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武义模式的理论提升

在对中国农村社区、宗族、市场、民间宗教等范式的研究中，人们对旧乡土中国作了深刻的解读。那么，对新乡土中国应如何进行解读呢？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都把新乡土中国的理论聚集在城乡融合上。

一、人类学家对乡土中国的解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精辟地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因此，“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无论出于什么的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并且“乡土社会的生活是高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就是乡土中国的大致图像。

就是这样一个“差序格局”结构的乡土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中外人类学家们关注的热点，他们走进田野，深入调查，对乡土中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

1．社区：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解读

如何解读乡土中国，费孝通从社区角度切入，进行了探索分析。为什么要从社区切入，费孝通解释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的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

在中国，最早的社区研究可以追溯到葛学溥（Daniel Kulp）在广东凤凰村的家族调查，其研究成果《凤凰村》发表于1925年。不过，由于作者只是一个“业余人类学家”，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并不大。1930年代之后，留学欧美的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先后发表以单个的中国村庄资料为基础的社区研究作品。一时间，社区研究蔚然成风，影响之大，波及海内外，被马林诺斯基称誉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对乡土中国的社区研究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一个典范。

江村，是费孝通为太湖东岸一个普通江南村庄，即开弦弓村所取的学名。费孝通的这部成名作《江村经济》，展示了一个典型的南方农村的内部结构。《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写了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

《江村经济》获得了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说：他的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评价说：“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而从乡土中国的角度看，农村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症结。长期以来，这个症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基本内核似乎变化不大，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农民现状一直是核心问题。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最后结论中对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总结道：“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针对这个判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在后来的探索中，他更加从发展农村副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城乡一体化寻求解决之道，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新农村建设关注的核心问题。

2．宗族：弗里德曼对乡土中国的解读

乡土中国的魅力实在太大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出版后，吸引了不少西方人类学家走进乡土中国，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20-1975）是从宗族角度切入，研究乡土中国的代表，其代表作是1958年出版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所关注的是中国东南福建、广东一带所存在的大量的宗族组织形式，作者试图展现中国这个文明社会存在与非洲一样发达的宗族组织的现实及探讨其结构和功能，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宗族之间以及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从对乡土中国的宗族研究中，弗里德曼对乡土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东南这个“边陲地区”，远离中央集权中心的社会，宗族组织才得以壮大流行。在他看来，中国东南地区处于边陲地区，所以更需要自治，需要宗族的社会组织来管理这个远离中央的边陲地带。而且边陲地区的人们需要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自卫，只有互利合作，形成一个集团，才能获得最大化的资源。

作为联结“国家－社区”二分结构的中间组织的“宗族”，它是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呢？弗里德曼指出，宗族在建立其与国家的关系上，把那些官府的官员归为宗族的成员，以求他们为宗族带来利益和荣誉。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族是个自治的单位。它尽量在自身内部解决宗族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问题。在这方面，宗族与国家都尽量互不干涉，保持各自为阵的状态，从而维持一种稳定的秩序。另一个方面，宗族与国家的冲突在东南地区表现的非常明显，弗里德曼以天地会与三合会等秘密会社的反清复明活动为例来阐述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于是，由于东南地区的中国在有些背景下，宗族与宗族之间发生冲突；在另一些背景下，宗族或宗族的阶层部分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国家。而绅士在这种对立中对国家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既是宗族的一员，同时又是与国家上层建筑打交道的阶层，所以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的问世，开了从宗族角度研究乡土中国之风气，美国汉人社会研究的一种“范式”。事实也是如此，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不少中国学者解读乡土中国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到了宗族上。

3．市场：施坚雅对乡土中国的解读

与费孝通的社区和弗里德曼的宗族解读乡土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的研究跳出了家族和村庄的狭小范围，把关注的眼光转移到基层市场，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提出了解读乡土中国的“市场理论”。他否定了村落作为农村基本单位的意义，认为市场结构具有农民社会或传统农耕社会的全部特征，因而将市场看作一种社会体系。在他提出的模式中，地方市场体系共有三个等级，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是其中最低的一级。在基层市场服务的区域，不仅存在密集的经济互动，同时也有密集的社会文化互动。结果，这一区域不仅是商业交换的基本单位，也成为“小传统”的基本载体，是复合宗族、秘密社会、宗教组织、方言、庇护――被庇护关系、媒婆活动的基层空间。

按照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属于集镇（town）范畴的彼此相连的经济中心地包括：标准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集市贸易体系由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三个向上递进的等级构成。他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

