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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破冰之旅：两岸三地作家的第一次聚会 [打印本页]

作者: 边缘人 时间: 2011-7-28 10:41 标题: 破冰之旅：两岸三地作家的第一次聚会

破冰之旅：两岸三地作家的第一次聚会
　　刘锡诚
　　持续十年的“文革”过去已经四年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浪潮席卷中国大陆文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1979年以来，中国大陆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已经不少，但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界之间，却仍然被坚冰所阻，没有直接沟通的机会和契机。由大陆作家组成的“中国作家团”应邀于1981年12月18日赴香港，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一袭“红都”中山装打扮的大陆作家刚刚步出香港红墈车站，便立即被香港左派右派媒体记者们围追堵截，全方位地追踪报道，好似意识形态领域里爆出了一颗不大不小的“原子弹”。一国三地的作家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真是匪夷所思;由于这次“中国作家团”的香港之旅，是“文革”后第一个访港的作家代表团，故此行堪称文学界的破冰之旅。
　　破冰之旅
　　大陆作家代表团团长是解放前就在香港工作过的老作家黄药眠。团员有：唐弢、罗荪、柯灵、辛笛、丁景唐、田仲济、叶子铭、楼栖、林焕平、吴宏聪、理由和我，秘书是范宝慈。台湾方面有：陈纪滢、余光中、叶维廉、氩弦、洛夫。东道主香港的有：刘以鬯、吴其敏、张向天、侣伦、夏果、舒巷城、潘际坰、唐瑜、萧铜、潘耀明、郑辛雄、吴羊壁、杜渐、原甸、谭秀牧、蔡国喜、朱鲁大、张志和、陶然、黄河浪、东瑞、秦岭雪、曾家杰、李今吾、王智浓、冯伟才、陈浩泉，以及大公报副总经理陈凡、新晚报总编辑罗承勋、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副总编辑曾敏之。旅美作家有周策纵。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次一国三地作家学者的聚会。而访港的这个“中国作家团”，作为“文革”后第一个访港的作家代表团，用的名义是“作家团”而不是“代表团”，这个名字不免有点儿不伦不类，古里古怪，派出这个团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决策人肯定是用心良苦的，但在我却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再说，香港中文大学领导人能克服意识形态分歧，作出邀请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作家坐在一起开会的决定，在当时，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我想，首先应该归公于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先生，没有他的决断，这个会难于开得起来。尽管台湾作家陈纪滢、氩弦、洛夫因台湾当局不给他们发签证而没有到会，但老作家陈纪滢还是毅然送来了一篇题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之演变》的论文，并委托香港学者李今吾代为宣读。余光中亲自到会，但我注意到他用的名义却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对于主持会议的香港朋友来说，他们更是谨慎有加，既不愿意得罪大陆，也不愿意得罪台北的朋友，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处理陈纪滢的论文中一些提法和言论上。如《明报》一篇报道所说的：陈纪滢的论文里“颇多敏感句语，但大会当局安排了一个避过敏感部分的‘节本’供李氏宣读”。(香港《明报》1981年12月22日报道。)
　　开幕式于12月21日上午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举行，中大校长马临主持。主持者选择了长期客居美国、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作开幕致辞，相当于内地学术会议的“主题报告”，为大会定调子。他讲话的主旨是：“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好比民族奋斗的史诗。”会议一共进行了3天。先后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台湾学者有：陈纪莹(《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之演变》)、余光中(《试为辛笛看手相——〈手掌集〉的赏析》)、叶维廉(《研究四十年代诗的几个据点与角度》);香港学者有：刘殿爵(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常宗豪(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香港大学，《有关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研究资料和方法》)、梨活仁(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四十年代上海出版之杂志》)、黄继持(中文大学，《民族形式问题——华