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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杂谈汇集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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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8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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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杂谈汇集帖
《聊斋志异》爱情多与青楼女子有关
中新网 2011年07月08日 20:12 来源：半岛晨报
○本期话题 孤鬼与青楼
□栏目主持 梁巍
□讲解嘉宾 韩田鹿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柳如是别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精到地指出：“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想，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末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噱，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 ”也就是说，在陈寅恪看来，《聊斋志异》中那些花妖狐媚女子身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如柳如是这样的青楼红粉的特征。狐鬼与青楼之间有哪些关联？这样的笔墨，是蒲松龄的独创，还是古已有之的某种文化传统？韩田鹿将为读者揭示这个中国文化中的小小秘密。
灵感来源 青楼女子是生活点缀
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青楼女子所承受的骂名居于三百六十行之首。女人咒骂她们，因为她们可能引诱自己的丈夫，使男人们不忠于家庭；有些男人咒骂她们，因为他们唯恐自己的妻妾学了她们。但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对于她们的欣赏与赞美却从没停止过。咒骂没有被永恒保存的价值，逐渐消歇，但对于她们进行赞美的文学作品却被保留了下来。
韩田鹿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与漫长的中世纪女人们事实上的幽禁地位有关。“对于一般的女人来说，由于她们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为家族繁衍后代，以及为男人们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所以她们自幼所接受的教育就没有取悦男人这一课。女人们被要求贞洁，因为她们的贞洁对男人们大有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冒险与寻求刺激几乎是男人的天性，既然无法在妻子那里得到满足，他们势必会寻找另外的渠道。正像贞洁的妻子给了男人稳定婚姻的幸福感，青楼女子以自己职业所必备的风流和多才多艺，给了男人们以合法渠道去弥补婚前浪漫以及婚后刺激缺乏的机会。 ”
从《聊斋志异》的字里行间，韩田鹿分析认为，蒲松龄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从已有的材料看，他与青楼女子有过接触是毋庸置疑的。蒲松龄早年曾有过一段为孙树百担任幕僚的经历，其间，他和孙树百青楼出身的姬妾顾青霞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亲昵地把她称作“可儿”，为她编选了百首唐人绝句以为香奁之诗，并让她读给自己听，他还为她写了很多诗，有些诗歌的色彩非常暧昧。除了顾青霞，他还与其他青楼女子交往，他有为数不少的《赠妓诗》。所有这些，都为蒲松龄写作有关青楼女子的文字提供了扎实的生活基础。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是一个贞洁而平实的乡下女人，是这些青楼女子，给了蒲松龄孤独的幕僚经历些许浪漫色彩，点缀了他清贫而乏味的生活。
写作特色 避实击虚乃文章高手
《聊斋志异》中直接写到青楼女子的篇章很少，作者明确点到出身青楼的女子只有《晚霞》中的晚霞、《嘉平公子》中的温姬、《狐妓》中的鸦头、《瑞云》中的瑞云、《细侯》中的细侯等。而如果说到彻头彻尾生活在人间的青楼女子，则只有《瑞云》中的瑞云与《细侯》中的细侯。但即使是“瑞云”，也还是没有完全脱去神异色彩，如果没有那位来历不明的年轻书生对瑞云的姿才绝世却流落不偶感到可惜，用法术遮掩了她的美丽，使她丑陋如鬼，以贺生的贫穷，是没有机会娶到瑞云的。当然，如果那位书生永远不出现，贺生倒是表白了自己的忠诚，但瑞云就会一生感到愧对贺生的真情。是书生的法术，使得他们最终各得其所，两全其美，吃亏的只是妓院的老鸨。蒲松龄为什么不写成瑞云重病，贺生昼夜服侍，终于使自己的情人重获往日的美丽呢？或者，让这种真情更坚实一些，让贺生一直等待，直到瑞云人老珠黄不值钱，然后再把她娶回家中，像珍宝一样看待？韩田鹿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蒲松龄不喜欢这种质实的笔墨。正像他自己所说，“避实击虚，方是文章高手”，他更愿意把作品写得虚无缥缈。
于是，在《聊斋志异》中，就出现了一大批明显带有青楼特色的狐鬼。说得更绝对一些，《聊斋志异》中的狐鬼，以及与情爱题材有关的作品，大部分都和青楼有一定关系。
秉承典故 妓女鬼狐有相通之处
这并不是蒲松龄的创举，自唐代起，就有把妓院(主要是高级妓院)比做仙窟，把青楼女子比做神仙、比做妖狐的传统。比如张文成的《游仙窟》，实际上写的就是一次高级妓院的经历；沈既济《任氏传》，是士子与青楼女子之间发生的故事。
韩田鹿认为，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艺术需要，艺术讲究一种空灵美妙的韵味，而青楼女子与嫖客的关系，总有金钱味道太浓的嫌疑。把青楼女子处理成非人间的身份，又与市井气拉开了距离，产生一种亦真亦幻的间离效果。第二，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狐鬼与青楼女子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文化同构关系。现实生活中，中国一向讲究所谓“万恶淫为首”，讲究“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把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关系看作一件极大的恶行。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和青楼女子发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青楼女子和那些狐鬼妖仙一样，是游离于一般社会道德规范之外的。还有，由于做青楼女子被认为是有辱家门的事情，所以一般的青楼女子对自己的家世都讳莫如深，这同样使她们在一般人心里有一种神秘感。在这一点上，她们与那些狐鬼妖仙同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仙”这个意象最终和妓女分开了，这之中的原因大半是因为在一般人的眼中“仙”是高于人的，用它来比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青楼女子不符合人们的心理及文化习惯。
艺术成就 蒲松龄创新狐鬼意象
张文成、沈既济只是模糊地对这些有所感知，但蒲松龄则已凭着易感的心灵，凭着亲身经历，凭着他深厚的文化素养，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并把它成功地运用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他笔下的很多狐鬼女子，都一定程度地分享了青楼女子(主要是高级青楼女子)的特性。
韩田鹿总结了青楼女子的特征，首先她们的热情主动，在《聊斋志异》中，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由女子开端，而热情乃是青楼女子的首要职业要求。其次，她们对读书人的情有独钟，这也和现实中青楼女子与士人的关系相似。读书人大多举止谈吐文雅，比那些“恶客”受人欢迎。再则，一个青楼女子，特别是高级一些的，她们的名声身价几乎完全决定于士子的品评，与衣食相关，她们自然会对那些书生们高看一眼。第三，她们多才多艺，《聊斋志异》中的大部分狐鬼都能作诗，更有一些能歌善舞。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这基本是青楼女子的特权。“大多数狐鬼在书生知道了自己的出身后都有点惭愧，对于书生不嫌弃自己的出身都有一种感激。这不正是青楼女子在情人面前因出身而产生的自卑感的真实流露吗？ ”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蒲松龄的狐鬼与书生之间的故事，隶属于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青楼文学，同时也做出了富有才华的贡献。不管是《游仙窟》，还是《任氏传》，说仙说狐，都不过是狭斜之游的简单遁词，只有到了蒲松龄这里，狐鬼的意象才真正和青楼凝结在一起。
顺便说说
张文成《游仙窟》
此书采用自叙体的形式，描写作者奉使河源，夜宿大宅，大宅即神仙窟，与两女子调笑戏谑，宴饮歌舞，无所不至。把唐初文人放荡、轻佻的狎妓生活，第一次写入传奇小说。以四六骈文的形式进行创作，与变文韵散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写得生动活泼，文辞华艳浅俗，有人称之为“新体小说”。
沈既济《任氏传》
约作于建中二年。任氏是狐精所化的美女，与郑六相好同居。后为郑六的亲戚、豪富子弟韦崟发现，欲强行非礼，但被任氏忠于郑六的情操感动而作罢。此后，韦崟常接济任氏，任氏也几次为韦觅狐女。任氏还施术帮助郑六致富，后郑六调外地任官职，要求任氏随他赴官。任氏预卜此去有祸，但在郑六的坚持之下，终于答应同去。结果在马嵬被猎犬咬死，为忠于爱情而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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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女鬼美得令人哀伤
在中国文学史上，清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朝代。一般说来，一个朝代的文学如同一年的四季，有春的孕育，有夏的热烈，有秋的感伤，有冬的凋零。但清代文学不同，它的春天和夏天短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一转眼，秋天就已经来临。清朝几乎所有伟大作品都在前中期收获，与此相伴的，则是弥漫其中的、与一个新生不久的王朝似乎不相称的感伤气息。这种气息，我们在《桃花扇》、在《长生殿》中可以感受到，在“纳兰词”、在“神韵说”中可以感受到，在《聊斋志异》中同样可以感受到。
