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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谁的夜郎——西南地区夜郎之争 [打印本页]

作者: 陶立璠 时间: 2011-4-20 16:29 标题: 谁的夜郎——西南地区夜郎之争

谁的夜郎——西南地区夜郎之争

本报独家报道小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4-19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0 期2版“独家报道”文章之一。

　　被誉为“湘西明珠”的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苗岭余脉东端，西、南、北均与贵州为邻。2010年10月，新晃宣布50亿元打造古夜郎国计划。此后不久，贵州省委宣传部协同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专家召开研讨会予以回应，再次重申“夜郎是贵州当仁不让的品牌”。至此，湘黔两省近10年的夜郎之争浮出水面。

　　记者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来年的夜郎学术研究史，几乎就是一部夜郎文化品牌争夺史。

　　早在1999年于贵阳召开的夜郎学术研讨会上，有关夜郎古国的民族构成及中心区域所在地就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云南专家以当时出土的“辅汗王印”为据提出，夜郎国国都在云南沾益；湖南学者以夜郎文化的核心是楚文化为由，认为其国都应在楚地；广西学者则认为，夜郎古国的活动中心在广西凌云。除了省际“争夺”，东道主贵州所属的兴仁、赫章、岑巩等10多个县市也参与进来。其中，六枝特区提交了6篇论证夜郎应在六枝的论文，六枝特区旅游局还作了“以夜郎都邑文化为主题的六枝旅游”的专题报告。

　　此次湘黔两省的夜郎之争只不过是掀起了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重庆等地夜郎之争的一个小高潮。

急于打造“夜郎古国”的新晃

　　2月24日，记者列席2011年新晃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年过五旬的新晃县委书记曹成华在台上意气风发，提出“旅游大突破”的目标，推动“夜郎古国”文化创意项目建设。按照1.5亿元的投资计划，新晃将在一定时期内完成200亩征地、2万平方米拆迁、安置区规划建设以及夜郎十里长街部分的建设任务。他宣称，在年底以前完成夜郎大峡谷部分景观景点建设。加快实施投资8000万元的八江口夜郎王温泉开发，力争今年底以前完成一期工程并正式营业。

　　新晃为何要以夜郎为发展突破口？新晃自治县县委党校校长、县夜郎开发利用办公室主任黄麒华告诉记者，2002年，因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支撑新晃地方财政和县域经济的两大骨干企业先后遭遇强制关闭和破产倒闭，新晃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县领导将新晃的未来集中到旅游业上。

　　至于为何会以夜郎为发展旅游业的核心，黄麒华说，这还要追溯到他在新晃县工商局工作时的一段经历。当时，喜欢研究商标文化的他发现，新晃是夜郎国的属地，据《旧唐书·地理志》及《辞源》记载，唐、宋两朝都曾在新晃设置过夜郎县。清道光五年编的《晃州直隶厅志·序》中也有“晃州古夜郎国，在楚为边陲地，在黔为接壤区”的记载。费孝通先生还曾为新晃题词：“楚尾黔首夜郎根”。不过，夜郎古国计划的真正推手是现任怀化市副市长、时任新晃自治县县委书记的王行水。王行水曾对媒体表示，一路走来是“风雨作伴、日夜兼程”。2002年，新晃县第九次党代会作出决策：开发夜郎文化资源、创建夜郎文化国际品牌、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自此，新晃打造“夜郎古国”的序幕正式拉开。

　　2003年新晃县向湖南省民政厅提出申请，将新晃改名夜郎县。更名事件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特别引起了本来在夜郎归属问题上认为有争议的贵州的强烈反对。后来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但新晃县的相关开发计划并未停止。

　　据新晃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为记者展示的“夜郎古国”规划图，“夜郎古国”项目是一个包括侗寨、夜郎宫、豪华酒店、峡谷溪流等在内的综合旅游场所。新晃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夜郎开发计划刚刚推出时，大街上到处可见“夜郎”二字，连发廊都以“夜郎”命名。经过近10年的发展，新晃在旅游开发方面已先后投资了“夜郎故地——湖南新晃”牌坊、夜郎广场、夜郎古都大前门景区——“夜郎古乐城”、夜郎寨、动物奥运村、环城湖泊、竹王大道等景点；夜郎大峡谷、燕来寺、龙溪古镇、双狮峰古战场等项目的开发已初具规模。

　　在新晃的大街小巷走上一遭，记者立即被诸多以“夜郎”命名的产品所吸引。“古夜郎风情”服饰、“夜郎四宴”、“夜郎珍馐”、“夜郎丹”、“夜郎春”酒，还有数不清的“夜郎”竹器。新晃人热切期待着，未来将开通的上瑞高速及沪昆高铁将给正在建设的“夜郎古国”带来更大商机。

