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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11-6-23 21:25 标题: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

赵剑英　吴　波

《博览群书》（ 2011年04月07日）
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既不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所引发和推动。从根本上，这一现象的形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至今的自然结果。

概念：中国模式的认同度高

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等概念究竟哪一个最准确的争论，显然并不是关于这一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首先需要认真对待和回答的，应该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必要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当然，还有另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是，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共同构成了探讨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道路的内在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事实上确实已经拥有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几乎所有对中国模式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没有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道路问题始终是一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争论性话题。进入21世纪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等多种社会思潮都明确表达了影响中国道路方向的政治意图。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郑重声明，业已显示出对当下道路问题激烈争论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是发展经验方面的意义，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理念方面的意义。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就是认为其对西方价值形成了挑战和竞争。就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人惴惴不安，而把中国的崛起上升为一种理论更让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可见，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无论是善意的赞扬还是妖魔化的唱衰，所考虑的因素大都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有关。

当然，概念的不同使用并非毫无说道。有的学者不主张使用“共识”的概念，是认为“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有的学者不主张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继续探索，用“模式”一词有定型之嫌。并且，即使使用同一个概念，学者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有的学者将对中国道路的分析放在了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历史框架之中；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道路是近代120年来，中国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从总体上而言，“中国模式”的使用频率和认同度相对较高。有的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应该看到，对“模式”的趋于认同并非无足轻重。“模式”话语所形成的共识意味着：一、蕴涵着一种对中国模式业已基本定型和基本成熟的判断。二、蕴涵着对这一模式总体上肯定的基本判定。三、蕴涵着具有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内容。

属性：要不要冠以社会主义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中国模式社会属性的问题，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没有必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字样。这种有意或无意忽略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的看法，其实是将发展模式归结为与社会属性无关的问题。另一种是，在认可中国模式现实合理性的同时，将这一模式视为了西方同道。显然，后者并不回避有关社会属性的话题，只不过作了“资本主义”模式的解读。

是不是应该进行社会属性的判定，究竟应该作哪一种社会属性的判定，是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就前者而言，发展道路问题是一个与社会属性相联系的概念。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这本书“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他认为：“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4）而这两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构成了该书所要考察的重要论题之一。罗兹曼在这里只是从一个层面说明了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虽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历史和国情固然不可分，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与社会属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最根本的意义。恰是社会属性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化道路的形态。

就后者而言，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探索出一个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自然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原有现代化道路基础上的一种扬弃。并且，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容留资本主义的因素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因素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将长期并存。可以说，这两个因素是导致在中国模式属性的认识上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说：“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国内或国际上有人试图消灭这一遗产。“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这一论述可以认为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集中回答。

从应然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存在着本质区别，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应该充分体现出来。这一区别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在实现方式上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般而言，就其实现方式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灾难，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就其历史任务而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不同的是，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沿着应然的思路，中国模式蕴涵着双重超越。第一重超越的对象是苏联模式。改革开放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但还不能停留于这个层面，因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模式的一个前提性内涵是中国已经完全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换言之，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才是中国模式的底色。然而，从实然的角度看，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社会思潮一直不断地干扰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努力革除苏联模式弊端探寻中国模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强调，是他对中国道路的后一重超越的提醒和告诫。即在努力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要时时警惕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侵袭，避免滑入西方现代化的陷阱。

基于社会主义的语境对于中国模式的考察，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果。二、中国模式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中国模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试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读书》2006年第4期）基于这一认识，中国模式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第三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和改革发展的战略策略。应该看到，中国模式三个层次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片面的认识都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

问题：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

关于中国模式需要坚持辩证分析的立场，片面性的立场必然难以正确地看待成就和问题，也难以对中国模式形成正确的评价。因此，当我们郑重强调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时，一方面是明确这个模式还远非十全十美，需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仍然需要面对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必须超越肯定性阐释的意义框架，换言之，中国模式实际上蕴涵着应然和实然的现实矛盾。