清代前中期的感伤主义思潮也对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实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脆弱易折，高压统治下无所适从的茫然凄惶，都使得具有感伤气质的纤弱女子成了凝聚时代审美理想的典型。蒲松龄在这样具有末世情调的女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最高审美，固然是个人眼光，但却寄予着时代的审美理想。
《聊斋志异》中，那些与人间书生相爱的女鬼大多非常美丽，但她们的美丽，多是黛玉那种柔弱而令人哀伤的美，她们缠绵悱恻，罕有健康的活力与激情。如《莲香》中的鬼女李氏，“质弱单寒”，“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往若还”；《连琐》中的连琐，“瘦怯凝寒，若不胜衣”；《伍秋月》中，虽然没有具体描述伍秋月的容貌，但从她“十步之外，须人而行，不则随风摇曳，屡欲倾侧。见者以为身有此病，转更增媚”来看，她必然也是娇弱柔媚，而非体格丰硕、肤色红润的女子。
蒲松龄创作的带有青楼色彩的狐鬼故事，有着鲜明的感伤特征。尽管有天真的欢笑，有两性相悦的美好，但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一种难以掩去的悲伤。这里当然有对于青春和生命力失去的悲伤和叹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少女的面庞更能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气息与生命的美好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这人间花朵的凋谢更让人伤感的了。
《聊斋》文字用以排遣孤独
美好的东西常常让人不知不觉地心痛，因为它们呼唤起的常常是好花不长开的无奈，这里也有蒲松龄生活的鲜明印记。蒲松龄不是一掷千金的豪客，无力追欢买笑，狎妓饮酒只是偶尔为之。在平时更多的时间中，他只能靠回忆和写作排遣孤独。在漫长的寂寞中回忆这不多见的几许浪漫，遂使这浪漫也沾染了几许寂寞的韵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所赋予青楼的重大意义。已经有许多人指出，臣子与君王之间、青楼女子与嫖客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同构。在君主面前，臣子没有丝毫的权利，他只能等待君主的垂
青而没有选择的自由。同样，在嫖客面前，青楼女子没有任何尊严，纵然她如花似玉，纵然她费尽心机，也不过是给自己增加一点被选择的条件罢了。 对这些青楼女子们的同情，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命运的同情，对她们的怜惜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顾影自怜。文化是水，人是在这水里游动的鱼。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往往感受不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就像水中的鱼感受不到水的存在。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行动与思想就被这种文化所同化，而他的行动与思想又反过来使得这种文化更加浓厚，向着它早已被规定的品格日益发展，日趋极端。中国士子与青楼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所以，到了蒲松龄的时代，中国的青楼文化竟然呈现出了一种与它的初衷相距甚远的奇怪面貌。
说到底，人是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社会现象深受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这就使得每一种现象除了是这种现象本身，总还是点别的什么。 (韩田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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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8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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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将压抑之情写进《聊斋志异》
中新网 2011年07月01日 09:59 来源：半岛晨报
□本期主题 洞府的美婢
□栏目主持 梁巍
□主讲嘉宾 韩田鹿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嘉宾观点
作品反映蒲松龄的现实生活
当私塾先生的辛酸，蒲松龄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流露。
在《学究自嘲》中，他写道：人但知为师之乐，不知为师之苦；但知为师之尊，不知为师之贱。自行束修以上，只少一张雇工纸。其徒数十人，好像一出《奈何天》；二三东主，却是一些八不凑。殊属可伤，亦属可笑。
在《闹馆》中，更是以一种漫画化的笔调，写尽了教书先生礼之用谋生的艰难与屈辱。当东家说伴饭的春天只有苜蓿、夏天只有马喳菜、秋天只有蔓菁、冬天只有萝卜时，礼之用连说不妨：“吃了苜蓿先不鹊盲”“(马喳菜)也是好的，吃了先不生虫子”，“萝卜片更好吃了，能以清气化痰”，“(蔓菁)也是好的，吃了补脾胃调肺”；当东家说没有枕头，只有破砖时，礼之用连忙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矣。何况有砖乎？东家提供的住处是观音堂，礼之用也可以将就；东家提出，下雨天先生得负责背学生过水洼，礼之用满口应承：“先生背学生易如反掌，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有何难哉？ ”末了干脆爽快地声明：回头来尊贤东不必讲话，从今后成一家哪分两院？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端。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
韩田鹿老师认为，可以把这看成是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以前四处谋馆艰难生活的写照。
在《聊斋志异》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许多爱情故事中，那些带有很明显的蒲松龄自我身影投射的书生，往往会对一些婢女身份的美貌女子产生浓厚的爱意。如果这种书生与丫环的爱情故事只出现过一两次，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作者偶然的兴致所至，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就一定有什么比偶然的兴致更深刻的原因了。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韩田鹿老师将在《洞府的美婢》这一主题中为读者一一解疑。
蒲松龄生存之道
不愿经商只求科举
有当代才子之称的李书磊在其《重读古典》中曾经发出感慨，为什么张生就不能爱上红娘。推广一下，也可以说，在中国为数众多的爱情故事中，为什么书生们总是对病恹恹的佳人们情有独钟，对于健康而俏丽机敏的丫环们却视而不见。李书磊的结论是，因为丫环不适合作婚姻的对象。韩田鹿老师认为，这种书生只爱小姐的模式，基本上只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套路。而究其原因，可以用《红楼梦》第一回中石头的一句话来概括：“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 ”丫环一般不识字，这几句情诗艳赋也就无法写出来；公子呢，由于丫环不识字，情诗艳赋没有读者，自然也就不必写。这样一来，作者希望炫耀的才华又如何显露呢？
而在作者不是为了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的作品里，书生爱上丫环的故事就比比皆是了。比如《聊斋志异》。在《聊斋志异》中，书生爱上洞府中的美婢几乎成了规律。郁达夫在其《五六年来创作与生活的回顾》谈及自己“对于创作的态度”时，说过一句影响深远的名言：“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聊斋志异》中的这类故事也不例外。
蒲松龄一生的线索非常清晰。他19岁考上秀才以后，在功名方面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但子女却是前脚跟后脚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光儿子他就有4个，女儿由于不上家谱，数目难以统计。以秀才微薄的年俸(白银8两)，加上分家时得到的二十亩薄田的家产，养活这一大家子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蒲松龄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他的选择是弃儒经商，从而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蒲松龄不愿意走这条路。原因很简单，蒲父当初只是童生，放弃举业并不是特别可惜。蒲松龄毕竟是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上的秀才。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并非等闲视之的社会身份，它表明蒲松龄至少已经属于‘士’的阶层，而不是平头百姓了。 ”
不能务农甘当师爷
蒲松龄也不愿务农。一来他的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二来二十亩薄田，就算努力耕种，又能种出什么？韩田鹿老师说：“在旧时代，秀才乃是地方一霸，这只要看一看《儒林外史》中众秀才殴打景兰江的一幕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们实际上掌握着一个地方的舆论导向，功名在身，又有着未来飞黄腾达的可能，所以地方官也就不敢轻易得罪。正是靠着这种特权，许多秀才便时常出入公门，包揽词讼，压榨平头百姓，从中得利。这条生财之路，显然不是为蒲松龄这样良善之辈准备的。 ”
韩田鹿老师研究发现，蒲松龄也当过一阵师爷。从很可能出自他的手笔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透露出的各种信息，以及他留下的大量代替东家写的书启文字来看，蒲松龄就任师爷期间确实也干得不错。“但由于这条出路与举业相冲突，加之官场中的许多事情本来就莫名其妙，他与孙树百青楼出身的姬妾顾青霞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干了一年多以后，他还是回到了家乡淄川。 ”
不论才情只得教书
剩下的一条出路就只有当私塾教师了。从二十七岁开始到七十岁结束，他的教龄长达近半个世纪。
