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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承志：亚细亚的“主义” [打印本页]

作者: 刘宗迪 时间: 2011-3-3 22:07 标题: 张承志：亚细亚的“主义”

来源:<天涯>09年1期
摘要:　在百年的跋涉之后，如果在今日回首眺望，“东洋学”已是日本的骄傲。象牙之塔内的技巧，实证主义的谨严，绵密的学术油彩，浓厚地涂盖了亚细亚主义和帝国雄飞的底色。把它与亚细亚主义并论，其实不太合适。
　　但它的内容，又远远溢出了学术。确实，在明治以来的一切日本知识分子活跃的角落，都能发觉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子。哪怕音乐、电影、佛教、小说，更无论人类学、考古学，甚至昆虫学，都纠缠着说不清理还乱的背景，都有着发达的思想、人脉、著述。巍然其中的要数东洋学——它与大学的设立、资料的搜集与图书馆学的奠基、田野与现场的调查、诸种语言包括其古语的读破，分流汇聚，蛛网纵横，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东方知识体系。

　　去年（2007）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从青海打来的一个电话。是青海省政协的一个回族青年干部，他通知我，后天在西宁，要举行服部幸雄老人的骨灰安放仪式。届时受到过服部援助的许多蒙藏回汉的各族师生，还有服部夫人和子女都将抵达西宁。知道我是逝者的生前友人，他希望我能够参加。
　　我沉吟了一会儿。老人白发飘飘、满口乌珠穆沁的音容浮上眼前。
　　第二天夜里，我飞抵了西宁。
　　早晨，在西宁凤凰山，罕见的仪式开始了。我目击着一个日本人的遗骨，在喇嘛的紫红袈裟和回族的雪白帽子环绕下缓缓放入墓穴。当穆斯林们捧起双手接着都瓦，藏族喇嘛一齐念起经文的时候，浑身被一股异样的感动席卷。主持人要我讲话，我居然哽咽，说不成句！
　　记得我只是对着墓穴，像喊叫一样说：
　　“——再也不能，一块谈论东乌珠穆沁的事了！”
　　…… ……
　　他在暮年，把东京的两个店里的收入，都送到青海贫瘠农村的学校——这边的语言称之“扶贫”，用他的话却是“教育可是重要哟”。从黄河南，到青海北，他像撒传单一样，把自己背来的日元，掷向荒凉的高原。不问对象，不管地区，只要是村“穷”且孩子要“学”，他就把钱送到手上。我坚信，受惠于他的蒙藏回汉，那些闭塞农民并不知他的底细，大约把他想成了亿万富翁。没人相信他在东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究竟每年带来了多少，一共投入了多少，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离开青海前，在向他夫人道别时，我有一丝遗憾。因为有一个问题尚未究明。关于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我深知，用友好、和平、赎罪等等观点，并不能解释他的心思。他是个固执的人，崇尚行动的人。赎罪之类说法实在离题太远了，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罪意识。毋宁说他满怀豪情，以青海的行为，接着实践自己年轻时未竟的、“亚细亚解放”的理想。
　　这亚细亚的理想，究竟是什么？
　　　　
二
　　　　
　　归纳“亚细亚主义”的全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它是国家的一项战略，也是民众的一股思潮。它是一块侵略和奴役弱小近邻的遮羞布，也是一份揭露和对抗白种殖民主义的宣言书。它叠印着日本国家扩张与侵略的历史，又染透了日本民族的视野和热情。
　　它在退潮时无影无踪。但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它活在每个日本人的行为中。
　　我能梳拢一个梗概么？
　　我只能提出一些例子，让读者分析它们。
　　　　
1

　　1912年12月23日，在英国殖民当局举行的、庆祝把首都从莫卧儿王国旧都鄂尔多·德里迁至新德里的典礼上，突然发生了爆炸。总督哈丁受了重伤，典礼一片狼藉。
　　安置炸弹的，是早期印度独立运动的一名领导人R·B·布斯（Rash Behari Bose,1886—1945），激进派的独立运动领袖。
　　事件后，布斯陷入极大危险，在殖民当局的高压下，他终于决定逃亡海外。突破了严密追查，他于1915年经由加尔各答，逃到了刚在日俄战争中大胜的日本。
　　当时的日本政府根据日英条约正与英国结盟，对印度的革命分子态度严厉。布斯的目标，是从日本购买手枪等军火。但在日本不能得手，艰难之中，他认识了孙文。
　　大约是在孙中山支持下，他从上海购得武器向印度输送，无奈又被英国当局查觉，不仅军火被没收，机密信件也落入英警之手。英国立即向盟国日本提出逮捕布斯。日本政府采取了拖延暧昧的态度，一段时间里，未对布斯采取行动，只把他置于监视之下。
　　一个《朝日新闻》的记者，从孙中山处听说了这位印度独立党的首领。此事引起了记者的热意和关心，于是孙中山等一些中国人安排了印度独立党与日本媒体的会见。席间，廖仲恺把R·B·布斯的英语先译成汉语，王统一再把中国话翻成记者听的日语——若干天后，一篇题为《欧战与印度》的文章，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日本市民对印度独立的关心，顿时应声鹊起。——后来，这个记者（山中峯太郎）改行成了超人气的作家，所作冒险小说《亚细亚的曙光》里，就有一个人物是印度的革命家。这篇小说在《少年俱乐部》上连载，强烈地震撼了整整一代军国少年的心。
　　虽然在媒体的热烈配合下，布斯（还有另一名印度人H·古普塔）获得了日本国民的义愤和同情，但宪警监视日严，他们渐渐陷于绝境。布斯和古普塔再去求助孙文，因而结识了一代所谓志士：宫崎滔天、大川周明、寺尾亨和头山满。
　　就这样，印度流亡者一面争取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支持，一面迫不及待开展反英独立的宣传。他们的行动惹怒了英国政府，英国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终于，日本政府决定，要求R·B·布斯等人限五日之内离境。
　　《朝日新闻》最先报道了政府的逐客令，并批评如此措施“疏隔亚细亚国民之同情”、“将及颇大影响于三亿印度人对日心情”。
　　而对布斯一行而言，离境就意味着被捕。
　　他们马上去找头山满。
　　头山满是日本最著名的“志士”、右翼结社玄洋社的精神领袖，在军政各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早在布斯之前，他已援助过M·白勒克屯拉——另一个印度的穆斯林革命家。白勒克屯拉原是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教师，编辑宣传独立反英的报纸，参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组织的“亚细亚义会”。后来在1915年，还曾就任在阿富汗建立的“印度临时政府”首相。
　　玄洋社成员们认为：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不惜看杀志在独立的印度友人的日本政府，乃是“义勇之国日本”的耻辱。头山满决定抗命，隐藏保护R·B·布斯，并说：我去代他坐牢。
　　
　　话分两头。
　　此时，新宿糕饼店中村屋的老板相马爱藏和妻子相马黑光，读到了报纸上政府驱逐印度志士的消息。他们大为愤慨，商量想为此事助一臂之力，也就是，在自家匿藏两名印度人。
　　当日的经过如一场惊险戏。
　　头山满听说了中村屋可能出力，连忙请中村屋主人来面谈。当夫妻两人抵达头山宅时，头山满大声喊：
　　“天川屋义兵衛，拜托了！”
　　——天川屋义兵衛就是四十七士故事中，一名脍炙人口的支援复仇大计的“义商”。刻不容迟，宫崎滔天派人通知两印度人立即赶到邻近的寺尾亨家，然后再从寺尾邸后门潜入头山满宅。
　　在外面，女人敷衍警察，不远处，有汽车暗中停候。就在警察眼皮之下，环环相扣，演出逃亡。R·B·布斯和古普塔化了装，穿过邻居房间，汽车全速开走，驶向新宿中村屋。
　　后来更有这样的传说：据云监视大门的三个警察曾恳求头山满交出印度人。他们说，请您救救我们，把他们交出来。不这样，我们三人都得丢饭碗。
　　头山满却教训警察曰：你们做了好功德。哪怕你们丢了饭碗，要是帮助了印度志士，结果就是帮了三亿印度人！
　　
　　两名印度人就这样进了中村屋。
　　店里主仆竭尽全力，掩护隐居。据《中村屋的布斯》一书，那时的一般日本人，大都怀着一种“心情的亚细亚主义，它并非一种从属政府上命的东西，毋宁有着反政府倾向的一面”。这种懵懂的反骨和倾向，或多或少，与反对白种人的殖民扩张有关。
　　在中村屋，以后漫长的劳心劳神，难以细表。
　　一件著名的花絮，是蛰居密室的两个印度人，教会了中村屋店里人做正宗印度咖哩饭。至今，东京新宿中村屋的印度咖喱料理，名气大，味道纯，在日本首屈一指。而且，就连名称都不用转自英语的カレー（karei），而用接近印地语发音的カリー（karii）。
　　两年后是1918年。H·古普塔已经转去大川周明家中隐匿。而头山满提议中村屋，把女儿嫁给R·B·布斯。父母与女儿商谈，女儿相马俊子表示愿意。这样，印度革命家成了日本人的女婿。
　　他俩生下了两个孩子。后来俊子不幸去世，布斯不舍旧情，终生不娶。
　　
　　R·B·布斯就这样心在印度身在日本，一生为驱逐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殖民主义和印度的独立，呕心沥血，奋斗不歇。自然，他认定这一遥远曙光的光源，是强大的日本。
　　他的思路，与军国日本的步伐，时而分道时而合辙。在1924年前后，他的思想与孙中山在神户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著名讲演达到一致，即严厉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在1931年以后，他又连续支持日本发动的9·18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R·B·布斯欢喜若狂，以为亚细亚和印度的解放已至眼前。他急切盼望日本出奇兵、一举解放英国盘踞的印度……但是，当军国日本发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其中并没有列入他的祖国印度。他大失所望，和另一个朝鲜失意者相抱痛哭，饮泣酒馆，吞下昨天保护了他们的日本帝国今天为他们酿下的苦酒。
　　残酷的翻弄是连续的，R·B·布斯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中又发现了好消息，1941年他在纳粹党旗下讲演，呼吁与德意的结盟……
　　
　　印度政治家并不都是布斯。
　　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行为只意味着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他们不仅尖锐批判日本的侵略，还向中国派遣了“印度国民议会派医疗使节团”。其中的柯隶华大夫如印度的白求恩，他在贫瘠的黄土高原投身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布斯的思想，无疑相当普遍。
　　珍珠港战事的同月，日军开始马来半岛作战。印度革命者与日军情报官共同讲演，诉说日军将帮助印度独立的话语。在场的群众如同陶醉一般，每听一段，都掀起一阵“爆烈的鼓掌和欢呼”。
　　当日军攻克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者在东南亚的要塞之际，在日军与印度人策动下，英军中的印度兵大批倒戈。英军无条件投降，把部队中的印度兵名簿交给日军。日军情报官藤原、印度独立联盟的普利达姆·辛、刚刚编成的印度国民军将领莫汉·辛，一起发表了热烈的演说。
　　听众陷入了疯狂。“不休止的拍手，飞上天的帽子，挥舞的手臂”，淹没了新加坡的印度街区——没有人谴责和理睬日军同时对华侨的屠杀。随后，这支新编的二万五千人的印度国民军，便开始与日军协同作战。

