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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打印本页]

作者: 朱小宝 时间: 2011-8-13 17:50 标题: 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吴传斗

   1957年整风时，我23岁，正在河南临颍县报社编辑部工作。县领导再三动员大家放心鸣放，大胆说话，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因此写出了指向县委第一书记闫某的大字报，说县委以他为首搞“欺骗行为”。事因当年春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全县大搞水利化，闫书记动员大家捐款支援水利化，他认捐200元，参加会议的干部纷纷认捐，我也认了40元。可会后，又不让交钱了，说是会上报个名，造造声势即可。此时我提出此事，指出这是在搞“欺骗”。大概这张大字报刺痛了县委最高领导，我因此被打成右派，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就这样，我被送去劳改农场，接受改造。

　　一、“饥饿改造”

　　从1958年4月15日抵达内黄白条河农场，到1962年8月12日离开农场，日日夜夜折磨我的最大问题是吃不饱！4年又4个月，几乎没有一天不被饥饿所折磨！事过几十年，想起那时的饥饿情景，还是心惊胆战！

　　渐渐的，我明白了，饥饿本身也是一种“改造”的手段，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手段。人在饿昏了的时候，一切的尊严和斯文，统统可以忘却；一切信用和承诺，都可以踏在脚下。

　　粮食不足，人很快就受不了了。来自城里的人这时就成了来自农村的人的学生。先是挖野菜，荠菜、野芹菜、地瓜叶，挖到什么吃什么。后来，柳树冒了芽，又打起了柳树、杨树的主意。这些野菜、树叶弄了来，伙房是不管的，只能自己加工。经常一下工，地里到处就冒起了烟。野菜煮煮，再用当地出的硝盐一拌，就可以吃了。还有人干脆用开水烫烫甩干了吃。很快，巩县来的几个人脸色就不对了，青里透着绿，还有些肿。许多人吃不饱，就猛喝水。有人加上点盐喝。于是更多的人脸开始肿起来。人年轻轻的，眼下有了眼袋：透明、透亮。有人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麦收了，我们要去拔麦子，经常是天一亮就动身。天黑了，只要有月亮光，还要下地，经常夜间十一二点才能收工。这时午饭可以吃到一个白面的杠子头干粮。有时地里麦子割不完，要派人夜间看着。有次郑州师范的宋老师夜里看守，回来悄悄对我说，生麦粒能吃。我问：那怎么吃？他黑黑的脸，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搓搓就可以吃，那是粮食啊！”

　　附近农民的生活不好，但也有专门来赚我们钱的。经常有农民来卖盐水茄子，四毛钱一碗，有时我能一口气吃两碗。一天，四川人杨四正在铡草，突然喊住了我，一脸恐惧地说：“坏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肠子变成直的了。”原来两小时前，他吃了两碗茄子，刚刚大便，竟拉出了茄子，那茄子种还看得清清楚楚，他看了，认为自己就快要死了。

　　偶尔，有人能逮到一只冬眠的青蛙。用茶缸煮了，那是绝美的口福。有一次，我在林带中正铲草，忽然发现一只刺猬躲在草棵中。我用草帽扣住了它。两小时后，它就变成了我的一顿大餐。

　　夏天瓜果下来时，是我们食物最多的时候。1959年夏初，路边来了个卖杏的。我买了两三斤，放在盆里，有大半盆，正赶上吃午饭，一大勺面汤又盖在上面。这次盆中汤不稀了，我竟一口气吃了下去！那时见到西瓜，从来是连皮带瓤一起吃。还有一次，我买到了几个地瓜，一下吃光，肚子难受得要命，恨不得一口气再吐出来。但是当饥饿又主宰自己时，这种教训就忘得干干净净。

　　二、死里逃生

　　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收工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一个甜瓜吃。午饭照例是一份豆面馍和一大勺菜汤，吃了还是饿，出工路上，我又买了些葡萄吃。临到下午放工回来，肚子又胀又疼，并开始呕吐，吐的全是水：酸水、苦水、绿水，白色的脚盆吐了半盆。但奇怪，吐了这么多，肚子依然胀。队里黄英杰医生给我看了病，找队长建议让我赶紧住院。于是几个人把我抬到了场部医院。

