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赫德逊：中国未来三十年 | ||
作者：[url=" target=_blank]迈克尔·赫德逊[/url] 更新日期：2011年04月06群学网 | ||
标签：中国问题 | ||
| 刘英 译 摘要：由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目前西方国家内部问题重重，新自由主义政策濒临终结。当前全球各国都面临着金融战争，美元本位制是美国向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手段，金融寡头开始转向亚洲吸取经济剩余，西方国家试图压制中国从而使中国面临潜在的军事威胁。文章建议，中国在未来三十年应着重发展实体经济，妥善解决好农业和食品问题，防范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渗透；完善税收体制，降低生活、经营成本和公共服务价格；充分发挥中央银行作用，加强资本管制，确立人民币国际地位并参与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文章建议中国要借鉴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来指导当前的发展。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进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大规模的投资，以使其经济实现现代化。中国防止了基础设施私有化的倾向，并将经济和社会计划转变为由金融部门管理，中国混合的公有/私营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的目标在于有形资本的积累和产出的增加，而不是短期的金融获利（虽然这种获利是自然产生的结果）。 相反，美国、英国和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却面临着数年的经济收缩和财政紧缩，这是由于这些国家要支付负债开销而使它们的经济成本奇高，所以失去了竞争力，使这些国家的房地产业、银行业和许多行业陷入负资产状态。只要它们的债务存在，北美和欧洲国家的企业利润和政府支出就不会被用于新增资本投资的负债，而这些负债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增长，包括房地产负债、企业负债、教育负债和其他个人的银行负债，信用卡负债，州、地方和国家政府的负债，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限制这些部门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的话，所有这些债务都会超出房屋所有者、企业和政府的支付能力。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没有出现这种负债开销，这保证了其能够持续地建设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以最快的速度提高生活水平。也正是这一成功向未来三十年的发展理念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西方经济已经发生的金融行业逆转的方面。 历史上，对所有经济体的重大考验是将债务水平控制在可偿还能力之内，并将物价水平控制在当时技术水平所必需的生产成本之内，而不是以回报给特权阶层和内部人交易的形式让他们获取经济剩余。要达到这些目标需要采取适当的税收政策和公共调节手段，以防止出现不具实际成本价值的“留空”价格。 从法国的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费迪南德。拉萨尔，甚至还包括卡尔。马克思，古典经济学家习惯于把劳动价值论当作区分技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不必要“经济租”的依据，即由土地所有者、银行家和寻租垄断方获取的非劳动收入。这种经济租被定义并在统计上被定量为不存在必要生产成本对应物的收入。两个世纪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在于将市场从以地租和垄断租的提取、金融利润和银行收费为形式的非劳动收入获取中解放出来。 税收和调控政策、土地公有制和对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似乎在将这种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存在的非劳动收入社会化。中国的“民族主义”改造甚至与欧洲和北美在进步时代的社会民主改革者们进行的革命相同，其共同目标都是试图将经济体系从地主和金融阶级手中解放出来。 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国家试图将土地所有制封建残余、银行业务及其垄断地位从经济体系中清除出去的长期努力已经失败。既得利益集团以新自由主义反启蒙思想的名义又卷土重来，“新自由主义的反启蒙运动”重新定义的“自由市场”可以自由地从经济体系中提取租、利息和公共补贴并转交给金融寡头，金融寡头试图将自己变成一个永久的全球贵族阶级，将国家的角色贬低为债务偿还者。 美国在强迫其他国家承担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出现的破坏性崩溃的风险中起了主要作用，因为美国认为这是其他国家拒绝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美元本位制度的代价。这一顽固的政策导致出现了当前世界经济危难时刻的转折点。缓解这种金融与外交紧张局势的手段可能会对所有国家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中国想继续保持其后革命时期起飞阶段积极发展的势头，她就必须抵御西方势力。中国要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就需要建立另外的制度体系，以促进形成一个多极的世界金融、贸易和外交体系。采取资本控制手段以监管美国过分“自由”的信用体系，并不再将美元作为中央银行储备的惟一货币，这样将有助于世界捍卫自身免受美国单极军事霸权的威胁。 首先必须认识到1945~2010年的时代已经达到极限。世界已经被划分为两个有竞争力的货币区：一个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区域，其经济正在被过去三十年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所压垮；另一个是非美元区（尚未确定）试图将自身经济与曾经采取金融侵略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的美元区隔离开来。非美元区以中国及其亚洲邻国、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为中心，目前还包括石油产出国伊朗和委内瑞拉。 未来世界体系的形成将取决于旧有秩序是如何分化的。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将不仅取决于自身内部将实行的政策，还有赖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和采取的政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负债沉重且私有化的西方国家衰落的影响，这些国家将越来越使人们丧失信心、情绪愤怒并备受折磨，因为它们的政客会将造成他们自己国内金融紧缩和经济萎缩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 一、负债累累的西方国家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对未来的预测通常是以对过去的回顾为依据的。美国和欧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的过去已经在金融和经济外交领域达到了极限。