再回到中村屋。
女主人黑光（原名良），是一位传奇的知识女性。她一生与众多艺术家或学者交往，她主持的沙龙，曾是东京的油画、演剧、俄罗斯文学的中心。相马黑光和她的丈夫是一对典型的亚细亚主义者。这对夫妻代表了相当多的普通日本人，对军国扩张途中的亚细亚解放舆论，弄假成真，身体力行。
她在自传《默移》中写道：

“当从报上读到印度人被限期离境的消息时，大家都想，谚语云穷鸟入怀猎师不杀，英国趁世界大战之机，给印度志士加以德谍污名迫日本逐客，而日本竟欲引渡他们给正待机捕杀的英国，这是多么可耻的事！”

当时夫妻店的经营正好，每天都出入来购买面包的知识分子。一天，老板爱藏听一个记者说，头山满先生正为隐藏两个印度人发愁，突然想到自家里面的画室，就顺口说：我家的画室，正空着无人！
没想到记者把这句话转告了头山满。那一天，已是对两名印度人限期离境的最后一天。头山满听说了这个消息，连忙请店主人即刻赶来。等到夫妻乘电车到了头山邸，距离期限只剩下四个小时了。前文已述，头山满指挥了一幕逃亡剧，夫妻俩把印度人接到了家。
一进门，黑光就开口英语：
“Welcome, you have been saved（欢迎。你们已经安全了）”
印度人大吃一惊，从此刻开始，见识日本的女流俊秀。
画室在二层，与孩子的房间在一起。中村屋立即大搬家，把孩子移至母亲房间，再召集三十余名店员，对之晓以大义：

“这些人远远跑来，一身托付日本，政府却看杀他们，所以中村屋要保护。记着两条性命，绝对不许泄漏！……大家都感动了。老板接着说：要是不小心让他们落入死地，不光是中村屋的耻辱，日本人也没有脸面！……”

黑光更要求从此要给印度人端茶送水的女仆：“对神佛起誓！”
——大概，这就是浸染了一般民众的、所谓“心情的亚细亚主义”。

外面的世界，正因为两名印度人的消失大肆喧哗。警视厅甚至判断，外国人都爱吃牛肉，搜查了一家家肉铺——完全不知印度教徒不食牛肉。顺便说一句：后来其中一个印度人逃到大川周明家请求庇护，大川为他买来的是亲子碗，鸡肉鸡蛋的盖浇饭。
一个当教授的常客来买面包，自负地说他知道印度人藏在哪儿。爱藏问时，教授自负地说：还用说吗！肯定藏在总理的家里嘛！这样他们松了一口气，知道事情大概不会泄露了。
后来发生了英舰炮击日本船的事件，头山满等人借机造访外务省，强硬地要求撤回驱逐二名印度人的命令。
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项民间要求。以后，英国大使馆雇佣私家侦探，穷追不舍。中村屋也四处移居，掩护着布斯。
头山满提议：把中村屋小姐俊子嫁给布斯。但是，以前黑光已经干涉过女儿与画家中村彝的婚谈，此时听了头山满的要求，不能不陷入烦恼。

“确实布斯出自名门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也不像个能一生平稳生活的人。我是在正义的名下照顾他，到了这般地步若是拒绝婚谈，恐无脸面去见世人，对头山先生也难全义理……”

不料女儿俊子的态度却意外地坚决：“让我去吧！我心已定。”
于是，日本与印度之间的一次由婚礼象征的仪式，在多位要人参加下举行了。头山满夫人亲自领着俊子做了头发，换了漂亮的嫁妆。

在政治上追随殖民主义国策的女主人黑光，在生活中却屡次帮助祖国沦为殖民地的朝鲜人。
正是朝鲜爆发暴动高呼独立万岁的时候，晚间有客来访中村屋，提着一个箱子。是店里的年轻女仆、朝鲜人林静子的亲戚。谈话间，黑光瞥见箱子，猜到受歧视的朝鲜人在东京难寻住处，就请这位“林”留宿自家。
十几天里，林早出晚归，一手总提着箱子。黑光热心照顾，还邀他去观剧。几天后警察来了，要黑光去警署谈话。黑光正与警察周旋，刚巧林回来了。黑光虽毫不知情，但直感不能让林见到警察。于是她若无其事，打发林先去画室。警察与林擦肩而过，并未识破这朝鲜人。约十天后林告辞回乡，黑光派静子和一个店员去车站送。后有警察打来电话，询问一个姓林的，黑光才恍然明白：林乃是朝鲜三一事件的要犯。
三人都在车站被捕。爱藏闻知赶去，向警察提出“严重抗议”，带回了静子。林被押解回朝鲜，那只箱子据猜测装的是传单。

也不仅亚洲人。
在日本警方驱逐俄国的盲诗人及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中村屋的女主人又同警察一度交战。她照顾爱罗先珂不仅只在茶米油盐，而是从艺术到语言与这位俄国盲人交流。围绕着她，沙龙来客举办俄语学习会，进行油画速写，几位画家以爱罗先珂为模特画的人像，都评为名作。
但诗人爱罗先珂科依然还是因社会主义者的嫌疑，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执行驱逐令的当夜，二十余名警服便衣受命而来，在中村屋泥足入室，翻箱倒柜，不由分说，把吓得半死的俄国人抓走了。
但黑光和丈夫并不容忍，动员媒体，搜集证据，誓向警察讨回公道。报纸记者大大配合，次日报上，标题都是：