韩田鹿老师说，那时的私塾先生可没有现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地位。虽然从名义上说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实际上，私塾先生的地位和丫环也差不多。《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与简·爱的对话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简·爱试图用“我是教师”来表明自己尊严的时候，罗切斯特先生只说了一句话：“你是教师。那么，谁来付钱？ ”就使得简·爱无话可说了。
说到底，私塾先生与丫环的不同仅仅是他们为东家提供的服务有脑力与体力之别，如此而已。而一般说来，像爱情、友情这类对精神的平等有较高要求的情感是很容易投射到地位相近或境遇相似的人身上的。
蒲松龄人生写照
到名门望族教私塾改变生活
从康熙十八年开始，蒲松龄结束了这种“三家村学究”的生活，受聘到当地望族毕际友家担任家塾。单纯从生活条件来考虑，这里比从前的生活是好得多了。但在精神上，他体会到的则是更大的压力。毕家是世家巨族，科甲相继，而蒲松龄则是穷愁孤苦、寄人篱下的落泊秀才。毕家的生活阔绰风流：“王孙玉鞭鞭白马，腰间宝剑珊瑚把。挟得少姬何处去？笙歌烂醉海棠下”。但这一切繁华旖旎都属于别人，他只能伴一盏清灯，体味寒士的寂寞与艰难。毕家待蒲松龄非常友好，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快乐起来，我们看这段时间他写的诗歌，基本上都笼罩在一种清幽枯寂的氛围之中。与这种基于身份差异、贫富悬殊带来的巨大压力相伴的，还有他在性方面受到的压抑，以及基于这种压抑而带来的性幻想方面的一些特点。
毕家是高门大姓，所以家风严谨。无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当时对大姓女子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与毕家主子阶层的女人接触的机会就非常少。在毕家生活的漫长30年间，和他接触的异性，基本上只有毕府的丫环。蒲松龄到毕家教书的时候，已经40岁左右。这时的蒲松龄，早已不是当年担任孙树百幕僚期间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他已经过了浪漫的年龄，所以也就不会再有当初与顾青霞那样冒冒失失的感情纠葛了。但是，“空床难独守”啊，一个正常的男人，一年到头孤身在外，无法与妻子谋面，所以性的压抑与对异性的幻想就格外的强烈，按照心理学上讲，性幻想总伴随着一定的假想对象，而这个假想对象一般不会是自己最经常的性伙伴——妻子或者丈夫。在这种情况下，将性幻想投射到那些最常见面的丫环身上，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将困窘压抑写进《聊斋志异》
对贵族女性的拘束感和对卑微而美丽的丫环不由自主的爱一样，都是生活中蒲松龄长期困窘、压抑的生活状态的不自觉流露。
因为，首先，她们与他接触较多，越是熟悉的东西，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也就越强烈；其次，丫环一般都还没有结婚，将性幻想投射到她们身上不会造成伦理道德上太大的犯罪感；此外，恐怕还是蒲松龄的名分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丫环的地位毕竟较低。韩田鹿老师认为，这一点可以在蒲松龄的作品中找到内证。比如在《瞳人语》中，当名士方栋尾随一位“红光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的女郎时，这位娘子的丫环站出来怒斥方栋：“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 ”言外之意，胡觑田舍娘子还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幕，对这一点的理解就更深了。马二先生游西湖时，曾遇到出身不同的两群女人。面对乡下女人，他可以放肆地看；但是面对穿绸挂缎的大户人家女眷，他就只能低头走过。在中世纪，名分不仅是人们分享财富与政治权力的依据，并且也是分享尊严与隐私权的依据。当然，文学并不直接等同于性梦，而是经过了潜意识加工的产物，毕家的丫环们未必容貌美丽，但到了文学作品中，就一定要个个‘媚曼风流、风致韵绝了’。 ”
嘉宾讲述
《聊斋》中书生与美婢的爱情
《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也写到了书生与仙女(象征着现实中的贵族女性)的结合，这是蒲松龄作为读书人深受传统影响的结果。在传统的读书人中，人生最得意的事情除了“进士及第”，就是“娶高门大姓之女”了，因为它意味着进身的基础与前途的保证，另外还混杂着一点氏族制度遗留下来的一点对贵族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不管我们说文学是“镜”也好，是“灯”也好，它映现或照亮的，都是作者眼中或心中的生活。
《爱奴》中的徐生就是这样一位爱上了丫环的书生。徐生的身份是私塾教师，被一施姓大户(实则为鬼)请去教授子弟。在欢迎宴席上，一位“年十五六，风致韵绝”的丫环在一边服侍，徐生立刻就爱上了她。此后，徐生的日常起居就由这位丫环来照料。一来二去，他们便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狎昵，并演绎了一部凄婉哀绝的爱情故事。
《仙人岛》中的明铛，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丫环。当初王冕乘坐石头飞越大海时不慎入水，正是“年可十六七，颜色艳丽”的明铛驾船把他捞了起来，“美人救英雄”的一幕给王冕留下了深刻记忆。后来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主人的婚请，其原因也是以为主人要许配给他的是明铛；及至知道误会，无法毁约，也还是不忘自己对明铛许诺，并一再地请求夫人芳云允许他和明铛结合。我们只消明白王冕在岛上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倒插门女婿，衣食供给皆仰仗于芳云一家，就可以知道王冕这样做其实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在整个故事中，那个身份高贵、才高八斗、伶牙俐齿的夫人芳云给王冕感受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某种自愧不如的自卑，让王冕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与亲切的，其实一直是明铛。
其他还有《娇娜》中孔生与“红妆艳绝”的香奴，《白于玉》中吴青庵与紫衣妖鬟，《天宫》中郭生与那个不知名的丫环，《织成》中柳生与“翠袜紫履”“年十五六，媚曼风流，更无伦比”的侍儿……当然，在一些故事中，书生没有和丫环们真的结合，但有过强烈的爱欲与结合的渴望，却是作者明确告诉我们的。
如果这种书生与丫环的爱情故事只有一两次，我们还可以说这只是作者偶然的兴之所至，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就一定有什么比偶然的兴致更深刻的原因了。 (韩田鹿)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11-7-8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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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是啥样人? 分家时甘愿被兄嫂欺负
中新网 2011年06月29日 10:09 来源：半岛晨报
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蒲松龄对于现实政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参与意识。假如他能够通过科举这道窄门，也许他真的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没有。那么，科场失意的蒲松龄如何实现其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担当呢？韩田鹿老师认为，孔子已经为蒲松龄这样无法在官场上实现政治理想与抱负的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对蒲松龄而言，这个抱负的实现主要包括两个渠道：一是在自己真诚奉行儒家原则的同时推己及人，对现实社会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二是以自己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作品为晨钟暮鼓，以此感化人心。本期韩田鹿老师将为读者揭示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蒲松龄。
□本期主题解读 蒲松龄
□栏目主持 梁巍
□主讲嘉宾 韩田鹿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性格自负 一腔参政热情难以实现
受着儒家传统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蒲松龄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政治的人。他渴望建立一番功业：“我有涪洼百炼刀，欲从河汉斩长鲸”(《呈树百》)，当他的朋友孙树百问及他可以仿效哪一位古人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郭汾阳就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臣郭子仪。从这些诗歌中，都可以看出蒲松龄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以及对于自己政治才干的自负。
实现政治抱负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当然是做官。对于生在寻常百姓家的蒲松龄，取得“官”的资格与地位的唯一的手段就是通过科举这道窄门。但是，众所周知，蒲松龄在科举的道路上历尽坎坷，“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最后以岁贡生终老林泉，“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的热望到头来终成空。
与普通八股文士不同的是，科举路断的蒲松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在儒家看来，“为政”，也就是参与政治的手段、方式有很多，为官远不是“为政”的全部。《论语·为政第二》有这样一段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这就是说，在不能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方便以作官的方式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对父母能够尽孝，对兄弟能够关爱有加，通过著述对于历史、现实进行褒贬，对政治有所影响，也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孔子本人的生平与经历为后人树立了效仿的榜样，他的言论，也成为后世像蒲松龄这样以道义自命的儒生以非官员身份参与、影响政治的理论依据。
行为端正 以孝悌的原则实现理想