南与重庆的讨论评述》)、卢玮銮(中文大学，《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组织与活动》)、梁佳萝(中文大学，《学者的散文》)、陈炳良与黄德伟(中文大学，《张爱玲小说中的“启悟”主题》)、吴茂生(中文大学，《李广田的小说》)，作家刘以鬯(《怀正：四十年代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大陆学者：黄药眠(《评黄宁婴的长诗〈溃退〉》)、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楼栖(《四十年代华南文艺运动》)、王辛笛(《从三十年代谈到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柯灵(《上海沦陷期间戏剧创作管窥》)、丁景唐(《四十年代初期上海鲁迅研究概观》)、林焕平(《四十年代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叶子铭(《论四十年代茅盾的文学评论》)、田仲济(《四十年代王统照的文学创作》)、罗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概略》)、吴宏聪(《虾球传》)、刘锡诚(《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理由(《四十年代一门年青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
　　叶子铭和林焕平的论文，都是关于茅盾的创作和创作思想的。叶子铭的论文，在全部学术研讨中，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篇。香港的学者普遍对茅盾的创作采取贬低的态度，与大陆学者分歧甚大。大陆学者与香港学者之间在政治立场和艺术观点上的差异，在对茅盾的评价上显示得最明显。香港学者对王辛笛40年代的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给予高度的评价，又因有台湾诗人余光中在会场上与辛笛的唱和酬答，多了几分情趣，加之辛笛宣布把他所珍藏的40年代三种诗刊《诗创造》、《中国新诗》、《森林诗丛》整套送给中文大学，使他成为会场上的热点人物。
　　大陆改革开放的初期，香港居民中，对大陆政策持疑虑态度的，大有人在，更不要说是那些被我们称为“右派”的人了。到达香港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歪曲、甚至仇视和漫骂大陆的言论，并不少见。《香港时报》所用的标题就具有挑衅性：《台湾作家未参加 /中共“官方”代表倾巢出/所谓“文学研讨会”/活像批斗大会发言/吹嘘突破政治领域简直是个笑话》。(12月23日)《联合报》著文说：“主办者原是纯为学术而邀请大陆的作家参加，但中共视海外文化会议或国际会议为政治宣传和‘统战’活动的机会;这次中共派遣的‘作家代表团’，大都是政治色彩很浓的‘文化官’或‘马列文艺宣传家’，而且一开始就‘借题发挥’作‘统战’宣传。……柯灵赴港前，就向香港报界拍发了‘统战’宣传的稿子，说到所谓‘和平统一’时说，‘我看香港可以作为沟通大陆和台湾的引桥’。”(12月24日)《香港时报》记者文章《所谓“文学研讨会”活像批斗大会发言》说：“这个研讨会的策划单位，一再吹嘘包括有台湾及大陆的作家座谈，实际上应邀的台湾诗人氩弦、洛夫及文艺作家陈纪滢均因签证问题没有参加这个研讨会，而来自大陆的所谓‘作家代表团’，各具浓厚的政治色彩，……从中共代表团的名单中，明显看出是以统战宣传为主体，因为不少成员一直担任中共‘官职’与创作团早已人隔万重山，部分成员最少在20年以上没有发表过真正的文艺创作，但他们对‘马列主义’的文艺教条，诸如‘文化革命论’、‘论新民主主义教育’、‘马恩列斯论写作’一类八股样板‘文艺’却有‘优越性’的。……宣传文艺教条的中共‘官方’代表倾巢而出，如果说这个研讨会突破政治的领域，简直是自欺欺人的说法。”(12月23日)
　　尽管媒体上有这样那样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而整个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沟通、研讨、磋商、了解的目的。正如香港《今晚报》的一位记者写的：“对香港的文学工作者来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是极有意义的一次盛会。”(12月29日)
　　与会大陆作家中有好几位是“老香港”，四十年代在香港生活与写作过，积极参与了香港的抗敌文化活动，香港文化界对他们是十分熟悉的。黄药眠先生是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曾以《约瑟夫的外套》、《论走私者的哲学》、《初学集》等知名于文坛，在文学理论上造诣很高，四十年代在香港达德学院担任过文学系主任，培养了很多学子。建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与吴景超、曾昭伦、陶大镛、费孝通、钱伟长一起共称鼎鼎大名的“六教授”。粉碎“四人帮”后，错案得到平反，在文坛上重新闪烁出光芒。这次来港，让他担任团长，是最适宜不过的人选了。柯灵、辛笛、林焕平、楼栖等也是以前在港工作过生活过的老作家。
　　这次在港期间，香港三联书店为几位老作家举办了一次签名售书活动，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就售出了500本书，使香港读者面对面地领略了大陆作家的风采。所售书籍，有唐弢的《落帆集》和《唐弢杂文选》、柯灵的《长相思》和《电影剧本选集》、田仲济的《抗战文艺史》和《文学评论选集》、黄药眠的散文诗《面向着生活的海洋》、以及收入辛笛、唐祈、郑敏、袁可嘉等“九叶”诗人诗作的《九叶集》等成为最受香港读者欢迎的文学图书。
