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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昊]台湾与新加坡城隍信仰之比较研究——以城隍庙为中心的考察 [打印本页]

作者: 风林火山 时间: 2011-4-26 08:59 标题: [陈昊]台湾与新加坡城隍信仰之比较研究——以城隍庙为中心的考察

　摘　要：城隍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信仰文化，其信仰范围不仅在中国，也流传到东南亚国家。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都源自于中国本土，但在持久的社会变迁中，却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本文拟将探索两地城隍信仰的基本形态，勾勒其基本轮廓，并作相关比较。

　　关键词：台湾；新加坡；城隍信仰；比较研究；社会变迁

　　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1]源远流长，根据正史记载，祭祀城隍最迟在齐梁之际（公元6世纪60年代）已经出现，城隍是城池保护神。唐代以来，城隍的故事广泛流传，奠定了城隍信仰的发展基础。宋元以来，城隍神祠已遍及天下，城隍被纳入道教神系。明清以降，城隍被纳入国家祀典，成为强制性的天下通祀，具有扩散到全国的合法地位。清亡以后，中国历经五四、文革…等运动，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几乎成为一种逝去的信仰文化，而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仍然活力十足。[2]

　　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虽然同源，但却不尽同流，他们在持久的社会变迁中逐渐塑造出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从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建立、转变，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予以探析，并比较其中的差异，勾勒基本轮廓。

一、移神运动的塑造：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建立

　　城隍信仰在台湾与新加坡的建立主要是受移神运动的塑造。清代，中国东南沿海掀起了一股移民东南亚的浪潮，这些移民将自己的信仰带到移民地，移神和移民几乎同时进行。台新两地的城隍信仰即是在此背景下建立，但两者建立的时间、原因，以及主导力量各不相同。

　　台湾纳入清代版图后，便开始了官方的移神运动。清代沿袭明代旧制，将城隍列入国家祀典，规定每个城市必须设置一间城隍庙，以象征帝国政权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因此，台湾的城隍信仰在建立初期主要由官方主导，它的信仰基础是从中国本土大量移殖而来的汉人，他们将自己的风俗习惯融入日常生活，把台湾复制成了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

　　由于台湾是新附地区，一切尚属草创，待地方事务步入正轨后，地方官员就必须竭尽所能建造城隍庙。[3]台湾最早的一座城隍庙建于明郑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在台湾建立一府三县，该庙被确立为台湾府城隍庙。台湾县城隍庙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171），诸罗县城隍庙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凤山县城隍庙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些寺庙多由当地知县和士绅捐建。[4]此后，随着地方建置的扩增，各县、厅也陆续建造起了城隍庙，一直到光绪年间，仍在建造城隍庙。清领时期的台湾城隍庙还是官府发布示谕的场所，借用城隍信仰来推行实际政务。[5]

　　除官祀城隍庙外，台湾还有民祀城隍庙的情况，这也是台湾城隍信仰建立的另一支力量。台湾的民祀城隍庙主要由移居台湾的大陆移民所建，他们往往从原乡携带香火或神像渡台，建造分灵城隍庙。如大稻埕霞海城隍庙、重寮安溪城隍庙……等都是私祀城隍庙。这些城隍接近于乡土保护神，更符合人民需求。并且，私祀城隍庙的庆典活动比官祀城隍庙更为热闹活泼。[6]于是，台湾的城隍信仰在官民的双重移神运动中得以建立。

　　而城隍信仰在新加坡的建立要比台湾晚得多。当19世纪30年代中国移民大规模进入新加坡时，新加坡已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对于新加坡的移神运动主要是民间自发行为。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后，往往会根据他们的方言和习俗分成若干帮派[7]，建造供奉他们信仰神明的庙宇，成为同乡活动、联络感情和解决地方事务的场所。新加坡的城隍一般被供奉在这些帮权庙宇之中。[8]

　　据现有文献记载，新加坡最早供奉城隍神的庙宇是创立于于道光八年（1828）的恒山亭，其与台湾府城隍庙（1684）相比，相差近一个半世纪。在19世纪的乡村或丛林地区，也有一些村民在简单的亚答屋中供奉城隍，他们大部份是由华侨从中国祖籍地分灵而来。[9]这一时期，城隍与地域色彩浓厚的主祀神明[10]相比，其地位并不突出，但仍被视为保佑家乡的神明，并且每年都会有盛大隆重的祭祀仪式举行。[11]直到1905年，新加坡市区才建立了一间主祀城隍神的星洲城隍庙。[12]其与台湾府城隍庙相比，相差两个多世纪。

