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亚细男是日本研究柳田国男的权威之一，他有一篇文章《初期柳田国男的研究与现代民俗学》。文章通过分析柳田国男初期的民俗学研究，对现代日本民俗学研究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中的一些观点对我们的理解柳田国男和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特征有借鉴意义。介绍如下。

       福田首先强调了1908年柳田国男的九州之行和与来自远野的佐佐木喜善相见这两个重要体验。特别是前者。柳田探访了一个狩猎山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和日本平原地带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这个刀耕火种的生活使他对“山人”的生活产生了兴趣。柳田国男关注的对象并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地稻作农民。而是生活在偏僻山区的刀耕火种的山人和猎人。这个时期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认为日本列岛是一个多种族人群构成的。他见到的那些山民是生活在日本列岛的先住民，后来在生存竞争中败北，逐步退居到山里去的，和现在生活在平原地带的稻作农民是不同的种族。

       柳田的这些认识的意义在于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多种文化的混合体，而不是一个所谓单一日本人构成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社会。这个观点在他后期的研究中被他自己否定。这个改变对后来日本民俗学产生了消极影响。

       福田对日本民俗学现状的批判主要是，日本民俗学为了摆脱“在野之学”的位置，刻意追求所谓“客观主义”的学术方法。这个客观主义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对调查访谈资料的“客观性”的强调。其结果是民俗学在战后实现了进入学术殿堂的目标，但是丧失了初期柳田国男民俗学关注当下，解决现实问题的问题意识。这个强调“客观主义”的研究虽然生产了大量民俗学报告和民俗志，但是，这些作为的民俗资料大多都是罗列项目的古俗纪录。没有对解决实际问题产生任何作用。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柳田国男本人，他在1930年代开始确立日本民俗学的时候，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向所谓“常民”。在这个时期的常民概念已经是指传承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人们。而这个“日本人”则是建立在整个日本列岛的生活文化是匀质的，这样的前提之下的。民俗学研究只要通过收集全日本各地的民俗资料，经过比较，可以重构日本人的生活文化历史。柳田国男的这个理念直接影响了他之后的日本民俗学家。他们放弃了柳田初期民俗学的“经世济民”的追究。设定了一些诸如探求日本民族、日本人的特性、民族性、心性等为目标。把日本列岛居住的所有的人都归为“日本民族”，试图通过对日本列岛的地域性差异的分析对比，揭示日本民族的心性。

       福田认为，这些不着边际的宏大目标实际上造成了日本民俗学的僵化和退化。柳田之后的几十年来，在客观主义的旗帜下，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其实乏善可陈。为了摆脱这个局面。福田提出以下四个见解。

1． 放弃所谓客观主义的追求。初期的柳田国男的研究，虽然在方法论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范式。但是，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见解，都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有所影响。而柳田国男在30年代民俗学确立期提出的要解决“农民为什么穷”的问题，但是，他采取了一个所谓客观的研究方法“重出立证法”，结果既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也没有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有必要让民俗学回到柳田国男初期民俗学的原点。

2．  日本列岛上的住民不具有同一性。现今的日本民俗学研究把日本列岛当作一个匀质的社会，否认各地的差异是带有本质性的。这样无助于深化对日本列岛文化的了解

3． 通过强化对地域社会的研究构筑新的民俗学。不要把地域研究降低到为全国研究提供证据的层面，而是赋予地域研究本身主体价值。揭示不同地域独自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

4． 通过新的历史认识促进民俗学的再生。这一点和第三点相关，也就是说不应把地域不同的民俗学文化当作一个文化体系进化的不同阶段。而是要尊重各地独自的历史发展。民俗学的任务应该是揭示各个地域的历史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