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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阿南·甘加纳潘]全球化中的亚洲与泰国人类学 [打印本页]

作者: cfngroup 时间: 2011-8-16 23:35 标题: [阿南·甘加纳潘]全球化中的亚洲与泰国人类学

　　当前关于农业转型的研究面临一些局限，这主要在于研究所针对的仍然是20年前的背景，即仅仅与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和国家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农业转型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可以说，农业转型本身也正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发生转变。这明显地体现为东南亚的乡土社会已经被迅速地重构。他们不再主要依赖国家与市场控制下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而是更多地依赖与全球市场和发展的地区化有复杂联系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和劳动力市场。

　　在本文中，我将从乡土东南亚的视角来尝试性地理解泰国人类学如何才能参与亚洲全球化。这一思路不得不把它的重点从文化变迁的议题转向转型政治，这将牵涉关于“之中—之间研究”（study of in-between）的复杂动态过程。

东南亚农村转型矛盾重重

　　在过去的20年，全球化已经日益成为推动当代东南亚农村——尤其是泰国农村发生急剧结构变迁的主要力量。当代的转型不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而是能够以农村重构的形式转变农业本身。这一正在进行的东南亚农村重构清楚地体现在至少三个不同方面。

　　自然资源是农村重构的基本领域，大多数东南亚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所谓“市场驱动的土地改革”。财产私有化或土地商品化是最常见的政策。经济作物种植的迅速推广，特别是泰国的棕榈油生产以及老挝和越南的橡胶树种植，可以看做是典型的表现。另一个政策是资源的资本化，这常常体现在筑坝发电等项目上。这些政策日渐被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的大多数国家采纳，其不良后果也开始显示出来。一方面，这些政策强化了农村内外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的资源竞争，他们在资源利用方面发生冲突。另一方面，这些政策正在威胁边缘群体的生计安全，某些群体——例如柬埔寨的高地民族就正在面临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

　　农村重构的第二个方面在乡土东南亚随处可见。通过灵活和多样化的劳动力自由雇用策略，农业正在被合同化制造业、小规模工业和地方旅游业替代。随着农村地区的工业扩张，乡村各界正在日益被整合到缺乏明确协商机制的全球市场中。同时，农村的环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此外，农村劳动者还被仅仅把他们当做非正式工人的国家福利制度所忽视。

　　农村重构所涉及的最后一个方面体现为跨越国界、在地区层次上的发展的区域化，特别是在GMS。在这里由市场驱动的机制正全面通过高速公路、跨界贸易、旅游业以及水力电网搭建起农村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地区联系不仅促成了更大的资源流动，而且也通过跨界的劳工移动和其他形式的人口流动传播着传染疾病。在无界的状态下，最终常常导致矛盾而不是生存质量的改善。虽然东南亚农村人口之间的联系相比过去10年更为紧密，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更难以获得自然资源和安全的生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因为所产生的许多不良后果，东南亚的农村重构更应当被看做一个矛盾的过程，而非像曼宁·纳什在过去所说的“通向现代性的金光大道”。事实上，这更应当被看做“排斥的政治”（politics of exclusion），因为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生计正在被边缘化，资源资本化导致的环境风险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然而，大多数关于全球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研究都倾向于单方面强调全球化在重构农村经济方面的强大力量，特别是那些基于规范理论的研究。相反，其他的研究则转而聚焦于全球化的地方圈占（local enclosures）或者说地方性的全球嵌入（global embeddedmenss in locality）。直到最近，一些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全球化的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全球化对于农村地方性的冲击不是表现为支配或从属，而是协商、操纵和混合；它通过地方的微观政治来进行，但又并不为微观政治所包含”。对于泰国人类学而言，如果要通过更加关注分化的社会行动者来对当代全球化与农村重构的政治进行研究，那么这种概念化是至关重要的。

　　遵循上述的概念化，泰国人类学能够更积极地将自身与全球化中的亚洲联系起来。在亚洲，农村的重构日益成为主导性进程。既然这一进程被视作发展的区域化的一部分，我们就不能仅仅在一国之内进行研究。在不断加强的地区联系中，跨界运动已经成为常态的实践，表现为资源流动和人口流动。地方人群正在通过地方的微观政治日益参与到生计谈判中。近年来，泰国人类学家开始研究这些进程对于地方人群的影响。

之中—之间的研究与知识的政治

　　在全球化过程中，土地所有权的转型不仅牵涉乡村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重构，而且还涉及被争论的知识的政治。除了思维的市场导向方式之外，大多数所谓的发展项目都以科学知识的名义被实施。但是这些科学知识的主张看上去更像是不断变化的借口。在许多事例中，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高地发展项目声称是“使边缘地区文明化”的策略，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少数族群从资源中排除出去的借口。

　　作为结果，当代东南亚的土地所有权转型与农村重组的过程被这些争辩中的知识所支配。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关系中，农村社区中分化的行动者并不都是被动的。相反，他们积极地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到所谓的“谈判生计”中去。这些实践能够通过“知识空间”（knowledge space）的概念得到更好的理解，在知识空间中参与竞争。然而，在知识空间的空间维度当中，实践的多种形式与改变权力关系的政治是相互联系的。

　　这类概念化的唯一问题在于，地方性知识看上去首先被理解为既存的或自足的。即使地方性知识能够在冲突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中被生产，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知识生成与实践的复杂性。这里就需要某种程度上对知识的重新概念化。这可以首先从知识，同时作为话语和实践的概念开始。然而，不是采取性质上更本质主义的知识的既有形式，而是通过“知识空间”的替代性概念来重新概念化。