　　由此可知，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在台湾与新加坡的建立都与移神运动有关，移神和移民几乎是同时进行，但台湾城隍信仰的确立时间要比新加坡早近一个半世纪。台湾的移神运动主要由入主台湾的清政权推动，移民起辅助作用。城隍纳入国家祀典，城隍信仰成为官方主导的信仰，几近官方宗教，并且在民间也有私祀城隍的现象。而新加坡却是英国的殖民地，并不具备台湾那样的先天优势，城隍信仰只能在民间流行，台湾比新加坡更具适合城隍信仰发展的文化土壤。[13]

二、隐形力量的冲击：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转变

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在建立之后，在历史长河中都受到了隐形力量不同程度的冲击，并发生了不同方式的转变。台湾的城隍信仰主要在日治时期（1895—1945）因政权鼎革而发生转变，而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主要在新加坡独立（1965）因佛道组织的影响而发生转变。

　　日治时期，台湾的城隍信仰因政权鼎革，其官方宗教的地位被国家神道或内地佛教所取代，而成为完全的台湾民间信仰。政权鼎革后，新政权带进优势的武力、文化和宗教，将台湾传统的宗教信仰一概视为“旧惯习俗信仰”，城隍信仰由此失去了正统地位和国家支持。[14]为了应对危机，台湾的城隍信仰迅速转入民间，经常举行民间化的庙祭和迎神庙会，只是在表现方式和信仰内涵上有所变迁。

　　日治初期，殖民政权对民祀城隍庙的影响较官有城隍庙小，大稻埕城隍庙在1897年，就恢复了迎神绕境的传统。1898年以后，全台各地的城隍庆典活动逐渐恢复，各地城隍庙纷纷仿照稻江城隍庙模式，举行绕境活动。1908年，台湾的纵贯铁路全线通车，台湾传统的庙会节庆活动打破地域疆界的限制，逐渐扩展成全岛性的活动。但1915年发生“西来庵”事件[15]后，日本采取比较严厉的宗教政策，将台湾的旧惯信仰斥为“迷信”，但仍不能阻挡这种潮流。中日战争之前，全岛各地的城隍庙会活动大多能引起相当的盛况，并且融入了日本文化。中日战争爆发后，岛内掀起了皇民化运动，对原有寺庙进行整理，但岛内的庙会活动并没有遭到立即行和全面性的禁止，大稻埕、新竹、嘉义…等地依然照常举行。[16]

　　新加坡的情况与台湾大有异趣。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内部宗教多元和种族多元。建国后，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宗教政策[17]，为城隍信仰在新加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加坡早期中国移民以信奉道教或佛教为大多数[18]，并且基本上佛道不分。但新加坡独立之后，随着佛教组织和道教组织的日益完善和壮大，信徒开始对佛教和道教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新加坡的城隍信仰出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两种发展道路[19]。在这场民间信仰佛道分流的过程中，新加坡四大城隍庙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都城隍庙“由僧到俗”，双林城隍庙“佛道并立”，韭菜芭城隍庙和杨桃园城隍庙“由俗入道”。

　　都城隍庙由僧人瑞于法师创立，一开始就带有深厚的佛教色彩，但他1953年圆寂后，城隍庙由俗家弟子接管，他们把非佛教的仪式带都进城隍庙，使其佛教色彩越来越淡，而民间信仰色彩越来越浓，并以举办“冥婚”出名。其在市区重建计划中没有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公共社团，这座百年老庙现在沦为一间家族式的小庙。双林城隍庙原为广福宫，是一间乡间小庙，后因在莲山双林寺修建在其地段上而被双林寺归并，成为其管辖下的庙宇。双林城隍庙虽属双林寺管辖，但从信仰的性质上看，仍属于道教俗神信仰。双林寺是新加坡佛教最大丛林，其在新加坡建国后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作为双林寺的依附性建筑，双林城隍庙内常常举行佛教仪式，这也显示新加坡佛教对于民间信仰的包容性。韮菜芭城隍庙的城隍是福建安溪主神“清溪显佑伯主”的第五副身，在1918年左右随安溪移民分灵新加坡，而杨桃园城隍庙则是由韮菜芭城隍庙分灵而产生，这种分灵行为是城隍信仰流传的常态，带有强烈的地缘认同[20]。韭菜芭城隍庙在城市翻新运动中申请为合法社团[21]，并和凤玄宫组建为联合庙，由此变身为公共机构，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韭菜芭城隍庙还积极向正统的道教靠拢，并一跃成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而杨桃园城隍庙在向道教的靠拢过程中，既承认城隍信仰属于道教，又不想失去佛教徒，于是在旁边建立了一间更为宏伟的佛寺，成为佛道并重的庙宇。[22]

