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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城乡融合：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 [打印本页]

作者: 徐杰舜 时间: 2008-12-30 22:07 标题: 城乡融合：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

城乡融合：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

徐杰舜

摘要：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是现代化的关键性标志。城乡融合(Urban—rural composition)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是有理论来源的。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立场，曾指出要“消灭城乡差别”，达到“城乡融合”。城乡融合是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奋斗目标之一。所谓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从分离、对立，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
关键词：城乡融合城乡分离新农村建设理论基石

新农村建设的波澜在中国勃然兴起，在学术界对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意义、内涵、目的、思路、对策和模式讨论蜂起之中，恰恰缺乏对新农村建设理论建构的关注和观照。本文想把对新农村建设的讨论聚集到理论构建的问题上来。

一、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

现代化的关键性标志是让农民富起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什么时候农民富了，这个朝代就强盛，就繁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汉代、唐代、明代、清代的历史，都是农民比较富裕的时候，这个朝代也就强盛、繁荣。特别是大家很熟悉的唐代，我们看唐代的戏就知道唐代真的是国家富，农民富，成就了李世民这样比较有名的帝王，贞观之治也就出现了；清代的康乾盛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近代以来，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使得我们的农民越来越穷，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才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建国以后，中国农民又被边缘化了，基本上处于穷困状态。正如李昌平给朱总理的信中所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让农民富起来，通俗地说就是要让农民不再是穷人。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代中国农民的穷困呢？学术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过许多论述。依笔者之见，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分离所造成的。“以农补工”、“以乡养城”[1](p52)政策的长期执行，造成了中国农民“先天不良”的体制性穷困。建国后，国家不仅对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而且陆续扩大到对烤烟、蚕茧、茶叶、生猪、羊毛、牛皮、土糖、土纸、桐油、楠竹、生漆、核桃仁、杏仁、爪子，粟子、木材，以及38种中药材、供应出口的苹果和柑橘、若干产渔区供出口和供应大城市的水产品，由国营和合作社统一收购。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合同定购，使农民累计做出的资金贡献高达7000多亿元。[1]（p 53）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就业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等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构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壁垒，所以，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可能落脚和生存。一直到世纪之交，虽然大宗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但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购销市场化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致使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很大，农民每年向国家贡献1000多亿元。[1]（p 54）
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体制下，中国城乡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偏向，主要表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日益严重，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承担税费偏重，在农户的绝对收入水平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农民负担税费的绝对值普遍是增加的；农民就业的机会偏少，一般来说，进城打工的农民做最苦、最脏、最重的活，却拿最低的工资，甚至连工资都领不到；农民享受教育的机会也偏少，农村教育的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一年的学费几乎等于当地农民30年的收入；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偏少，不少地方的农民行路难、通讯难、就医难、上学难、用电难、饮水难，凡此等等，这种严重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中国城乡巨大的差距。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怎么富得起来？
但是，就在人们对中国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发展上产生差别批评有加，“三农问题”深入讨论之时，党中央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在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高瞻远瞩，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这就把消除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的任务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前已述及，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是让农民富起来。而让农民富起来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使城乡从分离走向融合，在新农村建设中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穷困的面貌，改变中国农民贫困的状态。简言之，城乡融合是让中国农民富起来的根本途径，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
中国学者在研究城市化问题时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从1996年开始，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城郊经济研究所受市政府的委托，与有关单位联合成立了“北京郊区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课题组”。2001年其最终成果，由赵树枫、陈光庭、张强合著的《北京郊区城市化探索》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研究成果中，陈光庭认为，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等几个阶段。并指出这个公式把人类的历史分为四阶段，其中最高阶段是城乡融合。[1](p6)在此，陈光庭虽然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界定和解析。
杨荣南在《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系初探》中，建立了包括城乡经济融合度、城乡人口融合度、城乡空间融合度、城乡生活融合度、城乡生态融合度等五个方面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在此，杨荣南虽然是针对城乡一体化而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所谓“城乡一体化”本质上指的就是城乡融合问题。[1](p 43-50)
2000年，上海市也成立了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发起，与有关单位组成的“上海市城乡一体化研究”课题组，他们在对城乡一体化的界定中指出：城乡一体化是通过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融合，从而达到城乡共同繁荣、富裕、文明的过程。[1]（p 28）这个提法得到了浙江有关人士的赞同，浙江咨询委员会朱家良副主任2004年6月，在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研讨会”上发言中说：“城乡一体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2]
此外，1998年魏清泉发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一文，该文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密切相关，并以东莞为例，从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的改变考察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他认为类似东莞这样的区域可以称之为“城乡融合区”，它是一种新型的地域空间结构。这种城乡融合区有三个最明显的特点：（1）城镇和乡村功能互补，并融为一体，城乡两种景色兼容，说它是农村吧，村民已没有多少“泥土”味，说它是城镇吧，又没有城市的喧闹和城市那样高密度的人流、车流和建筑群；（2）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别在缩小，生活方式大体相同，思想观念渐趋一致；（3）城乡融合区兼有城市与乡村两种职能，它既不是传统的城市也不是传统的乡村，但其中既有城镇、又有较浓郁的田园特色。[3]
2005年，陈大鹏发表《城乡融合区域发展战略与大西安都市区的构建》，该文从考察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切入，认为“城乡由对立分割走向融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目前正处于城乡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关头，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4]
2006年，赵庆海、任德会发表《谈城乡的空间分离与空间融合》，该文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建设田园城市，追求城市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城乡融合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5]
最值得介绍的是罗新阳的《城乡融合：和谐社会的根基》。该文第一部分“生态价值：城乡融合，以人为本”中论述了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城乡融合实际上是城市与自然的有机融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乡融合，有利于城乡统一的生态系统的形成和良性运转。[6]此文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能见到的有关城乡融合最具有理论色彩的一篇论文