坦率地说，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一起进入21世纪的。短短30多年时间，中国就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之一。有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当前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上，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利益分化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趋势。这一时期，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都变得异常明显。（《快速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与悬殊的贫富差距相联系的，是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严重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新加坡一位学者认为，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参考消息》2010年1月6日）与社会贫富差距相比较，社会道德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应该是中国问题更为重要的内容。显然，这些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如何正确认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决定了中国模式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在这方面，因由不同的学术立场得出的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较大差异甚至根本对立。比如，有学者将产生问题的根源，指向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并最终指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分析问题的原因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值得深度质疑。这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在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需要强调问题意识的形成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才能确立起作为有效改造世界的前提的真正的“问题意识”，也才有可能获得完善中国模式的正确途径。

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首先应该将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联系起来考察，由此承认其产生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但不能由此忽视主观性失误的一面。事实上，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的忽视。并且，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也更容易受到西方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并非毫不相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性问题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出现，除了现代化本身应负其咎，恐怕还应考虑到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尽合理等因素。（参见王锐生《现代性、马克思的人的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

如果只看到中国模式所带来的成就而无视中国问题固然片面，而如果不着眼于它的成就即主导性方面而过分强调中国问题，则更失之片面。我们在承认中国问题的同时并不是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对中国模式加以否定的企图。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问题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模式的反思，也推动着我们党不断作出完善中国模式的努力。

尽管当下中国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关系应该是完善中国模式的理论主轴。有学者为此提出了“两个不能动摇”：“从根本上说，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要靠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而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避免或消除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普遍异化，这一点也是不能动摇的。”（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223）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处理好两者的张力。深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应该是完善中国模式的核心课题。一位英国学者指出：“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全面市场化，成为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中国的廉价的出口产品在西方许多地方遭到某些工人和学生团体抵制（与反倾销无关），而‘中国制造’被扭曲为血汗工厂的代称时；当骇人听闻的工伤数字、矿难内幕、因工资拖欠而被迫自杀或杀人的劳工遭遇、污染景象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结强拆民宅强占土地等事件一再被国际媒体报道时，‘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即成自欺欺人的奢谈。”（俞可平、黄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245-250）。我们尽可以不完全认同他们的基本观点，但对于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却不能视若无睹。

未来：促进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的是自身道路的特殊性。没有对特殊性的一贯强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谈不上我们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中国模式的话题。

然而，围绕这一特殊性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一种是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将这种特殊性推至极致就成为绝对的特殊论，中国模式于是成为了与普遍性毫不相干的东西；一种是陷入普遍主义的泥沼，将西方模式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在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上的认识偏差和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认识断裂等种种错误，其根源正在这里。以全球视野思考中国模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必须坚持具体普遍论，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际上，历史的经验和当今全球化进程都明白无误地阐明：任何一种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具有生长空间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包含着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所形成的特质和特色；另一方面包含着在应对发展难题、应答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问题、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艾昕：《“中国模式”的理论诉求——衣俊卿教授专访》，《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31日）“模式”这个概念首先当然意味着是一种特殊性，但并不排斥它的普遍性。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也说明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不是别的，正是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我们要建立的新社会，正是这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新型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显然，那种将社会主义视为特殊性的观点，并没有正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光明日报》2009年12月3日）

由此，我们需要将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升到世界社会主义视野的高度。只有上升到这一高度，我们才能更充分地体会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的甚嚣尘上，标志着人类理想的放逐。应该看到，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的过程，也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和价值性的旅行。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导向性的功能，而且赋予我们以超越资本的精神力量和勇气。

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中国模式的未来。美国运营业资产长话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及前总裁彼得·巴恩斯，在2007年10月为其《资本主义3.0——讨回公共权益之指南》一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一论述实际上赋予我们这样的启示，要想保持这一优势，有两个方面是绝不能忽视的：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努力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其二，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严格杜绝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由此，应该在解决中国问题和完善中国模式的目标框架中，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当然，也需要努力防止另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转型社会学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郑杭生、杨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学术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2期）人们在物质商品的琳琅满目中啧啧称赞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意义的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并不正确反映中国模式的初衷。正如有学者所深刻揭示的：“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劳动阶级用十多年灵与肉的磨难破读了某些显学时论尤其是作为大资本喉舌的主流经济学的密码：反复指责现实社会主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自己另搞一套’，无非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扭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用对资本特权的粉饰去取代对劳动解放的探究。”（李登贵、刘奔：《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现实——评阮纪正先生的〈中国：探究一个辩证的社会存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