　　台湾与新加坡城隍信仰的转变都某种隐性力量的冲击，但他们在这种社会变迁中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三、时代精神的要求：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影响

　　进入现代以来，城隍信仰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民间信仰，已经走出庙宇深刻着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主要表现在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和信仰网络上。

　　台湾的城隍信仰从日治时期开始，就经常举行融入了宗教、民俗、商业、娱乐…等元素的庙会活动，这些活动大多着眼于商业利益，且彼此间相互模仿改良，呈现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特点。[23]近些年来，很多城隍庙陆续恢复了这些俗世的传统，台北霞海城隍庙即是其中的典型。台北霞海城隍庙每年都会举行庆祝城隍圣诞的迎神庙会，有“五月十三人看人”之说。台北霞海城隍庙还会根据现代人的需求在庙宇内添加神明，月下老人即是其中之一，受到青年男女的特别青睐。这反映了现代人对美好姻缘的期待。[24]台北霞海城隍庙还一直朝着宗教和文化结合的方向转型。自1996年起，为了响应迪化街“年货大街”活动，每年都要供应约二十万杯平安茶，并举办弄狮阵、写春联、捏面人等民俗活动。又为了使庙宇和小区有良好的互动关系，经常举办“大稻埕逍遥游”的历史古迹导览活动。[25]体现其社会功能。

　　另外，台湾的城隍庙还加强与其祖庙的联系。如台北霞海城隍庙经常组团到其祖庙福建后溪霞城城隍庙进香谒，鹿港城隍庙也经常组团到其祖庙福建石狮祖庙拜祖进香[26]，建立起谒祖网络，加深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新加坡的情况和台湾颇为相似，但也各有特色。新加坡城隍信仰的发展属于后起之秀，以韭菜芭城隍庙最为典型。韭菜芭城隍庙原本是乡间小庙，自注册为财团法人后，发展迅速，并一跃成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韭菜芭城隍庙不仅和城隍庙系统交流广泛，而且和中国道教团体联系紧密。在新时期，韭菜芭城隍庙不仅进行商业化运作，还根据信徒需要增设神明，扩大信仰网络。其在1993年从北京白云观元辰殿分灵六十尊太岁神供奉在太岁殿，2007年从四川青城山请来武财神赵公明，自2004年以来每年举行大规模的祭孔活动。[27]在社会功能方面，还特别成立城隍慈善基金会，除分发奖助学金、教育基金，还与基层小区合作成立社会服务与慈善机构。

　　韭菜芭城隍庙从1990年开始，还加紧与祖庙福建安溪城隍庙建立联系，以确立其城隍信仰的正统性。韭菜芭城隍庙通过其优势的经济力量逆向控制了祖庙的分灵事务。在祖庙的支持下，韭菜芭城隍庙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宗教资源，而且还利用其掌握的分炉权建立城隍信仰的跨国网络。在其主导下，福建安溪城隍庙恢复了城隍春巡活动，韭菜芭城隍庙每年都会派出庞大的谒祖进香团，以保持和巩固它在这个跨国网络中的优势地位。[28]这种活动加深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和新加坡的文化交流。

　　如今城隍庙习俗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会有国际城隍文化学术论坛和世界城隍庙联谊大会举行，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文化交流必然更加广泛，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更为三地之间的文化交融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书目：