考察这些国家历史发展趋势的逆转对分析西方金融格局将在未来三十年如何影响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一）负债开销已达到现实的极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次的经济复苏都是以较高的负债与收入（GDP ）比率为特点的。房地产业、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都已被“金融化”，因为利息、分红和其他金融支出在利润、租和现金流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其结果是当今的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借贷拉动的”。据报道，美国1/3的房地产是负资产。与在大多数资产负债表中房地产是个人财富的情况不同，目前房屋所有者已将家庭陷入高于房屋市场价值的、巨额的抵押债务中了。这种情况在相借银行抵押贷款价值上形成一个了缺口（占美国和英国银行贷款总额的80%），使融资额度最高的银行处于负资产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惜贷政策迫使房屋所有者开始偿还贷款。这种债务偿还被理解为是在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中的储蓄，这已将美国的储蓄率从前期的0%提高到目前的3%.与经济借款是为维持生活水平和市场需求不同，美国的收入必须用于偿还银行债务。造成的结果是债务收缩，引起经济螺旋式的下滑，这是由于采取了保护直接投资和消费水平不受财力影响的措施造成的。可纳税收入缩减，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造成了预算赤字。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的话，债务就会持续增长到大大超出支付能力，这会引起负资产总额的扩大，并出现新一轮的危机，包括人们丧失抵押品的赎回权，被迫变卖资产，经济出现紧缩，直到系统在其金融重压下崩溃并被新的结构所取代。 （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部门已经压倒了“实际”生产和消费经济并使其萎缩。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面临着使金融力量服务于社会的任务。在这一斗争中，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身内部选择哪条道路的“文明碰撞”：是选择古典的进步进程，还是选择由食利者发起的、自20世纪80年代取得支配地位的反启蒙运动。巨大的金融利益已经在这场碰撞中取胜，它们使西方国家经济背负债务，并击败了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甚至在调控和制定与银行和银行在金融、保险及房地产（FIRE）部门的主要客户相关的税收政策方面，相对于公众权利都占了上风。 中国已经成功地避免了这种金融接管的发生。西方国家的精英们不是努力模仿中国的这种混合经济模式，而是试图将中国、甚至是亚洲大部分国家当作异化的文明而将其疏离，只是因为这些经济体试图保护它们的经济剩余不被掠夺性的国外金融机构的谋划、套利和货币投机行为所获取。 即使美国想通过再次通涨的努力促使银行着手向买者借出足够的资金，并开始再次将住房和商业房地产价格抬高，但这也会拉高生活成本而使美国的产业劳动者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住房和还债支出一般分别占美国工资收入的40%和15%.美国工资中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税的扣除比例为11%，收入税和消费税另外占15~20%的份额。所以即使不考虑消费者用于产品和服务的支出，美国的劳动力已经由于雇员必须支付的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费用过高而被排挤出市场。所以经济面临长期的贸易赤字就不令人吃惊了。 （三）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的官员将美元的角色滥用为全球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 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数量日益增长的美国财政债券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偿债能力，使美元本位演变成一种由其他国家向美国的金融体系和海外军事扩张提供资金贡俸的形式。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形势下，美国的美元债务仍将是全球货币的基础。美国和欧洲的既得利益集团将试图通过金融手段（电子美元信用）侵占能够获取租的部门，甚至通过发动石油战争军事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在智利策划暗杀计划和20世纪70年代在拉丁美洲实施“飞鹰计划”达到目的。外国中央银行通过由美国银行创造并由美联储促使的电子“键盘信用”，为美国战后的军事开支和接管国外经济提供了资金。 这不是一个能长久持续的状态，除非其他国家愿意成为美国财政资不抵债状态的附庸经济，因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试图重新使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膨胀。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能长期持续地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作为对美国军事和政治外交的“免费午餐”。 （四）随着美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开放和放松监管的金融市场正在终结。 在美国的外交家们试图通过日益增长的债务融资水平维持一个单极世界时，金融和产权利益阶层正在北美和欧洲发动一场反对劳动者和实业的阶级战争。由于社会结构的金字塔越来越倾斜，在经济体系中人们被分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极，在2008~2009年政府采取救助措施后为新世纪造就了一批新兴的金融精英。 所以，以历史趋势为依据使“正常经济”处于常态的政策对当今不具现实意义。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负债开销，说明现有的制度安排不能长久持续。所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之间世界经济格局所沿用的制度的未来趋势的预测都认为，在目前的道路上它们不可能走得太远。 二、在普遍意义上与经济体对抗的金融战争 在1979年马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根本的政策逆转。对累进税和金融及垄断部门实行公共监管政策的逆转，促使财富极端地集中在最富裕的1%人口手中。美国国会研究所（U.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计算在1979年，处于人口结构顶部1%的人获得的财富占38%：包括利息、分红、租和资本收入。到200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7%，而且估计已经占目前食利者阶层总收入的2/3（2010）。自1979年开始美国的工资水平开始下降，而不再维持1945~1980年间的上升趋势，同时美国的利率水平从20%以上下降到不足1%，现在已没有下行空间了。 支持食利者阶层的经济计划在最大程度上将经济剩余资本化为向债券人支付的偿债。当债务欠款规模扩大到会吸收全部剩余时，就没有任何富余收入用于新增资本投资或提高生活水平了。偿还利息的自然增长使负债开销规模以指数速度扩大，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跟上这一速度。