韩田鹿老师认为，如同许多前代学人所指出的，儒家政治学说的精核，首先是一个“推”字，所谓“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也。那么，什么是这“推”的根本呢？《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也就是说，为政的根本，就在“孝悌”两个字上。按照儒家“推”的原则，如果要以孝悌正人，首先应该自正。只有自己对于孝悌的原则身体力行，才能说得上对于社会风气有所影响，最终起到“施于有政”的作用，这是“为政”的第一步。从蒲松龄所留下的生平材料来看，他自己的确是认真地将孝悌的原则贯穿在自己的全部生活当中的。
例如，蒲箬等《祭父文》说：人非盛德，文虽美而不传，而我父之懿行，又三代下所仅见也。忆我大母病笃，昼夜皆叠枕瞑坐，一转动便溺，皆我父自为提携，四十余日，衣不脱，目不为瞑。每当深夜，灯昏烛暗之间时，我大母辄启眸而愀然曰：“累尔哉！ ”盖我父之以孝谨闻，至今啧啧人口也。这正反映出了蒲松龄的孝悌原则。
家庭和谐 对亲情老而弥笃
又据蒲松龄自己所作的妻子刘氏的《行实》等材料看，在处理兄弟关系上，他处处忍让，顾全大局。当他与几个兄弟年龄渐大，家族内部关系日见复杂，不得不分家的时候，几个兄长、嫂子在田产、房屋上挑肥拣瘦，占尽便宜，他却像个傻子一样听凭处置，最后只分得一块薄田与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屋。即使是如此，他也丝毫没有对几个兄长记恨在心，从他所留下的诗歌来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惦念着自己的兄长们，而且这种亲情老而弥笃。
在自己真诚地信奉以至于身体力行这些儒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蒲松龄也不遗余力地将这些原则推行到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使得自己的儿孙耳濡目染自不必言，只要精力所及，凡是对道德建设有所裨益的事情，蒲松龄总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在他所留下的文集当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这种文字。我们从题目就可以对这些文章的内容有所了解：《公门修行录》、《家政内编》、《家政外编》、《贺文学宋公德佩彩堂孝妇序》、《循良政要》……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了蒲松龄对于乡梓的热爱，看到了一个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对于世道人心的强烈关注和信念——不能从政，并不能放弃自己应有的政治责任。
著书有道 以文字教化人的品行
蒲松龄的道义责任感，促使他采用文学的形式以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他以自己毕生精力写成的《聊斋志异》中，这种劝人以教化的作品如《考城隍》、《张诚》、《青梅》等，占有相当的比重，原因就在这里。
除《聊斋志异》以外，蒲松龄还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杂曲。如果说在《聊斋志异》中这种劝人以教化的作品占了相当比重的话，那么，在通俗杂曲中这种内容的作品就占据了绝大的分量。如《墙头记》谴责了只顾土地钱财，不管父亲死活的儿子；《慈悲曲》赞扬了骨肉间诚挚相待、生死与共的兄弟；《姑妇曲》表彰了那种忍辱负重、不计前嫌的孝妇……这些作品的风格，一言以蔽之，曰“俚俗”而已。如《慈悲曲》中赵大姑借骂鸡之名讽刺李氏虐待丈夫前妻之子：“有个鸡甚杂毛，啄得小鸡没处逃。今日杀它来待客，定要剁它一千刀，一千刀，上炉烧，要把科子着实嚼！”客观地说，其文学价值十分低下。那么，是什么使他放下了艺术的尺度，将宝贵的艺术才华花费在通俗鄙俚的杂曲之中呢？是他的教化立场。为了使更多不具有欣赏高雅文化能力与兴趣的人也能从中受到教育，他就不得不降低自己作品欣赏的难度。他的长子在为他写的“行述”中谈及这些通俗杂曲的写作时说：
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子之雅者、俗者，女子之悍者、妒者，尽举而于一编中。呜呼！意良苦矣！
杜甫的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以说是写尽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对于像蒲松龄这样的人来说，前面一个理想如镜花水月。但后面的理想却是在小范围内可以实行的，也是可能影响政治的最为现实的手段。在宣扬教化、匡正社会风气方面，蒲松龄尽到了一个儒者的责任。
影响深远
高度责任感值得敬佩
在蒲松龄的时代，儒家所推崇的诸如“孝”、“悌”等道德准则正是维系当时世道人心的共同规范。人性往往好奇，“温柔敦厚”的东西往往因为太平常而缺乏吸引力，人们的目光往往落在那些惊世骇俗的人与事上。韩田鹿老师说：“举例而言，人们对于吴敬梓的在短短几年中荡尽数万金的关注就远远超过蒲松龄一生为维护世道人心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殊不知，儒家学说为其他学说所不及正在于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对于那些特立独行之士虽不乏赏鉴，但是自己却明确表示“素引行怪，后世往往称焉，吾不为也”，原因就是这些行动不足以成为世法而为多数人所遵循。
韩田鹿老师认为，人类固然需要少数破坏性的天才，但破坏并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在一般状况下，我们更需要正面的建设而不是反面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蒲松龄的某些主张虽带着时代的印记而显得保守甚至迂腐，但就根本精神而言，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感，以道义自持的崇高人格，都值得后世的永远敬佩。
嘉宾讲述
蒲松龄一生交际广泛
蒲松龄虽然是以一个秀才的身份终老的，但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和高尚的人品，所以他的交际非常广泛，在地方上可以说是一个头面人物。从康熙十八年，他就在刺史毕际友家坐馆；从汪如龙开始，先后任淄川县令的官员都和他有诗歌唱和；从张石年开始，继任的县令都必定要去蒲松龄的家中去拜访；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与当时的文坛领袖、刑部尚书王渔洋相识，此后两人诗歌唱和与书信来往不断；康熙三十三年，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后任兵部尚书)邀请蒲松龄和孙子至济南作诗，并挽留他们在家中逗留数日……在与这些达官显贵交往的过程中，蒲松龄始终能够把持住应有的“度”，从来不用自己的事情麻烦那些做官的朋友，以一个纯粹的文人身份和他们往来盘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地方百姓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他也会打破惯例，利用自己的交际和声望，为地方百姓做一些好事。最明显的例证是康熙四十九年他为驱逐康利贞而上书王士祯等一事。
凭声望频施德政
淄川的漕粮早已是当地人的心腹之患。原先，淄川征收漕粮只征收正米，每石折合白银六钱。后来，杂费越来越多，到康熙四十七年，每石已经涨到白银一两七钱。康熙四十八年，康利贞任漕粮经承，竟然巧立名目，每石收银二两一钱，搞得当地百姓人人切齿痛恨。山东按察使了解到这种情况，于是免去了康利贞这项职务。人们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康利贞辗转取得王士祯的支持，竟然又回到淄川，准备再度担任这一职务。这就势必会造成淄川百姓更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为民请命，先后给县令吴堂、王士祯、谭再生去信，要求他们取消对于康利贞的支持。在给吴堂的信中，他写道：“小民有尽之血力，纵可取盈，蠹吏无底之贪囊，何时添满？ ”在给王士祯的信中，他指出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恳请他以自己的威势“谕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当王士祯撤消对康利贞的支持，康利贞又另托门路，找到谭再生时，蒲松龄更穷追不舍，上书谭再生，劝他不要再给“想一瞰人肉而不忘其美”的蠹吏以食民膏血的机会。凭着他的声望与影响，他终于制止了康利贞再次担任漕粮经承的机会，直接为地方做了一件德政。 (韩田鹿)
嘉宾观点
现实对蒲松龄的态度有失公允
韩田鹿老师认为，纵观蒲松龄的一生，虽然没有做过一天的官员，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与道义责任。对于蒲松龄这种关怀政治、辅弼教化的热情，很多学者往往或一笔带过，或认为表现了蒲松龄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一面而予以指责。这种态度是有失公允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套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可以接受的准则，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因为标准混乱而使得“民无所措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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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8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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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地震经历：大街上尽是裸身男女
中新网 2011年03月16日 09:42 来源：广州日报
此次日本本州岛东北地区的大地震，首先是通过微博传出消息的，然后才是各大媒体跟进报道，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网民都是自发的新闻报道人和历史记录者。
而古代的地震，除了有史书记录外，民间的“好事者”也会自动加入采访和记录的队伍，他们的记录姑且算是一种原始的微博和博客吧。
喜欢说鬼说狐的蒲松龄也亲身经历过一次地震，他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于是留下一条地震“博客”，既是文学作品，也是新闻作品，更是宝贵的地震研究资料。我们且看。
地震发生时间是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半夜，也即公元1668年的公历7月25日，发生地点在山东莒县、郯城一带，蒲松龄说他在稷下做客，正与表兄李笃举行烛光酒会，地震就来了：“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地震前是不是有雷声的呢？众人还在犹豫，接着酒桌摇动起来，酒杯碟子稀里哗啦落地，几案摆酒簸，酒杯倾覆，人们“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
