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正副]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无文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省思

作者：罗正副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6-12 | 点击数：234

　　内容摘要：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从传统到现代，历经口头语言、实践记忆、实物图符、文字借用、传媒介质、网络空间等方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时代背景或社会技术下它们存在着内在的调适机制。从文化遗产所有者的主体立场来考察，文化传承自我调适的能力和机制，是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调适、保存和延续的基础，因此以外力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和方案，应该充分考虑文化传承和遗产自身的调适规律。

　　关键词：文化传承；无文字民族；内在调适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省思

　　文化遗产概念一出现，在人们的意识里也随之出现了紧迫的保护理念，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成为人们急于思考其保护方式方法的迫切课题。政府、学人以及民众都普遍认为，遗产是前人遗留下来的财产，与现时代有某种不相适宜的因素，急需保护。于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文章漫天横空出世，制定的方案之多，考虑的因素之夥，呼吁呐喊声之急，几年的功夫，就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遗产运动”.然而，主旋律都是作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担当，以救世主的角色从外部给予“保护”、“抢救”甚至“拯救”.在忧虑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的推动下，催生出诸多的方案和思路。但是，从文化传承的内在调适机制来看，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真有提倡外力保护者那样迫切和必须吗？他们思考的方案对遗产保护切合实际吗？他们“救世主”的身份角色合适吗？换句话说，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主体性思考的保护思路，才真是令人担忧、质疑甚至恐惧的。本文从人类学“我者\他者”、“主体\客体”、“主位\客位”的视角，以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调适机制为研究对象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从无文字民族的主体立场出发，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1]（P70~92）的角度，对当下的“遗产运动”作一个“冷”思考。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从传统到现代

　　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一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自我传承机制，使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2].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继承关系的遗产，是特定“共同体”从祖先那里作“接力棒”似地获得遗留下来的财富，不仅有“交接的过程”,而且是长期习得的结果；与其说这一过程具有内在的延续性和模式化特征，毋宁认为是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惯习（habitus）”[3]（P157~185）。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存环境下，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文化传承一样，存在着自我调适的内在机制和能力。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方式，是一个族群或民族在特定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其语意蕴藏着深层的文化元素，内涵着民族的心理趋向和感情认同，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口语保存了更多大众语言的意识和形式”[4]（P122）。换言之，无文字民族的语言，更集中映射了民族文化元素，深层心理和认同意识。所以作为文化符号和载体的语言，其本身也是“文化传承的基本形式”[2].

　　因为“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5]（P1），所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承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人类具有思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众所周知，语言不是人的生物本能，而是人的社会化产物，是“文化的”功能[6]（P4），一定的社会集体、文化族群必然有相应的语言。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7]（P46），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具有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在于各民族的语言是其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所以说语言是文化存在的家，是民族存在的家，是各民族个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一方面，与所有的民族一样，无文字民族在人类的洪荒时期，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交流思想、传递生产生活经验、延续风俗习惯等传承文化。另方面，无文字民族一直没有创造出自成体系的、具有规律性的文字，就缺乏运用文字作为文化载体来传承文化，所以“口头传承”──从口承的历史来看，各民族的先民们等不及文字的出现，便将自己的一段段历史以口头的方式传下来，因此可以说，若没有口承历史，人类的文化便无以传承，则人类的历史亦无从谈起[8]（P333）──语言在他们交流思想感情、举行文化活动等方面就显得更为重要，成为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虽然语言是人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一种信息载体，是文化传承的基本形式，但并不是文化传承载体的唯一方式。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意识[9]（P34），往往“受到意识的阻碍，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触及深藏的情结”[10] （P36）。不论语言有着多么巨大的象征意义，它仍会受到意识的影响，只有通过仪式行为，才“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穿过意识的屏幕” [10] （P36~37）。在仪式展演的实践过程中，对在场的人所产生的文化“记忆”,我们称之为“实践记忆”.实践记忆（practice memory）是指人们在日常交际或仪式实践活动中耳闻目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习得的文化记忆。人类学社会学界对社会如何记忆的研究，从涂尔干、柏格森及涂氏弟子莫里斯·哈布瓦赫，到保罗·康纳顿，经历了集体表象，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到体化记忆的探寻发展过程。但是，这些记忆理论和概念都不足以涵盖日常交际或仪式实践对人们所产生的整体观和情境性文化记忆，及其所特有的文化传承功能和意义。对于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文化、宗教信仰、风俗制度等文化的传承、延续和保存，主要依赖“言传身教”,因此具有言传身教特性的实践记忆，在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可见实践记忆作为文化传承的固有方式是毋庸置疑，也不容忽视的[11].

