事没有人听,传承的人又找不到,即使每年有2000元的传承专款,也是杯水车薪。”钟守维忧心忡忡。
这不是魏显德一个人的现状,在我市现有的国家级传承人中,怎么传承一直是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重庆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副主任谭小兵告诉记者,由于大多数年轻人对存在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不感兴趣,传承人教徒弟有没有多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导致不少非遗项目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沈铁梅是最近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也同样感到,就算在川剧基础比较坚实的重庆,川剧的传承仍然面临多方面的考验。据了解,重庆市川剧院因负担沉重发展困难,各区县除万州区以外的川剧团均已倒闭,万州川剧团也已经不演川剧而以演唱歌曲和说段子为主。
沈铁梅说,剧院400多人中仅有约50人可上台演出,大部分在40岁以上,演员平均工资1000多元,退休老艺人每月仅几百元,生活很困难,没有心思教弟子,这对于靠“人带人、手把手”传承的川剧是致命的。
在人才培养机制方面,重庆没有川剧学校,邻近的四川省川剧学校目前也师资不足、生源紧张。老艺人不在了或者不愿教,学校又没条件培养多层次人才,时间长、练功苦、收入低也导致年轻人不愿意学,川剧人才日渐凋零。
颇受重视的川剧现状尚且如此,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状况可想而知。目前我市川江号子代表人物之一的陶鹏已经75岁,另一位陈帮贵90多岁。受现实所迫,陈帮贵唯一的徒弟曹光裕已改行到一家“交通通讯公司”上班。曹光裕介绍,他靠演唱川江号子一年仅收入几百元,无法维持生活,更没有条件教徒弟,改行是迫不得已。
这还是国家级非遗的现状,很多没有进入国家级非遗序列的非物质遗产项目更是难以为继。据谭小兵介绍,本市除29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之外,还有众多的非遗项目没能进入大家的视线,“比如秀山的薅草锣鼓、渝北的小山锣鼓、黔江的后坝山歌……众多的市级非遗的传承不仅后继无人难以为继,而且本身面临失传的危险”。
相关政策姗姗来迟
谭小兵说,针对上述情况,目前我市已经启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继承人的申报工作,将于今年11月30日前完成。《办法》的公布就是为了解决除了国家级非遗的之外项目的传承,在资金、场地等方面作出政策上的明确,“这是将非遗传承人工作常态化的关键一步”。
其实,早在2005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发布《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了通过对传承人的资助扶持、鼓励和命名民族民间艺术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研究制定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单位)的标准规范与命名办法等内容,并在资金方面,明确设立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项目保护、珍贵资料与实物征集和收购、传承人培养与资助等。
但直到2007年,有关部门才开始起草有关继承人认定和保护的相关政策。针对这一姗姗来迟的政策,谭小兵说,非遗的前期调查工作相当艰巨,为了摸清我市非遗的基本情况,中心几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起草,以及征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项目负责单位、主管文化部门以及部分传承人意见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办法》。
“《办法》最重要的条款,就是规定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首先,明确了传承补贴的发放方式:中心将定期对非遗传承人的授徒情况进行量化考核,比如梁平版画,徒弟经过一定时间学习,到底能刻多少个版能套多少个色,都有考核的硬指标,然后再根据考核情况发放传承补贴。在传承人的权利方面,《办法》规定传承补贴的发放渠道,保证了资金的来源,并且要求有条件的区县和单位,可以专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陈列室、博物馆和传习场所,在建筑规划、财政支持、土地利用等方面作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这为传承人更好宣传、展示、发展继承人提供了完备的政策支持。”虽然《办法》还没有公布,但谭小兵对非物的传承充满了细心,认为这是对传承人最现实的激励和保护。
市场路径尚需探索
《办法》的出台能不能化解我市在非遗传承上的窘迫处境,业内人士表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一切有待观察。
重庆川剧院沈铁梅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办法》的出台虽然在政策上似乎有了靠山,但在实践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是传承人收徒弟的问题。随着相关环境的变化,很多非遗项目已经难找徒弟。“比如各种吹打技艺,过去这些技艺能够生存繁衍的基础是广大农村婚丧嫁娶风俗,一旦这些风俗不再依靠吹打来制造气氛,那么逐渐式微和消失可能难以避免。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把这些技艺原生态的记录下来,通过和旅游项目的结合,以及专题博物馆的展示得以留存”。
她说,非遗要传承下来肯定要靠传承人,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想到走市场化的路径,可以考虑和旅游、演艺市场的联动。比如市川剧院的《金子》自2002年推出以来不仅多次获奖,而且已在海内外演出近200场,目前场收入已达到20万元。虽然这一点收入杯水车薪,但至少可以让传承人看到非遗项目的希望,“不要让他们觉得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二是传承补贴的使用效益问题。沈铁梅透露,这一块费用本身不高,最低的可能只有千元左右,在一年的时间内这一点补贴实际上不能起到多大作用。不如把这块费用集中起来,将形态相近、地理位置相隔不远的非遗项目集中起来展示和传承;或者通过进课堂、进社区的方式进行整合推广。现在,川剧院已经开展了近一年的“进校园活动”,培养的大批粉丝,不少大学生还有意在寒暑假到川剧院短暂学习。“这比直接给传承人以补贴要好得多,也有效得多。”沈铁梅说。