　　场部医院的大夫和护士是清一色的劳教人员。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姓沈，据说原是开封地区一个医院的院长。头三天，他建议我接受保守疗法。当时，也没有明确诊断。这时，我已基本不呕吐，大便不通，只是腹胀依然。小腹胀如鼓，肚皮上血管清晰可见！不能吃饭，就注射些葡萄糖、盐水之类。三天后，我自觉症状没有好转，那时头脑出奇的清醒，对沈大夫说，保守疗法三天不见好，说明保守疗法不行。我建议“拉（即切）开看看”。沈大夫说，我不是不想剖腹探查，只是你身体太弱了！我说，沈大夫，现在是弱，但再过几天，我身体会更弱。沈默然。不久，他领来了医院的干部医生朱大夫，那人是个军人。朱医生听后，又摸摸我的肚子，回头对沈医生说，“给他准备吧！”

　　这时，病房中的人都知道我要开刀，安慰的话多起来了。他们知道，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进手术室，做这样的手术，意味着极大的凶险。这里有两个人都是手术不久就死了。我忽然说，没事，放心，我才27岁，还没活够！两个护士（一个姓刘，一个姓花）推着我，进了手术室。主刀的是沈大夫，还有另一个孟大夫。手术极迅速，也出乎意料地顺利。我很快被缝上、包扎好，送回病房。

　　我得的是急性胃扩张、下垂，据说胃已掉到了盆腔。刘护士说，从我的胃里取出了大量葡萄皮，她比划着说，有大半盆。

　　第一阶段恢复时，每天我习惯了夜里十二点前等那碗糊糊（手术后吃的稀藕粉）。两三个星期后，晚上十二点这顿饭突然停了，我的胃饿得不停地痉挛。一天晚上，实在忍无可忍，我起来，披上棉衣，双手拄了拐杖，挪着走到护士值班室。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出我饿得难受。年轻的花护士说：锅里是我的夜班饭，你要吃就吃吧。旁边地下有一个铁锅，里边有些南瓜糊糊，我毫不客气地盛了一碗吃。多少年了，我每当想起这些事，心中总浮起一种情感。几十年了，天各一方，哪里去找这些救了我命的恩人，一饭之恩的恩人？

　　三、病号第一组

　　1960年的冬天，格外的冷。我刚刚从死亡线上回来。农场“右派”浮肿的人太多了，于是队里把这些有病的，年龄大些的，编成两个组，叫病号组。我成了病号一组的组长。全组16个人，不是拉不动腿，就是脸腿都肿的。我也浮肿起来，成天脸虚泡泡的，皮肤不像自己的，腿出奇的沉，拉不动，抬不起，有时连一个10公分的台阶也上不去！有人把这归罪于喝盐水。许多人因为饭太少肚子老觉得空，吃饭前，常常弄些水喝下去，水太淡，就放点盐，而且是当地产的硝盐。有人喝了，就开始水肿。郑州师大的一个教师，成天披着一件黑棉大衣，吸自制卷烟（那烟是用枣叶或葡萄叶卷的），虚泡的眼很少睁开。有次，我看他在拿石头砸什么东西。细问之下，原来他是将鸡蛋皮砸碎，再放到盆中研成极细的末吃，说是增加钙！也有人打了饭汤来，洒上一些蛋皮末。我不信，说他们在糊弄自己。有一次，他将从“干部伙房”后边拣来的葱胡须拌上盐，大口大口地吃！伙房里的王班长原来是粮食局的计划股长，有次，不知从哪里弄来不少黑豆皮，煮了一锅，兑上点面，每人给了一大勺。那东西咬不动，到嘴里只能往下吞。冬天，经常是在阴天，刮着风，在队部的北边枣树林中可以找到一种八角虫。这种寄生在枣树上，进入冬眠状态的虫蛰伏在椭圆形、像鸽子蛋一样铁青色的小壳中，贴在树枝上。掰下来，大小像一个大黄豆，把它用铁皮罐头盒盛着放在火中烧烤，然后剥开外壳，露出一种黄色的小虫，吃起来，其香无比！有时候一上午能找到几十粒，算是很幸运了。

　　1962年8月11日，我接到通知，“解除教养，回肥城原籍”。我去办手续，一看，傻了。解除劳教，但我右派的“帽子”不摘。这留了多大的尾巴啊！但转念一想，让我走就行，这个地方，我连一个小时也不愿多呆了。第二天，太阳刚出来，我用刚砍的一根柳树棍子挑着包裹卷，离开了白条河。

　　几十年过去了，在劳改农场的“饥饿改造”往事，还是思之心惊。

　　（作者为山东轻骑集团离休干部）

[ 本帖最后由朱振华艺苑于 2011-8-13 17: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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