　　人类是一“符号帝国”,符号是事物与人类文化相似性的象征体系。“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12]（P1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思维的不断提升，无文字民族意识到语言和社会实践难以长久保存文化、传承思想的弊端，也在探寻一种永久牢固承载文化思想的方法。所以在生产日用、起居穿戴、摩崖石碑、神器礼仪等实物上刻铸具有文化含义的图符，以便形象、稳固地记忆本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弥补了语言与实践记忆的缺陷。文化图符作为文化传承的方式，是不言而易的。民族-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等是共同体的象征，这些图文（纹）往往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神圣性的文化事象，成为各国家，各民族传承思想文化极为重要的固定文本之一。而无文字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标志性图腾、图标──类似于民族国家的国旗、国徽和国歌，以及凝结各种文化元素的实物载体，通常都具有反映其社会历史、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文化信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使各自的文化得以传续久远。

　　在“中国”这一行政领土统一体中，任何民族都不可回避以汉字为表现形式的汉文化，无文字民族由于缺乏自己的文字“话语”,在与汉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民族精英自觉地借用汉字，固定保存和传承表述本民族的文化，更是具有“中国特色”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形式。由于国家权力与行政理性不断深入无文字民族地区，无文字民族在长期与汉文化接触过程中，被动或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汉文字记载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但他们并没有照搬照套，而是与地方知识和民间智慧相结合，表达自己的价值、意义和信仰，不但表明认同国家权力符号，而且符合地方知识文化体系的自我要求。这正是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时，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13]（P5）的情况。无文字民族采借汉字表述本民族的文化事象，既是族际交融整合的结果，又是无文字民族传承文化的实况；既是国家行政理性的要求，也是地方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既保持民族固有文化形态，又产生文化变迁的新因子。不仅有利于各民族与汉文化之间的交融或交往，而且方便无文字民族的文化陈述和展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文化传承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现代图像传媒技术的出现，既冲击传统文化，但也为其 “复兴”提供了运用上的便利，扩大了展示的空间，使无文字民族大众重新脱离不惯用“文字”的文化传承方式，再次回归到口耳相传的叙事语境。这不仅为无文字民族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而且给传统的文字表述和学理叙事提出新的思考。由于电视、电影等现代图像媒体和“现代”意识形态的渗入和影响，在无文字民族中，诸如唱山歌表达感情方式被认为是“老土”,一度造成这一文化传统的“断层”.但是如今一些地方民族精英运用现代摄像技术，拍演民族山歌，制成光碟，这种山歌光碟既是用本民族语言传唱，又配有形形色色的图像，使不识汉字或识字不多的无文字民族大众喜闻乐见，“传统”深受欢迎。况且以往电视电影里的“人”或演员都是“汉族”形象，现在民歌光碟里处处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形象，不仅演员是生活中的熟人，语言是本民族的，而且服饰是“传统”的，展现的内容更是历史记忆中的“事实”.山歌光碟的兴起，使“旧的东西卷土重来”[14]（P91~131），在恢复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把固有的文化遗产传递给后辈，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代代绵延，这种文化传承的“意义不仅来自社会，而且人们通过自己的解释和描写，借助现代媒体，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意义赋予社会”[15]（P290）。无文字民族的山歌光碟正是借助现代图像媒体，既呈现社会意义的客观现实，也是拍者、受拍者等个人对社会意义理解的“真实”文化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