昨日,也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办法》出台肯定是好事,但要走的路还相当漫长。
他说,自我市从去年开始具体实施非遗传承人工作以来,存在“重申报、轻扶持”的情况:一些区县级主管部门觉得有个非遗项目是件光荣的事情,所以在申报上竭尽全力,收集整理了非常多的资料,“但一旦申请成功就觉得万事大吉,怎么开发、保护、传承就少有人过问,有点自生自灭的意味”。他以自己的项目为例:申遗完了之后,相关领导来祝贺,也提了不少开发和保护的建议,但之后就没了动静,除了自己出席了不少会议,并没有更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动保护。香饽饽成了鸡肋。
据了解,即使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半也在申办成功之后,有比较大的动静,媒体、各单位都积极宣传,大谈保护和传承问题,但一旦一阵火候过去,似乎又都归于沉寂。
对此,谭小兵表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包括市级非遗保护机构之外,不少区县机构并没有专门的对口单位来做相关工作,在人员配备和资金投入上存在比较大的缺口;非遗的市场开发也受到很大的制约,比如川江号子,如何表演、怎么展示、谁来出资,几年来都没有明确的说法,甚至川江号子的代表性传承人都因为资料欠缺、已知传承人代表性不足等原因,没有认定。
“《办法》虽然出台了,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确实困难重重。”谭小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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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关系到民族记忆的生死存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在落后的记录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这就意味着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整理和保护行动落后于它的消亡速度,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现状,如民间戏曲、戏剧在衰落,年画、剪纸、皮影正在逐渐消失。我们的民族记忆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就是选好传承人,没有他们的努力,非遗将变成博物馆中死气沉沉的展览品,而不是活灵活现的原生态。但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普查工作开始不过几年时间,对非遗的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导致一些小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艰难的环境中自生自灭。
最为恼火的是,如对古代的科技、工艺、音乐、舞蹈、历史声音、历史图像、民族文物、民俗文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未能列入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之下。保护非遗竟然没有最严肃的法律作为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专业人士都建议,政府应该培训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人才队伍。在相应的高校增设有关方面的专业学科,招收此类专业的学生,其中包括本科生、代培生、进修生等;将民间艺术列入大学艺术教育,在中小学各个学段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课程,从小孩子开始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要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以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水准。
同时要注意开发和保护并重,避免开发活动时文化遗产的破坏。一是避免地方政府因利益驱动,不顾及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去“开发”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必要的开发必须由专家学者论证、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严格实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制度;三是政府必须倾听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及时纠正有损文化遗产的行为,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此外,要积极推动民间非物质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形成文化产业。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名录之后不能仅仅停放在博物馆里,应积极推动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对具有产业开发价值的传统文化项目予以政策倾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产业开发。在认定和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对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使它们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责任编辑: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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