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连的个案
新会潮连岛上的聚落，大多集中在岛的北部和中部，主要的大族有陈、卢、区、潘等姓氏，这些大族大都编撰了卷轶浩繁的族谱、修建美轮美奂的祠堂、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士人，拥有很多的奴仆，他们举行祭祀的中心庙宇，是位于聚居在潮连岛北部富岗村区氏的祠堂旁边的洪圣庙。而在潮连岛的南端，有一乡村名豸岗，在《潮连乡志》中又称为豸尾，豸岗的居民大多数是也是区姓，豸岗区氏尽管也建立起自己的祠堂，但仍然被潮连岛北部和中部的宗族(陈、卢、区、潘)所排挤，甚至被视“蛋民”，富岗的区姓大族甚至强调豸岗的区氏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认为两个区的写法是不同的(其实我们从他们编修的族谱看到他们都是用“区”，而没有用“欧”)。此外，在每年的洪圣诞巡游活动，豸岗区氏的角色是相对次要的，洪圣大王在村里稍作停留，很快就离开了。虽然豸岗的居民说洪圣首先是在豸岗上岸的，但豸岗以外的人，没有人认为在岛的南边曾经有过洪圣庙。
在这个岛北部和中部的大族的印象里，豸岗，有很多杂姓，是一个相对“未开化”的地方。潮连有一句民谣说：“豸尾佬，生错须，搭戏棚，无戏做”。这种情绪化的说法多少显示了其他大族对豸岗人的歧视。不过，事实上，豸岗乡过去一度是以西江上沿江的人群为主要对象的一个很兴旺的地方市场。这个村的确有一个区姓宗族建立了起来，并建了七间祠堂。[46]至道光十八年，更编写了一本族谱。原来的居民同其他姓氏的人(朱、何、李、梁、林)共同拜祭一间小的天后庙。[47]他们在岛南端山边修筑起一群群的房子，在埠头也有一个龙牌和一间洪圣庙，虽然1946年编撰的《潮连乡志》既没有提到这个龙牌，也没有提到这座洪圣庙，但《潮连乡志》有关每年洪圣诞巡游活动的记载显示，豸岗也是参与了巡游活动的。在游神活动的第三天，洪圣大王被抬到“芝山及其邻近的豸尾”，在神诞演出的七台戏中，豸岗负责其中一台。本地居民的叙述是符合我们的一些观察的，他们还补充说，豸岗的洪圣诞游神活动是以埠头和市场附近的龙牌为中心的，戏一连上演几天，临时搭建的大戏棚一直延伸出江边，而戏台是朝向岸上的。数以百计的船聚泊在那里，包括来自广州和香港的大船。他们捐钱组织会尝，由村里的区氏管理，捐助还来自附近的工场。洪圣大王供奉在大祠堂和渭东祖祠堂中，接受拜祭，也在江边附近的市场停留更长的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这个市场衰落的时候，神诞和捐钱的活动也日渐萎缩。老居民回忆说，在1940年代，戏是在大祠堂前面演的，而不是在市场前面演的。根据本地居民的说法，洪圣最初在明代嘉靖年间被带到潮连岛时，它是先停在龙牌的位置，后来才被移到岛的北部“大区”(当地对居住在北部的区姓大族的称呼)所在地。我们在豸岗的田野调查中，的确在市场附近发现一座小的洪圣庙，大约建于清代中叶。虽然现在豸岗主要是区氏宗族聚居的社区，但本地居民也指出，在本村歧山社(河岸附近的居民)，有很多杂姓的家庭。[48]