在市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施坚雅又于1977年和1984年在《中国的历史结构》中提出了“宏观区域说”和“区域发展周期说”这两个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理论，前者运用中心地理论结合市场学说，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区域体系理论；后者通过对华北区域的分析，从纵向剖析了中国各区域发展过程的差异现象，证实了区域发展周期的存在，施坚雅认为：区域发展周期不仅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也是人口增长与下降、社会的发展与退化、组织的扩张与收缩、社会的和平与动乱的各种周期。由此引申的推论是:各区域的发展周期可能完全不同步进行。

施坚雅的市场共同体理论是在批判和反思乡土中国研究中，费孝通的社区研究理论和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施坚雅的宏观区域说也突破了美国中国学将行政省区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基本单位的传统框架。因此，施坚雅所创立的研究范式能够长盛不衰，成为乡土中国和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典范。

4．民间宗教：武雅士对乡土中国的解读

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P•Wolf）对乡土中国的解读却另辟蹊径，从精神层面切入，在1974年主编出版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一书，提出了解释乡土中国民间宗教的“神、祖先、鬼”的象征体系。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所有论文，除了弗里德曼的文章外，都是人类学家在台湾和香港作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尽管这些论文的资料来源和结论各不相同，但整部论文集共同围绕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国民间宗教的社会文化意义、中国民间宗教是否一个一体化体系三个问题展开。在书中，武雅士和王斯福(Stephan David Raphael Feuchtwan)等通过不同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民间宗教存在一个共同的象征体系：神、祖先和鬼。武雅士在书中说：

无论我们探讨的是庙宇和住宅的建筑形态，还是人们用来指代祭拜行为的词汇、对超自然力量的献祭形式的分类和人们谈论行为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得出同样一个结论：神与祖先和鬼之间形成反差；鬼与神和祖先之间形成反差；祖先和神鬼之间形成反差……而且……这三个等级的超自然力量与人的三个等级相对称。神身穿的是命官的官袍；他们住在庙宇之中，受神将的保卫；他们处罚社会中犯了罪的人，很容易被激怒，并喜欢受贿；他们相上级写报告，保守人事档案，并与帝国的行政区划相联系。显然，神是帝国官僚的化身。鬼的祭拜在庙外或后门之外举行；他们被视为危险甚至是有害的东西；献祭给他们的是作为施舍的大量食品和服装。人们公然把他们比作土匪、乞丐和强盗。很显然，鬼是人们不喜欢的危险的陌生人的超自然代表。当然，祖先是人们自己的继承线上的高级成员；人们认为祖先给自己财产、社会地位和生命。

据此，武雅士认为，中国民间对神、祖先、鬼的崇拜的社会根源在于中国农民的社会经历。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存在三种人：一是常来向他们收税、规范他们行为的官员；另一种是他们自己家庭或宗族成员；还有一种是村落外部的“外人”和危险的陌生人。神、祖先、鬼表达的是农民对他们的社会世界的阶级划分。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不是武雅士的个人专著，但在他主编的这部中国民间宗教的社区文化分析的重要著作中，首创的中国民间宗教的“神、祖先和鬼”象征体系理论是贯穿其中的。或许从某种意义可以说，武雅士的这个理论是集体的成果。许多人类学学者接受或认可了他的这个理论框架，并以自己的研究充实、完善、深化之。

社区、宗族、市场、民间宗教，都是中外人类学家解读乡土中国的关键词。正是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内涵上对旧乡土中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洞察。

二、城乡融合：新乡土中国的理论基石

历史的运行往往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上了一个新的平台。世纪之交前后，当中国人类学家们还在社区、宗族、市场和民间宗教的乡土中国的解读中摸、爬、滚、打之时，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的新乡土中国研究悄然摆在了学者们的面前。

1．什么是新乡土中国研究的理论基石？

新乡土中国的研究应该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石上展开？这正是我们进行新农村建设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据中国期刊网检索，虽然大家对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意义、内涵、目的、思路、对策和模式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但基本上没有明确地涉及到理论基石问题。