　　12月26日上午，大会会务组安排唐弢、辛笛、刘锡诚、理由四人在理工学院唐炳源楼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们举行文学讲座。唐弢的讲题是《创作与生活》，王辛笛的讲题是《我的创作经验》，理由的讲题是《有来有往》。我则负责回答学生们就当前大陆文学现状提出的问题。
　　大陆文坛：反自由化和朦胧诗
　　从意识形态的差异来说，1981年大陆文坛的动向，成为香港社会是最敏感的话题。当年的中国大陆文坛，有两个问题备受香港文艺同行和媒体舆论的关注、甚至忧虑：一个是朦胧诗，一个是自由化。所谓“自由化”，批判白桦的《苦恋》的风波，原本就是备受香港文化界和媒体关注的一桩大事。我们《文艺报》的两位副主编唐因、唐达成合写的《论〈苦恋〉的错误及其他》同时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转载)发表，“自由化”的风波告一段落未久，到了年底我们访港之际，《文艺报》却又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署名文章，引起了香港舆论界和文艺界新的震动和忧虑。我们在港期间，《明报》于1981年12月25日登出一篇题为《过多抚摩昔日创伤而叹息文艺报批判作家离轨道》的文章，报道和评论了此文中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文艺界领导涣散软弱的一些提法：
　　12月上旬出版的《文艺报》发表谷言题为《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的文章，它说：文艺战线也确实出现了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消极的、有害的作品与言论。应该看到，某些文艺作品、文艺观点和某些人的言论中表现出的自由化倾向，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的反映。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又必然要对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章说：党中央对此早有察觉，一再提出重要的意见。应引为深刻教训的是，我们文艺界的同志，对党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意见，没有及时地引起充分的注意，对于错误的作品、观点、言论，没有能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有说服力地进行批评。文艺战线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
　　文章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一个时期以来，赶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与人民群众建设四化的沸腾生活的基调不很合拍。一些作品，过多地抚摩昔日的创伤而叹息，过分热中地追求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缺乏振奋人心的昂扬的时代强音。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党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对文艺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严肃的、与人为善的批评与对人处理的慎重方针，给文艺战线带来了新的局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受到抵制。
　　《文艺报》发表的这篇署名“谷言”的准社评式的文章，出自谁人之手，我不得而知。但据我的经验，要么是出自我们编辑部同仁之手，要么是上面什么人写的授权在《文艺报》发表。这种化名之作，在《文艺报》过去是常常有的，因为要传达上级的某个意图，或奉命之作，而又不愿意署自己的真名或大家都知道的笔名，便临时起一个名字，或谐音、或有寓意，或也许什么意思也没有。“谷言”也许就是“姑妄言之”的意思吧。香港人却不以“姑妄言之”来理解这篇文章的用意。这篇准社评总的思想是：“文艺战线也确实出现了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消极的、有害的作品与言论。应该看到，某些文艺作品、文艺观点和某些人的言论中表现出的自由化倾向，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的反映。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又必然要对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错误思潮的要害，是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提法和对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峻的，预示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纠正软弱涣散的斗争，并不以批判白桦的《苦恋》的告一段落而结束。
　　在12月26日《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联合召开的香港文艺界座谈会上，大陆文坛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一事，自然成为与会者最为一个关注和求解的问题。由于我的身份是《文艺报》编辑部的副主任，被看作是代表团13人中一个最近乎官方人士的成员，又因为刚刚过去不久的批评白桦《苦恋》的重头文章是《文艺报》发表的，所以在会上我被指名来回答这个问题。12月27日的香港《文汇报》发表一篇署名陆浩、题为《新诗主流和自由化倾向》的“特稿”报道说：
