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文化周刊》回顾 2008，在场与不在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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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邂逅：京城相亲会上的少数民族青年》（2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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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清算的文化景象》（3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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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族文化该怎样重建》（6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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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奥运，你热身了吗》（8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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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麦盖提到北京，刀郎为童声嘉年华写续》（9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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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利亚·索的寂寞》（10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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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化之于年轻的电影人》（11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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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彝语剧深入到文化的自觉》（12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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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格传习小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1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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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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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花腰傣“花街”文化旅游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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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小小的数码录像机，让在场与不在场缠在了一起。 |
2008年岁首，正月的第一个属牛日。期夺——云南红河县一个很小的彝族村庄，当男人们完成祭祀从寨后的神树林走出，村庄里的女人们挤在一起，透过录像画面，清楚地看见了神树林中的一切。
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此之前——从这个村庄拥有历史以来，女人的足迹就被严禁在神树林之外。神林里的情景，对于女性，亘古神秘。
村寨仪式的神圣感与权威性，部分来自于对某一些人参与权与窥视权的剥夺。但当2008年来临时，一道密封千年的村寨符码，却被轻而易举地洞穿。期夺寨的女人，集体窥见了村寨最严厉的禁约背后屏障着的那个秘密。
事实上，对于神树林而言，女性依然不在场。但一台小小的数码录像机，让在场与不在场缠在了一起。祖先划定的神圣的村寨时空格局，第一次被一种隐藏的力量重新切割、压缩、整合。在场与缺场的界限被打破。
期夺女人清楚地看见了神树林的内部，我们也清楚地看见了少数民族乡村现代性时空的新构建，以及现代性对于乡村生活嵌入的深度。在西方社会学家的经典理论中，时空压缩是现代性的核心动力之一。这样，比起公路的铺入、电视电话的植入、网络手机的涌入，期夺2008年第一个属牛日发生的事情，就是一起更加让人惊骇的现代性事件。
当然，它是一起隐喻性事件。
在场的传统
从2006年出发看2008年，不失为观察此一年的一个视角——2008是大规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3个年头；从1978年出发看2008年，则是另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觉平台——2008是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
30年间，有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一拎出来就牵扯全幅、关联全程的概念或者话语？当然有。这对概念必凸现其中：民族传统与现代化。
民族传统/现代化——这是一对纠缠了30年的概念。当然，事实上并不止30年。将“民族传统/现代化”理解为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母题，也许更加准确一些。不过，只有当改革开放将中国人真正带到了现代化的临界点上时，两者的纠葛才显出真正的力道。