单为俄人之理由，小题大做
对盲诗人爱罗先珂，驱逐命令
警官泥靴直上二层，不听不问抓人
爱氏遭踢遭打，窗门破坏狼藉
　　
　　次日警察看了报，跑来恳请说和，夫妻根本不听。律师忠告勿与警方作对，他们更嗤之以鼻。终于以“违反行政执行法、滥用职权”，把警察告上了法庭。若干剧作家和作家都积极参与抗议，夫妻还拿出警服纽扣、碎了的木拖鞋等物证，一个始终旁观的人力车夫也充当证人——此役大获全胜，迫得淀桥警察署长不得已引咎辞职。
《新宿中村屋·相马黑光》总结了如此行为之后的动机。
中村屋女主人黑光的心里，并没有“主义”。但她自幼怀着一种“根性”，富于同情并敢于承当。这一气质在一个鼓吹亚细亚的时代被点燃了，对她而言，凡身处苦境的人都要援助，至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是日本人或外国人、是男人或女子，并没有关系。
爱罗先珂被逐出日本，到了当时正被日军占领的海参崴，后来转辗到达北京。如同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跑一场接力一般，中国继续给了这位盲诗人以关怀和优遇。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他去北大教授世界语。鲁迅等中国著名文化人，都与他结为朋友。鲁迅从日本报纸密切注意着爱罗先珂的消息，并且迅速获得他在日本出版的作品集。他和中国同道出于义愤，组织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鲁迅由日文翻译，写了约十段题记序跋，此外还有小品《鸭的喜剧》，收入著名的《呐喊》之中。
其中《小鸡的悲剧》中有一段，讲一个总喜欢和鸭子为伍的小鸡的命运，可能最贴近爱罗先珂的心境。

（小鸡问小鸭：）“你有过恋爱么？” （小鸭回答说：）“我没有过恋爱，但曾吃过鲤儿。”

鲁迅题记云：日语里，恋爱、鲤鱼都是koi（こい），这两句是双关语，中文无法可译。点滴之间，爱罗先珂的心情与才华，朋友们对他的相惜之情，今日读着，可闻可触（鲁迅全集卷十，P208）。
这确是一段美谈。如此的人物和他们的相交，培育了不同民族间的一种希望。今天我们不禁叹息：这样的故事，已经很难寻求了。

当然，相马黑光并不能脱出时代的束缚。
在南京陷落时，中村屋店前满是提灯游行的欢呼人群。她也发动店员，为侵华日军缝慰问袋。当印度诗圣泰戈尔访日时，她设宴款待这位她女婿布斯的好友；但听到泰戈尔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她却表示非常遗憾。她并非日本的右翼，却心醉于头山满的胸怀大度和人格丰满。
她对右翼首领头山满的崇拜，引发了儿子虎雄的逆反。儿子拒绝母亲安排的道路，于是展开了与母亲互相伤害的拉锯。刚硬的黑光命令儿子退学，把儿子赶出家门。儿子则夺走家里的钱，日益倾向左翼活动，并一次再次被捕。虎雄甚至掐住狱警脖子，被关入单人牢房。他对母亲的反抗也表现在私人生活上，他异常暴躁，不惜毁灭母子关系，与中村屋一名叫静江的女工结合。后来他消失于中蒙苏的边界，一生没有原谅自己的母亲。　　
　　
2