现代性的迷雾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遮盖了中国模式探索的起始立意。如果说改革开放相当长一个时期超越的对象主要在于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继续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同时，如何小心翼翼地减少和避开西方模式的侵扰，则成为完善中国模式的工作重点。

作者: karin 时间: 2011-6-23 21:26 标题: “中国模式”是与非

张　弘

《博览群书》（ 2011年04月07日）
近年来，海外有一群非学术人无比热爱中国，对中国不吝赞美之辞。曾经写过《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在其新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做出了解释：“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大趋势》一书的作者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前几年，传媒人士雷默一个吸引眼球的说法“北京共识”，成为了部分中国媒体、学者和政府官员热议的话题。不过,通过丁学良教授在《辩论“中国模式”》中对此的详细分析，读者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北京共识”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清晰概念,而是一个很空洞的说法。

北大教授潘维和新加坡教授郑永年均有长期的本土学术背景，对中国模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将丁学良教授的《辩论“中国模式”》，与潘维、郑永年的视野、观点等方面进行对比之后，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三十年与六十年

在《辩论“中国模式”》中，丁学良将中国模式的时间段划分为“史前阶段”和“其后阶段”。史前阶段指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10多年时间。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呈现，这一阶段前半部分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路径的主要是修正主义。后半部分，则主要是资本主义，而且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对于这一阶段，丁学良评价甚高。他在总结这一阶段的遗产时说，“核心可以归结为一点，多元的开放性，也就是开放思路，向环球学习”。在丁学良对中国模式时间段的设定中，显然已经将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30年排除在外,因为这30年来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使它与改革开放后至今的30多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而潘维在其《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却认为，“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对于中国模式的时间维度，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在《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认为，“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离世，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

不难看出，丁学良与潘维、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的时间段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我看来，丁学良的“30年说”无疑在事实上更为准确，在逻辑上也更为圆融。1949年以后的30年，被郑永年称为“继续革命”的30年。这30年里，反右、三反五反、“文革”等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使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陷入赤贫的境地，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郑永年先生用“曲折”来描述，无疑是轻描淡写的开脱。而潘维以“六十年‘成功之路’”来说明，显然有些荒谬。不错，前30年与后30年的变革与发展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前30年的“失败”。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秩序、文化发展等角度，都可以明显看出，前30年不能用“成功”来描述，潘维的“新说”明显违背事实。

从学理上而言，潘维与郑永年的“六十年说”也面临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制度、社会控制体系、计划经济，无不是模仿苏联。潘维声称的中国模式的“三大支柱”毫无任何值得夸耀之处：在政治上，领导干部终身制导致了一个个灾难的发生，内耗达到极致，这一制度在改革开放后被废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决实施党内民主——这无疑是正确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国力贫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产力被制度人为压制。社会运动以“文革”为巅峰，整个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后来，“文革”被彻底否定。后30年在政治模式、社会控制和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后两者，很大程度上是对前30年的更弦易辙和几乎全面的否定。如果我们说，这60年都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失败也是成功，成功也是成功”的荒谬。显然，潘维“六十年‘成功之路’”不能成立。

中国视野与全球视野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对于中国模式的来源进行了追溯和钩沉，在潘维、郑永年对中国模式的论述中，中国模式几乎完全是中国内生的结果，对此几乎不置一词。

丁学良的研究揭示，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曾想以南斯拉夫为学习样板，于是“政策研究员和学者……组团访问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就”。根据中国学者考察，并结合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资料，结果发现，“虽然在政治经济理论上，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元化的选择上，南斯拉夫模式很有创意、很吸引人……但是，在实际的经济效益方面却不怎么样”。原因在于，那里的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工人个人，也不属于全体人民，厂里最重要的管理事务是工人用选票来参与和决定的，那就很容易导致工人的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的短期利益，成为工人们投票决策中最重要的动机，即把利润吃光分光。