跑到外面一看，满街都是鸡鸣狗吠之声，逃难群众的喧闹声、啼哭声、房屋的倒塌声，令人费解的是，居然有房子“仆而复起”，倒下去又立起来。难道《聊斋志异》里的地震就应该诡异一些吗？还请地震专家解释解释。
一个时辰后，方才安定下来很囧的一幕出现了：大街上尽是裸身男女，“视街上，则男女裸聚”，对死亡的恐惧超越了对羞耻的矜持，逃命要紧，宁可赤身“裸奔”，也不可穿着衣服死在房子里。
地震后，山河改貌。某家的楼盘南北改向，沂水陷下一个大洞，有几亩大小。蒲松龄感叹：“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翻翻官方记载，才发现蒲松龄也真够命大的，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狐狸精牌友帮了他的忙，因为此次地震史书有载，震级高达8.5级，压死的人达到4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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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8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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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本分蒲松龄为何写了那么多婚外恋故事
中新网 2011年04月15日 15:08 来源：北京晚报
本分蒲松龄留谜“婚外恋”
讲演者：刘世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
蒲松龄字剑臣，号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今属淄博市)。他一生中屡试不第，贫困潦倒。但活到了76岁，有趣的是，康熙54年(1715年)离世时，曹雪芹出生了。
有关蒲松龄的生平，我先介绍他的祖上，现在所知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蒲鲁浑，一个叫蒲居仁，这两个人都做过元代的般阳路总管。因为他们在般阳路这个地方做官，所以他们的后代子孙就在山东淄川居住下来了。他的祖父叫蒲生汭，生了五个儿子，他的父亲蒲盘，一开始还读书，后来因为家穷，下海做生意了。可是由于年轻的时候还是读过书的，很有学问，在当地比较有名气。蒲盘讨了三个老婆，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很小就死了，剩下四个儿子，蒲松龄在四个当中排行老三。
可以说，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文人家庭。在古代，做商人是被看不起的，认为还是应该读书。他从小跟着父亲读书，他聪明过人，过目不忘。但是长大成人以后，一生不得志，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聊斋志异》，如果很得志，做上官了，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聊斋志异》了。
蒲松龄19岁的时候第一次考试，成绩非常好，连考三次，县里、府里、道里三级考试都得了第一名。考官是当时清代康熙年间很有名的诗人、文学家施闰章，他对蒲松龄的文章赞不绝口。
但到了蒲松龄人生前途发展的关键时期，家里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老大死了，剩兄弟四人，妯娌不和，兄弟分家。一分为四，蒲松龄仅分到“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本来第一次考试很好，可是现在没钱了，连住的条件都无法满足，而这时他才25岁，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生毕业的年龄。
由于家里穷，他只好去教书，有一个朋友孙蕙，在江苏宝应县做知县，于是蒲松龄就当孙蕙的幕僚。可是第二年，觉得做不下去了，回家了，什么原因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他写过一篇《上孙给谏书》，孙家是个恶霸地主，家里的佣人仗势欺人，蒲松龄看不惯，写信劝孙管教这些人，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一个猜想，没有确凿的根据，孙蕙有好几个小老婆，其中有一个小老婆很有文才，想学作诗，经常向蒲松龄请教。蒲松龄就跟她有来往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聊斋志异》写了很多恋爱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个普遍的特点，和女子谈恋爱，无论是花木，还是狐狸，男主角往往是结过婚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婚外恋”。
蒲松龄一直住在乡下，只到南方去走过一次，考试到过济南，其他时间就在穷乡僻壤当中，没有机会接触妇女。他的夫人姓刘，刘氏死了以后，蒲松龄写了一篇长文，详细地记载他们俩共同度过苦难日子的过程，两个人感情非常深。他没有机会接触妇女，跟自己的夫人的关系又那么好，为什么却在作品中写了那么多的婚外恋故事？这跟他的生活怎么联系起来？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这些故事写得很美。难道这些都是他闭门造车空想出来的？
研究《聊斋志异》的学者提出了两个猜想：一个猜想是，在他的诗文里，发现他提过一个妇女的画像。这个妇女姓程，于是有人做文章，说这个人是他婚外恋的对象。但这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没有根据。第二个猜想，孙蕙的一个小老婆喜欢作诗，和他关系很好，他也写了一些诗给她，蒲松龄和这个女人有关系。也就是说在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作品中才写出了已婚男子经常幻想神仙妖怪来跟他结合，跟他谈恋爱故事。
可惜这些分析没有直接的证据，都是间接的猜想。他在做幕僚期间，和孙蕙的妾有了接触，这是真实存在的，至于两个人是不是恋爱的关系，还要进一步考察。
蒲松龄外出做幕僚就这一次，接下来的生活全部是考试和作教书先生。33岁的时候，他到了另外一个人家里坐馆教书，可时间不长。40岁，到一个叫毕际有的好朋友、一个地主家里坐馆，前后教了30年。这个地主很有钱，藏书很丰富，给了他一个单独居住的花园。蒲松龄有了大量读书的机会，明确地说有些作品就是在毕家写的。这30年对他非常有帮助，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生活的改善，这30年教书的收入解决了他家里的温饱问题。一直做到70岁，教不动了，才回家。
虽然教书30年有一些收入，但是并不能富裕起来，所以蒲松龄终其一生都是在贫困的环境当中生活的。《聊斋志异》的写作得益于这30年的教书，因为写作环境很安静——教书是不带家属的。他孤身面对一个大书房，才思敏捷。
70岁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过门。大家给了他一个名誉上的安慰，叫做“乡饮介宾”，这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不小的荣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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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8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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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罗谈《聊斋志异》：关于中国人的潜意识与性
中新网 2009年11月26日 08:59 来源：新京报
- 人物名片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
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曾任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系主任，现为欧洲汉学学会理事，《明清研究》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明清史的研究，著作包括《明清文学中的自然观》、《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孔子与儒家学派》、《中国思想通史》等，参与编写《中国通史》。 本报实习生 鞠焕宗 摄
本月初在京圆满落幕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汇聚了70多位海外著名汉学家和百余位国内顶尖学者，他们围绕“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展开讨论。会议间歇，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接受了本报专访。
新京报：你为何要选择《聊斋志异》的两卷，作为明清时期情感研究的文本分析案例？
史华罗：我选择这书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关于潜意识的书，我另外还选择了《子不语》，也是关于当时中国人的潜意识的。里面有梦、幻想、魔幻的东西，都是属于现实中不存在，但存于潜意识里的，是中国人不会说，但头脑里想的东西。我当然也很愿意分析更庞大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不过我得有充足的精力才能去做。
新京报：你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史华罗：我刚完成这些研究，对书中的角色性格进行分析。比如我选择《子不语》，觉得袁枚是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生活在16世纪，是文学家，但又是戏剧家，自己还供着一帮演员演戏，他很早就中了举人，但33岁就离开官场。这本书很有趣，你可以看出当时人对死亡、疾病等的禁忌观，而作者又总是用一种嘲讽、幽默的方式在写。所谓禁忌就是人们不会说，但脑中有所想的东西，从文学作品中的梦来分析，你可以感到这个国家在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态度。
另一个话题是性爱观。袁枚很开放，反对儒家伦理对性的约束。但另一方面，你还是能从中感到一些对性的恐惧。在中国，本没有西方宗教中原罪、赎罪的概念，但是你还是能从袁枚的作品中读到，即使是那么开放的作家，在性方面，最深处的潜意识里还是存在一些禁忌。