　　在怀疑之末，看来已经该说，“真诚的亚细亚主义者”是确实存在过的。
　　如果它的最小例子是在东乌珠穆沁度过了青春、在青海埋骨的服部幸雄，那么它最大的代表，大概就是宫崎滔天。
　　再举一个例子。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萧三一起，求见日本著名的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一事。
　　
　　宫崎滔天，传奇的日本浪人，通常被划为右翼思想家。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他与孙中山如结金兰，而后毕生支持孙中山一党，鼓吹反清革命。当早期国民党政治家黄兴逝世之际，他亲至湖南，为黄兴送葬。此举在湖南惊动舆论，使青年毛泽东仰慕不已。
　　毛泽东亲笔致信给宫崎滔天，求能一见，并对此青春旧事念念不忘。1956年滔天之子宫崎龙介访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毛泽东主席提及了此事。周恩来郭沫若在场，廖承志做的翻译。宫崎龙介归国后不敢怠慢，清找所藏，屡寻不见，几至断念。不想后来，真的发现了这一墨宝！
　　毛泽东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睹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
　　
　　此信乃是毛泽东和萧三前去求见、并邀请宫崎滔天前往第一师范讲演的学子投书，事在1917年3月。
　　田所竹彦《孙文——看破百年之人》和《浪人与革命家》两书，都收入了毛泽东的这一墨迹。据该书，宫崎滔天接受邀请，在讲演中“呼吁亚细亚的振兴，黄色人种的团结”。
　　他的讲演显然充满魅力，着迷的学生致信滔天，说“先生乃东亚伟人，道德高重见识拔群。……仰教于先生不仅日本人之幸，亦为中国人之幸、黄种人之幸。……”至于宫崎滔天是否与毛泽东有过交谈，以及他们彼此的印象，就实在无从得知了。田所竹彦叹道：“哪怕五六年在天安门上的人，已经没有一人留在此世！”(《孙文——看破百年之人》，筑地书馆，P.154)
　　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主席本人，对当年“亚细亚主义”的言说，都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对之满怀留恋。
　　
　　宫崎滔天（寅藏、虎藏）出身九州的名士之家，父亲是剑道教师。1877年西乡隆盛举兵反对明治政府时，他的兄长中，主张自由民权的八郎加入其列并死在战场，成了一个不被靖国神社供祀的人物。战后父亲召集子弟，命他们永远不许谋求官途。
　　宫崎三兄弟中，一个哥哥民藏，热心于土地平均，后日影响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论的形成；另一个弥藏，主张“去中国结识英雄，共同复兴中国，恢复人权，创世界新纪元”。寅藏滔天，则继承了家族的反骨血气，自青年时追求亚洲解放的大业。
　　他结交朝鲜亲日派政客金玉均，受金的“亚细亚问题决于支那兴亡”的观点影响，几度进入中国。一面痛感中国也有和日本浪人相通的“健气”人物，一面摸索参与革命的方式。经人介绍，与孙中山结为密友。
　　宫崎滔天在回想录《三十三年之梦》里，追忆了他与孙中山的初遇。
　　滔天抵达孙文客寓，女仆说客人尚未起床，滔天便在庭院立等。不久，一个穿睡衣的男子出来，请他进屋，这便是孙文本人。
　　与他对坐的孙文并不漱口，“满不在乎有轻躁之感”。滔天稍稍心中吃惊。接着交换名片，互作致意。滔天见到了久闻的孙文不免高兴，但他在第一瞬间对孙文的印象是深刻的：“举动中欠缺其重”。他多少有些哑然。洗脸后，孙中山换上西服，一副绅士模样——但依然并无滔天想象的、某一种豪杰之风。
　　话题一旦转入中国革命的韬略目的，滔天说，初似处女的孙文，开口则有脱兔之势。进而渐如虎吼深山，而且语言简洁，句句切中要点。滔天于是释疑，他断言，孙文其人已在天真境地，思想之高，情念之切，能与之比拟的日本人没有一个！“实在是东洋珍宝，从那一天我便为他倾倒。”
　　两人笔谈时使用的部分纸片，一直为宫崎家珍藏。以后在孙中山约十年的亡命日本生涯里，两人相知相助，周游日本，滔天为孙文介绍了犬养毅等日本大人物，孙文则在滔天的帮助下，结盟建党，游说资金。宫崎家每每成了孙文的活动据点。滔天不仅与孙文，也与众多国民党元老结为至交，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蔡锷、章士钊，数不胜数。滔天与黄兴初逢的一次，其时与众位中国革命家同席。两人对坐着吐露胸襟，不饮不吃对谈两小时，终于话语沟通，才双双举杯。
　　当时孙中山是清朝通缉的要犯，滔天把他介绍给日本政界时，一些人避嫌不见。滔天说：官员总是官员样，我乃是我，丝毫没有胆怯。黄花岗起义中黄兴右手被炸掉两指，送给滔天的墨迹上，题款都是“黄兴左手”。黄兴甚至出资帮助滔天盖起家宅，并为题匾“弢园”。后来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所率的华兴会合并为中国同盟会时，由滔天的同志、黑龙会首内田良平提供住宅，作了仪式会场。黄兴于1916年病逝上海，滔天不仅守候病榻，而且亲身送棺湖南。前文已述——此举震动了中国人，也震动了还是学生的毛泽东。
　　辛亥革命功成，孙文衣锦还乡。滔天在香港迎接孙文，在南京参加了孙文就任大总统的盛典。1922年宫崎滔天逝世时，孙中山在上海主持盛大的追悼仪式，国民党要人全体联名，为这位日本浪人致哀。
　　——他不仅一厢热衷中国。
　　既是亚细亚主义，滔天对亚洲诸弱小民族的“志士”，一概同情。早在美西战争之前，他就与孙文密谋，通过犬养毅，援助菲律宾人蓬塞（M.Ponce）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中主要的动作，是把军火武器运到起义者的手中。虽然由于武器船沉没，大事败于绸缪，但滔天设想的、从菲律宾到中国、造成天下蜂起局面的思维，却令人慨叹。
　　他在1907年写的《革命问答》中说：“既同情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兰西，也同情王政复古的日本维新。进步的革命我都赞成。……革命的到达点是四海兄弟，它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自然自由的境地。”
　　滔天论及志士浪人，依据“恒产”和“恒心”，把人做分类如下：
　　
　　“两样占全者为顺民。两样皆无者是无赖。有恒产无恒心者不过花花公子，无恒产唯有恒心者为士。所谓志，即是士之心。志在天下，济世救民。空怀此志而不得机会，郁闷于困穷者即为浪人。”
　　
　　他接着抒发胸臆：
　　
　　“浪人终生不可失其志。意志薄弱、无能且愤世者，无浪人之资格。贫穷于人皆是苦痛，惯于浪人生涯则不觉其苦。与此相比，那些一时充数的浪人对贫困神经过敏，折节于一月工资，攀缠于一席虚职，宛如软骨动物。……
　　世上尚有称作文士的艺人，大都既无能发现真理贡献于世、又不敢指摘不平警告同胞、且更无殉于主义思想的觉悟。仅为苟活而写。或曾意在执笔，其实不过是笔下的囚徒！”
（转引自田所竹彦：《浪人与革命家》，里文出版， P.57－8）
　　
　　对各有心事的朋友，没有不散的宴席。
　　宫崎滔天逝后两年，孙中山北上途经神户，渴望与包括邮政大臣犬养毅在内的旧交晤面，争取以外交辞令，一举废除国人不能容忍的二十一条。犬养毅不能抽身，只有头山满抵达神户与孙中山会谈。
　　头山满不仅熟知孙文的脚印，更看透了孙中山的心思。大概由于他听惯了孙文以满洲（中国东北，下同）主权求购日本的支援吧，他迎着孙文的话头，强调了日本对满洲的主权要求。
　　头山满说：往昔满蒙地方受到俄国侵略之时，我日本付出莫大牺牲，为保全贵国而制止之。如今若轻易即行交还，恐我国民，多数不能应承。
　　孙文见状当即转移了话题。
　　头山满的强硬表态，使孙中山最后割断了机会主义的幻想。他知道，已经到了结束甜蜜的周旋、结束亚细亚的空谈、结束危险的政治交易的时刻。三天后，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演说，论述亚细亚主义。
　　在罗列了东方的“王道文明”与西方的“霸道文明”之后，孙中山向日本国民提出了著名的呼吁：
　　
　　究竟做西方霸道的番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时间，已然到了他大权在手之后，而不是革命尚未成功的辛亥以前。头山满似乎无动于衷。当时各种媒体包括神户的报纸，都没有刊载讲演内容。
　　留下了宫崎滔天，继续成为一个谜。很难猜测滔天若是活到1924年，对老友的呼吁会怎样回答。宫崎滔天对这番话语是否听得进、生性坦荡的他会怎样付诸行动，是最饶有兴味的问题，可惜只能任人乱猜了！
　　也许宫崎滔天具备一线可能、跳出日本人的局限？
　　但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跳越局限，就意味着先完成对浸透自己头脑的，明治以来皇国崛起、日本优越思想的决裂。这一决裂会极为痛苦，因为那将等于绝对的孤立。　　
　　
3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形形色色。他们的起源、主张和实践，因人而异。
　　一类是启蒙的思想家。大川周明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例子。
　　
　　——还是用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开头：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第一天，有过一个匪夷所思的镜头：坐在后排的唯一的知识分子甲级战犯大川周明，突然站起，挥掌打了前排的东条英机的光头。同时他口中念念有词。满场一片哗然，大川周明被押下。
　　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德语——“印度人，到这儿来！”“你滚出去！”
　　他被带去作精神鉴定，结果诊断为梅毒引起的脑障碍。于是起诉被撤除，大川周明住进了医院。
　　无人料到，他一进医院就埋头其中的——是伊斯兰研究。
　　两年半的时光，在医院里他完成了毕生之作：《古兰经》全译。此作虽然不是译自阿拉伯文而是以英译为底本，但据云参考了十种语言的译本，1949年译完，由岩波书店出版。他本人述怀说，三十五年宿志，一朝得以完遂。晚年他更潜心于穆罕默德传的执笔，但书未出人已死。在此之前，他还著有一册《回教概论》，被竹内好赞为“日本伊斯兰研究的最高水准”。
　　
　　大川周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印度哲学，日本著名的右翼思想家。据中亚学者前嶋信次说：他在东大上学时，总去大学图书馆读英文《古兰经》，一时被人编成歌，戏唱“图书馆，高鼻男子读古兰”。他早年迷醉于印度哲学，把印度视作神圣之国。后来因读了一本《新印度》，书中描述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使他一夜改寻新路，转向亚洲和殖民地问题。为学习法语他常去教堂，一度曾为天主教吸引。竹内好说，大川周明是个拒绝宗教情绪的人，却对所谓普遍宗教怀着憧憬，也许就因此，晚期的他把自己结合于伊斯兰。
　　后日他组织右翼结社，并参与策划5·15政变，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沉湎于历史，写下四十册读书笔记，编成了三大册《近世欧罗巴殖民史》。
　　大概因为欣赏自己独特的经历，他的自传《安乐之门》第一章题为“人在狱中亦能安乐生活”，第二章则题为“人在精神病院亦能安乐生活”。
　　他的印度学和印度观，形成于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前文已述，当避难日本的印度志士古普塔逃到他家，大川周明不仅敢于庇藏逃犯，而且与印度人抵足共眠，日夜深谈，长达三月，后来写成了《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及其由来》。这篇文献，逸脱了冬烘学院的萎琐旁观，文字之间寓有行动。
　　如此对印度的支援，在印度换回的好感不言而喻。战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日本，举行招待会时特别邀请这位原甲级战犯。虽然大川周明因病未能出席，但他拥有的“印度独立恩人”的地位，已牢固不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川周明在NHK的广播中，举行了连续十二次的《美英东亚侵略史》讲座。基于现场速记，次年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在日本被广泛阅读，成为首位畅销书。
　　这是为日本对美英的战争，以实证提供根据的一本书。因为他在东京审判中的病态，人免予起诉，书也避开了法庭的追究。
　　对中国问题大川的发言不多，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度和西亚。他是最早向日本介绍土耳其的凯末尔、阿拉伯的伊本·沙特、伊朗的巴列维、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的人，也是最早留意中国穆斯林古典中“回儒不二”思想的人。他从这一思想出发，思考着东方精神的一致点，企图用东方共通的“天道之理、万物一体”的观念，尖锐对抗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政治经济的意识形态，进而居高眺望未来。
　　正因为大川周明的关注点超出了一般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视野，所以导致了他的思想在两个方面，至今引人重视：
　　首先，亚细亚所以成为问题，并引出了亚细亚的“主义”，正是由于欧美对亚洲的侵略、殖民和掠夺。
　　西方霸道的炮弹和商品，首先瞄准的别非他处，乃是印度。大川周明的出世并不偶然，由于具备印度学识的根基更能放眼印度的现实，在感悟印度的苦难中追究西欧殖民主义的源头，继而在与印度革命的密切结盟感觉中丰满自己的印度观点——不仅他本人，包括日本标榜的“抵抗欧美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吵嚷，即所谓亚细亚主义，都有了某种可信和真实。
　　其次，欧美西方的白种优越和他人歧视，是从漫长的，从近东至西亚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角力之中发展膨胀，并在其中孕育的学识中形成的。由于大川周明长久地观察、且在晚期集中精力向伊斯兰思想谋求出路，他的亚细亚观点，更进一步囊括了比印度更关键的世界——近东、中东、土耳其。那里是整个东方的边界，是遏制、抗击，甚至东风压倒西风、战胜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核心战场。这一遏制和战胜的武器，不是刀剑而是文化。这一文化称为伊斯兰。大川周明在镣铐加身之时、在懵懂摸索之中似有所悟，于是倾心于这一文化的两大支柱：古兰与圣训。
　　具备伊斯兰学识基础的人会明白：这一方向，已经不再是竹内好激赏为“过去甚至以后都无人能超过”的《回教概论》的秀才学技了，恰恰是概论天下时代的大川周明，尚未跳出对伊斯兰的帝国主义猜想——而他的晚年，却瞄准了E·萨依德揭露的“东方主义”的靶心。
　　诚然，临盆于日本帝国的胎盘，又赌命于一种完美的理论，说到底是前定的徒劳。但人们也应如竹内好所说，不必因人废言，谈及大川周明便生“不洁之感”。我们该有勇气说：大川周明的摸索，不仅对和平降临后的日本，甚至对仰望富强的中国，都是一份难得的馈赠。
　　
　　鲁迅研究专家、亚细亚主义的阐释者、正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日本左翼思想家竹内好，居然是大川周明的知音和热烈鼓吹者。
　　竹内好一再撰文演讲，称道这位日本右翼的思想魁首，指出他的种种局限，更指出他受限于时代的不得已。他提醒人们注意大川在东亚经济调查局或满铁主持一面时，曾采用了许多左翼的知识分子，而且得到大川庇护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相当数目。
　　但是，竹内好对大川周明的伊斯兰观点的分析，却表现了一种对西方话语的固执。
　　这位曾就职于回教圈研究所，在“皇军”占据的北京做过清真寺调查的鲁迅知音，在《大川周明的亚细亚研究》的结尾，毫不顾忌前辈如大久保幸次反复强调的——伊斯兰是爱的宗教、伊斯兰从不用强力迫人改宗、“一手握剑一手持经”的说法乃是无端诬蔑——仍然一边引用着大久保幸次深有学理意味的告诫，一边坚持这一说法乃是伊斯兰的精髓，把向摸索思想出路的大川周明，朝着对伊斯兰负面的方向阐释。
　　在这核心的一句之上，由于缺乏对伊斯兰学识的痛切体验，竹内好制造了他思想的悖论。他率先热烈肯定的、一位堕入歧途的右翼思想家可能有过的纯真和深沉，在转了一圈之后又遭到了他的否定。
　　他对大川周明伊斯兰观点的最深沉处的缺乏感觉，恰似这位鲁迅权威在整本的鲁迅阐释之中的某些粗暴——“鲁迅的小说太差。虽然在近代文学传统浅薄的中国一般小说都差，但即便如此鲁迅的小说也差”，“《肥皂》是愚作、《药》是失败作、《伤逝》我以为是恶作”一样，或暴露了一种个性的武断，或显示了一种方法的弊病。（《大川周明のアジア研究》，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２、P·364-365,2006年，《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
　　
　　逃脱了监狱、躲进了医院的大川周明，已经丧失了提议日本参照伊斯兰的余地。如他以行为和思想表明的一样，伊斯兰对晚年的大川周明，早已不是一项政治途径，而只是一种思考倾向。反之，倒是左翼阵营的竹内好，居然固执于西方坚持千年的“一手握剑一手持经”意识形态思路。评论鲁迅尚可听由个人的感性；而对大川周明——实际上是面对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宗教体系——若欲解说，需要跳出西方赋予的学知桎梏，需要潜入研究对象奥深的火候。
　　无论“一手握剑一手持经”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盖棺论定也好，世间的思想探求，并无禁忌。但是回头反顾，从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辩护者，从旧式的亚细亚主义“者”到当今的亚细亚主义“家”，曲折一条轨迹中，隐现的警示诱人遐思。
　　今天喜欢亚细亚主义言说的人，比起宫崎滔天和大川周明，更呈示着一种暧昧。有一种习癖，姑且称之为“二次东方主义”吧，尤其在日本学人中传染，久治不愈。若检讨原因，只能说他们欠缺一种素质；一种与被关注的对象结合，以心比心，甚至献身的素质。　　
　　
4

