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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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


巴莫曲布嫫

  
    摘 要：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懈努力下，国际社会对口头/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文化表达与民众实践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这长达30年的历程背后，人们关于“人类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重视和共识，也随着概念化过程的不断拓展而得以深化。因此，从概念到实践，来回顾国际社会和相关学界做出的不懈努力，也有许多值得我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表达形式；文化空间；概念化过程
    作 者：巴莫曲布嫫，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理论室主任。邮编：100732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要历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是联合国系统内惟一主管文化事务的政府间组织，长期致力于物质遗产（或称有形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或称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这里让我们参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有关的重要日期”[1]，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和事件的追踪，来回顾《公约》出台的简要历程和重要举措。

    1966年，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该《宣言》为在教科文组织框架范围内制定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1970年，召开了关于文化政策的体制、行政及财政问题政府间会议（威尼斯，意大利），开始提出与“文化的发展”和“发展的文化维度”相关的理念。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遗公约》”)获得通过。当时就有一些会员国对保护“非物质遗产”(虽然当时并未形成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表示了关注。

    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1978年，首批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建议为《世界版权公约》增加一项关于保护民俗(Folklore)的《议定书》。

    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墨西哥市）承认后来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一类问题越来越重要，并将“非物质因素”纳入到了有关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新定义中。

    1982年，教科文组织成立保护民俗专家委员会，并在其机构中建立了“非物质遗产处”(Section for the Non-Physical Heritage)。

    1989年，在教科文组织第25届全体大会上通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以下简称《建议案》)。

    1993年，在韩国的提议下，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54次会议通过决议，建立“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工作指南，1994年启动该项目的行动计划，专门针对“人”──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民间艺人”或“传承人”的保护而设立。

    1996年，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具有创造的多样性》指出，1972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无法适用于手工艺、舞蹈、口头传统等类型的表达文化遗产。报告呼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正式承认这些遍布全球的非物质遗产和财富。

    1997年教科文组织与摩洛哥国家委员会于6月在马拉喀什(Marrakesh )组织“保护大众文化空间”的国际咨询会，“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作为一个遗产概念正式进入教科文的文献和并被相关举措所采纳。

    1997-1998年，教科文组织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

    1998年，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斯德哥尔摩）召开。

    1999年教科文组织与史密森尼学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共同组办国际会议：“《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全球评估：在地赋权与国际合作”，对《建议案》通过10年来的效果和争论进行全面评价。

    2001年5月，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同年10月，成员国通过《文化多样性世界宣言》，包括一个行动计划。

    2002 年9 月UNESCO 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国际文化部长圆桌会议, 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入起草阶段。

    2003年10月，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同年11月, 宣布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8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古琴入选。

    2004年，阿尔及利亚于3月15日交存了《批准书》，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一个缔约国。2004年8月2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国成为第六个加入该《公约》国家。

    2005年宣布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43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长调民歌被宣布为“代表作”。全世界的“代表作”总数达 90项。

    2006年4月20日，《公约》生效；截止2007年10月8日，已经有82个国家批准了《公约》。

    2006年11月18至19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24位成员国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举行该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制定行动指南，讨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标准等问题。

    2007年3月18日，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生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我国于2006年12月29日加入该公约。

    2007年5月23至27日，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一次特别会议在中国成都召开(简称“成都会议”)，就《公约》规定建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和“亟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eed of Urgent Safeguarding）的入选标准，将教科文组织于2001、2003和2005年宣布的90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相关问题，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的财务条例草约，咨询机构的认证标准及程序，以及就贯彻《公约》18条规定的计划、行动和活动方案等十二项议案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辩论后，制定、审议并通过了国际社会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制度化规则。

    2007年9 月3日至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简称“东京会议”)，进一步审议“成都会议”制定、通过和讨论的一系列规则，决定首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和“亟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于2009年9月正式收录，同时呼吁各缔约国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要高度重视“社区参与”(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2]，积极推进“人类活财富”体系的建立，对传承人及其制度化保护采取切实措施。

    2008年2月18日至22日，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简称“索菲亚会议”)，就两年来该委员会为《公约》的实施而通过的一系列规则制度进行复议和讨论，以便为今年6月将在巴黎召开的《公约》缔约国大会准备文件。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由来