明末，和神鬼妖怪相关的民间宗教的影响非常大，不光是民间，在官员中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很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民间宗教一直存在，从未消失过。（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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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8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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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爱读《聊斋志异》 "猫论"源于蒲松龄点评
2009年04月16日 13:45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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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假日里在颐和园散步。（摄于1952年） 中新社发 摄
中新网4月16日电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介绍说，邓小平非常喜欢《聊斋志异》，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聊斋志异》，外出时还常带着《聊斋志异》。香港文汇报刊文称，邓小平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闲暇时看。其中的《画皮》、《口技》、《驱怪》等篇， 有的揭露社会黑暗，有的富有寓意和哲理，帮助读者认识世界，领悟生活的真谛，是邓小平的最爱。
文章还指出，“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早已蜚声中外。有的人也将此概括为“猫论”，并加以发挥。然而，许多人虽然很熟悉这句话，但并不知道出处，甚至不少人还把“黄猫”误为“白猫”。 其实这句“猫论”正是邓小平化用《聊斋志异》中的一句话。
《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与其何等相似！
蒲松龄当年在穷困的境况下靠在“柳泉”下卖茶，听茶客讲述各地的奇闻异见，经20余载加工整理，艰辛写作，终成《聊斋志异》，担心没有知音，曾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当年穷秀才蒲松龄苦求知音，哪能料到日后知音满天下，甚至包括中南海的邓小平呢。 (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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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8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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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聊斋志异》：赶写天然剧《仇大娘》
中新网 2011年04月08日 15:06 来源：北京晚报
《仇大娘》剧照。左起第二人为周恩来饰慧娘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请大学者刘世德先生为大家主讲。刘先生曾说过，中国古代小说多有个版本的问题，《聊斋志异》也不例外，版本较多，主要有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和“三会本”等。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聊斋志异》是唯一有手稿传世的，但可惜的是，只留下了半部。《聊斋志异》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版本？蒲松龄又是如何写作，版本又是怎么流传的呢？请听刘世德先生演讲。
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被封杀
主讲人:《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它的艺术成就超越了它以前所有的文言小说，这正如鲁迅所讲，它写的是妖怪狐狸精花木精魅，但是有人性，使你感觉到很亲切，不感觉它是个异物、妖怪。这里先讲讲《聊斋志异》与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怎么跟《聊斋志异》沾上边呢？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很多文学作品的问题发表过意见，都非常有影响力。
有位戏剧家叫欧阳予倩，是大师级的人物。解放前写过一个话剧叫《潘金莲》，给潘金莲翻案，这个话剧在解放以后就不能上演了。可是后来还是有人提出要给潘金莲翻案，现在当然有人已经给她翻了，有个电视剧叫做《潘金莲外传》，就是替潘金莲翻案的。现在还时不时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要上演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话剧，请示周总理。周总理说，不行，不能够上演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也不能替潘金莲翻案。为什么？周总理说，很简单，潘金莲抛弃，并毒害了一个劳动人民的丈夫，投身于一个恶霸，这样的人怎么能替她翻案？就这样一直到现在，欧阳予倩《潘金莲》话剧都没有上演。当然，电视剧《潘金莲外传》在有的地方电视台播放了，内容确实是给潘金莲翻案，但也翻得不够彻底。
这个例子说明周总理很关心文艺。其实，周总理早年读书时就喜欢文艺，并动笔编写戏剧。
周恩来饰演蕙娘
那是在1916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天津的南开学校读书，南开学校组织了一个新剧团，周总理是这个新剧团的骨干，他担任的职务是剧团布景部的副部长，而且还是主要演员，有些剧本的作者也是他。有意思的是他不是演男角，而是演女角。
他编的一出戏叫《仇大娘》。《仇大娘》是《聊斋志异》里边的一篇小说。周总理编的这个剧本保存下来了，收在《周恩来早期文集》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剧本叫幕表剧本。
什么叫“幕表剧本”？就是话剧产生的时候，人物的对白并不是完全在剧本中写出来的，只是有个大纲性质的几句交代，人物之间说什么话要靠演员的临场发挥，这种剧本叫幕表剧本，周总理就写了这样一个剧本。
《仇大娘》是个比较复杂的故事，是说有个人，与前妻生了个女儿就是仇大娘，再娶了老婆后又有了两个儿子。后来这个父亲被入关的清兵俘虏了，在八旗的一个将军手下做奴隶，那是清兵入关时的事情。家里就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女儿仇大娘已经嫁出去了，在外边居住。有个邻居想害他们，就引诱大儿子赌博做坏事，输了就找人借钱，最后输得把老婆卖掉，他的老婆叫蕙娘，蕙娘原来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蕙娘被卖后坚决不从。嫁出去的仇大娘不能容忍家里人受欺负，就回到娘家帮助他们把房子整理起来，然后又花了钱，把父亲从八旗的将军那里赎回来，又把弟妹接回来，整个一个家庭就又复兴起来了。
我讲得比较简单，故事本身要复杂得多，有很多曲折的情节。周总理在戏里演的是坚强的蕙娘。
可有人要问，怎么证明这出戏是周总理写的？有流传下来的一篇文章可以作证，是周总理当时写的日记，题目叫《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12月26日）：余因会中编纂《仇大娘》稿本事，未得赋送离亭，殊为恨恨。
意思是说他在写《仇大娘》，没能去送那个同学，觉得很遗憾。
（12月27日）：日间为稿事执笔终日。
（12月28日）：昨归颇晏，又续稿更余，晨起已红日满窗，急挟稿诣印刷所。时已届岁尽，手民初未之许，商良久，始允加费印……
这也就证明了《仇大娘》是周总理赶写出来的。当时的名称是《仇大娘天然剧内容详志》。所谓天然剧就是没有布景的，舞台上人物靠走动来表现，这种戏叫天然剧。
《仇大娘》在京连演五天
这是一出大型的多幕话剧，一共有23场，署名的编者是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实际上就是周总理，因为周总理也担任敬业乐群会的会长，从他自己的日记中也能看出确确实实是他编写的，这一点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仇大娘》之所以被改编，也说明这个故事富有戏剧性，能够被改编成戏剧、话剧。
周总理写戏、演戏是在天津，后来这个戏非常流行，又到北京上演。北京有个志德社继续演《仇大娘》，有记载说连演了五天。可见这出戏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受欢迎的原因，不会是因为哪位大牌演员献技，我想主要还是情节吸引人，演员演得比较精彩吧。
我们如果读《聊斋志异》，不妨仔细读一下《仇大娘》，这篇故事在哪一点上吸引了周总理，吸引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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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8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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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聊斋志异》亲手抄本藏辽宁省图书馆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0月22日 10:06 来源：沈阳晚报
老专家向记者讲述古籍整理的故事。王晓辉 夏铭阳 孙晓庆 摄影
已经70多岁的韩锡铎老人是辽宁省图书馆古籍的整理者，也是返聘回馆的老专家。
从素有“一页一两黄金”之称的宋元刻本，到我国最早的系统研究古代音韵学的著作《韵补》，韩老说，馆内需要整理的古籍总共有十二三万册，这么大的工作量全靠他以及他的一个学生共同完成。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由于每天翻阅整理这些古籍，韩老的手都染上了浓浓的墨色。到目前为止，韩锡铎老人已经整理完成大约三四万册了。在这次整理中，他不仅找到了原来只听过没见过的佛经《嘉兴藏》，而且还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乾隆御藏的《漫塘刘先生文集》在当时被认定为是宋代的活字印本，而经过韩老的鉴定，最终被认定是明末的活字印本，是冒充宋代的。
镇馆之宝 得来不易
说起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宝贝”，韩锡铎老人马上兴致勃勃地讲述起来——这“镇馆之宝”就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聊斋志异》手稿本!