更多的亚细亚主义者，乃是“行动型”。
被启蒙的思想一旦付诸行动，又受到了地理的限制或鼓动。
无数狂热的青年，在明治以来亚细亚主义的魅惑下，把中国认做了实现青春抱负的亚细亚。不消说，如此的亚细亚主义，即便确有对弱小各族的款款衷曲，更鼓噪着挑动边疆各族反叛、破坏中华帝国大一统的轰隆鼓声。
他们行为中的“亚细亚主义”因素，在炮火与血污的遮蔽下，已经很难剔别。他们的人生，也都终结在帝国覆灭的业火与悲剧中。

“满蒙派”，是行动型亚细亚主义者的复杂核心。
比如关东军核心参谋和建国大学的首倡者石原莞尔，他曾参与导演九一八事变，却又反对发动卢沟桥事变；
如从柏林出发，骑马横断了欧亚大陆，费时一年零四个月经西伯利亚东端返回日本的军官福岛安正；
再如以四册影响甚大的回忆录留名的，明治时代的远东特务石光真清；
还有在日俄战争中大逞谋略，重金煽动波兰和芬兰的革命风潮，在俄国发动暗杀、游行，甚至结交列宁支援布尔什维克革命，被誉为一人超过十个师团的间谍外交官明石元二郎；
——叩问其思想，都多少与亚细亚主义有缘。

当时这些心头怀着亚细亚主义挺身于行动的日本人，军人民间大体有南北两派。南派的目标，大约是上海兼及广东以南；北派则对准了所谓满蒙。
不消说满蒙派人数众多。上述石原、石光、明石、福岛都属于此类。因为鲜、满、蒙对日本乃是一个老问题，与完整的一部帝国兴衰史血肉相连的主战场。所以北派的亚细亚主义者，大都与军部配合。
其实“解放亚细亚”只是一句谎言。
明治以来，大国崛起的美梦，陶醉了朝野军民。“解放亚细亚”的主义，随着海外雄飞的狂妄，成了一支雄壮的进行曲。
或者明说或者暗示，不必赘言日本是主角，毫无余地日本是盟主。从文学到理论，更因不尚空谈的性格付诸实践，一切对于亚细亚和甚至远达印度阿拉伯各民族的兴趣与关心，都如茂密的柳枝，从这棵树根上抽芽。
这样的言说，在东南亚尤其英属印度，煽动了一股同感。但这样的实践，在东北亚却撞上了两个试金石——对亚细亚之一的中国怎样“同情和保全”，对朝鲜等弱小民族如何“无私并奉献”。
特别对朝鲜与中国，日本不能逾越利益。于是“保全” 换成了分裂，“奉献” 变做了占有。他们只能一步步撕去亚细亚主义的衣裳，效忠自私的帝国利益。一切“对革命志士的支持”，目标都是毁灭中国——先是腐朽的清朝，后是脆弱的民国。
同样，比如蒙古，“对弱小民族的扶助”的言论，最终不过是为挺进的皇军，寻找傀儡和民兵。
这是一切北方派亚细亚主义者的宿命。哪怕他们在早年，可能憧憬过四海兄弟的美景。

