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More than five decades after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promises a casteless society， there is no sign that the castes (jatis) are disappearing. But changes are definitely taking place， of which some aspects are brought to focus in this essay. Based on my field work in Kerala， I’m trying to show that， in today’s Kerala where the traditional interdependent caste system has gone extinct， the hierarchical values relating to it have retreated from the public sphere， but they have by no means died out. Caste discrimination still exists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reference frame of family status bears the stamp of middle class values， but caste background is not irrelevant totally. Caste identity has been sustained and reproduced by caste endogamy， and so are the caste hierarchical values. That’s why caste is not the same as ethnicity， though the latter might hint the direction that the former will evolve.
在全印范围之内，相互依赖的种姓系统自英国统治时期受到影响，变化逐渐发生，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印度独立后加速。印度的著名社会学家如古里叶(G. S. Ghurye)、斯里尼瓦斯(M.N. Srinivas)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已经注意到种姓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变化，而迪蒙概括为“从结构转变为实体”。{15}换句话说，种姓系统的被削弱和各种姓的强化，平等竞争逐渐取代等级性的相互依赖，最主要的是现代经济—政治过程的结果。在喀拉拉，这个过程只是发生得更早，并为二十世纪前叶象征领域中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以及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强化，尤其是土地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喀拉拉邦因此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最早革除种姓制度(casteism)的邦。
喀拉拉2001年的人口普查调查了劳动力的不同范畴，{18}分为“农民”(cultivators)、“农业工人”(agricultural workers)、“家庭工业工人”(household industry workers)和“其他工作者”(other workers)。上述类别囊括了所有工作——无论全年还是部分时间——人口。分类显示了对喀拉拉经济有突出意义的范畴，显然，喀拉拉缺乏现代工业。上述四个类别在劳动力中的比重分别是7%、15.8%、3.6%和73.8%。这里，所谓“农民”是拥有土地、自己耕种或雇佣工人耕种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而“农业工人”是尽管自己也可能拥有少量土地，但主要受雇为其他人的土地劳作的人。这两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在农村分别占劳动力的9%和19.6%，而另两类分别是3.6%和67.6%。换句话说，在喀拉拉农村，大部分人从事与农业无关的工作，在人口密集、小镇串连的情况下，更多的人在商贸、交通、服务行业就业。一个庞大的海湾打工人群带来的汇款，刺激了消费的繁荣。在农村，还有一个像热米亚的家庭这样的中产阶级，由律师、医生、教师、公务员、商业、服务业的店主、建筑承包商等组成。
教育与职业是地位坐标系中的重要因素。现代教育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在殖民时代曾为上层种姓所垄断，从而也曾是权力和特权的象征。而英语自英国殖民时代以来，被赋予了精英的语言的地位。此外，如果说男性的受教育程度直接联系着雇佣的性质和机会，在存在着大量受教育者失业和女性就业率很低的喀拉拉，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通常也只具有家庭地位的象征意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不止一次碰到人向我介绍他家庭主妇的妻子：“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She is educated)。
我曾经跟房东杰格吉万去参加他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他们同为喀拉拉科学文学会(Kerala Sastra Sahitya Parishad，以下简称“科学会”){28}的活跃分子，后者同时是一个英俊的警察。我顺口问：“是恋爱婚吗?”我知道杰格吉万自己的婚姻是恋爱婚。他回答说：“不是。科学会的成员只是比其他人更关心社会，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安排婚作为主流，在左翼、进步的科学会同样如此，在这个方面，进步可能表现在不提嫁妆的要求。不过由于嫁妆关系到女孩家庭的地位，但凡有能力，她的父母都是不会真的两手空空送她出门的。
跨社群的婚姻一般都是恋爱婚。跨种姓婚如果是男方的种姓比女方高，阻力相对小一些，以往的顺婚就是这种形式。我听到的那雅尔男性娶依热瓦女性的例子不少，其中也包含了这样的情形：热米亚说她有一个叔叔娶了一个“依热瓦婶婶”，她奶奶一直不让这位婶婶进她家门，直到婶婶生了孩子，才松动了这项限制，但仍然不会让婶婶娘家的人进家门。反过来的例子就少得多。不过，我的那雅尔房东的侄女刚刚嫁给了她青梅竹马的依热瓦同学，这桩婚事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得到了双方父亲的支持，二人都是印共(马)(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xist])的干部，进步分子。不过亲戚中并非没有人反对，尽管两个当事人和家庭的阶级地位都非常般配。我认识凡镇中学的一位女教师和她的一对漂亮儿女，后来知道，女教师出身婆罗门，与一位那雅尔男子恋爱并坚持结了婚，她的家庭因此为她举行了葬礼仪式(pindam)，也就是说从此把她当作一个死人了。不过人们凭经验告诉我，总体来说跨种姓的婚姻是在增长。
{17}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将此前被英国人称为“被压迫阶级”的贱民种姓，以及处于印度教主流社会之外的部落列表，在议员选举中为他们保留席位，这些种姓和部落因此获得了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的名称，1950年的印度宪法延续了这一保留原则。表列种姓成为前贱民种姓的一个中立的名称，被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广泛使用。此外，甘地曾将他们称为“上帝的孩子”(Harijan)。这一名称如今偶尔还能从其他社群的人口中或笔下见到，但由于不能反映他们的真实状况，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个婉词开始被该群体中具有政治意识的人们拒绝，而另外一个更具自我政治意识的名称，意为被践踏者的“达利特”(Dalit)，越来越流行，成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最新的具有政治涵义的名称。
{18}http：//www.cencuskerala.org/religious.XIS.
{19}Jeffrey， Robin (1993： 205).
{20}Menon， A. Sreedhara (1979：129-130).
{21}M. A. Moore， “The Kerala House as a Hindu Cosmos”， in Marriott (1990： 169-202).
{22}Jeffery， Robin (1993： 206).
{23}Dumont (1970).
{24}Nellanadu Gramapanchayate (1996： 17-18).
{25}相关报道见：“NSS statement most retrograde step： VS”， The New Indian Express， 2006-1-4， p.6; “NSS showing disrespect to apex court： Vellappally”， The Hindu， 2006-1-3， p.4; “Chennithala Chandy meet NSS leaders”， The Hindu， 2006-1-8， p.1; “Brahmin priest”， (Letters to the Editor)， The New Indian Express， 2006-1-17， p.8; “Temple priest”， (Letters to the Editor)， The New Indian Express，2006-2-9，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