二、城乡融合的理论来源

城乡融合(Urban—rural composition)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是有理论来源的。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立场，曾指出要“消灭城乡差别”，达到“城乡融合”。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为了正确理解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地解读。具体的情况是，恩格斯早于1847年10月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会产生什么结果”问题时说：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无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7](p 224)

这是恩格斯对“城乡融合”最早的论述。1876年9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城乡融合”作了比较具体的论述，他说：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8](p 335)

对于“城乡融合”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进行过正面论述，但他曾论述过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就说过：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在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9](p 480)

有意义的是，马克思曾指出：

消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10](p 57)

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城乡融合的条件就是如此。
对于城乡融合，列宁虽然也没有正面论述过，但在论述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都会有的旋律）是‘商业财富’（用西斯蒙第的术语来说）优于‘土地财富’（农业财富）的必然产物”后曾以未来学家的预见性指出：“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跃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能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11](p 192)
斯大林在城乡关系问题上是有创见的，他从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出发，认为城乡关系不是城市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城市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12]（p 558）在此，笔者对斯大林所说的“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特别欣赏、赞同。因为笔者在《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一文中曾就“乡村生活城市化”问题表明了观点，认为“讨论21世纪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其目的就是要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民守土之艰难，离土之不易的博弈中探讨中国农民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把实现中国农民乡村生活城市化，就地改造农民，改造农村，改造农业。”[13]但是，今天通过对新农村建设的考察和研究，笔者感到“乡村生活城市化”的观点还是一个片面的，不成熟的观点。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城乡融合”。
谁都知道，城乡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当然会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
早在1898年，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城乡融合”的概念，但却十分有趣地提出了城乡必须“成婚”的论题，他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
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进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14](p 8-9)霍华德的城乡成婚论实质上是用城乡融合的新社会结构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为此，引发了一度流行欧美的田园城市运动。1946年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nuford）在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的再版写序时高度评价霍华德的城乡成婚论说：“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进了时代的前列。”[1](p 4)
到了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从城市发展的立场出发，曾深刻地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15](p 66)这个论述十分有启发性，其明确、生动地论述了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平等性，而“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正是“城乡成婚论”的翻版，其实质仍然是“城乡融合”。正是从这个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出发，芒福德非常赞成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享利赖特（Herry Wright）“区域统一体”的观点，即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到许多平衡的社区里，不仅可能重建城乡间的平衡，还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一地方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之益处，同时，可以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以至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社会城市”（Social Cities）的思想，将把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并作为一个整体运作。[1](p 4)对此，法国学者布代尔讲得好，他说：“城市与乡村从来就不会象水和油一样截然分开：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农村和城市”互为前提：我创造你，你创造我；你统治我，我统治你；依次类推，彼此都服从共处的永久规则”。[16]
上述从英国学者霍华德到美国学者芒福德，从城乡成婚论到“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但从他们的论述及其学术追求中可以看出，城乡融合是他们理论内涵的核心。而苏联学者鲁缅采夫在《城市化社会》中曾提出：“社会主义城市化是解决城乡脱离的历史性对立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将导致这两种人口分布形式的接近和融合”。[1](p 12)这个提法已向城乡融合靠近了一步。