丁学良还认为，南斯拉夫经验中有一些深层政治制度的“异类”要素，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认为，它对中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冲击。于是又改学匈牙利模式，因为匈牙利从1961年起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缓和社会冲突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到匈牙利考察的人更多。匈牙利模式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丁学良所说的“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中国内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倾心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最高领导层里的很多人特别希望，把1980年代后期民主化之前亚洲‘四小龙’在‘专权主义’政体下发展经济的模式引进中国内地”。然而，1980年末期的“苏东波”，以及台湾国民党的失势，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提出的所有相关问题最后归结为：我们怎样避免他们的命运？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一条继续执政的道路？以1980年代末为分界线，中国模式开始演化到目前。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的三大支点“权力架构”、“社会控制”、“管制的市场经济”问题重重，若非“9·11”，作为美国假想敌的中国将面临重大的困境。

显然，丁学良对于中国模式的追溯，在空间维度上更为客观，视野也更加开阔。而在潘维简单的西方、中国二元思维的对比叙述中，几乎处处充满可疑的说法，诸如“西方与中国走了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俘获国家，另一条是国家左右资本”、“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在潘维的笔下，“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性是中国模式的主干。基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官民一体的‘人民性’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而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况恰恰证实了潘维的一些说法有问题。过去一两年来，强制拆迁遍布中国各地。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近年来研究对抗性政治，他的研究和调查证明，强拆导致了严重的官民对立。今年1月1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这一条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强拆。尽管如此，强拆仍然没有令行禁止，仍是今年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

忧患意识与“风景这边独好”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对中国模式的三大支点——“权力架构”、“社会控制”、“管制的市场经济”所导致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强调了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从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模式在取得显著绩效的过程中，迫使中国社会支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社会里的弱势群体、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领域等被相对剥夺。中国发展模式20多年来对环境生态的掠夺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2009年7月，海口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的名言是：“在全中国，哪里的GDP越大，哪里的GDP长得越快，哪里的水就越黑。”

丁学良指出的中国模式第三大成本是体制性的腐败。近年来，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芝麻绿豆大的官员，贪污数额可以动辄千万甚至上亿。每年的“两会”，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强调“反腐倡廉”的问题。丁学良认为，根本原因（不是唯一原因）在于，在中国，反腐败的权力和渠道是处于被垄断的状态，社会和民间缺乏独立自主的制约公共部门预算花费、消除腐败行为的常规和宽广的制度化通道。而中国模式的第四个代价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很多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的讨论，这导致很多问题被压制，最终会发酵膨胀恶化。

用否定句式谈论中国模式的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中显示出深切的危机意识。无疑，他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充满忧患意识。用肯定句式谈论中国模式的潘维在《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中，竭力为现行体制“创造”合理性，并为之辩护。对于中国模式所带来的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几乎不置一词。只要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定了解，就可发现潘维的论述完全罔顾事实。诸如潘维的以下“高论”：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

——如果潘维描述的是事实，农民怎么会极度赤贫？改革开放前的农民一年干到头，没有什么收入，怎么越来越穷？万里等人怎么会发现农民穷得没有裤子穿？小岗村农民又怎么要冒风险搞大包干？大包干所到之处，农民生活迅速改观，又作何解释？

“中国百姓不接受高税率，所以不能提供高福利。”

——财税专家李炜光在《李炜光说财税》中的研究显示，中国人事实上已经承受了极高的税率，有些税率还属于重复征收，而享受到的却是负福利、低福利。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结果显示，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名列全球第一或第二。《福布斯》的计算，还不包括隐形税负在内。

“民主是代民做主，为民做主。”

——潘维为“民主”所赋予的新解释，迄今为止在任何一本辞典或字典里都查不到类似的含义。只有在英国作家奥威尔的长篇小说《1984》的新词语中，能够找到“类似”的意义。

“中国自民初引入投票制就规定一人一票，男女平等。中国社会对此‘变革’几无争议，却也没产生丝毫社会影响，军阀混战依旧。”

——这完全是对近代史的无知。学者张鸣的研究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清政府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宪政框架已经建立，地方自治也蓬勃发展。辛亥革命后虽然有军阀混战，但此时的人民享有中国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的自由，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发表言论或办报办刊，社会充满活力，经济稳定增长。