我们再从文献看，《新会县志》记载了两个明后期的士大夫的传记，他们是潮连石坂里人，石坂里是豸岗五个坊里之一。在1837年编撰的《区氏族谱》(抄本封面题《居新会潮连石坂里区姓立宗枝绵长》，以下简称《区氏族谱》)中，似乎也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个区氏宗族的谱系。[49]根据族谱的说法，豸岗区氏的远祖是广东所有区氏共同祖先林石公，唐代从浙江移居到珠江三角洲的南海县，七代之后，有一个祖先为避海寇，徙居珠玑巷。至十五世复真南迁到新会，为豸岗的区氏一世祖。族谱记载复真之孙肇基本来住在顺德县，与一个姓胡的新会朋友，一起到潮连游览，喜欢这里山明水秀，便定居下来。[50]现豸岗区氏一房的祖先板峰，就是肇基的曾孙，大约生活在明代初年。豸岗区氏有两个最古老的祠堂，一是“月湖祖”，一是“古松祖”，供奉的祖先是板峰的孙子。据我们采访的老村民说，月湖有七兄弟，七兄弟共同在明末建立起大宗祠，用的材料是非常昂贵的冬荆木。[51]不过，这个大祠堂其实没有多少尝产，以月湖和古松名义建的祠堂也一样。[52]其中一个兄弟居易没有祠堂，但他的两个曾孙，应期和志远在明朝取得进士并担任官职。相隔很长的肘间后，一个为应期的祖父渭东祖建的祠堂修建起来了，并成为区氏人口最众，田产最多的一房。渭东以下的三房的祠堂也在后来建立起来。[53]他们占丁原来梁姓居住的地方，拥有特成沙的一部分(据《龙溪志略》记载，特成沙是嘉庆以后才成沙的)，[54]并拥有粉洲和横沙等地的沙田。祠堂也将最大份的猪肉分给这一支的后人。在全盛时期，区氏还拥 有称为“下使”的奴仆，这些姓陈、李、张、卢、侯的“下使”，分别为不同的房派服役。[55]
虽然这个谱系的世系还算清楚，但这些文献的语言和内容有很多含混的地方，编者似乎是从不同的族谱和方志抄录了这些材料，以便在叙述中填补很多的历史空隙。我们很熟悉这种重新制造传统的技巧，但区氏宗族的文献有两处前后矛盾的地方是值得一提的。在豸岗的《区氏族谱》中，在一段显然是从其他区氏宗族的谱牒中转抄过来的珠玑巷迁移故事，当中涉及的人物并没有出现他们自己声称的始迁祖复真的名字。只有在他们的世系图中的始迁祖复真的堂兄弟崇真，这段故事说，从南雄迁移到新会的是崇真的父亲以惠和伯父以贞、以信，也与世系图中复真父亲的名(大经)字(悦尝)不符。很显然，豸岗区氏是从其他宗族的谱牒中抄录了有关的故事，并尝试把自己的宗族来源与珠玑巷南迁故事联系起来，但没有能够自圆其说，这些生硬的拼凑祖先来历故事的做法，在广东宗族的族谱中是司空见惯的。
相关的材料也都显示区氏来历和身份是相当可疑的，究竟这个世系图上的名字，同这些文献的编撰者是否真的有关，我们也无法弄清楚。《区氏族谱》中抄录了一篇以《凌霄仙源类谱》为题的文字，提到了两次引起本地居民离开豸岗的事，一是康熙年间的迁界，文中记载，“康熙甲辰，[奉]旨下令移界，族人则播迁矣，复归只数十矣，从此子孙散居各方，安集他邑”。究竟谁来填补地方社会的真空，就很模糊了。另一次社会动乱是：“道光壬辰，遭族匪串寇惨害，感赵周率带数人夜救出，逃居麻园。被南雄老壮于冬，灭亡于疫者过半，大树拔，祠屋颳毁。”
假设在这段记载描述的历史事件中，豸岗的居民是曾经被暴力和社会动荡驱散的话。取代他们会是一些什么人呢?当后来者利用一些零碎的历史资料在1837年编撰族谱的时候，[56]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康熙年间迁海引至的社会动荡是众所周知的。当地的文献详细记载了珠江三角洲蛋民的领袖，番禺的周玉、李荣在江门的军事行动。[57]豸岗位于江门对面的潮连岛的南端，应该不会置身于事外。区氏族谱中记载的那些流散到阳江，香山的九洲基、顺德的勒流和佛山，最后定居在豸岗的人，是否就是那些聚集在江门的海寇，以及那些因迁海而叛乱的人呢。在平定之后，他们是否会占了以前的居民的户籍呢?