由于与老人服部的关系，该勾勒一下川岛浪速的轨迹。
　　日本关注满蒙年深日久。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喀喇沁旗王爷贡桑诺尔布立即向已处于独立状态的外蒙串联。不料俄蒙方面冷淡，于是贡王转而投靠日本。为他搭桥奔波的，正是他的亲戚清朝肃亲王的顾问、自诩“蒙古劳伦斯”的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为这位王爷搭线，找到了因横越欧亚大陆的壮举，人扶摇直升至陆军大将、马在上野动物园展览的福岛安正。
　　1912年1月底，民国大典的礼炮声尚未散尽，川岛浪速就与喀喇沁贡王签订了一份契约文件。王爷把卓索图盟的矿产当作担保，向日本借款日元二十万。同时签订了武器购买合同，明记在郑家屯车站交货。军火果然运到了郑家屯。但是贡王的人用勒勒车队满载武器往回走时，半路却被东北军截获，护送武器的数名日本人被击毙。
　　不久，巴布扎布纠合武装起事。木偶背后的手，依然是川岛浪速。巴布扎布曾积极参与外蒙独立，从而获得过镇东将军等封号。1915年11月，蒙古国政府根据与中国协议，要求正在盐池一带活动的内蒙巴布扎布武装归回原旗。巴布扎布骑兵入境，经由喇嘛库仑庙（今东乌珠穆沁旗府所在），行至白音古秀庙（今东乌旗道特淖尔苏木南侧）时，被前来围剿的多伦守军萧良臣部击溃。
　　激战中白音古秀庙毁于炮火。后来兴建的新庙，正是我插队草原的公社所在。这个地点，距离川岛浪速的门生，后来在青海扶贫支教的服部老人“度过青春”的农乃庙，仅有六十公里之隔。
　　
若尝试为川岛浪速总结一生，也许已经是时候了。
他的行动，无非是利用了与原清廷肃亲王以及与日本军界福岛安正的关系，梦想在东蒙扮演蒙古的劳伦斯，组织“满蒙独立”。他的思想，则依然能追溯风行于当时的大亚细亚主义。
出于这样的念愿，川岛浪速虽入学于外语学校的中国语班，却更喜欢当时“兴亚会”的思想，在行动中摸索抵抗白人侵略、实现亚洲救亡的实践。于是放浪于中国北方。甲午之战，他充当中文翻译随军，先结识了乃木希典。台湾割让之后，他一时在台湾总督府谋职，后追随同乡福岛安正（当时还是少将）参加镇压义和团的联军，做陆军翻译，住进了北京。
不知确否，据说当八国联军在颐和园和圆明园大肆劫掠的时候，川岛的日军在紫禁城却保护了文物，并受到宫内人等的尊敬。这样川岛得到了清末八大亲王之一庆亲王的赏识。庆亲王委托他参照日本模式，改造满州警务。他参与过北京警务学堂和工巡局的初创，上司便是肃亲王。
　　而肃亲王的妹妹，正是蒙古喀喇沁王府的福晋（夫人）。一根长久以来、苦其断而难续的线，终于一朝系在了一起。
　　川岛首先做的，就是把志在远方的河原操子，送进了喀喇沁王府开设的毓正女学堂做教师。1902年前后，日本关东军在东蒙一带尚没有大的作为时，河原操子就住进了喀喇沁旗的贡桑诺尔布王府。她也是个传奇人物；当时一面教书，一面搜集情报。无奈学剑不成，归去日本后做了女演员。老后著书，题为《喀喇沁王妃和我》。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望族逃窜。川岛浪速奋力地帮助肃亲王一家逃离北京抵达旅顺。这一家，共有五名侧室、三十八个子女、约三十个佣人，共计约六十口之多；全仗川岛浪速斡旋关东都督府，借来白玉山麓的俄国旅馆，供一族男女居住。此外川岛还“营救”了巴林王爷一家逃离北京。川岛并支持这些亡清旧臣组织“宗社党”，渐渐奠定了他在东蒙的基础。
大正4年（1915），川岛速浪寄以厚望的巴布扎布骑兵队，不过骚扰一番而已。中国方面唯用多伦一营守军，就扑灭了川岛心中最后的火星。他只能长叹生不逢时，在巴布扎布覆灭、自己也与日本军部矛盾日深、最后被关东军踢开后，川岛浪速黯然回到了东京。

肃亲王念及川岛无子，就把第十四女金璧辉送给他做养女。信中说：送给你一件玩具。是为川岛芳子。据云，六岁养女在日本长到十八，某日突然哭喊着跑出养父房间。她从那一日起，身着男装，口操男语，出落成一名疯狂的半军半谍的怪女人。
据李香兰回忆录，她初识川岛芳子时，川岛芳子就对李香兰说：“以后叫我哥哥！”在旅馆前厅，她见过川岛芳子在众目睽睽下，解开男裤露出大腿注射毒品。在电影院里，川岛芳子身穿军服，肩上架一只猴，昂首走进包厢。幕间休息时，她在包厢里高喊“没意思——”使全场瞠目。
川岛浪速的这位养女二十岁时，与巴布扎布之子结婚。仪式在旅顺的大和旅馆举行。如某种象征——在满座的关东军参谋和满蒙王族之中，她一身礼服，紧拉着亚细亚主义魁首头山满的手。
后来，紧接着日本陆军在1931年发动的9·18事变，几个月后，日本海军也在上海发动了1·28事变。据川岛芳子判刑书，上海事变的背后，就有川岛芳子的“加势”。
1945年日本战败，她被中国当局逮捕。候审期间，虽然川岛浪速竭尽全力，马上寄来了养女证明甚至征集了签名，但由于他抱养“玩具”时并未给她入籍，川岛芳子不能被认定为日本人。1946年，她以叛国罪被处死刑。
川岛浪速人生的最后一幕，大概上演在“满洲国”的儿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之际。“满洲国侍卫处长”工藤作为皇帝特使，对川岛浪速家进行了礼节性访问。那时被称为“浪漫主义者兼革命家”的川岛浪速，已是一位七十老翁。尽管他懂得傀儡一词的含义，还是换上了燕尾服出迎，一面忍不住潸然泪下。