在这些债务被勾销前，西方国家都将面临金融和财政困境，因为它们只有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和减少经营开支来背负债务（更不用说偿还债务了）。 在全球经济中金融业务试图达到过去通过军事占领才能达到的目的：获得对领土、基础设施（以设置“收费站”的形式收取费用）和货币发行权的控制，从而获取信用的利息和收费，甚至使用货币作为支付形式，例如信用卡或银行信用。 历史上，金融寡头、军阀占领者、盗贼和犯罪家族的目标都是使他们的财富世袭化，取消房产税并不对他们的财产和收入征税，废除对他们进行监控的公共权利，并减少他们的负债。其结果就是通过将他们的经济权利转变为政治权利和特权而成为世袭的贵族，同时将紧缩转嫁到雇员和职业中产阶级头上。而且由于欧洲和美国生活水平的下降，中国也受到指责。中国的最佳辩护是要解释西方经济的失误所在，甚至帮助他们解决其自身的问题。中国应该以如下前提为基础制定其对外政策： （一）西方国家正在屈从于债务缩减在经济体系中出现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两极化，并造就了金融寡头向外吸取亚洲的经济剩余。 西方国家正在陷入无法使其金融体系、税收理念和财产关系从属于有形资本投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的困境。考察其经济走向，可以有助于我们评价从13世纪到20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的改革尝试如何失败、相反在中国却获得了巨大成功。 “西方国家的问题”可以回溯到一千年前，那时维京入侵者（Viking invaders）将他们自己确立为空缺所有权土地上的贵族。军阀自封为国王，而他们的后继者成为地主。而且由于货币是战争的支撑，统治者及时从采用了由圣殿武士和宗教慈善团成员在教堂内部率先采用的金融做法的意大利人和银行家那里借出了货币。这形成了在政府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统治者部分通过征收新税种（主要是消费税）和形成对廉价销售的贸易垄断来偿还债务。从13世纪开始，西欧国家及其后来在新世界中开创的殖民地，一直受到地主所有制缺失和基础设施所有权私有化的困扰，这是中世纪时代军事征服的后遗症。 到20世纪，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和政府之间都建立了共生的关系。其结果是出现了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这是一个由“实际的”生产和消费经济围绕的、世袭的（但是更畅销的）特权制度层面。 人们不会从当今关于自18世纪50年代到大约20世纪50年代经济思想史的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中，获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推进是使欧洲和北美市场不再出现那些封建占领遗留的地租和银行收费的收获，非劳动所得的食利者阶层收入使已形成的封建制度安排去支持一种世袭的统治阶层。进步改革计划的目标不在于取消“市场”，而是将它从特权中解放出来，而不管这种特权是如何以赊账的方式被卖给新买家和外部人的。 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一个公平的市场价格能够反映实际的、社会必要的生产成本，而不存在任何不承担这种成本的特权。用于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需要的公共开支和税收的目的，是将生活和经营成本最小化。基础设施服务定价以成本为基础（如果是电话及通讯系统），而道路和水的公共服务则是通过补贴或免费提供的。政府将通过从个人收入中提取部分金额并对超过必要生产成本的部分收费的方式，来向“免费午餐”经济租征税。 古典经济学和像孙中山这样的中国改革者的共同目标，是达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精确定义的“食利者和收租人安乐死”。从公共领域被挪用的支付给空缺所有者（最初是土地的征服者）的土地租金和“收费站”类型的经济租被返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即被重新投入到公共部门，这也是它们最早起源的古代风俗，那时庙宇和宫殿是租和利息的主要接收者。差别悬殊的累进税体系是为将世袭的财富社会化并提供公平机会而进行的立法。经济收益将由最具生产力和效率的人获得，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出生在富裕家庭的最幸运的人群获取。公共教育被民主化，并向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和对老人的照料。 货币发行职能应由国家财政部门承担。政府开支是以信用的形式提供给经济体的，而不是通过私人银行出售基本的银行商品——有息负债。人们认识到非生产的信用会加重经济负担，并使其负债，而且一个新出现的金融寡头可能会使其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这是以促进产业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为目标的政府所应该采纳的开支和信用创造的思路。 一战使这些努力偏离了正确轨道。欧洲经济被军事债务和赔偿的后遗症压垮，导致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在工业化的德国、英国或法国作为混合社会民主出现的共产主义不同，苏维埃俄罗斯采取了一种不可预见的集中和极权形式。一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社会主义出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意大利，导致了以“世界将是何种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家主义或国际主义。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一种全球金融化现象已经出现。由于银行体系已经突破了几个世纪以来试图推行的进步改革的限制，债务的力量已经战胜了有形资本积累。在西方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又卷土重来，倒退到19世纪和20世纪改革者们所坚信的不可能被逆转的状态。对政府的金融压制替代了民主改革，随后由美国领头并以“新自由主义”（即支持食利者阶层）的名义，从第三世界到后苏维埃经济体及欧洲都废除了公共权利，并采取了放松管制和对财富不征税的政策。 其结果是金融部门向经济体中的其他部门发动了一场全球战争。这场战争主要围绕关于如何处理负债开销的问题：是否要继续维持债务水平甚至是以牺牲新增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代价。由人口中最富裕10%的人支持的金融部门要求政府采取救助措施，这样可以将坏账损失和负资产转移到国内产业、劳动力和政府头上。 自从新自由主义发动的“撒切尔—里根”革命开始以来，作为其后果的金融紧缩和债务缩减将西方经济体带进了死胡同。在过去三十年中，更多的信用不是为投资和消费提供资金，而是像古典经济学家所划分的那样提供给了非生产领域，而这只是简单地增加了债务承担者的利息。这种借款使现有负债状况中的负债开销规模以指数速度增长。银行放松了长期借款条件，低息宽松的信贷政策提高了房地产租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资本化率”。这反过来又推升了资产价格，保证了债务融资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信用渗透到规模越来越小的权益中，使经济更加脆弱。 21世纪前10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处理不能偿还的、巨额的负债开销，如果经济不萎缩并且不将资产从违约的债务人（和破产的企业）手中转移到拥有止赎权的债权人手中，债务就是不能偿还的。地方和国家政府正在按比例削减养老金支出，同时企业正在用“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所有雇员知道每个月必须向该计划支付的金额，而不是在退休时将被支付的金额）代替“固定受益的养老金计划”。 