一个很有趣的旁证故事涉及到迁移到阳江并以打鱼为生的月湖祖一房。他们后来成员越来越多，建立了一座祠堂，当其中一个成员取得举人之后，与豸岗区氏联宗。豸岗的人表示没有兴趣，事情乃不了了之。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红兵之乱带来广泛的社会动荡的时候，上述情况有可能再次出现。有两份历史资料，提到在江门和会城附近的血战中，不同派系的匪徒与由士绅领导的团练及政府的官兵在陆地和水上交战。文献记载许多匪徒的名字来自潮连，其中一个来自岗头的陈松年，他成为会匪的头目，多次劫掠江门和会城，直至其被捕和处死为止。在这些记录中，豸岗在冲突中是被劫掠的乡村之一。[58]虽然这些社会动乱是在《区氏族谱》编撰之后发生的，但多少反映出当地流动不定的移民历史，如何同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以及人们记忆的错位和断裂交织在一起。这同族谱或宗族文献中绘画的绵绵不断的世系图形象形成很大的反差。
豸岗村的地理位置令其在社会动荡时很容易受到冲击，但在太平盛世以及商业蓬勃时也拥有自己的优势。《潮连乡志》卷二，《建置略》有一段关于豸岗的市场的记载，指出一直到二十世纪，它在地区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豸尾墟在豸尾近海处。帆樯云集，市肆数十，逢一四七日为墟期。黎明则商贾辐辏，凡牲畜果蔬等各货，罔不毕集。墟设公秤，凡货物重量，买卖两家，均以公秤为准。交易者纳公秤费若干，其权利归潮连社学，岁人颇丰。自光绪末，商业移至江门，而豸尾墟遂零落矣。
这些描述并没有夸张，我们访问了一些出身于过去在豸岗从事农产品加工贩卖的商业活动的家庭的老村民，他们所讲述的自己家庭的故事，能够印证文献的记载。我们1991年访问当地两位分别时年85岁和75岁的区姓老人时，他们很肯定说，在他们曾祖父(大约嘉庆年间)的时候，建立市场的宗族设了12个公秤去主持买卖。富岗区氏和卢边卢氏控制了公秤并收费，豸岗的区氏以合伙人身份参与拍卖。[59]在市场附近的升平社有一些由来自广西的商人开设的烧石灰工场和制作船缆的工场。最重要的工场从事冲菜生产，从西江沿岸的乡村，包括潮连、荷塘、古镇等地，收购新鲜的冲菜，豸岗的工场雇请数以百计的女性从事翻晒和腌制的工作。水上的蛋民将这些产品运到远至顺德陈村、广州、佛山，以致香港和新加坡。
那位75岁的老人的曾祖父兄弟经营两间大工场，分别称为上厂和下厂，他们也都贩运腌制这些冲菜所需的盐。冲菜的销售量每年超过一万担，远至台山的商人都来做这门生意。虽然区家没有从事农业，曾祖父有能力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并在儿子结婚时建了一间大屋给儿子，缠足的媳妇来自荷塘村一个富有的家庭。他们的繁盛延续了几代。时至晚清，江门批发市场取代了豸岗，区家关闭了其中一间工场。到民国初年，因为有一些属于渭东祖一房的成员，控告他们走私盐，他们把第二间工场也关闭了，从此这个家庭转到务农。在升平社有两间不寻常的大房子的主人，是被访问的老人的曾祖父的表亲，是月湖祖一房的人。他们是在豸岗腌制冲菜和从事贸易发家的。他们在同治年间捐谷买官，后来在香港和新加坡开设金铺和珠宝店。
那位85岁的老人的家庭也从事各种生意。他的曾祖父在江门的稻米批发市场上做买手，他的祖父生产船缆，并通过西江运到梧州，他父亲在豸岗养蚕，到容奇售卖蚕茧。这个家庭在1930年代，特别是日本占领时期，生意做不下去以后，转而向也在潮连的芝山陈氏的祠堂租地耕种。这些家庭的经历显示，随着江门兴起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蔬菜批发市场，豸岗的市场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衰落。商业活动的衰落，令到本地一些家庭改变维持和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策略，转而经营大片的沙田。
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弄清楚豸岗的居民原来是否“蛋民”，但以上的材料多少显示出他们身份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过去的历史过程中，与商业活动、社会动荡、宗族语言的运用、祭祀仪式的安排等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动联系起来，在不同的时候被不同的人们制造出不同的族群认同的标签，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
结语
陈寅恪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身份的界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60]当代史学研究者接受这一观念大抵不会有太多的困难。但是，人们的关注点，习惯上多从民族同化(或称融合，或言涵化)的角度着眼。本文尝试用一种历史的方法去探索珠江三角洲社会，用人类学的眼光去解读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我们不仅仅希望指出，蛋和汉的身份区分是通过王朝国家与宗族的语言来表达的，还希望指出，数个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沙田上的文化界限也是流动不定的，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不同的情景里，经常重新划分。本文并不假设汉文化复合体的基本性质是通过人口迁移从政治中心扩散出来而形成的，也没有强调边疆的族群的同化过程。本文尝试揭示的是，在国家和地方社会的缔造过程中，汉与蛋、农与商、民与盗、沙田区与民田区这些二元的分类是如何出现的。本地族群的再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同政府为水上人口的社会流动提供的机会或者设定的限制联系起来的。在沙田发展的过程中，地方的情况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让人们去操控。虽然有限的历史材料并不容许我们去弄清各种人群的来源，但从一个商业化的地区政治经济所能提供的一系列选择去探讨，仍不失为有效的研究途径。无论作为商人、船主、小的军事头领、走私者、海盗，还是许多被标签为蛋民的人，在中华帝国晚期不同的历史转折点，以自己的办法，得以“上岸”，为建造陆上社区努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岸”的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情景里，也灵巧地采用了一套正统性的语言。虽然地方政府对珠江三角洲沙田的管治常常是鞭长莫及，但本地人却可以能动地运用王朝的语言，制造出本地的国家秩序。
注释：
*本文曾以”Lineage，Market，Pirate，and Dan：Ethnici- 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为题，用英文在1996年5月“Ethnicity and the China Frontier： Changing Discourse and Consciousness”(族群与中国的疆域：变化中的话语与意识)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改写为中文时，我们对文章结构和表达方式，作了比较大的改动。英文本亦将收入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Siu，Donald Sutton合编的Empire at the Mar- gins：Culture，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我们在潮连的研究，得到Wenner 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和耶鲁大学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的资助；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博士在撰稿过程中提供的许多帮助，在此谨一并致谢。