5

　　1877年，日本出现了最早的大学——东京大学。
　　十年后，东京大学文科设置“博言学科”，其中有朝鲜语、爱努语、梵语等课目，开了直接掌握研究对象语言这一方法的先河。
　　1876年，东本愿寺以佛教一宗派之力，向欧洲派遣梵文和印度学的留学生，南条文雄在英国取得了日本东洋学的第一号博士头衔，学成归国。同时西本愿寺也派遣高楠顺次郎赴欧，从德国拿回了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为日本打下了牢实的印度和佛教学根基。
　　趁着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到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南条文雄作为东本愿寺慰问使，在北京与日军一起，把黄寺所藏藏语大藏经甘珠尔8类151部350册，作为日本驻北京军队的礼物献呈给天皇（转东京大学收藏）；并把十七世纪的106函1016部甘珠尔、252函5001部丹珠尔，以及宗喀巴全书等藏文经典，送给了东本愿寺所属的大谷大学。
　　对俄战争胜利后，奉天（沈阳）落入日本控制。在另一派东洋学鼻祖，时为记者的内藤湖南的加入下，日本早期学术的开创者们又从奉天、尼泊尔、北京等地，横夺贱买，把大量蒙文、满文和梵文的佛典运回了日本。明治天皇甚至拿出宫内费用，支援这一资料奠基。只是，1912年关东大地震时，保存在东京大学的珍贵经典，被一场业火全部烧毁。
　　日本东洋学的二十世纪，就这样揭开了篇章。
　　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又一个学问中心随之诞生。不久第一高等中学校长那珂通世提出划分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理论，在世纪之交迅速发展的汉学科与史学科中，后日学术泰斗如桑原骘藏、白鸟库吉，都是最初的学生。
　　他们逐渐朝着两个方向集中精力：一是中国本身，一是欧亚大陆。后者的语学侧重倾向，在以后愈加浓重。
　　
　　在百年的跋涉之后，如果在今日回首眺望，“东洋学”已是日本的骄傲。象牙之塔内的技巧，实证主义的谨严，绵密的学术油彩，浓厚地涂盖了亚细亚主义和帝国雄飞的底色。把它与亚细亚主义并论，其实不太合适。
　　但它的内容，又远远溢出了学术。确实，在明治以来的一切日本知识分子活跃的角落，都能发觉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子。哪怕音乐、电影、佛教、小说，更无论人类学、考古学，甚至昆虫学，都纠缠着说不清理还乱的背景，都有着发达的思想、人脉、著述。巍然其中的要数东洋学——它与大学的设立、资料的搜集与图书馆学的奠基、田野与现场的调查、诸种语言包括其古语的读破，分流汇聚，蛛网纵横，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东方知识体系。
　　欧亚大陆、伊斯兰世界、中亚及蒙古，宛如一座座巍峨高峰。对这座学术山脉妄图整理，是最蠢的发想。无论哪个领域学科，仅著作一项就是百年积压汗牛充栋。整理它，几乎就是在书的迷宫迷失，几乎就是在茫茫考据中沉没。谁能尽知它的考据艰深与天下志向？道不尽其中复杂的包含！
　　随笔举一个例子，若桑原骘藏，若想简述他的巨著《蒲寿庚考》，就需要一个领域的读破。以散文的概括，很难容纳他立足十九世纪式的实证学术、以泉州豪族蒲寿庚一家为轴、徐徐勾勒出来的一隅宋元之际的图景；面对那种绵密考证锐利发现、一分正文三分注释、驱使古今中外资料的专深，我也缺乏概括的学力。
　　当西方实证主义的手段与时代的巨大视野融会以后，他们建树的博大，令人瞠目。或者再选一座“蒙古学”的山岗，观望一眼已有的业绩？
　　从那珂通世远在明治四十年（1907）第一次以《成吉思汗实录》为题完成秘史的全译以来，仅在《元朝秘史》一点之上，侧重于历史的译本，就有小林高四郎《蒙古的秘史》（1941）、白鸟库吉《蒙文音译元朝秘史》（1943）、村上正二《蒙古秘史》（1970—1976），以及侧重古代蒙古语言分析的、如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等诸多译本；加之论文、调查或游记，截止于1980年便有近400篇。再扩而展之兼及广泛的中北亚，仅登录于1988年编《中亚研究文献目录》者，就超过了15000种。
　　看似雕虫的学术，尤其是时代思潮的产儿。
　　
　　究竟挑选怎样的例子，才能触及它的本质呢？
　　白鸟库吉于1907年发表《亚细亚研究乃战后一大事业》，显露了他的初衷：
　　
　　“国人以为盲于远东事情乃属当然，又欲与西人于其地相争利益。余辈吃惊于国人如此无谋，更深恐靠不易战胜所获之威力，将于和平竞争中消灭殆尽——是乃余辈疾呼亚细亚之研究，唤起世人注意之所以。”
　　
　　白鸟库吉是一代边疆派学术的代表，他的《蒙古秘史》转写本与汉文刻本共印，查询方便，读着流畅，是我在学生时代使用最多的一册。
　　他企图模仿英国的皇家亚洲学会和法国的亚洲学会，组织日本的亚细亚学会。虽然最后“东洋”置换了“亚细亚“的名称，但以后日本各亚洲研究的基地和实体，如满铁调查部、东方学会、东洋文库，都能追溯到这个渊源。
　　
　　与学问的迈进齐步，在白鸟库吉的建议下，日本以京都大学等国内学者为教授核心，在各殖民地和伪政区都创建了大学。
　　1926年朝鲜的京城帝国大学、1928年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以及1938年在长春的建国大学都逐一开学。
　　有趣的是，最短命、学生最少的“满州国建国大学”，在其中抱负最大。建国大学的倡建者，是著名的关东军决策军官、亚细亚主义者石原莞尔。按照石原的设想，未来的建国大学应该是这样的：
　　——建国大学完全排除既有大学的教育方法。既排斥马克思主义又排除帝国主义。大学根本的目标是民族联合的实现。它将是日、汉（包括满）、蒙、鲜、俄五族子弟共学、培养不止满洲且囊括中国本土、印度与东南亚的一所亚细亚政治精英养成所。就学期间，学生们将“一块吃、一块住、一块用蒙语朝语或日语打架”；三年在校读书、三年投身社会。尤其后期三年，学生们要进入底层吃苦耐劳，再把体验的内容上升为理论。建国大学打算诚邀托洛茨基、胡适、周作人、甘地、布斯等重要人物任职；但这些受聘者不都作为教授，一部分人将作为“研究的素材”，进入这所“亚细亚大学”。
　　——如今读来恍如听梦。但这个用日语发出的声音，也并不完全陌生。在这些设想里，除了闪烁着皇国军人的虚妄，若对那时代的亚细亚主义有所理解，也可能听出罕见的使命感。
　　可叹石原莞尔的宿命，是在挑起血腥战争之后接受历史的嘲弄。即便在日本的殖民地大学系统里，这一所大学也最是毫无声色。临开学才定下的大学校长，由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充任，典礼挂出的牌子上，写的不是亚细亚的解放，而是傀儡的“建国”。
　　
　　那么，究竟有没有能匹敌于宫崎滔天或相马黑光式的热情，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发和反思的学术呢？
　　1936年，小林元和大久保幸次合著的《现代回教圈》出版。引用如下的段落，或许可以省去我的评论：
　　
　　回教圈并非异国情调的花园。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拥抱约两亿四千六百万人民（此数不确，引者注）的回教圈现实，惟乃历史之给予。至少对今日回教世界的天方夜谭式幻想，不过是错了时令的感伤。只是我们此刻提出的“现代回教圈”，果真能对破弃这种幻想发挥作用么？
　　
　　确实我们之中注目回教与回教圈的同胞甚少。但多数人们放置如此题目且对之轻蔑，并跳过回教徒世界一味将视觉集中于遥遥彼方欧洲舞台的那般倾向，已然应该一并反省。作为日本商品挺进地的他们，作为殖民地分割客体的他们，作为世界史不可欠之一部的他们，作为世界文化构成因素的他们——如此这般的回教聚集地，难道不正蕴藏着呼唤我们注意的无数问题吗？
　　
　　……回教徒哟，莫要再迷于中世的狂信，指着凯末尔主义者的土耳其说，汝乃无神之国。那不过是偏离季节的诽谤。莫若去充分加深对回教生存的认识与理解。实际上今日少数抱有进步思想的回教徒正步步企盼难题的解决，他们岂不正呈示了为明日飞跃而做的献身努力！想必，世界史之回教徒亦不属神圣例外。在现代，回教徒亦一如其他宗教，未尝被置于沉湎于法悦幻境的地位。呵责之际，回教徒哟，须知，为解消乃属历史必然之今日回教危机，其最正确之锁钥，究竟其藏隐何处！
　　
　　……此时此刻回教徒不能尽是迷狂的人群。难道，随之帝国主义式的争霸日甚一日、随着它对殖民地依存的增多和进而对其统治力的加强、兼之殖民地土著民的穷困化、抵抗、民族解放运动的普及——以如此帝国主义诸国的寄生，以及各殖民地的分离为背景，泛回教主义又能自何处寻得它的依据？值此现代，回教圈世界正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坩埚中横陈之际，泛回教主义岂非乃是一面影子盾牌，毫无高见！
　　
　　用语已多少陈旧，内容也不尽正确。但是这些写于七十年前的言辞，如今即便拿给穆斯林阅读，仍然感觉新鲜，甚至令人有振聋发聩之叹！
　　
　　东洋学还是东方学？
　　把萨义德的东方学改一字，就是日本的百年老号般的东洋学。它确有东方主义的镂刻烫烤和不退的底色。但企图以东方学理论来断定东洋学，是困难的。
　　E·萨义德的东方学/东方主义学说，在日本尤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一部分人在力争表达：日本的东洋学，虽然拖着一条不干净的尾巴，但它的呼唤里也包含着对萨氏所言东方学的揭露和反抗——这种声音，就是亚细亚主义。
　　日本确实是一个丰满的例子，它能证明萨义德的学说，也能对之驳难。
　　板垣雄三曾经这样回顾说：
　　
　　“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上，即便是为了向东方主义同化，也必须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加入伊斯兰，于是他们有过与伊斯兰世界紧密结合了的感觉。比如日本的所谓东洋学，无论是白鸟库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865-1942）的中央亚细亚也好，河口慧海（大正大学教授，1866-1945）的印度次大陆也好，大谷光瑞（西本愿寺宗主，1876-1948）的中亚探险也好——他们靠着能与欧洲人角力，甚至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对伊斯兰研究业绩，有过——想笼络伊斯兰世界于自身之中的主题。”
（日本该怎样面对伊斯兰,
世界,2000年9月号）
　　
读着小林元1936年的旧作，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结合了的感觉”。
虽然到底有多“紧密”，尚可逐一甄别。
　　是的，一种在帝国主义危机中培育的“天下己任”，使这种东洋学比起欧美东方学，处处深之一层。不仅分庭抗礼，在一些刃口分寸之上，它甚至融入了文明主体的发言。但霸道的己任，也使学术从出生就有一股虚妄的胎味；恰好与仰殖民主义鼻息、啜饮一瓢剩羹于襁褓的中国知识界，互为补足的一对。
　　东洋学毕竟难于归划东方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古典确实已属东方的共有，对它的追究，不能与西学的汉学相提并论。　　
　　
三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思潮，后来终于在昭和前后分流了。人们说：在左翼走向国际主义方向的同时，所谓亚细亚主义似乎被右翼独占。
　　
　　中国、朝鲜、日本之间，关于亚细亚的温情对话呈着一副滑稽的洋相。与日本的富国强兵同步，超过五十年不间断的欺凌，难能维持甜蜜的谎言。——日本是亚细亚的解放者吗？对中国和朝鲜而言，简直无疑是狼在问羊：难道我曾打算吃掉你吗？
　　尽管日本不愿停止过关于亚细亚解放的言说，但是包括中朝，大多数的亚洲人拒绝这一呱噪。一面热衷于对白人殖民世纪的揭露批判，一面却对自己祖国的野蛮侵略百年嘴硬——用儒家的道德术语说，是不知耻的行为。
　　包括他们津津乐道的土耳其。在那个土耳其遭逢末日之际，日本是列强盛宴上的持刀饕餮者。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召开巴黎和会，核心的目的就是瓜分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土耳其。日本算计良久，它吸着鼻子，嗅着土耳其盟友德国的盘子，一刀割下的却是中国的血肉。
　　对一部分“真诚的亚细亚主义者”而言，梦想被粉碎了。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百年同胞诉说，引诱所有中国的机会主义，都迎合过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但浸血的事实更加雄辩。所以它也引发了李大钊、尼赫鲁不得不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作别样的亚细亚主义解说。
今天沧桑已变，如似种种历史的陈迹，引人激动的主题似乎已经更换，绵延一个世纪的热议，要结束了。
真结束了吗？
　　不。它如一个幽灵，未曾轻易消散。本来不过是日本一翼的理论，而如今，很多人都喜欢上了它。合纵抗秦，营造新的亚细亚主义、让日本和中国这对怨敌成为同盟——这一思路，常使人浮想联翩，并感情冲动。
　　时值二十一世纪险恶降临的今日，尘封日久的亚细亚主义，是否还能被发掘出新的含义？
　　我想是的，唯独今日，亚细亚的梦想才能焕发出光彩。
　　当新一轮的帝国主义世界征服又汹汹开始，当陈旧的种族歧视又旧帽新颜横行世间，当亚洲的多数民族与非洲、拉丁美洲的众多国家一样又挣扎于贫困、盘剥、威胁、控制——在新的时代感召之下，谋求亚细亚诸国之间，以及亚细亚与整个第三世界的互助、支援与同盟，才具备了真正的意义。
　　——如果日本能够挣逃出脱亚入欧的魔魇，如果它能放弃跻身列强、在全球化榨取弱小的进程中分一杯羹的私谋，如果它能正视自己祖国的百年沧桑史，他们应该有勇气扬弃、继承、实践，如它的一介平民，抛弃亚细亚主义中的帝国污脏，坚守亚细亚互助的道德大义。
　　——如果中国能够破除崇洋媚外的旧癖，如果它能清算盘踞体内的大国情结，如果它能在崛起中警惕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如果它能珍惜自己的包括革命和国际主义的传统，它也应该能判断、尊重、理解、结盟于身居其中的亚细亚，实现一种超越了帝国主义的强国梦。
　　被动也罢、自觉也罢，两国都必须交出答卷。
　　东南西北，亚细亚的每一个角落，都正在严峻地注视着。
　　
改定于2008年8月
北京奥林匹克举办之际