在对现代化的强烈渴求中，“民族传统/现代化”曾被我们理解为一对你死我活的矛盾，在两者间让人难以忍受的悲剧性反差与不可调和中，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之程，并全民坚信现代化的实现必以传统的消逝作为义无反顾的代价——这是30年前。
在对精神家园的重新渴求中，文化自觉的漫长呼唤等来了文化自尊的苏醒；在现代化对于本土文化的大势覆盖与淹没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次看到了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紧张对峙——这一次，我们带着对现代化的警惕与反思，带着对丧失民族身份、文化归属与文化认同的深深忧虑——这是3年前。
到了2008年——30年或者3年后，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在众多的地方性场景中，2008年呈现给我们的是传统/现代化的相互浸淫、相互凝视与重新打量；形势不再是你死我活，某些瞬间它们有握手言欢的和谐；而在另一些场景中，它们可能依然碰撞与对峙，但已卸除剑拔弩张的紧张与激烈；博弈之间静悄悄地合谋，以及合谋之中不出声地博弈——同时进行。
这个变化富于戏剧性。以1978年为坐标，我们没有看到“现代”将“传统”彻底取代的结局；以2006年为坐标，我们对于传统消泯的忧虑亦未滑入更深的沼泽。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作用之下，2008年的文化地图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图景：传统的重构。
当然，不要指望在2008年看到未加变更的传统——与若干年前的地方史志或民族志的记载完全相同、可以迭加的传统。事实证明“保持传统原形”的想法，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幻想。30年的社会经济行程，慢慢呈示出“传统”的真实形象：传统不是静止的东西，它的存在方式是传承与延续；而任何传承与延续，都不可能是对于传统的不走样的复制。
2008年，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传统正在重新生成与重新建构的轨迹。一些正在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展旅游业的地方，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为了满足游客的凝视，一方面，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地方传统文化符号被选出、提取，并加以强化，作为文化产品的本地身份的显性标识，被整合进正在组建的新的地方文化形象之中；另一方面，游客作为村寨文化的“他者”，其预先的期待与消费心理，又成为文化形象构建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在场因素，规约着新的文化传统的形象。
上述两种力量，正在整合成少数民族旅游业开展地的新文化图景。前者——少数民族的地方知识和文化传统，成为文化形象顺利进入市场的第一入场券，也就是说，只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才能保障它在大众视野里俘获注意力；后者，“他者”的眼光与预期，作为一种现代性要素，成为新的文化构建不可不参照的依据，显示着传统文化人群不得不完成的对于主流文化的适应历程。
“他者”的嵌入，改变了村寨文化的传统时空格局，使新传统的构建在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村寨空间中进行——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现代性空间。由此，“他者”的在场，便改变了传统的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亡。相反，也许这正是传统的重新发明、生成的过程。
重构后的传统，满足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地方的现代化诉求。然而由于它只能依凭本土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才能进入大众文化视野乃至于进入全球化文化流通之中，这又意味着重构的主体只能是乡土文化。所以，乡土文化自始至终，并未离场。
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为“重构的传统”作了一个重要的举例。作为壮族人对人文始祖的遥远追忆，《布洛陀》一直以口传史诗的形式流传。2002年以来，在地方政府、大众传媒、中央与地方学者、文化策划公司及当地人的“合谋”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建布洛陀文化工程得以展开。重建的规模、参与者的层次以及由此显示出的执行力度，都让人相信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于传统的“制度性重建”。很快，“一个类似于黄帝陵、孔庙的壮族文化园”，在田阳县敢壮山出现。重构——抑或说，在现代性在场的情景下“被重新激活仪式”的布洛陀传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个口传心授的古老信仰习俗，变成一个集祭祀、表演、娱乐、展览、展销、学术研讨及旅游参观为一体的大众性综合节日。然而，不论怎样，重建后的布洛陀信仰，在被放大的媒体镜像里，很快成为壮族人的集体身份标志——“一提到布洛陀，就会让人想到壮族”；从各种角度推敲都超出了以往意义的布洛陀，再度给予了壮族人以精神归属，抚慰和舒缓了他们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丢失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焦虑。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这场被称为“完美”的重建，满足了政府在重建之初的设计与期待——极大地推动市域以及县域经济的现代化建设。2008年4月，“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再度取得空前成功，10万壮族人与近30万各地来宾，共度节日。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观：民族传统与现代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昵相依。事实上，在若干年前我们与现代化有关的想象中，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仅如此，在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中，这同样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启蒙运动后的西方文化，通过分类使世界符码化，而分类的基本模式就是二元对立。“进步/停滞”、“西方/东方”、“现代化/传统”，是一系列森然对决的二元话语。西方现代化理论普遍认为：从传统到现代化，唯有一条路，那便是单线式的进化轨迹。也就是说，人类经由传统走向现代化，为了行至现代化的终点，必须完全抛弃传统——现代化的到场，以传统的离场为前提。