当银行在2008年停止了这种肆意的借贷时，债务人不得不开始分期偿还债务。这使债务规模缩减，由于收入用于支付利息和分期付款，花费在商品和服务（或由此的赋税）的支出就被取消了。由于收缩的市场减少了税基，政府对财产权和较高收入阶层的税收也减少了，用于将基础设施现代化或者甚至维持交通、通讯和其他部门的支出都被削减。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环境下，政府的应对措施是通过低价出售公共企业、允许新的买家提高“收费站”的收费标准、进一步提高生活和经营成本。 美国实行的计划内容是通过在银行体系中充斥流动性使债务保持在一个恰当的规模，从而降低利息率。 其结果是外国中央银行在美国国债上的收益是1%，同时美国的投资者买进了全球全部资产。这使全球经济形成了一种附庸体系，并达到了过去通过军事占领试图达到的目的。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外交家正在强迫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将自己的经济剩余和储蓄交给美国的投资者、信贷方、银行、投机者、套利者和贪婪的基金。 防止美国买断其他国家企业和房地产，或挫败美国和其他外国银行通过低廉的美国“键盘信用”用高息借款给国内的借贷者企图的方法，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需要采取资本管制手段。 （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成功不满，并企图加以破坏，这种力量正在加强。 由于西方国家被债务缩减和紧缩所压垮，金融家和食利者阶层都试图通过支持认为经济紧缩是由那些还没有被压垮的国家的债务缩减和实行累退税收政策引起的政治家，来寻求对他们掠夺行为的保护，在这些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他们的策略是煽动公众对这些外国人持敌对态度，而不是通过投票改革国内的金融和税收体系。自然会出现的情况是他们选择谴责最成功的经济体，好像这些经济体的成功是以那些越来越深地陷入负债的经济体的国家为代价的。这是一种任何一方取得的成果都必须以另外一方的牺牲为代价的思想。 如果以当今零和博弈的世界观来看，中国必将受到谴责，因为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功，特别是与美国双边贸易的顺差，被理解为减少了美国国内的工作机会。人们很难听到更现实的观点，即美国的紧缩反映出其金融计划者推行的是去产业化经济政策，而这种政策加重了负债（借贷）从而以提高了房屋成本、教育费用、交通费用和其他基本需求的成本。 （三）潜在的军事威胁即将产生。 美国的收支水平主要是由资金外流和军费开支决定的，而不是贸易平衡。这并不奇怪。在过去的千年中，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国外军费开支和补贴已经成为决定一国收支水平的主要因素，自12世纪开始各国政府就已经处于负债状态。一战的创伤使欧洲政府陷入外币债务困境，美国政府尤其如此。 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后恢复到和平状态，美国的收支开始出现顺差，积累了将近80%的世界黄金储备。但朝鲜战争使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从1951年到20世纪60年代，再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总额与全部收支逆差相当。而私营部门收支平衡，美国的“国外援助”事实上只带来了一美元盈余，因为这与美国的出口采购政策相关。到1971年，在亚洲战争中的巨额开支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 美国的对策是将外国联盟纳入其剥削体系，为它维护单边全球霸权提供军费开支的资金。与罗马经济将它的殖民地变成其附庸以剥夺它们的财富相似，美国试图从国外获取它在国内不可能再生产出的经济剩余。而最简单的获取方式是通过金融手段，即通过发行短期国债和银行借款。 实际上这种对外国的金融剥削与对国内经济进行的金融化正在同步进行。当债务人利息由于债务的缩减而使经济变得贫困时，惟一能够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手段是从国外吸取经济剩余。这通常需要军事力量，或者至少是武力威胁。目前贸易和金融的紧张局势促使美国的战略家们鼓励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冒险行动。 美国的逻辑是，国外任何产业和高科技能力都是内在的军事威胁，所以都必须将其遏制在摇篮中，例如1991年后苏维埃的产业和高科技部门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鼓动下被摧毁了。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通过军事触角来威慑在亚洲经济崛起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并对其施加压力。用“民主”作幌子，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在那些领导人所坚持的经济路线与美国的金融利益相矛盾的国家煽动分裂主义运动。 这一政策的关键是美国经济将能够保持处于收支逆差状态。制止美国武力威慑的手段是，外国中央银行通过不再将美国财政债券作为持有货币储备的工具，通过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对外国的依附和金融援助，通过退出美国军事冒险主义活动，来结束美元本位。 亚当。斯密的观点为这种情况提供了基础。他从根本上反对通过信用对英国战争提供资金，因为战争会通过提高生活和经营成本而加重赋税，从而加重经济负担。当前在英国国内，反对政府支持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压缩预算在总体上迫使美国的盟友必须在削减社会支出和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冒险行为之间作出选择。 （四）使政府失去发行货币和向食利者阶层收入和财富征税的能力。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上个世纪食利者利益在西方国家卷土重来，这与将市场从经济租（非劳动所得收入）和非生产性债务中解放出来的古典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到20世纪80年代，金融部门开始在地产和房地产业、工业和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 在美国，华尔街主要通过扮演竞选重要资助者的角色，加强了其对美国政治体系的控制。在上届选举中，他们已经获得了阻止任命承担实际监管职能的公共监管者的权利。其结果是时任美联储主席的阿兰。格林斯潘采用了放松管制的制度，财政部的官员来自高盛集团，在国家公开监管机构中的关键岗位没有任命任何监管官员。 在欧洲，金融部门攫取了更大的权利。它已经通过阻止政府采用货币化的预算赤字向经济注入购买力的手段，达到了对信用进行垄断的目的。这种情况强迫政府向银行和富有的金融阶层借债，而政府曾向这些人征税以获得收入。明朗的局势是英格兰银行和随后的中央银行都不再受政府监管。目前经济的运行要依靠银行家提供带息信用，而不是政府通过赤字开支刺激经济复苏。 几百年来银行的流动性一直是政府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原则，他们代表了商业银行游说者的利益并禁止成员国政府从本国的中央银行借款。这样欧盟禁止了欧洲各国中央银行从事他们在创始之初本应经营的业务。里斯本条约中第123条款补充道，欧盟禁止欧洲中央银行（ECB ）向公共开支提供资金： “欧洲中央银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在下文中被称为‘国家中央银行’）用于资助欧盟机构、实体、政府或机构、中央政府，地区、地方或其他公共权利部门、由公法管理的其他实体、成员国的公共企业的透支款项或其他类型的信贷款项应被禁止，上述机构借助欧洲中央银行或国家中央银行提供的债务手段而发生的直接采购也应被禁止。” 