　　对于大陆上出现的自由化倾向，《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刘锡诚也坦率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强调说，文艺作品的自由化倾向主要是由于作者从主观出发，脱离了生活和社会主义轨道，但这是个别的现象。自由化是应当加以批评纠正的，例如白桦的《苦恋》受到了批评，但他的另一些好作品也同时得到了创作优秀奖。文艺批评应当客观地分析问题，并不是专打棍子和专戴帽子的。
　　刘锡诚还指出，除了自由化倾向外，国内文艺界也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他并列举竞相出版推理小说及侦探小说为例，认为这种倾向是理应受到批评的。
　　我在回答提问时，强调自由化倾向的出现，是因为有些作家“从主观出发，脱离了生活和社会主义轨道，但这是个别的现象。自由化是应当加以批评纠正的，例如白桦的《苦恋》受到了批评，但他的另一些好的作品也同时得到了创作优秀奖。”我的答问，没有像《文艺报》文章那样说自由化倾向是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如果说企图摆脱党的领导，那就成了政治问题了;我还强调自由化是个别的现象，是不难纠正的。
　　出席香港文艺座谈会的是香港文艺界人士和媒体人士，与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现代文学研讨会会场上的那些大学教授们不同，他们较少教授们自恃的那种学究气，而有更多的政治敏锐性和现实感。两种不同职业的人的关注点和气质，是颇有差别的。
　　辛笛成了新宠
　　来自上海的“九叶派”诗人王辛笛，成为香港现代文学研讨会上会内会外最被关注的热门大陆作家。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以为，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王辛笛等活跃于40年代的诗人，在1949年全国解放、共和国成立后封笔，大部分隐于文坛，没有新作问世，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是由政治的原因使然的;二是大陆刚刚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九叶诗选》，几乎囊括了被称为“九叶派”诗人的好作品，使多年来隐于文坛之外的诗人和难得一见的现代派诗作，得以与渴望开放的读者见面;三是大陆诗坛上“朦胧诗”的活跃以及对“朦胧诗”的责难，激起了读者对“朦胧诗”的更强烈的兴味。
　　在这种形势下，辛笛的访港自然成为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热点和亮点。他一到香港便写下了一首《香港，我来了》的自由体新诗，表达他相隔多年后的感受：
　　香港，我来了!
　　阳光下有山有水，
　　就可以有无数的高层建筑;
　　夜来辨不清是天上的繁星，
　　还是人间的灯火，
　　都是一样的灿烂可亲!
　　切梦刀到头来
　　会帮助我验取什么是高贵，
　　什么是卑微!
　　我真想再一次在薄扶林道上散步，
　　去看望一下当年的望舒;
　　我还分明记得
　　那时还在永别亭前
　　送葬人的路祭;
　　隐隐升起的
　　是伤心的野哭!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王辛笛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试谈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在宣读论文前，他以兴奋的心情讲他这次南来的感想，特别是说到现代诗的提倡，不应该忘记叶公超：“我国现代诗的提倡和发展，叶先生是应当记上一笔的!”。他自述说：他于“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叶公超就是外文系讲授现代诗的老师。也就是因了亲受叶公超的教益和影响，才从事于现代诗的创作。”他还说：“最近读《朱自清日记》，其中也记录了叶公超对新诗的意见。如1932年10月30日记：‘公超谓翻译诗因语趣关系，传意实不足，须传境界。’又11月15日：‘晚公超来谈中国所以无长诗之故，因中国无宗教信仰，不思灵魂得救，而西方有识者皆腐心焦虑于此。又中国人对自然与西方不同，西方人最初亦只以自然作背景，渐乃付以生命，至华兹华斯竟于自然中吹入全神思想，且彼等对自然有一种美的直觉，此实中国所无也。又谓西洋近代诗，日趋精确，阅者渐少，小说新体已成，诗尚在创造中。公超谓此方面试验以美国为最，大抵年轻诗人为之，因举E. E.卡明兹(《日落》诗)为例。”王辛笛所以特别提起叶公超，还因为叶刚于上月在台北逝世。辛笛还提到女诗人赵萝蕤，即诗人陈梦家的夫人，她也曾出版过一部现代诗集，她的写诗也是受叶公超的影响的。
　　王辛笛与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周策纵的唱和最是风趣、也缓和了会上会下的气氛。在马临校长的夜宴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周策纵拿出了他的一张贺年片送人，上面印了他亲笔写的《沙田杂诗之一》：“雨后山花出浴娇，远峰入水泣鲛绡，和烟久坐陪松竹，沁翠清音与梦摇。”并在与会者的邀请下用湘音楚调朗诵了这首诗。大陆诗人王辛笛和韵作了一首七绝：“白首成诗韵最娇，此行一路梦红绡。且携山色湖光去，待与夫人双浆摇。”第二天，周策纵要回美国威斯康辛去，又作一首《赠辛笛先生》诗赠王辛迪：“扶苏九叶隔年春，掌上明珠洗暗尘，倘为生民诗可殉，楚骚端未共沉沦。”并诗末附言：“中国现代文学会议席上，余光中教授与予本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对新诗人于四十年代末期后纷纷封笔，颇表惋惜。王辛迪先生以当时诗人为生民请命，献身革命事业为解。因成此诗，略当问难请益云尔。周策纵1981年12月21日于香港。”作者并注云：“《手掌集》乃辛迪四十年代诗集，《九叶集》则出版于1981年，亦四十年代所作也。”王辛迪当场又回赠周策宗一首《戏为周策纵先生寄内》：“少壮离乡老大回，花开花落喜春回，自从分手航天去，日诵南华又几回。”(按：周夫人吴南华。)周策纵又有奉和诗一首《讽和辛笛诗人戏笔代我寄内之作》：“老妻召我逐年回，铁鸟匆匆海外回。十二金牌卅六计，走为上计且来回。”周策纵的诗实在算不上什么好诗，只不过是表示友谊的应景酬答之词罢了。