仍在寻找文化符号的贵州

　　谈到1999年夜郎学术研讨会，当时的组织者之一、贵州省史学会会长、时任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熊宗仁告诉记者，“这次研讨会对夜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夜郎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随后，贵州即参与到有关夜郎文化开发的争夺中。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黔北的桐梓县古夜郎旅游责任有限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报注册了“古夜郎王朝”商标。此后，桐梓县多次提出打夜郎文化牌。计划修建的渝黔高速铁路途经桐梓县夜郎镇，也将该站名定为“夜郎站”，该站名后被改为“夜郎镇站”。

　　2007年10月，夜郎王印落定镇宁资讯发布会暨专家研讨会在贵阳召开。2007年11月，中国·贵州夜郎古都与可乐论证会在赫章县城举办，形成的《中国·贵州夜郎古都与可乐论证会报告》认为：“可乐就是夜郎古都。”

　　此后，赫章县开始抓紧建设夜郎陈列馆和考古遗址公园，2010年10月12日，赫章县可乐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10月14日，赫章夜郎陈列馆开馆。

　　除了赫章、六枝、桐梓、福泉、威宁、镇宁、水城、黄平，贵州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寻求通过夜郎文化发展当地旅游产业。不过，与湖南新晃不同，贵州在夜郎文化的开发利用方面显然落后了。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龙志毅告诉记者，在旅游规划上，贵州政府之所以采用了“多彩贵州”的品牌，主要是顾虑夜郎古国的中心、地缘、民族、文化特征等问题没有定论。这些年来，贵州主要考虑的是扶贫、修路等大问题，尚未顾及到夜郎研究与开发利用问题。

　　不过，有关专家学者尽管对哪里是夜郎古国的中心存在争议，但就用夜郎文化来代表贵州文化这一问题，意见还是比较一致。贵州省史学会会长熊宗仁就提出，用夜郎文化作为古代贵州的文化符号是最合适的。2005年，熊宗仁发起成立“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湖南新晃即成立了它的第一个分院。第二年，熊宗仁向贵州省旅游局递交了专题报告，提议启动贵州省夜郎文化的专项规划，随后又成立课题对“泛珠三角夜郎文化旅游圈”展开研究，以整合以贵州为中心，涵盖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西毗邻区域的文化资源。直到现在，熊宗仁仍然认为，“七彩云南”因滇文化的注入而神采奕奕，如果将夜郎文化注入“多彩贵州”，可以使之更具有丰富内涵和差异化的竞争力。

　　总体上看，在夜郎文化开发方面启动较早的是贵州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县政协原主席杨文金告诉记者，以镇宁自治县革利乡为中心，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居住着的2.5万多“蒙正苗族”。基于独特的服装、发饰、音乐、文字及传说，这个民族认为自己就是夜郎王的后裔，供奉的老祖宗就是“夜郎竹王”。“竹王节”是蒙正苗族的传统“祭祖”节日，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竹王后裔”都自发地聚集到镇宁县江龙镇猫猫冲村来祭拜祖先竹王。不过，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王鸿儒认为，夜郎故地的不同民族中流传着大致相同的洪水神话、竹王传说，存在着丰富而独特的铜鼓文化，这不但是夜郎文化的遗存，而且构成了夜郎文化的三大公共符号。在广西等地也有类似的祭拜竹王的活动。

夜郎在哪没有定论

　　与热热闹闹的夜郎之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1999年的一次研讨会，夜郎学术研究缓慢推进。有关夜郎古国的地理范围、民族构成、存在时间等问题始终没有定论。面对记者的采访，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说：“也许正因为这些实质问题未解决，才给现在的人们提供了无限商机，谁都可以称自己为夜郎。”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古夜郎到底在哪里？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耕田有邑聚”、“随畜迁徙毋长处”、“或土著或迁徙”、“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数里，足以行船，沿江可出番禹城下”，这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夜郎的描述，也是目前发现的有关夜郎最早的文献记载。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史学会原会长林超民撰文认为，《史记》所载“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作为南夷的夜郎，其方位不是在中国的南方，而是在巴（今重庆）的南方。《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在滇（靡莫）之东。《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夜郎国，东（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夷，在夜郎故地设置牂牁郡以后，夜郎国就纳入汉王朝的郡县体制，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夜郎侯降服汉王朝以后，曾被汉王朝授印封为夜郎王。不久，被汉王朝诛杀。从此，夜郎就在历史上消逝了。而牂牁郡的统治范围基本上等于夜郎人的分布区域，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曲靖以东的云南东部地区。