根本的问题是欧元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因为它缺乏税收功能。国家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最终具有的价值是因为它能够用来交税。但是欧元没有服从欧盟政治议会关于税收政策的决定。直到欧洲从这场新自由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前，欧元必须继续作为美元的附属货币。 这是一种应对紧缩和增长停滞的自我毁灭性的做法。政府预算赤字需要将经济从后2008年的衰退周期中拯救出来。中央银行应该对这种支出提供资金以支持长期的经济增长。相反，商业银行借款应主要集中在按揭贷款而不是现在的房地产业，集中在对企业的增长性贷款而不是已有企业。 从这个方面看，欧洲中央银行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欧盟的运作中不存在一种国库体系。商业银行的利益在于破坏政府创造其自有货币的能力，使政府不得不向商业银行借款（并付息），这是一种创造。欧洲中央银行使国库相对于金融增长来说功能弱化了，它支持了商业银行的借贷行为并使资产价格上升，而与新增资本的形成无关。 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政府将承受债务压力，然后他会被告知可以通过低价出售公共基础设施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这为银行和那些被出售的自然垄断资源的买家打开了巨大的财源。这种情况使政府更加窘迫，因为买方“花费的”是可以被减税的还债收入。这剥夺了收税部门应该征收的使用收费，而新买家却将这部分费用提高，从而提高了生活和经营的经济成本。 欧洲国家在最大程度上通过采取紧缩政策来承担负债，通过按比例缩减公共开支来获得政府预算盈余，以弥补在财富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采取的减税政策所带来的损失。上述这些做法正在通过摧毁欧洲经济而毁掉欧元。问题是银行正在资助的不是生产性的资本投资，而只是对房地产和对已经存在的企业的收购以及短期的金融投机提供信用。 （五）将税赋由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转嫁给就业人口。 银行发现，自1980年以来最使他们盈利的贷款市场是使用债务融资手段将其收益最大化的金融炒作者。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圣西门早在19世纪就提出经济应该支持权益而不是债务融资，但世界经济一直朝相反方向发展，特别是自一战以后。受银行家的资助，垃圾债券的发行者可以买下企业全部股份（退出了股票而用债务代替）。 这种由权益向负债融资的转换，以及企业收购者越来越多地在避税领域外经营的现实，到目前为止剥夺了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征税权，因为利息是可减税的。目前的情况变成负债是经营的必要成本，而不是一种对银行税收偏好主义主宰的金融体系的选择。这通过沉重的负债和更大的风险扭曲了经济。 金融部门主导“实际”生产和消费经济的下一步策略，是支持对它的主要客户所持有的财产和财富免税，这些财产和财富的价格由于信用的支持已被抬高。高税收阶层的收入税率正在被降低，不对财产征税，并将提高土地定价的权利交到私人手中。不证自明的是“收税者放弃的是向银行担保的‘自由’”。房地产投资者的格言是“租金是为支付利息”。贷款被资本化并推升了房屋价格，同时也使劳动工资必须支付的生活成本上升。当今的经济状态可以用语言描述为，负债去购买财产，而财产作为“财富创造”推高价格，因为财产的价值与银行将其作为抵押品而借出的金额相当。 当然，这基本上是一个制造债务的过程。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金融和财政问题。对财产减税可以留出更多的租金收入，以向银行家就收购财产权的贷款利息提供担保。家庭户由于看到房子价格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超出了他们所能合理负担的范围而惊恐地参与购买。所以按接贷款的债务融资水平和风险都被不断提升。房价上升拉高生活成本，对财产的征税转而作为收入和消费税转嫁到劳动者头上，这进一步提高了经济的成本结构。 由于从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变为征收累退税，使政府财力变为赤字，财政紧缩的程度进一步加剧。这要求政府通过低价出售公共基础设施来弥补由对财富减税带来的损失，购买者通过信用手段买入，这样可以扣减他们应交税收入的利息支出，这进一步侵占了公共预算。 所以阶级战争又反过来出现在经营部门。经济体中没有出现预期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既得利益集团却发现了一个最快和最容易的获利方式，即通过对财产的剥夺和财产价格的提高而获利。后古典金融化的税收体系造成了负债融资的泡沫经济，其后又立即出现了债务缩减和紧缩状况。 这种情况似乎是内在可转换的，因为将经济管理权转移到金融计划者手中的做法已经削弱了欧洲经济。所造成的后果是，在西方国家金融管理的集中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政府计划的集中程度都高。这是一种被歪曲为“大政府”的社会主义。这种计划权利和公共利益的集中对金融计划者有利，而不是对劳动者有利。 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被债务缩减所压垮，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正在关注负有较轻债务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租金收入、产业现金流和其他收入还没有完全被债务所吸收。从欧洲到北美洲的市场萎缩已经对中国经济加以了褒奖，金融战争也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形式。这对中国提出了挑战，即如何处理西方国家经济正在紧缩而被压垮且停滞增长的现实。美联储制造流动性和给金融投机者接近于零的信贷利率，已经促使了资本脱离美元的外逃，这通过投机性的银行信贷和货币套利给全球支付体系造成了沉重负担。这种掠夺性的金融权利抢占已经替代了进出口贸易而成为决定汇率的重要因素。 （六）历史上每个社会曾面临的危险是内部精英获取了攫取（经济租）的经济特权。这是中国必须防范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不仅必须抵御西方国家的金融侵犯，还必须防止国内对新自由主义实行的经济和税收政策的效仿——新近崛起雄心勃勃的精英阶层试图复制导致西方国家衰落的发展路径。如果中国重蹈西方国家经济体系的金融化经历，那么它将要容忍金融和其他联合的食利阶层的利益战胜国内经济力量，并动摇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国内的反对力量无力抗争，就像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做法那样。 中国的主要问题将是保持本国经济不受西方金融化的影响。从五千年前的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到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风俗，直至中世纪时期和20世纪，每个社会不得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债务能量和“实际”生产和消费经济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即日益增长的债务水平超出其经济支付能力的发展趋势。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反映出它已成功地化解了这一难题。未来三十年对中国的挑战是，如何继续解决好随着日益增长的财富（及其集中），食利阶层会试图将手中的经济权利转变成政治权利，并将他们应该承担的赋税转嫁到劳动者身上的问题。 