　　台湾诗人兼教授的余光中，对辛笛于1948年由上海群星公司出版的《手掌集》里的诗作大加赞赏，在发言的讲台上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和欣赏有加的姿态，一篇篇朗诵着辛笛的诗作。当他宣读完题为《试为辛笛看手相》的论文后，辛笛为余先生所感，欣然上前与他握手表示谢意。
　　关于大陆诗坛兴起的朦胧诗思潮，王辛笛在研讨会上报告说，自从“四人帮”垮台后，大陆的文学艺术已得到复苏，诗人是有前途的，无论新诗、旧诗都大有可为。他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新诗都是诗创作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些人认为写新诗者没有才华，作旧诗的才有水平，那是不正确的。他还指出，新诗发展的希望在于青年诗人身上，现在国内一些青年诗人都是极有才华的，老一辈的诗人应当向青年人学习，同时也应作铺路石，让年青人超越自己，则新诗当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在谈及现时对国内新诗流派所引起的论争时，王辛笛详细论述了新诗各流派的情况。他风趣地说，有人批评他是“老朦胧”，可是他却一点也不承认自己朦胧;他解释说，只要诗的内容健康，政治方向明确，什么“朦胧诗”和“爱情诗”都是可以写的。
　　罗荪与陈纪滢失之交臂
　　我们《文艺报》主编罗荪提交的论文是《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概略》。作为他的下属，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讲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只有我这一篇。我写这篇文章时，就想，国统区的抗战文学运动固然取得了巨大成绩，解放区出了个赵树理，他的创作也自应在这个会上予以肯定。孔罗荪临时有事去不了香港，临行前嘱我代他宣读。哪知我们两人的发言都排在了第三天(12月23日)的下午。于是团里临时决定罗荪的论文改由代表团的秘书范宝慈同志代读。
　　去年，1980年6月16—19日，在巴黎第16区的胜家波里涅克基金会音乐厅也曾举行过一个“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研究讨论会”，罗荪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抗战时期中国西南文坛》。这次向中文大学的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也许没有巴黎会议论文的内容那样集中，但作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亲历者，他的观察和感受却是无可代替的。在我的印象中，罗荪的这篇长文生前好像没有发表过，也没有收入1983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罗荪文学评论选》中，更不可能收入此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罗荪近作》中。《罗荪文学评论选》是冯牧、阎纲和我共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总共出了20种)中的一种，这套丛书被文学史家们认定为建国以来的第一套文学评论丛书。稿子是由我向罗荪同志约定的，由出版社的唐维安同志担任责编。所选建国以来的文学批评文章共18篇(文革前11篇，文革后7篇)，是由他亲自编订的，可以看作是他的代表作。因此，这本书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大陆作家孔罗荪和台湾作家陈纪滢，1928年曾在哈尔滨组织蓓蕾文艺社，属于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群中的进步作家，1938年又都到了武汉，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来一个去了台湾，一个留在了大陆。这一对早年同属东北作家群、后来久别40年的朋友，原定要通过这次破冰之旅在这次香港会议上见面的，巧的是，因台湾当局不给签证，陈纪滢没有办法到会，孔罗荪也没有到会，成为憾事，也使新闻界大失所望，失去了一则好新闻，尽管陈纪滢的缺席给几家报纸提供了口实使他们大做其文章。好在后来，1986年，在中国作协外联部的安排下，分别多年的孔罗荪与陈纪滢终于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后话了。
　　2008年6月19日

作者: clamstock 时间: 2011-7-28 17:09

珍贵的资料啊！

作者: 边缘人 时间: 2011-7-28 17:28 标题: 复 clamstock

一段文学史料。黄药眠、唐弢、罗荪、柯灵、辛笛、田仲济、叶子铭、楼栖、林焕平等，都已成了故人。辛笛与余光中、罗荪与陈纪滢的文坛佳话，也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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