作者: 爪哇堂 时间: 2011-3-4 10:11

此文收入《敬重与告别》一书。
让人看了失眠的一本书。
大学的时候，特别感佩张承志文字的血性。今年读《敬重与告别》，感动依然。
同时有些不安。叙事激情，超越了历史和文献本身的叙事界限。
我在阅读的时候，一边被其文字所煽动，一边又深深地怀疑他据以叙事的历史文献。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1-3-4 11:16

我记得好像是《敬重与惜别》吧？

作者: 王霄冰 时间: 2011-3-4 16:09

宗迪兄好像对张承志颇有兴趣?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张承志，从1998年到2003年,几乎每天都在看他的书，而且到处去寻找他的足迹。后来竟有了逆反心理：写完论文后再也不想看他写的东西，也再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人家都劝我，当年你搜集了那么多资料，不继续整理和发表太可惜了。可我好像就是提不起兴致来。
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或者有治疗这种学术厌倦症的良方？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1-3-4 17:58

“人家都劝我，当年你搜集了那么多资料，不继续整理和发表太可惜了。可我好像就是提不起兴致来。
”
王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越让你感到内心的贫乏？引不起你思想的激情甚至是厌恶？

作者: 刘宗迪 时间: 2011-3-4 19:41

霄冰说的学术厌食症，俺深受其害。
好几个题目，我提纲写好了，材料备齐了，甚至在各种场合讲过好几遍了，人家劝我快点写出来，我自己也好几番发狠运气想动手，可放的越久越提不起劲来。
最后，只好让它们烂在肚子里。
写文章确实要凭着最初火花闪现时那一股子冲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

不过提到张承志，我只是碰到的时候才读读，倒没有像你那样追着读。最近读了他新出的《匈奴的谶歌》，觉得不错，所以就又上网找到了他的这篇文章读。
张承志这般手笔在眼下中国确实是绝无仅有的，把思想和学术、激情与理性、文学和学术、行走和思考、地理和历史如此天衣无缝地揉在一起，而且文字又不像其他写作者随着年事的增长而衰竭，一如既往地笔力千钧，单枪匹马、毫不妥协地向庸众和世道挑战，虽千万人我往也。在世人熙熙皆为利往的当今中国，活脱是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转世再生。
爪哇兄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术那种四平八稳、装模作样的客观性，正是张承志不以为然的，所以跟他提这茬，等于对牛弹琴。

[ 本帖最后由刘宗迪于 2011-3-4 20:07 编辑 ]

作者: 耿羽 时间: 2011-3-4 20:18

很膜拜张承志这才是文学大师！

作者: 陶冶 时间: 2011-3-6 08:42

引用:

原帖由 王霄冰 于 2011-3-4 16:09 发表
宗迪兄好像对张承志颇有兴趣?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张承志，从1998年到2003年,几乎每天都在看他的书，而且到处去寻找他的足迹。后来竟有了逆反心理：写完论文后再也不想看他写的东西，也再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人家 ...

看王老师的简历，既在日本游学，又在德国深造，十分钦佩。
我也喜欢读张承志的文字，尽管不喜欢他的偏狭，但还是喜欢看他的思考。
忽然想到，王老师的师尊顾彬先生是怎样看待张承志的，张承志的作品是否也在垃圾之列？顾彬先生可以一概而论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垃圾，他指导王老师做博士论文时，无法回避对于张承志的具体评价吧。

作者: 王霄冰 时间: 2011-3-7 17:01 标题: 说来话长

原来宗迪兄也有过“学术厌食症”，这样我感觉就轻松些了，呵呵。
其实我那时也不是因为迷恋张承志才选他做题目，而是听了导师的指点。
我的老师顾彬研究当代文学，那些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比如北岛，顾城，王蒙之类的，他都自己研究了。他比较不感冒的当代作家，除了王朔和“美女”之流之外，还有高行健和张承志。不过对后面这二位，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而是因为个人印象。据说张承志到波恩大学做演讲时，曾对顾彬说：在中国如果谁不知道张承志，谁就不是中国人。这件事一直让顾彬先生耿耿于怀，可能他觉得张不够谦虚吧？
他让我写张承志，一方面是因为我告诉他我喜欢民族学，要写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那张承志当然算是第一人了。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在欧洲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张承志。
说实话，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并不太好，只是因为资料性比较强，所以后来居然还被人引用过。而我自己觉得，我一直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研究张承志的切入点。计划中一直想去西北调查一下哲合忍耶这个民众群体和他们的口述史。如果能把这部分资料和张的文学对比起来读，这项研究或许能有所突破。以前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现在回到国内工作，去宁夏比较方便了，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如愿吧！

作者: 王晓葵 时间: 2011-3-16 18:42

最近看小松和彦的文章，他讽刺现在的民俗学界，有太多的“有点小聪明”的研究者，大量生产着“对人畜无害”的、无错但无用的学术论文。张的这篇作品，可能不能算严格的论文，但是，比小松批评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不过，读的时候要处处当真，就有可能被误导。
日本的确有真诚的亚细亚主义者。说不定柳田国男也是，我最近看到的材料，他和头山满还有来往，对中国事务很是关心。福田亚细男先生的父亲说不定也是，福田先生有一次说，他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作一个亚细亚的好汉。所以国内一本书把他的名字翻译成福田阿鸠，他很生气。虽然发音接近，意思可差大发了。

作者: 王霄冰 时间: 2011-3-20 12:27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人曾拿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做文章，把中国南方和台湾、日本的文化放到一个文化圈里，叫“半月形农耕文化”，但记不清是谁提出的了。晓葵兄知道吗？

作者: 王晓葵 时间: 2011-3-22 13:06 标题: 回复 11# 的帖子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中尾佐助、佐々木高明提倡的照叶树林文化圈吧。他们把日本的生活文化的基本要素认定在以中国云南为中心的东亚半月弧区域。包括了日本西南、台湾、中国华南等。这个理论还把东部日本设定为栎树林文化圈，包含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等。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1-3-23 21:15

民俗学论坛需要这样的侃侃而谈，因为现在坛子里的“有太多的有点小聪明的童鞋，大量生产着对人畜无害的、无错但无用的社会话题”。看来爱东老师喊温柔老师回来多发帖是对的。。。

老师们继续，很多坛友在围观呢，这样的帖子越读越爽（虽然有YY的成分在里面，不过真的很给力）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1-3-27 18:36

张承志更多是站在中华与日本之间思考彼此的民族性，其少数民族的身份使其思考有了一份旁观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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