《聊斋志异》问世二百多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至今已被译为多种文字，有诸多的版本流传于世。现存的《聊斋志异》手稿是用竹纸抄写，共收237 篇，其中有31篇是他人代抄，其余的206篇均为蒲松龄手抄。1950年，蒲松龄的后人蒲文珊将这部手稿捐赠给人民政府辽东省文化处。由于这部手稿纸质变色、发脆，不易保存，就请当时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周福成老师傅重新装裱，宣纸加衬，作成金镶玉装，并转交东北图书馆即辽宁省图书馆收藏至今。
韩锡铎老人介绍，目前这部手稿本的影印本已经出版，其他排印本和选印本数不胜数，仅辽宁省图书馆就藏有不下30种版本。
古籍咋看?影印翻拍!
现在的读者要阅读古籍图书怎么办?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周越介绍说，为解决读者复制文献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照相缩微复制工作。1966年，从国外进口微缩翻拍设备，首先成功拍摄《盛京时报》。1984年，国家成立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辽宁省图书馆因为是古籍的重要藏馆，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主要拍摄馆。
周主任说，古籍修复是古籍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几年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有很大的改善。2008年，投资40多万元改扩建了修复室，扩建后的修复室面积近300平方米，在室内温度湿度控制、上下水设施、照明、修复设备等方面都达到了文化部对建立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硬件设施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还原古籍，省图还添置了纸浆补书机、显微镜、数码相机等修复设备，将馆藏孤本、珍本整理后影印出版，使得深藏秘阁的典籍能够更广泛地贴近读者。(记者 齐晓棠 实习生 张莹莹)
10月21日，记者在辽宁省图书馆见到了许多千岁“老寿星”。他们从宋代一路走来，历经朝代变迁和岁月的流逝，却依然不变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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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17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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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女人遇男鬼没好下场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5日 10:49 来源：半岛晨报
○本期话题 男女有别
□栏目主持 梁巍
□讲解嘉宾 韩田鹿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双重标准
韩田鹿老师说：“套用福柯的话，性首先是一种权利。在人类社会中，男子与女子在性的权利上是绝对不平等的。对于男子来说，他们占有的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有着比较宽泛的选择范围；女子就不同了，她们的选择范围就相应狭窄得多。具体到《聊斋志异》，就是男子既可以娶人间的女子为妻，也可以与非人间的女子交好；而女人，就只能嫁给人间的男子。 ”
在体味《聊斋志异》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愉悦的时候，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味的现象却常常为我们所忽视，那就是作为爱情主角的角色分工。韩田鹿将《聊斋志异》的作品分成三个类别：一类是人间男子与异类的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如《小翠》、《绿衣女》、《娇娜》、《聂小倩》、《婴宁》；一类是人间男子贪图美色而被女鬼或女妖残害的故事，如《画皮》、《黎氏》；另一类是人间的女性被异类男性所蹂躏，而这些蹂躏人间女性的异类男性也终于被剿灭的故事，如《泥书生》、《五通》、《狐入瓶》。比较特别的是《胡氏》：一个狐狸幻化的书生爱上了人间的女子，求亲不成，遂对心上人的家庭进行了一番无伤大雅的骚扰。本期将为读者揭开这分类的差别。
爱情类别
类别【一】 女鬼爱上男人被正面描写
不管是男人爱上了女鬼，还是男鬼爱上了女人，韩田鹿老师都认为，那些笔涉幽冥的爱情故事是《聊斋志异》的代表性作品。在聊斋先生天才的笔触之下，那原本有些怕人的花妖狐魅竟具有了人间的深情，阴森的地府竟然成了一片温柔之乡。“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聊斋》打开的这一片想象天地，只为男性而设的。它凝聚着男性的欲望与梦想，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男性作为强势性别的自私。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在《聊斋志异》正面歌颂的那些超越人鬼界限的爱情故事中，男方无一例外的是人，属于异类身份的，一定是女方。如《小翠》中，男方是王太常的儿子王元丰，女方则是为了报答王太常当年救母之恩的狐女小翠；《绿衣女》中，男方是书生于璟，女方则是蜂妖绿衣女；《聂小倩》中，男方是书生宁采臣，女方则是女鬼聂小倩；《婴宁》中，男方是书生王子服，女方是狐女婴宁……
这些与人间书生交好的女子大抵是非常可爱的。婴宁、小翠、红玉这些有益无害的狐鬼就不必说了，即使是那些不顾男子死活一味纠缠的女子，给人的感觉也常常只是爱得有些自私罢了。比如《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与宗生交好，结果使得宗生身体日益病弱。宗生爱美色，但更爱性命，一旦知道对方为狐狸，便求她离去。狐女不为所动，所以宗家只好请了一个厉害的和尚来驱狐：“夜，女始至，探袖中金橘，方将就榻问讯，忽坛口飕溜一声，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贴符，方将就煮，宗见金橘散满地上，追念情好，怆然感动，遽命释之。 ”
这真是令人感动不已的细节。散落一地的金橘，正是狐女对于心上人爱意的明证，所以，狐女固然为害，但仍让人同情。纯粹害人的女妖也有，比如《画皮》《黎氏》中的女怪，但数量不是太多，而即使在这些故事中，她们好像也因为作者所寄予的“戒荒淫”的劝诫而不必为男子的死亡负全部的责任。
类别【二】 男鬼纠缠女人被“恐怖化”
反观那些与人间女子交媾的男鬼，则没有一个令人产生哪怕是些微同情的角色。这些鬼怪对他们所纠缠的人间的女子，除了动物性的交配以外，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人间女子在这种交合中，除了感受到身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没有任何快乐。如《泥书生》中，描写泥书生来到陈代家，欲与陈妻交合，陈妻又是吃惊，又是害怕，苦苦相拒，但在妖法的作用下，浑身酸软无力，只有听任妖怪的轻薄。过了一个多月，陈妻就被折磨得形容枯槁，精神憔悴。《五通》中，五通之一的马怪看上了赵弘的妻子阎氏，于是不由分说，“抱腰如举婴儿，置床上，遂狎之”。从此以后，每三五天便来一趟，而每次与阎氏交合，都使得阎氏“血液流离，昏不知人”，大有生不如死之感。