邓嗣禹，〈城隍考〉，《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1980）。
凌淑菀，〈台湾城隍信仰的建立与发展（1683-1945）〉（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蒋毓英，《台湾府志》，卷六，庙宇。
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
周钟瑄，《诸罗县志》，卷十一，艺文志。
李丕煜，《凤山县志》，卷九，艺文志。
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王斯福，《帝国的隐喻》（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李焯然，〈社群流徙与信仰迁移：新加坡的安溪移民与城隍庙的分灵活动〉，《成大历史学报》第三十六号，2009.6。
石秋宏，〈石狮城隍信仰及其在台湾、东南亚的传播〉，《闽台文化》第四期，2000。
注释：

[1] 对城隍的历史，邓嗣禹有了更为细致的考证，本文采纳其说法。邓嗣禹，〈城隍考〉，《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1980），页55-95。

[2] 凌淑菀，〈台湾城隍信仰的建立与发展（1683-1945）〉（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页40。

[3] 在城隍庙建造之前，地方官员一般会在厉坛祭祀城隍。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自明代以来有坛祭和庙祭并存的现象，但在台湾，坛祭由每年三次改为每年一次。同样的，“三巡会”活动也由每年三次改为一次。在中国本土，城墙、官署、孔庙通常比城隍庙建设得早，但在台湾，除各地官署早于城隍庙被建置外，城墙和孔庙未必有先建的趋势。同注2，页42-44。

[4] 蒋毓英，《台湾府志》，卷六，庙宇。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周钟瑄，《诸罗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李丕煜，《凤山县志》，卷九，艺文志。

[5] 地方官员努力建造城隍庙出了城隍信仰具有神道设教的功能外，还具有巩固和强调政权的正统性的功能。同注2，页51，60，64。

[6] 同注2，页74，77-78。

[7] 当时主要有五大帮派，以福建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潮州帮次之。

[8] 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页17。

[9] 同注8，页60。

[10] 主祀神明主要有妈祖、大伯公、注生娘娘、观世音、清水祖师……等等，他们主要为福建人和广东人所崇祀。

[11] 转引自李焯然，〈社群流徙与信仰迁移：新加坡的安溪移民与城隍庙的分灵活动〉，《成大历史学报》第三十六号，2009.6，页59。

[12] 星洲城隍庙由瑞于法师创立，后改称丹绒巴葛都城隍庙，简称都城隍庙。瑞于法师在新加坡佛教界有重要地位，并且和华人精英集团来往密切，因此都城隍庙在当时的华人社会中颇有影响力。同注8，页60。

[13] 如前所述，中国移民入台后，在台湾复制了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而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在文化土壤上与台湾相比显得势单力薄。

[14] 同注2，页5，81。

[15] 此事件是台湾人民利用扶鸾、道教法术、天命观…等旧有的信仰思维，对日本政权进行的武装反抗运动。同注2，页87。

[16] 同注2，页95-120。

[17] 新加坡政府在1965年展开了“居者有其屋”计划，这项土地法令造就了很多联合庙。1989年又颁布了宗教和谐政策，对华人民间庙宇起到了规范和引导作用。同注8，页24-28。

[18] 同注11，页58。

[19] 佛教化和道教化是徐李颖提出的概念，相对于佛教和道教对城隍信仰的影响力而言。同注8，页59。

[20] 韭菜芭城隍庙早期以福建安溪社群的敬仰与推崇为主，带有强烈的地缘色彩。福建社群在新加坡华人群体中最有影响力，他们掌握着庞大的物质资源，集资兴建城隍庙、赞助酬神活动，通过推崇城隍信仰來表达对家乡的思念。同注11，页62。

[21] 庙宇在注册为社团成为公共组织后，由社团组织管理并受国家监督，庙宇的收入必须公开透明，资金的流向也要得到国家认可。同8，页101。

[22] 这四间城隍庙分别为都城隍庙、双林城隍庙、韭菜芭城隍庙、杨桃园城隍庙，都建于20世纪初期。同注8，页64-114。

[23] 同注2，页98,108。

[24] 据庙方指出，仅2002年一年，月下老人就帮助了1638对男女成为终身伴侣。

[25] 同注2，页165。

[26] 石秋宏，〈石狮城隍信仰及其在台湾、东南亚的传播〉，《闽台文化》第四期，2000。

[27] 同注8，页31。

[28] 同注8，页196-197，212。

作者: 宋燕鹏 时间: 2011-5-7 07:23

题目挺大，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

这个题目中的任何一个角度至少可以做一篇数万字的硕士论文是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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