然而，中国现代化30年的行走历程，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2008年，我们依然能在少数民族乡村看到各种婚丧习俗以及各类民间信仰的复兴——不论怎样，本土社会的传统价值并未完全瓦解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建立在单一线性历史进步观上的西方现代性理论，是否受到了挑战？“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为接受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这是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说的话。
不在场的传统
但是，我们也许必须去理解：传统的重构，起点在哪里？行至终点，其文化功能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重构的起点，也许，始于文化自觉——在现代化境遇下重拾文化归属与文化认同；也许，始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事实上，在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之下，后一个始点，更加真切，更加强有力。
地方性文化传统，作为获取大众注意力的一种独特资源，将自己入股于巨大的经济开发浪潮，然后分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红利——传统的再现与某种意义上的弘扬。但是，这一切只能发生在传统显现出了对于地方经济的隐性拉动潜力之后。而对于这种潜力能否释放、释放出来有多大的可行性论证，便成为十分蹉跎和揪心的一个环节——过不了这关，传统的重构，镜花水月；过得了这关，当然，传统便登堂入室，领得加入重构行列的资格证书，然后，等待注入重建所需的外来资本。
这样，事情就变得不再那么简单。复兴传统文化的核心宗旨，在大多数地方，显然不是发生在价值领域，而是发生在工具领域——利用传统文化去满足经济现代化的需求。而手段上对于传统文化的依赖，与在价值形态上对于传统文化的抛弃，完全有可能同时发生。而且，发生的烈度亦有可能完全对等。两种趋势在各自的轨道上，兀自背道而驰。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大沐浴村，以拥有花腰傣传统文化资源而受到政府重视，从而得以开展乡村旅游项目，并以玉溪市旅游局与新平县政府的名义，举办大型“花街”旅游节。此间，村民以及县市经济，都从中饶有收益。但是，研究者深入其间，却发现一个细节：“在举行旅游节庆活动期间，政府不得不用经济手段鼓励村民穿花腰傣民族服装，穿一天花腰傣服装给20元的报酬。”
这是一个小小的反讽。也许事情并不算太严重。但是，如果脱下就不愿意再穿上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民族传统服饰，而是那些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核心价值呢？
所谓传统的内在精神与核心价值，也许有些就是那被认为对西方现代性及单向式发展模式具有补偿意义的东方传统价值观——譬如，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组织机制、互助网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伦理、生态平衡的自然哲学……
再换一个比喻吧！——仅仅花20元钱，就可以让村民们终于套上了繁缛富节的花腰傣服饰；但是，花200元钱，能不能让村民们再套上那些比花腰傣服饰织有更多繁复纹理的传统价值？
——许多少数民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重构，正在一点一滴地龟缩、退守到那些仅在参与发展旅游业的狭小时空之中，成为真实生活之外的可有可无的存在。
而即便重构的地方性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融入草根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是变成生活的碎片，浮游漂荡于现代性的湍急河道之上？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民族学者、人类学家探讨文化传统重构的经典成功案例，但无论如何，我们却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题调研组最新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调研报告里，赫然发现这样的信息：“国家级保护项目壮族布洛陀的第七代唯一传承人黄达佳，目前仅有一个50多岁的徒弟。”
如果你曾亲眼目睹过或沉浸于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盛大奇观，你会质疑上述信息的不可思议——40万人委身的盛事/孤悬一命的唯一传承者；“旅游布洛陀”的上扬/“价值布洛陀”的消减！事情就是这样触目惊心。
的确，二元论在许多时候都因对于事物的粗暴割裂而显得简单、失真，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二元论也许真切、实在：乡村文化传统正在发生的“形”“神”之裂——“形”在场而“神”离场；“形”，用于编织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成为其中的动人旋律；“神”，则被遗忘或丢失，在现代性的场域之外失魂落魄。
然而，“形”被大规模重构与复兴的繁荣表面，却严实捂盖了衰竭失重的神魂，捂盖了价值观缺场的事实。
这样，我们便再一次看见了民族传统/现代化继续进行的博弈。只不过，比起3年前或者30年前，博弈与共谋间游窜交错、移步换形的关系，更加复杂，更加让我们捉摸不定，莫衷一是。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却自始至终，澄明清透：传统是否依然形神俱足，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是否真正得以发明与开拓，都取决于它——文化自觉是否真正莅临，并始终在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