结语——争论仅仅只是开端

迄今为止，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学者们基本上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缺乏基本的共识和交集。经由丁学良新作《辩论“中国模式”》与潘维等人的研究做一些对比即可发现，两人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在话语方式、研究手段和方法、对近现代史的看法、对中国的认识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造成这种显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近当代史研究存在着许多被遮蔽的领域，真正的近当代史研究在当下的语境中有很难触及最为核心的部分。

另一方面，以论代史，以宣传代史的“历史”又极其普遍。在中国模式这一研究领域，我认为，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深入、客观理性的研究专著。在我看来，丁学良的研究自称“将5个辣椒改成了3个辣椒”，虽然并非完美，但其研究态度和方法至少建立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上，可以视作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潘维对中国模式的论述显然一个辣椒也没有，而是加了过多的味精与红糖，既刻意扭曲历史，又回避了当下现实中颇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潜伏在当下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种种问题。他所作的工作，无非是为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提供“合理性”与“正当性”。

就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而言，该书实际上是将构成中国模式最为核心的部分一一进行了解构。这样的解构穿透了那些虚幻的光环，更接近事实本身。该书前一部分的分析和论述很精彩，但是后半部分对于解决中国模式现存问题的方法却火力不足——这或许是5个辣椒改为3个辣椒所留下的后遗症。很多更为根本和核心的问题，在书中不是没有提及，就是论述不足。显然，这并不完全因为作者力有不逮，而是受到某些限制所导致。我相信，随着中国发展的进程，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将继续——显然，现在只是一个开端。

作者: karin 时间: 2011-6-23 21:26 标题: 近现代企业发展的启示

苏小和

《博览群书》（ 2011年04月07日）

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是指向了中国经济的模式，因为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尚不明确。而经济模式，如果放在历史的流变中加以分析，并不新鲜。唯一可以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置身于一个深度的全球化背景中，也许未来所有的变量，都在其中。如此一来，所谓“中国模式”的辩论，更多的可能仅仅是一个蔓延在街头巷尾的话题，一个人人都想参与，但人人都莫衷一是的谈资。好在历史陈列在此，让我们的思考终于有了一个必要的参照谱系。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辩论，看上去热闹纷繁，但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几无学术价值，丁学良先生的《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算是集大成者。

记住1883年的金融危机

我想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代，是1820年到1883年大约60年的时间（《辩论“中国模式”》P235提到了这段近代史上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这很可能是被后人遮蔽得最严重的一段经济史话，在这段时间里，晚清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是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诟病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聂宝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郝延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正是这种带有自由市场交换经济学意义的格局，中国的部分农产品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市场化，甚至部分实现了国际市场化。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不是沿袭过去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真正的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其意义非同小可。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演进，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但也没有进行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接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60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跃居亚洲第一。1883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的著作《中国近代商业革命》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冲击。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刚刚兴起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的时间之内，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遗憾的是，历史作证，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这似乎是一场晚清时代的国进民退潮流，兴起的原因，竟然也是一场突然降临的金融危机，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时候，理性的历史性的思考，是必须的。而历史像一位早有准备的老人，总是能从自己的口袋里轻易拿出一个案例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不要得意，不要迷醉。历史就在这里，历史是过去，是现在，也是未来。

似曾相识的国家资源委员会

纯粹从国家财政能力的角度看，失败的洋务运动，的确让晚清政府再也无力为继，但政府垮塌并不意味着市场的破落，相反，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小，真正的自由经济力量得以萌生。这正是被史学家反复称道的“黄金时代”的来由。

在1911-1937年大约25年的时间里，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发展豪迈，不仅在商业领域，在很多实业和工业领域，也实现了同步发展，并诞生了一批在今天看来气象宏大的中国企业家。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在其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详细呈现了这一个时期的经济景象。与晚清第一次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机理类似的是，黄金时代同样没有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主导、保护和支持，在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政府处在弱势的地位。表面看上去是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支离破碎，但正是这种破碎的局面给中国民间企业的发展反而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美国兰德公司的经济史学家叶孔嘉整理出的数据显示，这一段经济的自由生长的确蔚为壮观，每年竟然保持在8%-9%的增长速度。