三、城乡融合的界定与解析

城乡融合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实际上就是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那么，究竟如何界定城乡融合？
城乡的分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串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17](p 56-57)这就是说人类社会从城乡分离到城乡对立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即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工业生产地向农村地区转移，乡村城市化启动，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开始走向融合。
这样，从城乡关系发展的这种轨迹来看，所谓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从分离、对立，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
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城乡融合的内涵有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二个层次，简称城乡互动论和城乡一体论。
1.城乡互动论解析
城乡互动，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文化表达。互动的本义是这边动，那边也动。在社会互动过程里，互动的行为和动作对互动双方都是有意义的，都把对方当作互动的对象。
对于城乡互动的涵义有人认为“是指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18]这个说法比较抽象，仅把城乡互动看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的问题。
又有人认为“城乡互动是指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过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转移和渗透，以及它们之间在地域上的相互趋近，前期主要表现为农村城镇化的运动态势，后期主要表现为特大城市的扩散运动态势。”[19]这种说法虽然克服了抽象性，但并没有把乡村与城市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去思考。
还有人认为“城乡互动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一个多维互动过程，它既包括农村的劳动力，资金与土地等经济资源向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先进的生产力如技术、科技等要素向农村的扩散、渗透和辐射。既包括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包括农村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20]这个界定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其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加以考察。
但是，上述所有对城乡互动的说法，都不如英国学者库尔德（Gould）的界定简明而又具体，他认为城乡互动关系可以看作是城乡之间人、财、物、技术、信息和观念的双向互动。[21]对此界定我们应加以充分的肯定。
城乡互动作为城乡融合过程的一种文化表达，是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互补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整合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一般的规律虽然是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辐射的带动，城市与乡村是平等的。但是客观地来说，城市带动农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这种带动能得到“双赢”的结果。所以，无论从城市一方，还是从农村一方，城乡互动的行为和动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具体地来说城市的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集聚城市，同时城市有更多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辐射，并流向农村，从量变开始，逐渐达到质变，实现城乡之间均衡发展，促使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失，这也就是城乡从分离到城乡融合的过程。
2.城乡一体论解析
城乡一体，就是城乡融合的结果。具体地说，城乡一体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从而使城乡融为一体。
对于城乡一体的图像，英国学者霍华德在他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曾提倡“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并在序言中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构成一个城市—乡村磁铁，以表明在这方面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14](p 8-9)此后，前已述及美国学者亨利赖特（Herry Wright）主张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现有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到许多平衡的社区里，不仅可能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还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一地方都享受到真的城市生活之益处，同时，可以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以至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社会城市”（Soial Cities）的思想，将把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并将作为一个整体运行。
实际上，城乡一体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和园林景观等方面。在规划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城乡发展做出统一规划，对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城乡交融地域上的物质与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在生态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证自然生态过程畅通有序，促进城乡协调、持续发展；在经济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现代经济中农业与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经济交流与协作，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实现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在社会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众说纷纭，各有千秋。
而在人类学的视野里，城乡一体是一个体现人与自然协调、人与人和谐理念的载体，是城乡融合的结果。而城乡一体作为城乡融合互动过程的结果，既要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性，又要显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合性。因此，城乡一体不仅是人口转化、经济结构和地理结构的变化过程，更是人类社会的整合过程，是城乡文化相互渗透及广大农村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逐步提高、城乡差别逐步缩小的过程。通过农村人口、景观向城市转化以及城市文明向乡村的渗透，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

四、结语

近几年来，从城乡一体延伸发展而成的“城乡一体化”正在中国流行着。有学者追根溯源，认为“城乡一体化”一词的发明权可能归中国学者。这种发明可能是中国学者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城乡关系论述时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22](p 16)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城乡一体化”的提法，而要用“城乡融合”来概括呢？
笔者认为，理论概括是对实践经验的归纳、概括、提炼和升华，需要的是对经验进行质的分析和确定。“城乡融合”与“城乡一体化”虽然意思相近，都表达了城乡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前者更具理论的抽象性特点，后者则显得比较具体。更重要的是，对于城乡关系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理论的归纳、概括、提炼和升华，要讲究理论渊源，对此，从概念的提出来看，“城乡融合”是恩格斯论述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其从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城乡的融合”，到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城乡融合”的意义，都说明恩格斯是“城乡融合”理论的首创者，而“城乡一体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其他外国学者都没有具体、明确的提出。因此，笔者认为“城乡融合”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城乡一体”则是城乡融合的结果。这样处理，既符合理论提的规范，又肯定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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