①见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霞编：《香港碑铭汇编》，香港：市政局，1986年，第535页．
②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八，外志五。
④《清世宗宝皇帝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⑤关于越人的源流，参见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5年。
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8舟语。
⑦见Eugene Anderson，”The Boat People of South Chi- na”，Anthropos，vol．65(1970)．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不少陆上人会逃到水上，此尤以19世纪为甚。
⑧见康熙《番禺县志》，卷20；咸丰《顺德县志》，卷六。
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8，舟语。
⑩见陈序经：《置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三章。
⑾见伍锐麟《三水蛋民调查》，1948年，1971年台北东方文化书局重印；陈序经：《置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沙南蛋民调查》，《岭南学报》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
⑿见陈序经：《蛋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80页。
⒀参见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蛋民社会调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汇集了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2—1953年进行的蛋民调查的三个调查报告。
⒁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蛋家)的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⒂见Barbara Ward，”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The Fishermen of South China”，in 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edited by Michael Ban- ton(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1965．
⒃见刘志伟《大洲岛的神庙与社区关系》，刊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Helen Siu，”Subverting Lineage Power：Local Bosses and Territorial Control in the 1940s”。in 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edited by David Faure and Helen Siu(Stanford：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95)，188-208．
⒄见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dem China vol．15，no．1(1989)，2-36；Helen Siu，”Recycling Tradition：Culture，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 0f South China”，Compara- 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2，no。4(1990)，765-94；Liu Zhiwei，”Lineage on the Sands：The Case of Shawan”，in Down to Earth，1995，21-43。
⒅嘉靖《广东通志》卷68，外志五。
⒆东莞县文化局编：《袁祟焕》，1984年，9-25，35-56页。
⒇见Helen 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1989．ch．3．
[21]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
[22]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23]《明太祖实录》，卷143，第1383页。
[24]何朝淦：《香山小榄何氏九郎族谱》，香港，卷1，第24页。
[25]见刘志伟：《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祖先故事的结构及其意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6]见Helen Siu，”Recycling Tradition，”1990．
[27]光绪《四会县志》，卷一。
[28]《清世宗宝皇帝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29]朱橒：《粤东成案初编》，卷31，第16a—17b页。
[30]铃木满男撰、林薇娜译：“鱼佬——相遇在浙江省北部、富春江的水上船民“，铃木满男主编：《浙江民俗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8—140页。
[31]见叶显恩主编：《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32]见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蛋民社会调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见, David Faure, "The Tangs of Kam Tin—A Hypothe- sis on the rise of a gentry family", in From Village to City :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 of Hong Kong socie- ty, edited by David Faure, James Hayes and Alan Birch(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4), 24—42.
