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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梁文道:“做哲学就是学习怎么去死”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1-9-23 00:44     标题: 梁文道:“做哲学就是学习怎么去死”

发表于 东方早报 2011-09-18 02:24

“做哲学就是学习怎么去死。”出于对西塞罗这句名言的认真,美国哲学教授克里奇利结集成一部《哲人其萎》。

 《哲人其萎》,[美]S. 克里奇利著 Vintage 2009年2月第一版

  正是坊间太多教人好好生活的心灵鸡汤,克里奇利才想出这么一个点子,要我们明白只有“死亡才是生命的真正解药”,甚至可能是其他人生活的解药。

  梁文道

  狄奥更尼斯是古希腊哲学史上有名的怪人,衣衫褴褛,露宿街头。柏拉图说他活得像条狗,他老人家欣然同意。他认为偷寺庙的东西没什么不对,吃人肉也不见得犯错,甚至试过在市场上当众手淫。然而,在其一切奇言异行之中,最酷的还是他的自杀。传说他在九十岁那年决心赴死,办法是忍住一口气,不呼不吸,果然窒息身亡。何等奇诡,何等壮烈,假如这是真事,那么狄奥更尼斯就一定是人类史上意志最坚定的自杀死者了,竟能以意志违逆身体本能,视死如归。难怪当时的雅典人形容狄奥更尼斯是“疯掉了的苏格拉底”,因为他实在是苏格拉底精神的传人,和这位西方哲学的祖师爷一样欢迎死亡,只不过手段激烈些罢了。假如说哲学起源于苏格拉底的审判,我们也可以换个讲法,把哲学的开端定在一个人的死上。而苏格拉底,这位曾经说过“真正的哲学家以死为志业”的至圣先师,则向后人示范了真正的哲学家死到临头那一刻所该有的淡定和平静。

  “做哲学就是学习怎么去死。”出于对西塞罗这句名言的认真,美国社会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哲学教授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花了半年时间,结集古往今来一百九十位哲学家的死亡故事,遂成一部《哲人其萎》(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把一部哲学史活生生变成了死亡学习史。此前他写过一本备受圈内人好评的Very Little...Almost Nothing,亦以死亡为课题,将法国思想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解释出一番新花样,但却绝对及不上现下这本噱头十足的小书畅销。以一位专治当代欧陆哲学的著名学者而言,这本书在市场上的爆红说得上是奇迹。理由明显,因为它确实好玩。

  除了狄奥更尼斯,《哲人其萎》还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死亡异闻。例如毕达哥拉斯,晚年得罪权贵,被人追杀,逃到一片豆田之前便止步不行,因为茹素的他宁死也不肯踩到豆苗。没多久,这位全球中学生都认识(但不一定都喜欢)的大哲就被追兵割断了喉咙。中古天主教神学家史各特(John Scottus Eriugena)名动天下,原籍爱尔兰的他敢在法国国王取笑他“什么可以区隔开一个傻子和一个爱尔兰人”时,隔桌妙答“一张桌子”,真有叫天子脱靴的气魄。没想到却在受到英国国王召见之后,被他那满心忌恨的英国学僧用笔刺死。还有边沁,这位“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其实应该译作“效益主义”才好)之父,为了追求社会大多数人的效益,不惜牺牲自己,遗言要求人家把他的身体做成木乃伊,其中塞满稻草,然后将之“坐”在他习用的座椅上,以供后人研究。很不幸,英国人炮制木乃伊的工夫不到家,边沁的头没多久便腐败发黑,医生只好取下封存,另以蜡制头像代替,装到那具至今依然“健在”的遗体之上。而那颗封藏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一个盒子里的真头颅,则成了学子们百多年来恶作剧的对象。1975年,有批学生偷走了它,向校方要求赎金。他们指定那笔钱要捐给一个慈善基金,校方无奈,只好依言缴款。最后,依照指示,边沁首级终于在苏格兰一个火车站的储物柜中重见天日。没想到边沁死了一百四十多年,他还在为人类的利益发散余温,造福百姓,真可谓死得其所。

  除了少数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奇闻,克里奇利的生辉妙笔还能升华平淡,为一些死得很正常的哲学家写出有教训有意义的故事。比方说维特根斯坦,他曾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到:“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因为我们不会活到能经验死亡的地步”,非常利落也非常古典的一句话。既然只有生命才谈得上经验,而死亡则是生命结束之后的状态,人又何惧之有?就在他离世前几天,维特根斯坦还对朋友说:“虽然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我却从未思考来生。我一切关怀尽在此生,以及我未完的写作。”克里奇利形容他是“died with his boots on”,可见其言不虚,做哲学做到至死方休,的确无畏无惧。

  自苏格拉底以降,所谓“哲学家式的死法”(philosopher's death)便成了一种了不起的典范,那种安然迎向终局的平和态度不只叫人钦羡,更有一种了悟人生意义后的释然。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年代,死后世界的永生早已不是人人皆有的共识,信仰抽离,价值虚空;克里奇利以为面对人生终有一死这个终极的“局限”(finitude),“学习怎么死便是学习怎么生”。“哲学家式的死亡”便比从前多了一层形上意义,是一个人应该致力以求的目标。只有“好死”,只有死亡面前的坦然,才能证明你果然活过了有意思的一生。偏偏这个年代又是一个最忌讳死的时代,不独我们中国人,全世界一样怕死,总是想要活得快乐活得慢,还要发明各种药物手段来延年益寿。正是坊间太多教人好好生活(同时却又不谈死亡遗忘死亡甚且假装死亡不存在)的心灵鸡汤,克里奇利才想出这么一个点子,要我们明白只有“死亡才是生命的真正解药”,甚至可能是其他人生活的解药。你看,二十世纪“逻辑实证论”大师艾耶(A. J. Ayer)一生光彩,是少数曾经应邀参加内衣设计师派对的哲学家(他还在那个派对上为了名模 Naomi Campbell和重量级拳王泰森发生冲突)。他的遗孀便留下了这么一句足以加载史册的话:“自从死了之后,他的人变得友善多了。”■

     作者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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