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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读者为什么“粉”伯林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11-6-12 09:20     标题: 中国读者为什么“粉”伯林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5月18日   09 版)

    ■陈来(清华大学教授):

    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哲学诸领域中,政治哲学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在西方,早在1964年,施特劳斯就说,政治哲学已经成为第一哲学。可以说,政治哲学之受重视是中西学术界一个共同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罗尔斯《正义论》引发的研究热潮又最为引人瞩目,1970年代以来,他是西方学术界公认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不过,国内读者对罗尔斯的兴趣似乎并不算太突出,相反,伯林却引发了更大的阅读热潮。我想,一部作品在另一个国家的生命力是与该国的学术文化生态有关的。罗尔斯的学说特别关注公平问题,而其著作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有长久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平等、公平本来就是最被强调的价值,罗尔斯的学说就没有那种振聋发聩的效果。相反,伯林“两种自由”的区分、对于20世纪历史的反思却更能给我们带来震撼,也有更大的论说空间。另外,1980年代国内知识界讨论最多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著作笼统地讨论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契合了我们当时的需要。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自由主义的发展、补充、诘问和反思蔚成潮流,伯林之受重视是毫不奇怪的。总之,10年时间,伯林的著作引进到中国有十余本之多(还不算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在西学翻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胡传胜(《自由论》译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首先,指出这点虽然有点庸俗,一个平庸的真理或真相是,只要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还处于对西方思想的聆听状态(这种状态已经存在一百多年,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似乎无望摆脱这种状态),西方特别是英美学术圈的热点人物便自然成为我们的阅读热点。这有点类似于伯林分析过的别林斯基那一代对黑格尔、普列汉诺夫那一代对马克思的阅读热。而在九十年代末,柏林对英美学界的影响正大加大。罗尔斯、德沃金、泰勒等人都坦率承认伯林的影响乃至启蒙。

    第二,我们知道,九十年代末随着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思想界(思想是在反思的空间内知识人对时代的自发反应,而与其系统化、学术水平无太大关联)似乎第一次个体性地自主地提出问题,探索答案,而伯林便成为一个外来资源。我们应该承认阅读伯林与阅读中国是有关联的。伯林是自由派,它对消极自由的辩护、对积极自由主义支持者的并不总是公允的批评,与中国知识界限制政府、建立市场经济的呼吁有某种呼应。不过我觉得,他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并不在于他对自由的分析、他在自由主义家族争论中的态度,而在于他的著述所体现的一种思想情绪:对重大问题回应方案之开放性乃至冲突性的深切意识,把它作为人的无可逃避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存在状态,这种对问题的重视远大于对答案的重视的多元主义,应该说特别容易激起共鸣。

    ■钱永祥(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

    1980年,我翻译了伯林的《历史是科学吗》一文,在台湾发表。我没有考证过,这是否是中文世界第一次介绍伯林的作品。就我的体会,伯林的文字是很啰嗦的,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啰嗦,是西方人谈学问谈思想的一种典型方式。与罗尔斯这样的学院派分析哲学家不同,伯林可称之为对话型的思想家。他的文风,翻译起来难度很大。但是,伯林这种谈思想的方式,中国人可能会觉得比较亲近。中国人恐怕很难亲近罗尔斯那种纯粹分析式的、论证式的、强调概念关系的讲述方式,读罗尔斯会觉得很苦。但对于伯林这样不下严格定义、重视感受和体悟、关注思想的历史后果的谈思想的方式,中国人却容易喜欢。另外,论体系的严密、思考的深刻,伯林远远算不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但他的学说有很强的现实感。伯林告诉你,思想并不是一个纯粹逻辑推衍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人性、现有的历史条件、现有的客观环境下,如何看事情想问题。中国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莫名其妙地忽视思想,另一些人可能会莫名其妙地渴求思想,希望找到一个终极性的回答和方案,伯林的著作会告诉你,还是不要做这种梦想吧。虽然伯林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谈过中国,但是,如果中国学术和西方思想进行结合,伯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他的作品对我们有很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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