　　但是，凭借仅有的不足千字的文献资料，很难给古夜郎的中心区域下定论。目前相关说法有10多种。贵州、云南、广西、湖南等省诸多县市都引经据典地提出了自己的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告诉记者，古夜郎的范围大体在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时间上是公元前四五世纪，从战国时期到西汉。目前在很多地区发现了有关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如赫章可乐、中水、铜鼓山。但究竟哪里是夜郎，还不能下定论。从研究结果来看，一部分人认为以赫章可乐为代表的可能是夜郎文化遗存，一部分人认为云南东部、贵州西南部是夜郎文化地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文献资料的研究已经很难深入下去，夜郎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希望在考古。

　　至于古夜郎的主体民族，目前也存在仡佬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苗族说等多种说法。著名社会学家、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方国渝曾提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西汉王朝斩杀夜郎侯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濮”即布依族的“布”，即今布依族的先民。但也有学者提出，夜郎古国的范围与越人多有接触，其主体民族可能是仡佬族的先民。另外，彝族、苗族等民族也都在求证本民族与古夜郎的关系。

夜郎研究的未来在考古

　　目前，有关夜郎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贵州。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贵州省相继发掘过一批相当于夜郎国时期的古代遗址与墓葬。熊宗仁也告诉记者：“贵州出土的国宝级汉代文物，最早和最多出土于黔西南，其中兴仁交乐汉墓群堪称贵州的骄傲。”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梁太鹤认为，其中以赫章可乐遗址与墓群、威宁中水墓群及普安铜鼓山遗址最为重要。赫章可乐墓葬遗址还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记者在黔西南州州府所在地兴义市见到了黔西南州文化局文物科原科长黄理中。他向记者展示了几张珍存的交乐6号汉墓出土的文物照片。其中一张照的就是贵州省出土的最大铜车马，是国宝级汉代文物。

　　3月1日，记者又从兴义市出发前往普安县的铜鼓山遗址。陪同记者前往的是多次为考古队担任向导的年逾古稀的普安县青山小学退休教师金以光。他告诉记者，“铜鼓山很早就发现青铜文物，但当地农民不懂，九毛三一斤卖给废品收购站，或重新回炉冶炼成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据普安县文化馆原馆长张进介绍，1977年，贵州省博物馆熊水富、万光云两人从废品收购站中发现铜钺等古兵器这一线索，辗转黔西南，追根溯源到普安县青山镇，遍访铜鼓山周边的村寨，终于找到将铜钺出售给青山供销社的常英昌。常英昌对他们说，“这是我在铜鼓山犁地时发现的，我儿子手头还有一件。”当见到常英昌儿子时，熊水富惊讶地发现，儿童手上的“玩具”竟然是两千多年后才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一字格曲刃铜剑。至此铜鼓山遗址考古发掘拉开序幕。

　　记者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辗转找到了当年的两份考古发掘报告，页面已经泛黄的一份是由程学忠撰写的3700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首次试掘》，另一份是由贵州省博物馆刘恩元、熊水富两人1980年撰写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刘、熊等人认为，“铜鼓山上限在春秋时期，下限在西汉元帝或成帝时期”，“是一处有铸造兵器、烧陶的新兴工业项目”的场所。经考古学界反复论证，公认普安铜鼓山遗址为“夜郎遗址”。

　　200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所梁太鹤、宋世坤、李飞等人再次对铜鼓山遗址进行发掘。金以光至今仍记得梁太鹤在当年6月的青山三级干部会议上说，贵州田野考古队在青山坝子先后发现11处重要夜郎遗址，占全省同类遗址一半多，说明青山地区是古夜郎先民聚居区，在夜郎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此后，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中提到，“出土各类器物500件，陶器碎片万余片”，“说明过去在贵州兴义、赫章可乐出土的同类铜戈，应是夜郎民族自己生产制造的，为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我们初步推断铜鼓山遗址是一处铸造铜器（以兵器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遗址时代上限可早到战国或稍早，下限为西汉晚期。”但要凭借现有考古发现确认今黔西南自治州就是古夜郎国都所在地，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基于现状，白云翔指出，夜郎研究的未来寄希望于贵州西部地区更大更深入的考古研究，看能不能找到说明是夜郎的东西。因此，考古学的基础性研究还要加强，特别是贵州西部地区和云南东部的全面考古调查和研究。这还需要长时期的探索。（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报独家报道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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