    通过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今天已经广为人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英文缩写为“ICH”)概念，随着时间的嬗递，在用词或术语上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 tradition and folk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类总称性术语，也有后来在“代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类型的“文化表达形式”(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和“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由此可见，作为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概念的提出及其界定，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曲折过程，其间教科文组织认真审慎的工作步骤与国际社会聚讼纷纭的激烈辩论之间形成的迭宕起伏，都仿佛在唤起全世界对“人类遗产”的共同关注和普遍认同的大好形势下渐行渐远了。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过程却成为考量人类智力与促进文化间对话的一段历史书写，其探索中的艰难程度与今日的深入人心，当是成正比的。

    日本堪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祥地。UNESCO文化部国际标准司的司长林德尔?普罗特(Lyndel Prott)在其《定义“无形遗产”的概念：挑战和前景》一文中说，“无形遗产”即“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是由日语翻译成英语的，直接来自1950年日本在这一领域具有前瞻性的立法中[3]。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在1995年6月第47届会议上审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保护土著人民遗产的报告》之附件《保护土著人民遗产的原则和指导方针》(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ritage of Indigenous People)[4]，在相关定义中已经含括了“非物质遗产”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不管是从认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反思与实践上看，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确实也是受到了日本“无形文化财”这一理念制导下的一整套举措的影响。日本的“文化财”概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遗产。明治政府早在明治4年(1871年)就颁布了太政官公告《古器具保护方案》和最早的近代法津《古寺庙保护法》 (1897年)，对文化财实行制度化保护。1949年1月22日，奈良法隆寺金堂壁的大火则成为1950年日本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的直接导因。后来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日”也定于每年的1月22日，以警示世人。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在国家政策制订中将文化遗产纳入基本大法，被日本视作“第一法规”，不仅针对有形文化遗产，同时提出要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并为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即代表性传承人)建立了“人间国宝认证制度”，明确规定“认定”及“解除认定”的权限和程序。韩国在1964年借鉴并采纳了这一举措。

    UNESCO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是推动教科文组织改革，并在国际社会推广日本经验并将之国际化、本土化的创新者，居功至伟。除了从日本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外，UNESCO还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实践经验于1993年创建了“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体系，旨在保护“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及其制度化传承。除了积极支持各成员国开展赋有创造性的具体实践、计划和活动外，要求各会员国建立本国的“人类活财富”体系，进行抢救民间传承人的活动，并多次组织各成员国举办“人类活财富”培训班。迄今为止，UNESCO已经在菲律宾、泰国、罗马尼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六个国家加以推广。我国则将之本土化为“代表性传承人”，去年6月认定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计226名；第二批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同年12月底进行了公示，相关认定工作及其制度化体系的建设正在加紧进行中。

    1982年，教科文组织成立保护民俗专家委员会，并在其机构中建立了“非物质遗产处” (Section for the Non-Physical Heritage)，可能后来国际上使用non-physical heritage来表述“非物质遗产”也由此而出。至于“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正式作为翻译语言加以使用的具体时间，一时还难以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此后的十多年，也就是在UNESCO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的前后几年，这一英文表述在文件中应该基本定形了。此外，还有immaterial heritage的对译法，在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正式文件中至今依然使用的是im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相应地，在这两种语言也通行的国家，也在沿用该译法。“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个概念，则是随着“昆曲”率先入选“代表作”和《公约》的通过先后进入中国公共阅读的场域，随之引起了广泛的谈论和争议，焦点在于是继续使用我国早已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或是“民族民间文化”，还是使用“无形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场争论在我国加入《公约》之后，尤其是文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启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评审工作后，似乎消停了许多。尽管至今依然还有不少学者在发表文章，从学理上进行不同角度的阐发，相关文献目录正在拉长，但大家还是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应该与《公约》精神和我国政府的话语系统保持一致。毕竟，百家争鸣是学术领域的正常交锋，而如何操作、如何普及、又如何引起更多的公众，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关注和参与，则是政府更为重视的问题。因此，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如下的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作“无形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这至少表明，由UNESCO和国际社会，包括各个领域的学者和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实践者，经过多年努力才共同建构的遗产新概念，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广的覆盖范围进入了“本土化”的过程。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框架性的综合概念被引入到UNESCO内部的工作制度中并逐步加以国际化运作的过程却是举步维艰，回观其间一场长达16年的持续性主题辩论，便可昭示出“无形”之于“有形”在界定上具有难以比量的复杂程度，也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为什么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出台30年后才有了保护“人类遗产”的姊妹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