吸取财富比创造财富容易，更轻易获取财富的做法是通过确立财产权获得经济租，并使这些收入免于社会责任或税收，以及通过获得银行和其他部门的经济特权来吸取经济剩余，如利息、金融收费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增强财富相对于活劳动力拥有的权利。上述做法的后果是形成一种抵押经济，用文字表达就是将过去占有的“不能变卖的永久产业”用于现在的抵押。埃米尔。左拉曾讽刺地说，任何一个庞大家族财富的背后都是一个巨大的、经常被人们所遗忘的或未被发现的盗窃。另一句美国的悄皮话加上了“你只能偷窃一次财富”的含义。 在2008~2009年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提供了13万亿美金的“救助”，为将在21世纪主导经济的权利精英们提供资金。中国的任务是防止在国内出现一个类似的精英阶层，并形成一种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关系”。 总的来说，世界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或者它将继续前行并努力解决八个世纪来西方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或者倒退到封建特权时代，即经济被金融化和私有化。 三、中国最乐观的发展态势 中国正在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个是金融极化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这是一种债务劳役、新封建特权和财政紧缩的道路。另一个路径的目标是，通过对经济租征收累进税将金融和食利者开销最小化，并对价格进行监管，使价格和收入符合技术需要的生产成本（同时受生态条件的制约）。 如果说中国在过去六十年所走过的道路是成功的，那么未来三十年她应完成以下任务。 （一）解决农业和食品问题需要一个全国范围的土地使用区划。 苏维埃计划的失败说明解决农业问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集中的有效计划。气候、土地和作物需要进行地方性决策。然而，可以进行规划的而且在获得了最大限度成功的食品剩余经济中已经被规划的是，在农业和居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土地使用区划。将土地使用的决定权留给掌握在有利于食利者阶层获利经济手中的地方权利，会使土地使用转向房地产投机这种不经济的做法，而脱离基本的农业需要。在有些区域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而在其他地区则降低了食品生产、水源利用和生态平衡的长期效率。所以中国需要制订一个关于食品和农业发展的土地使用计划。 （二）防止金融极化和不稳定的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的过度增长。 中国正处在一个收获改革成效的阶段，而西方文明似乎在20世纪开始时即一战爆发前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后来以失败告终，所以这是一段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实上古典思想中的“自由市场”必然会导致出现社会主义改革，也就是将金融动力用于服务社会，而不是让经济背负债务负担。进步运动借鉴了古典经济改革者推行的原则，即将土地和地下矿藏的所有权国有化，或者至少对他们的租金收入征税，并用于为国家利益服务。其目的是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非劳动收入”的私人占有融入进现代经济，并为全社会所共享用不是被残留的、具有掠夺性的社会精英所占有。 要使债务的增长保持在可偿付能力范围内，就需要取消债务以使社会摆脱非生产性债务的过度增长，而债权人反对这一政策。他们的商业计划是劝说个人、商业和工业，甚至政府将他们可支配的个人收入、企业现金流、财产租金和税收资本化并纳入信贷体系，并将这些剩余收入作为利息收费和相关金融费用再支出。 阻止这种债务扩散现象出现的一个手段是不允许利息支出是可以减税的。这将鼓励权益投资而不是负债融资。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对土地价格收入的“免费午餐”征税，它反映了公共投资和整体水平上的繁荣，而不是地主的资本投资。 （三）对在私营部门由土地和自然资源垄断产生的经济租征税。 大部分的场地价值是由社区的基础设施支出和总体水平的繁荣程度决定的。财产所有者只进行了建筑和资本的改进，而不是场地。而场地的租金价值并未被征税，所以“不需要”向银行提供担保。这种做法对财产形成了债务，并使政府向劳动者和产业征税。公共部门应该通过租金税获得公共的“外部性”，而且政府应该向私营部门收取由污染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用于环境稳定和更新的费用。 （四）通过监管使价格符合必要的生产成本，将国内成本结构最小化。 这曾是美国反垄断立法的目的，从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以及随后出现的州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控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以及他们的债务资产比率和收益率。其基本原则应该是不允许私营部门的购买者获得对所提供的基本服务的定价超过所需生产成本的自然垄断或特权。最重要的是，超过政府允许范围的金融性收费不允许被作为经营的必要成本。公共投资比私人投资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即无金融成本、过高的工资水平或股票期权，也不存在资本外流到国外投资者手中的现象。（当然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政治官僚，在内部人交易中存在主观偏好和腐败。） 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将经营的经济成本最小化，并将由劳动创造的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收益用于全国范围，而不是以经济租和可提取的负债业务的形式，被金融化的垄断阶层和财产所有者所垄断。 （五）将基础设施服务价格降到最低。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私营部门只存在少量债务。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国政府都将投资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上。这种资本投资超过了私营部门产业投资的规模。它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或是以补贴价格水平提供的，这使经济更具竞争力。 而程式化的制度并不认可这种公共投资方式。国民账户将所有政府开支都看作是固有的浪费和非生产性负担。在军费开支与国道、铁路和机场系统建设之间没有进行区分。按照同样的原则，它把所有私营部门都当作生产性部门。在增加产出的有形投资与设置收费站对私有的公共基础设施收取额外费用和通过从经济中提取利息和收费从而积累金融资产之间，也没有进行区分。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投资和信用之间的古典划分已经从教学课程中被删掉了。 西方国家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不区分“资本收益”（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价格的上升）和有形投资带来的财富的增长。他们也不区分以流动形式存在的储蓄和对负债的偿还（是一个负数的负数，所以是正储蓄）。所有的投资都被认为是其市场价格中的生产性部分。通过高息借债（“垃圾债券”）收购一家企业，买下全部股份然后将企业分解，或取消企业工会组织，并加大现有劳动力的工作强度，被认为与建成一家新工厂和投资于机器、研发一样具有生产性。