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大学的Virginia W. Chang、Amy E. Hillier和Neil K. Mehta的文章《邻里社区的种族隔离、身心失调和肥胖》，主要关注的是种族隔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以费城为例，作者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密集社区里的女性，有较高的身体体型指数和较高的肥胖比例，然而，男性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这揭示了邻里社区结构对健康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
犹他大学的Ming Wen、芝加哥大学的Diane S. Lauderdale以及西北大学的Namratha R. Kandula合作的文章《多族群美国的族群社区，1990-2000：少数族裔郊区的族群性复活？》，主要关注了族群隔离现象。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少数族裔群体来说，少数族裔社区的数量，以及比例从1990年到2000年有所增长，郊区城市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中亚裔社区发展最快，少数族裔郊区已普及全国。尽管少数族裔郊区更多地是一个亚洲现象，但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郊区也开始发展。这种现象支持了区隔式融合模型以及族群性复活的观点。
（未完待续）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5-1 22:09
国外社会学的民族研究回顾
□ 马戎 祖力亚提·司马义
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社会学家对于集体记忆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视角以及对此的新解读。过去是如何塑造出当前的个人和团体的？过去又是如何被用来创造今天的发展的？民族是当前的重要话题之一，它表明了美国的过去对今天的民族关系如何产生影响。对于种族压迫、冲突记忆的重建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民族关系？《这些记忆有什么作用？公民权力记忆与种族态度》（What Do These Memories Do? Civil Rights Remembrance and Racial Attitudes）一文收集了1993年的社会普查数据，审视了美国人对人权运动的记忆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民族态度和民族优惠政策的形成，并且讨论了集体记忆和民族关系文献中的“沉默现象”。虽然作者Larry J. Griffin 和 Kenneth A. Bollen发现，美国人对美国黑人的一些政府项目的观点和人权议题缺乏记忆，但相比那些拥有其他记忆的人们来说，那些能够立刻回忆起人权运动并把人权运动的胜利视为特别重要历史事件的人表达了比较自由的民族观点。文章的研究结果支持了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基本前提，即集体记忆至关重要。
《对移民的官僚政治吸纳：专业使命和政府的双重性》（Immigrant Bureaucratic Incorporation: The Dual of Professional Missions and Government）一文在借鉴以往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实行美国“新移民目标”的农村，当地人和各类机构是如何适应新的西班牙语裔移民，并分析是否应该将它们的互动视为实质性的反应行为。相对于传统政治吸纳理论所作的预测，也基于半结构性访谈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结论，作者Helen B. Marrow认为西班牙语裔新移民正在经历由公共服务官僚、而不是民选政治家主导的官僚政治吸纳过程，即开始了实质性的反应过程。最后，作者在更为综合的关于人口需求、 选举机构和公共官僚机构的社会学视角下得出上述研究结论。
以往的研究认为，应将美国少数族裔加入工会视为经济吸纳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探讨在工会衰落的近几十年，这种研究模式是否仍然对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西班牙语裔）有效。《美国的西班牙语裔和工会工人，1973年至2007年》（Hispanics and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3 to 2007）一文作者Jake Rosenfeld 和Meredith Kleykamp 在罗列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并结合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tic）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使用1973年至2007年美国当前人口普查（CPS）的数据，提供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美国的西班牙语裔和工会工人的分析视角。作者以公民身份、国籍和进入美国的时间等因素来分析西班牙语裔人口，从而揭示了工会成员中亚群体人口的差异。该研究进一步利用CPS的结构数据，以加入工会的个体作为单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工会吸纳新移民的努力是否可以导致可见的收益。与劳工组织社会连带主义的假设一致，研究结论认为特定的西班牙语裔亚群体，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出生和获得公民身份的西班牙语裔倾向于更高程度的联合，而且他们参加工会的比率高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然而，其它因素，如部门、职业和公司规模等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变量表明，工会复兴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群体发挥集体行动的能力。
Robert Crosnoe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与公立高中的社会经济构成》（Low-Income Students and the Socioeconomic Composition of Public High Schools）一文，将“倾向数值分析”（propensity score analyses）和强健性计算（robustness calculations）引入“青少年健康国家跟踪研究项目”中以公立高中为案例的研究。文章认为随着中高收入家庭学生比例的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的成绩进步较慢。此外，随着中高收入家庭学生、或受过高等教育家庭学生比例的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社会心理问题。这种模式在非裔家庭和拉美裔家庭的学生中往往更明显，研究结果建议社会应该经常关注学校教育中的青蛙池塘效应。