　　1985年，“知识空间”的概念被道伦（Jean-Paul Doignon）和法迈内（Jrean-Claude Falmagne）首次引进到数学心理学中，它指的是一种组合结构，用来描述人类习得者的知识的可能状态。1997年，戴维·腾布尔（David Turnbull）才赋予这一概念社会和文化的维度。他首先承认知识生产是一种社会活动和空间的社会历史，这就涉及制造集聚和联接的认知过程以及创造空间——使知识在其中成为可能的认知过程。对于知识的空间维度的强调，开启了更明确地将知识视作知识生产者的实践的可能性。这些实践，尤其是通过协商的社会策略，使知识生产者从相异和彼此孤立的知识当中创造生产新知的空间。

　　从腾布尔开始，“知识空间”被进一步概念化为知识和权力生产的地方，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是与复杂的社会关系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的空间。依据这种概念化，知识空间能够呈现创造真理、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机制。相对于情境中的知识或者协商中的知识，知识空间不再仅仅被看做在关于冲突的特定语境中生产知识，而更被认为是一种同时也创造语境的第三种空间。

　　从活力和复杂性来看，知识空间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对于知识的政治以及关于“之中—之间”研究的更强烈的诉求。在这种意义上，在多重空间和改变权力关系的实践中，实践的第三种空间包含作为抵抗的知识的政治，由此知识空间有助于在权力、知识、政治经济领域以及意识形态空间之间搭建起桥梁。因而，它提供了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中的农业转型进行分析的有意义的方式，因为许多关键的行动者都正在转换他们的抗争空间。

　　在高地社区的案例中，知识空间在人们的谈判生计中产生。如同在耕作方式的转化中不断改变习惯一样，谈判生计作为情境中的知识被实践。通过采取多样化的转化模式，一些社区能够管理生物多样性，这是他们在国家的重新安置的压力下所采取的适应策略。其他的社区可能选择参与农林动力学，这是他们与倾向于经济树木种植的国家政策进行协商的实践。

　　许多农村社区正在通过所谓的“人民研究”（people research）参与作为学习过程实践的知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泰国北部，受到大坝建设的环境影响的地方群体发起了他们自己的研究，从而与用来论证大坝建设合理性的、支配性的科学知识进行辩论与协商。在这里，知识空间使得地方群体积极参与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斗争中来，这是发生在资源资本化的全球过程中的地方参与形式。这也是一种信号，它表明地方群体正在与全球知识的霸权进行较量，后者宣称只有市场导向和科学知识才应当得到尊重。

　　在这种意义上，知识空间不仅有利于协商生计，也有助于乡村行动者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参与式发展和转换抗争空间中来。农业转型倾向于仅仅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某种知识的基础之上，乡村行动者的参与通过创造替代性的生计和治理方式，将对转变农业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开始认识到，GMS的全球化进程不仅仅关乎支配，而且还关乎知识协商的政治，各种乡村行动者都在日益深入地参与其中。近年来泰国人类学家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加强与全球化中亚洲的联系。

　　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与泰国人类学的发展

　　当前，泰国人类学家正在参与关于变迁的地区性论坛，并就跨国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日益将自身与全球化中的亚洲联系起来。除了改变与土地所有权转型和知识的政治化相关的复杂议题，泰国人类学还经常开展区域学术交流，以期更好地理解亚洲全球化的过程。最初的交流论坛在2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东南亚大学农业—经济体系网络”（SUAN）吸引了区域内的好几所大学并组织了国际性会议。这一网络试图通过多学科的努力在区域发展的背景中理解农业体系的变迁历程。关注的焦点在于乡村经济的人文与文化维度，人类学家正可有所作为。之后，成立了另一个名为“亚洲保有权网络”（Asian Tenure Network）的短期网络，以鼓励学者对农业转型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来自清迈大学的泰国人类学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1998年那里成立了“社会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区域研究中心”（以下简称RCSD），泰国学者们积极与来自GMS的同行们开展密切的合作。RCSD的活动集中在区域学生的国际研究生项目，以国际会议和地区工作站的形式促进学术交流，以专著和工作论文为成果形式促进地区合作研究。其他一些大学，例如位于泰国东北部的孔敬大学（Khon Kaen University）和乌汶大学（Ubon Ratchathani University）也成立了区域研究中心来促进GMS内的跨界研究和学术交流。

　　在位于曼谷的大学当中，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很早就成立了亚洲研究所，并随后成立了亚洲移民研究中心。其他大学更关注开展东南亚研究领域中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国际研究生项目。最近成立的一些地区研究中心可以看做是泰国人类学努力与全球化中的亚洲加强联系的鲜明标志。

　　在个人层面，泰国人类学家正在非常积极地就全球化中的亚洲开展研究。他们的关注点首先是通过人群跨界运动来看待与农村重构相关的问题。在许多案例中，这些问题也关系到毒品和传染病（尤其是艾滋病）的扩散问题，这与发展区域化背景下的跨界流动相关。这些研究在很多情况下也试图从性暴力和妇女权利方面来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亚洲政治。还有学者试图考虑跨国情形的文化政治因素，从而超越关系的简单变化。这些研究表明，跨国移民和贸易人员都倾向于参与族群认同的政治，从而在跨地区过程中谋求他们的位置。

　　近年来泰国人类学家选择的各种研究议题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不断考虑GMS农村转型的政治研究。他们的兴趣不再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而是包括知识竞争的政治。他们对于所谓的之中—之间复杂性的关注使得他们从知识空间中受益很多。这种研究方向使得泰国人类学家将研究与全球化中的亚洲联系起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阿南·甘加纳潘系泰国清迈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译者龚浩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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