经济理论已经放弃了关于“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古典划分。 这种后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排斥了关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的讨论，并粉饰了使西方经济变得越来越富有的金融化食利者阶层的特征。国民开始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负债，即购买价格上涨的房地产、股票和债券变得富裕，这在历史上是首次出现的。实际上他们将陷于一种泡沫经济，这会导致债务劳役、人们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财产被没收现象的发生。 （六）避免退休金和医疗服务的金融化。 采取公共支出和收入转移的现收现付制，可以避免必须从工资中扣除后再转交给货币管理者并支付佣金。这种“金融化”在技术上对于回报和收入的提取是不必要的，这只对在一个以获得短期收益为目标、而不是将储蓄引导为长期资本形成的体系中的货币管理者有利。 （七）由中央银行而不是私人银行提供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和信用供给。 中央银行应该通过预算赤字向经济中注入支出货币而建立货币和信用基础，正如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的那样。否则，商业银行就会以提取租的行为和投机活动为抵押进行贷款，像上面讨论的情况一样。 （八）经济统计应该区分金融、保险、房地产业、资产收入和生产及消费经济。 为区分“实际”经济增长和仅仅以金融“泡沫”为形式的财富，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应该区分经济租和金融回报与资本投资的工资和利润。资产价格（“资本”）的收益应该被补充到国民收入中，以区分仅仅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扩大与有形资本的投资和储蓄。 （九）确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 将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基础的一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如何获得这种货币。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就像中国这样，那只需要通过通货互换协定谈判将本国货币提供给其他国家。这与美国的情况相反，美国供给（实际上是充斥）美元是通过军事、金融和贸易赤字进行的，它已经将美元无限制地推向了全球经济。 确立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目的是为国际收支盈余或赤字结算制定国际金融规则，这应该有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经济互补。幸运的是，不仅仅是赤字经济的货币可以作为中央银行持有储备的工具。中国已经开始通过货币互换协议手段提供人民币，以扩大它与俄罗斯、东欧、土尔其和亚洲邻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伊朗和近东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这些国家持有人民币的好处是，这一货币是坚挺的而没有贬值。 可以通过在中央银行间提供相互的价值承诺避免备受折磨的美元的“搭便车”行为。如果一种储备货币对另一种货币失去交换价值，贬值货币的中央银行应该对对方的中央银行进行补偿，即通过担保这些银行将不会减记以他们本国货币名义记账的他们所持有的外国货币。或者，可以第三种“指标”为参照，即可用黄金或“市场一揽子”商品和/或证券。 （十）促进形成不以美元（这样就不以美国军事开支和金融投机）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 目前需要形成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来保证相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金融和军事进攻的独立性。通过持有美国国债作为中央银行的储备，各国将继续对美国国内联邦预算赤字（以军事开支为主，还包括金融救助）和对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也是以军事开支为主，由于资本脱离美元外逃而更加恶化）给予资助，使美国持续沉浸在经济、金融和军事敌对的状态并采取相应的全球策略。只有形成另一种替代中央银行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形式，才能够阻止美国用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储蓄资助其军费赤字和金融收购的做法。 从上述提到的事实来看，在过去八个世纪中，造成国际收支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军费开支，取消美元本位可以促进形成一个更友好的全球经济体系。如果美国打算继续在其对外政策中寻求军事干涉，就只能通过在国内采取紧缩政策，并不再对别国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摆脱负债施加以“民主”为名义的压力。 （十一）重新建立一个资本管制的国际体系以防范金融入侵。 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正在进入一个相似的新阶段——与上一代的期待有所不同。它将不是一个单极的美元本位体系，甚至不是一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纸黄金”为基础的改良标准。因为目前的情况是，如果美国的需要不能被满足的话，其外交立场已经威胁到国际政局并使其处于无政府状态。 目前，中央银行持有外国货币的主要考虑是当金融炒作者要卖掉本国货币时，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本国货币来保护本国货币。资本管制可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目标。 这种体系可能要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制定一种类似的制度。这一目标可能会通过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规模以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达到，因为美国不愿意加入一个它无力主导的多边体系。 另一个选择是在美国以外的经济体中建立一种类似的体系。制定新制度比改革旧制度更容易，更容易以这些新制度为框架配备人员，他们拥有先进的思维观念而不只是去试图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和依附模式。这是美国官员在1865年内战结束后发现的，当他们提供了公地，并批准大学教授以美国保护主义的贸易理论、而不是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为原则的经济课程时，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掩盖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全球经济目前处于与前革命意识形态主导的历史阶段相似的状态。 （十二）对大众进行经济思想史的教育。 塑造经济所追求的发展模式，即或者经济剩余被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攫取，或者像过去一样促进有形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斗争，会在将来的三十年分化国际外交力量。