Andrew W. Martin, John D. McCarthy, 和Clark McPhail的《为什么目标重要：对集体暴力行为的一种更宽泛的研究》（Why Targets Matter: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Model of Collective Violence）一文，试图通过探讨暴力行为的目标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虽然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其国内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集体暴力成为当代美国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美国以往对集体暴力的研究更注重对一系列个体事件的分析，因此建立统一研究模型的种种努力受到了限制。作者认为通过考虑“谁”或“什么”会成为暴力事件中针对的目标，并综合群体事件的规模和其可能发挥的假定作用，可建立以洞察集体暴力动力学的新理论。作者分析了报纸上不同类型的集体事件（从聚会、集会到暴乱），发现在许多情景中，集体规模的大小会增加对一些目标（如明显的国家行为者如官员、警察）发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可降低对其他目标发生暴力行为的机率。也就是解读“目标”对于理解集体暴力动力学至关重要。这一研究结论为今后在这一方向上开展更为广泛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基础。
《中国民族报》 2011-4-22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5-1 22:57
国外社会学的民族研究回顾
□ 马戎 马雪峰 祖力亚提·司马义
《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Maria Krysan，密西根大学Mick P. Couper，Reynolds Farley，与埃默里大学Tyrone A. Forman的文章《种族因素在邻里偏好中是否起到什么作用？来自视频试验的结果》，关注了种族因素在邻里选择偏好中的作用。
长久以来，对内战定量分析的众多文章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多元种族或种族多样性是否导致武装冲突。Andreas Wimmer, Lars-Erik Cederman, and Brian Min的《族群政治与武装冲突：对新的全球数据集合的一种结构分析》一文并未局限于这些讨论，而是明确表明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不容易导致冲突。与之相反，权力被少数几个特定民族所掌握的国家往往容易导致严重的冲突。其一，仅仅是因为不同的民族背景，国家政权中就排除了人口占相当比例的民族，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发生武装叛乱。其二，任何一个政权分割的国家，如果一些相互对抗的国家中坚分子共同掌权，严重的权力斗争会发生。其三，不同的政党不停地短期上台交替掌权的国家更容易遭受分裂冲突。文章作者利用新的种族权力关系数据汇集，研究了1945年后独立的所有国家，并且验证了上述三个假说。跨国分析表明了种族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都是能够导致内战的强有力因素。作者通过使用多项选择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是叛乱、混战和国家分裂，分别源于高度的排外性、政权的分割性以及政权的不连贯性。
Robert M. Kunovich的《国家认同的缘起及结果》一文从对比和多层次的角度审视了国家认同这一观念。以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和偏见等概念为基础，分析了社会经济特点，政治特点以及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如发展、全球化、民主治理、军国主义、以及宗教和语言多样性），个人特点（如社会经济地位和少数民族地位），还有国家认同内容上的倾向。文章也分析了国家认同的内涵和针对移民的公民权、同化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公共优惠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用确定性因素和多层次模式分析了来自31个国家层面的相关调查数据(来自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03 国家认同模块），调查结果表明，个人特点和国家特征可以帮助国家认同中的变化性和竞争性的形成。此外，国家认同种类的内容对公共政策和族际关系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Arnout van de Rijt与康奈尔大学David Siegel 和 Michael Macy的文章《邻里机会与邻里变化：对Bruch和Mare 文章的评论》（Neighborhood Chance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A Comment on Bruch and Mare）是对密西根大学Elizabeth E. Bruc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obert D. Mare 2006年发表的《邻里机会与邻里变化》（Neighborhood Chance and Neighborhood Change，AJS 112 [2006]: 667-709）一文的批评。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他1978年出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一书中表明，即使能够容忍多样性人群的数量占多数时，居住隔离也会发生。Bruch 和 Mare 在2006年的那篇文章中，试图挑战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指出，只有个体的偏好选择遵从一定的阈函数时，高度的隔离才可能发生。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个体对于邻里中我群的轻微变化很敏感时，也没有发生隔离的情况。Van de Rijt等人重复了他们的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经验函数导致的是隔离，而非整合；而其线性函数，只有人们居住的选择充分满足随机原则时，才可能导致隔离的发生。
Elizabeth E. Bruch和Robert D. Mare的文章《隔离的参数选择与路径》（Preferences and Pathways to Segregation: Reply to Van De Rijt, Siegel, and Macy）则是对Van De Rijt等人文章的回应。Bruch 和 Mare承认了他们2006年文章中对个人选择是否搬迁以及往哪里搬迁造成影响的连续函数的错误，但是他们也强调，尽管存在这一错误，2006年文章中有关个人偏好对隔离动态影响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Lauren J. Krivo和Ruth D. Peterson与鲍灵格林州立大学Danielle C. Kuhl的文章《隔离、种族结构与邻里中的暴力犯罪》（Segregation, Racial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 Violent Crime）关注的是种族居住隔离对暴力犯罪的影响。Krivo等人的文章，运用结构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与城市劣势（urban disadvantage）的研究路径，在不考虑种族/民族构成的情况下，讨论城市种族居住隔离对城市邻里中暴力犯罪程度的广泛影响。运用国家邻里犯罪研究的数据（全美79个城市的7622个邻里），揭示了无论是在白人邻里街区还是在其他非白人邻里街区中，居住隔离都与暴力犯罪有所关联。但是，这些街区之间的暴力并不具有对等性，这反映出更宏观的种族化社会体系，在这一系统中，白人能够利用其优势地位而居住于最具有便利位置的邻里街区，而非裔与拉美裔美国人因其地位劣势而居住于最贫穷的城市街区，并因此成为城市犯罪式暴力与社会问题的首当其冲者。
华盛顿大学Sabino Kornrich的文章《结合偏好与过程：分析黑人－白人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整合路径》（Combining Preferences and Proces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Black-White Labor Market Inequality）关注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不平等现象，并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