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迎来第二次机遇，但事实并非如此。1927年同样值得后人分析。这一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基本稳固，官僚经济开始上演。白吉尔把1911-1927年称为“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自主企业时代”，把1930-1940年称为“统制经济时代”。这个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正是被当时的人们热捧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到30年代中后期，国家资本主义成为民国经济的主流形态，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很快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抑制了民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把洋务运动称为中国近代企业史第一次“国进民退”，那么民国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导的经济发展，就是第二次“国进民退”。面对这样的历史图景，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政府与企业分工的重要性。政府主导公共领域，企业主导市场的推进，这是最核心的经济学理念。原因在于，只有利益导向的企业，才能将更多的人卷入到市场迂回的分工体系里，而政府因为行政权力的色彩，不可能维护市场的自发秩序，相反，政府的过度介入只能导致市场分工的粗糙与片面。由此，企业主导的分工就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市场体系里，而政府主导的经济则只能形成一些小众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市场层面的私人俱乐部。（市场“私人俱乐部”的提法，见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资本的秘密》）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个国家政府腐败、民不聊生的经济学缘由。相信1949年之后的国民党终于意识到了这样的经济错误，他们从1950年代开始，首先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实行了转型，这就是被很多经济学家称道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现在来看，50年代初期台湾的土地改革，其经济学意义在于，切实给民间的资本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这样的政策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也受到过意识形态的冲击，但总体上，国民党政权的确完成了从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民间资本主义的稳步转型。80年代之后的台湾经济，政府和行政官僚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制约慢慢收缩，民间资本，尤其是中小企业、家庭企业逐步兴盛，台湾实现了一个缓慢的，但却是比较彻底的公退民进过程。这正是台湾能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经济学理由。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这样的历史叙事，让丁学良先生感叹。他说这看上去“具有讽刺意义”，在近200年的历史变迁中，民间资本主义获得相对发展的时期，恰恰是中国的中央政府相对薄弱乃至于破碎的两个时期。一旦政府权力回复重建，可以逐渐发挥强有力的社会管制功能，它就必然越过公共管理的边界，把大手伸到私人企业的头上，收缩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扩展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力量，做大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地盘。当这样的逻辑发展到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强有力的政权，终于让民间资本主义的力量彻底绝迹了。

好在我们还有1978年。周其仁教授对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轨迹有一个聪明的分析，他认为邓找到了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方法，把企业家重新请回到经济生活中，以及重新认识那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这就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历史。从1978年开始，政府管制能力开始大面积退出，让农民和企业家自主经营，这本质上就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确认。至于之后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都可以沿着分工的命题予以分析和阐释。（《中国做对了什么》，周其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3月版）

从经验的层面看，应该说中国人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方法，只是在节奏上采取了一种更加保守的渐进式思维模式。但问题在于，2008年来了，这一年的秋天，全球金融危机骤起。我认为，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政府主导经济的政策。所谓主导，事实上就是控制，就是做大国有企业，消减私人企业的市场容量。虽然政府出台了鼓励私营经济的“新三十六条”，但我看到，在诸多关键的产业上，政府之手都是牢牢在握。不要说银行金融系统，土地资源系统、能源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运输系统、教育产业系统等这些本来就不打算放开的核心资源，就连看上去已经有限市场化的新经济信息产业、文化传媒业，甚至包括房地产业，都被政府之手超级垄断。大量的超发货币流入这些国有企业，再一次推高了国有企业的垄断能力。这已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经济惯性——正是有这些战略制高点的政府控制，中央一级的大型国有企业才可能越做越大，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的几大金融类国有企业，登上了全球500强企业的头几名。

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基金会—华尔街日报经济自由度”国际比较指标提供了一组有意思的数据，2010年度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度是51%，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40名，综合自由度大致与俄罗斯50.3%、越南49.8%、老挝51.1%、孟加拉51.1%、阿根廷51.2相当，显著低于中国台湾70.4%、韩国69.9%、日本72.2%、中国香港89.7%。（《辩论“中国模式”》P55）

历史推进到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无视晚清政府1883年金融危机之后官商结合的发展悲剧，如果我们依然无视民国时代“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政策悲剧，那么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是对未来的狂妄。如果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威权体制和社会管制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扩张、私人企业退缩，就是政府对市场实现一种越来越严厉的限制，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学分工理论上无法找到依据，在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发展脉络里，也永远找不到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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