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阵营正在努力保护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利益，他们的银行体系创造出了电子“键盘信贷”以掠夺其他经济体，就像几个世纪前的军事占领以获得对土地和公用产业的控制权一样。防范式的改革反对这种金融侵犯，这需要大众了解他们的经济利益所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使欧洲和北美经济脱轨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将由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甚至还包括费迪南德。拉萨尔和卡尔。马克思倡导的古典改革政策当作古典经济的成熟逻辑。进入20世纪，社民党和工党试图（重新）推行获得财产性“非劳动收入”（经济租）和对公共部门资助，以及国家银行体系应服务于产业增长、政府支出和有形资本形成（包括基础设施投资），以增加产出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 不能靠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措施达到这一目标，而是要出现量化的跳跃。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和中国1949年的革命通过废除财产私有制达到了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目标，而且从那时起建立了一种混合经济。中国在未来三十年将要面临的挑战是，面对国内新出现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试图摆脱税收、价格监管和其他公共监管的调查和均衡努力的企图，保持发展的平衡状态。 相反，美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由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收益应该归金融部门所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倡亚当。斯密等人思想传统中的“自由市场”，美国的大学通过在他们的教学课程中删掉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内容，在这场欺骗中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中国防犯新自由主义入侵的思路是使西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教育保持活力，来显示中国的发展的逻辑与西方人所信赖的他们自己形成的传统思想是一致的，但与得到了与经济中其他阶层利益相矛盾的金融利益支持的反启蒙革命运动相反。 历史上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都具有混合性质，都存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监管和均衡行为。“市场”通常被公共部门所塑造，以防止私营部门以非劳动所得的形式滥用权利，即私营部门定价和收入水平不参照技术必须的生产成本水平。西方国家在两个世纪中采纳了正确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而没有采纳古典的改革思想。欧洲和北美食利者阶层的利益促成了一种由金融部门主导的反启蒙运动意识形态，它与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垄断阶层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 这预示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一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幸运的是，在中国，在法律意义上财产仍然属于国家，所以并不需要一种彻底的改变，而这正是西方国家仍然面临的问题。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甚至隐蔽的压力，即企图对像中国这样的财富积累的国家采取的结盟政策，例如新自由主义者曾利用俄罗斯的财阀在前苏联进行了去工业化改革。 四、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个长周期，即1950~1980年和1980~2010年的结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三十年，中国的国际金融和贸易外交领域都将是他国掠夺的重点。不同的是美国不再处于一个独断的单边主义制度的地位，即一贯竭力为自己的经济谋利。其他国家也正在努力主张自己国家的利益（除了欧洲出现的逆流）。 美国在1945年将苏联排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因为它担心会面临来自无利息和经济租（包括垄断租）负担的其他经济体的竞争。自此65年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已经成长起来，而且主要是以负债开销的形式。这种金融化与对有形资本投资的促进正相反，它仅仅是对经济附加了债务负担。中国应该抵制这种金融的过度增长。尤其重要的是，外国的渗透试图为银行建立“键盘信用”获得私营部门的特权，它可以吸收房地产业的租和私有化中的基础设施的收益。 中国是资本外逃的主要目的国，它承担着这些资本将循着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在获得足够的政治影响后扭曲中国的税收体系和公共开支的内在危险，这是华盛顿共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苏联的做法。中国在未来三十年面临的挑战是，吸收西方国家在技术和智力上取得的最先进的成果，同时抵制侵蚀了西方国家经济进步基础的金融力量。 像乍看起来一样具有讽刺意味，中国抵抗美国和欧洲打击的最佳路径，是解释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之所以正处于萎缩状态，是因为他们本身采取的金融和提取租的政策有误，而不是因为中国是以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的劳动力和产业“为代价”换取了成功。 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西方自身古典经济思想的最佳例证。后苏联允许其经济被新自由主义化，所以它的制造业基础被破坏了，同时其军事力量也遭受重创。西欧已经彻底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天下，好像一个世纪前的社会民主原则已经消失了。奠定现代经济学基础的法国重农学派，以及随后的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在进步年代的改革者们，都期望实现以土地和房地产作为税收基础，并将基础设施社会化。但是欧洲和北美将这部分经济租作为贷款的利息抵押给了银行，将经济剩余“资本化”而记入负债。 美国的金融策略是将此指责为“社会主义”，就像在冷战期间指责苏维埃共产主义一样。但是被怀疑的“社会主义”是自由市场的古典概念，食利阶层不能再从市场上获取非劳动收入，作为“免费午餐”的经济租和利息收费与社会或技术的必须的生产成本不能再不相关。在19世纪西方国家改革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导致中国爆发伟大革命的推动力相同。像看起来一样具有讽刺意味，作为西方经济意识形态最进步体现的中国正在崛起。 本文转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1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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