[34]见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蛋民社会调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5]见, Liu Zhiwei, "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1995, 14.
[36]见, Helen Siu, "The Grounding of Cosmopolitans: Mer- chants and Local Cultures in Guangdong," in Wen - 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91—227)．关于霍韬与佛山，参见David Fame，”What Made Foshan a Town?”，Late Impefifl China，vd．11， no．2(December 1990)，1-31；罗一星：《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研究》和谭棣华、叶显恩：《封建宗法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产生的影响》，均收入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37]见 Luo Yixing, "Territorial Community at the Town of Luban, Sanshni County, from the Ming Dynasty," in Down to Earth,1995, 44-64.
[38]陈永海考察了在粤北、赣南和闽西山区的商路上的类似的情况，指出了商业不稳定与社会不安的关系。
[39]聂尔康：《冈州再牍》卷三，《香山县举人刘祥徽呈保陈亚心一案批》。
[40]见 Dian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on the en-terprising strategies of the Dan pirates.
[41]David Fame, "The Tangs of Kam Tin—A Hypothesis on the rise of a gentry family", in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 of Hong Kong society,1984, 24-42.
[42]见 Liu Zhiwei, "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and Helen Siu, "Subverting Lineage Power: Local Bosses and Territorial Control in the 1940s," in Down to Earth 1995, 21-43, 188-208.
[43]Liu Zhiwei, "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30-31.
[44]见 Liu Zhiwei, "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31.
[45]康熙《东莞县志》卷三，坊都。
[46]《潮连乡志》只列出了六间，见卢子俊《潮连乡志》，卷二，《建置略》。
[47]这座庙称为十保庙，十保是由芝山(陈姓)和其他没有祠堂的小姓组成的行政区。
[48]这五个社是：石坂里、良边社、临安社、升平社和岐山社。
[49]见区腾耀编：《居新会潮连石坂里区姓立宗枝绵长》，1838年；1985年，豸岗两位老人区五毛和区锦耀也重修了《寨岗区氏族谱》。
[50]我们一个访问者的祖先，传说先是受雇到这里养鸭，后在当地人住(见1992年12月访问记录)。这个被访者说区氏过去曾经很有钱，“由南雄迁来后变成蛋民”。
[51]不过，这个祠堂并没有多少田产，正如一位老村民感叹地说，“连香油钱都没有”，要捐钱才有猪肉分。(1992年12月访问记录)。
[52]有趣的是，我们访问的一个老人说月湖祖的祠堂曾经有田产，但到十四五世时把田产抵押去做生意而丧失净尽。在民国时期，古松祖也把田产卖掉，以应付战争引致的饥荒。
[53]《潮连乡志》记载了其中两个祠堂供奉的祖先是象溪和诗三。
[54]《龙溪志略》由邻近潮连的外海乡陈炬墀编撰，该书记述了嘉庆年间在外海洋面发生的一次战事。在这次战事中，海盗张保的船被打沉，沉船周围遂沉积成沙，就是后来的特成沙。
[55]根据本地人的说法，月湖祖的下使姓张，古松祖的姓侯，渭东祖的姓陈。
[56]属于古松祖一房的一位老人明确说，在道光咸丰时期，渭东祖一房人欺负他那房的子孙，他们逃到佛山，发誓永远不回来，后来成为佛山富商，其中一个以其身家丰厚，被称为区十万。豸岗区氏的老人最近为了修族谱，还查访到他们的一些后人，但他们已经不想同豸岗区氏恢复联系。
[57]例如《潮连乡志》卷七，《杂录略》。
[58]见谭祖恩：《新会靖变识略》，广州：心简斋咸丰五年(1845)刻本；陈殿兰：《冈城枕戈记》，咸丰五年(1845)刻本。
[59]到民国初年，豸岗市场只剩下两个公秤。
[6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本文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