与这种令人厌恶的行径相应的，是他们的都不十分美妙的结果：《泥书生》中，妖怪泥书生爱上了农夫陈代的妻子，其最后结局是被陈代一棍子打到了腰上，狼狈逃窜；《狐入瓶》中，一个狐狸精常常骚扰村妇石氏，结果是被石氏趁便装进瓶子，放在开水锅里煮得只剩下“毛一堆，血数点而已”；《贾儿》中，那个作祟于“某贾人妇”的狐狸精最后死于一杯毒酒；《五通》中，作祟于人间的五通虽然侥幸活命，却失去了膫子。
类别【三】 男鬼爱上女人并无结果
除了以上两种男女之情，《聊斋志异》中也有一篇比较特别的作品，那就是《胡氏》。韩田鹿老师认为，这是作者换一种温雅的方式，顾惜女性的感受。胡氏是一个狐狸幻化的书生，应直隶某世族的邀请来当教书先生。“其为狐也，谈吐风雅，博学多识。”他爱上了主人待字闺中的女儿，于是请人前来提亲，主人坚决反对，于是人狐之间展开了一场有趣的战争。主人不堪其扰，于是设宴款待胡生，以为和解。最后双方达成谅解：主人的女儿可以不嫁给胡生，但主人的儿子却要娶胡生的妹妹做妻子。
主人为什么不答应胡生的请求呢？是胡生的相貌不好吗？肯定不是。胡生的妹妹“温丽异常”，考虑到他们拥有共同的遗传基因，胡生的相貌也肯定不差。或者笔者这一番解释本来就纯属多余，狐狸是会变的，变得貌比潘安，又有何难哉？是胡生没有才华，谈吐粗鄙吗？不是。书中一再强调，胡生谈吐风雅，是一个难得的好先生。是胡生的家境贫穷，主人觉得与自己的家世不相匹配吗？也不是，因为书中一再强调，胡家也是巨族，而且也非常富有。“我们听一听主人自己的理由吧。主人在与胡生和解的宴会上这样解释说：‘先生达人，当相见谅，以我情好，宁不乐附婚姻？但先生车马宫室，多不与人同，弱女相从，即先生当知其不可。且谚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适于口，先生胡取焉！ ’”据《聊斋志异》说，胡生听了主人的话，深以为然。但这话骗得了狐狸，却骗不过明眼的现代读者。
说到生活环境的问题，《聊斋志异》中生活在狐狸家的书生比比皆是，如《娇娜》中的孔生，也没有听说他觉得有什么不舒服。要说是主人忧虑跨类婚姻可能给自己的亲人带来损害，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主人随后就说：“我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给你们家当女婿。 ”女儿不能嫁一个狐狸做丈夫，儿子却可以娶一个狐狸做妻子。这种看起来有点滑稽的笔墨，最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聊斋先生在对待跨种婚姻(仿照“跨国婚姻”一词而来)问题上所持有的双重标准。
原因分析
原因【一】 蒲松龄始终以男权为重
《聊斋志异》再突出不过地说明，男女情爱的规则，不但在现实中如此，即使在想象的世界中，也依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应的，凡是对人间女子发生“性趣”的雄性异类，形象都非常不堪。他们的行迹，特别是其性活动，都被作者做了恐怖化的处理。他们是与人情格格不入的异物，没有任何人性可言。
韩田鹿老师认为，福柯《性史》上的一段话有助于对此现象的理解：“任何男人，不管他是什么人，结婚与否，必须尊重一个已婚妇女(或在父母保护下的女孩)。这是因为，她置身于他人的权威之下，他对她们的冒犯更大程度上是与具有驾驭妇女权利的男人作对。 ”正因为如此，如果一个雅典人为淫欲所驱使犯了强奸罪，他所受到的惩罚将不会像他花言巧语去诱奸一个妇女所受到的惩罚那样严厉。吕西亚斯在《论伊拉托西尼斯的谋杀》中阐述了其中的理由：诱奸者“腐化了受害者的灵魂，使别人的妻子对他们的亲近胜过对自己的丈夫，从而把别人的家整个捏在自己的手心，并造成孩子究竟为谁所生的疑团。 ”强奸者只是玷污了妇女的肉体，而诱奸者则侵犯了丈夫的权威。
原因【二】《聊斋》并未突出女权进步
福柯这话只是针对人间现象而言的，但在这里，韩田鹿老师认为不妨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对比《聊斋志异》与笔者所设计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在《聊斋志异》中作为异物的男性，对人间女子实施的都是强奸，人间女子在这种交媾中，除了痛苦与羞辱之外，没有任何的快乐可言；而在笔者所设计的故事中，人间女子所感受到的，则是身心双重的满足与幸福。前者足以使女子对异物的雄性产生发自内心的厌恶与恐惧，而后者则有引发女子“邪念”的可能：而一旦如此，人间男子的集体权威便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说到底，《聊斋志异》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在男性作为强势性别的社会，女人属于男人，而男人则只属于他自己。韩田鹿老师说：“所以，假如再有人说什么‘《聊斋志异》塑造了一大批美丽活泼、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形象，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的尊重以及进步的妇女观’之类的陈词滥调，你就可以断定，他一定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糊涂家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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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宁的恶作剧
婴宁给我们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天真爱笑的少女。她无疑也是作者最喜欢的人物，因为他亲昵地称她为“我婴宁”，并且觉得用“解语花”来形容她都嫌作态。但这个印象却没能持续多久。在作品快要结束的时候，她以对于西邻子充满虐待色彩的惩罚让所有的读者都大跌眼镜。
事件应该说是由婴宁而起。婴宁爱花成癖，所以没有多长时间，家中就到处是花了。为了有效利用空间，她在紧靠西墙的地方搭了一个花架，用来摆放木香，并常常爬上去照看。一天，正当婴宁又像往常一样在墙头上摘花的时候，被西邻子看见了。他凝目注视婴宁，婴宁不但没有回避，反而笑着用手指了指墙角。黄昏时分，西邻子迫不及待地赶到墙角，“婴宁”果然在那里。等待他的当然不是什么云雨欢会：西邻子刚刚开始他的好事，就觉得自己像被锥子狠狠扎了一下。他大叫着倒在地上，当晚就疼痛而死。原来，赴约的是一段枯木，里面还蛰伏着一只螃蟹大小的蝎子。
作者看人下菜碟
综观《聊斋志异》，只要主人公的身份是书生，特别是有才华的书生，他们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作者几乎是无条件的宽容。如果这位书生的举止有些放荡，如《胡四姐》中的尚生，作者就会说这是才子风流，是真性情的表现；如果这位书生举止有点出格，如耿去病，作者就会说这乃是豪侠之气，是潇洒纵逸，未可以常情论之；如果这位书生洁身自好，如《聂小倩》中的宁采臣，那就更好了，作者就会称赞他的品行高洁，是一个坐怀不乱的真君子……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在大部分情况下，蒲松龄对他笔下的书生，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
相反，如果这个人不是读书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婴宁》中的西邻子就是一个看了不该看的人而丧命的例子。一般人在阅读《聊斋志异》时常常会有一种困惑，就是蒲松龄在涉及情爱问题时似乎全无标准，往往是在一篇作品中津津乐道的东西，在另外的一篇中就可以板起面孔横加指责，这种反复不定的态度往往叫读者无所适从。之所以有这种困惑，原因就是没有看出，作者在写作《聊斋志异》时，原来是看人下菜碟的。只要我们戴好一副“名士有理”的有色眼镜来看这类作品，保证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韩田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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