那么，什么是新乡土中国研究的理论基石呢？

众所周知，现代化的关键性标志是让农民富起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国，什么时候农民富了，这个朝代就强盛，就繁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汉代、唐代、明代、清代的历史，都是农民比较富裕的时候，这个朝代也就强盛、繁荣。特别是大家很熟悉的唐代，我们看唐代的戏就知道唐代真的是国家富，农民富，成就了李世民这样比较有名的帝王，贞观之治也就出现了；清代的康乾盛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近代以来，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使得我们的农民越来越穷，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才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建国以后，中国农民又被边缘化了，基本上处于穷困状态。正如李昌平给朱总理的信中所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让农民富起来，通俗地说就是要让农民不再是穷人。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代中国农民的穷困呢？学术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过许多论述。依笔者之见，最根本的原因是“以农补工”、“以乡养城”政策的长期执行，造成了中国农民的“先天不良”的体制性穷困。建国后，国家不仅对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而且陆续扩大到对烤烟、蚕茧、茶叶、生猪、羊毛、牛皮、土糖、土纸、桐油、楠竹、生漆、核桃仁、杏仁、爪子，粟子、木材，以及38种中药材、供应出口的苹果和柑橘、若干产渔区供出口和供应大城市的水产品，由国营和合作社统一收购。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合同定购，使农民累计做出的资金贡献高达7000多亿元。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就业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等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构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壁垒，所以，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可能落脚和生存。一直到世纪之交，虽然大宗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但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购销市场化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致使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很大，农民每年向国家贡献1000多亿元。

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体制下，中国城乡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偏向，主要表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日益严重，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承担税费偏重，在农户的绝对收入水平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农民负担税费的绝对值普遍是增加的；农民就业的机会偏少，一般来说，进城打工的农民做最苦、最脏、最重的活，却拿最低的工资，甚至连工资都领不到；农民享受教育的机会也偏少，农村教育的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一年的学费几乎等于当地农民30年的收入；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偏少，不少地方的农民行路难、通讯难、就医难、上学难、用电难、饮水难，凡此等等，这种严重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中国城乡巨大的差距。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怎么富得起来？

但是，就在人们对中国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发展上产生差别批评有加，“三农问题”深入讨论之时，党中央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在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高瞻远瞩，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这就把消除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的任务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前已述及，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是让农民富起来。而让农民富起来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使城乡从分离走向融合，在新农村建设中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穷困的面貌，改变中国农民贫困的状态。简言之，城乡融合是让中国农民富起来的根本途径，也是新乡土中国的理论基石。

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城乡融合

对于“城乡融合”(Urban—rural composition)的问题，有的学者曾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立场，指出要“消灭城乡差别”，达到“城乡融合”。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但是，为了正确理解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地解读。具体的情况是，恩格斯早于1847年10月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会产生什么结果”问题时说：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无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这是恩格斯对“城乡融合”最早的论述。1876年9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城乡融合”作了比较具体的论述，他说：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对于“城乡融合”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进行过正面论述，但他曾论述过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就说过：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在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有意义的是，马克思曾指出：

消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

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城乡融合的条件就是如此。

对于城乡融合，列宁虽然也没有正面论述过，但在论述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都会有的旋律）是‘商业财富’（用西斯蒙第的术语来说）优于‘土地财富’（农业财富）的必然产物”后曾以未来学家的预见性指出：“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跃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能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斯大林在城乡关系问题上是有创见的，他从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出发，认为城乡关系不是城市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城市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在此，笔者对斯大林所说的“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特别欣赏、赞同。因为笔者在前引《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中曾就“乡村生活城市化”问题表明了观点，认为“讨论21世纪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其目的就是要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民守土之艰难，离土之不易的博弈中探讨中国农民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把实现中国农民乡村生活城市化，就地改造农民，改造农村，改造农业。”但是，今天通过对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研究，笔者感到“乡村生活城市化”的观点还是一个片面的，不成熟的观点。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城乡融合”。

3．外国学者论城乡融合

谁都知道，城乡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当然会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

早在1898年，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城乡融合”的概念，但却十分有趣地提出了城乡必须“成婚”的论题，他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

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进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霍华德的城乡成婚论实质上是用城乡融合的新社会结构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为此，引发了一度流行欧美的田园城市运动。1946年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nuford）在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的再版写序时高度评价霍华德的城乡成婚论说：“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进了时代的前列。”

到了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从城市发展的立场出发，曾深刻地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这个论述十分有启发性，其明确、生动地论述了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平等性，而“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正是“城乡成婚论”的翻版，其实质仍然是“城乡融合”。正是从这个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出发，芒福德非常赞成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享利赖特（Herry Wright）“区域统一体”的观点，即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到许多平衡的社区里，不仅可能重建城乡间的平衡，还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一地方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之益处，同时，可以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以至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社会城市”（Social Cities）的思想，将把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并作为一个整体运作。对此，法国学者布代尔讲得好，他说：“城市与乡村从来就不会象水和油一样截然分开：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农村和城市”互为前提：我创造你，你创造我；你统治我，我统治你；依次类推，彼此都服从共处的永久规则”。

上述从英国学者霍华德到美国学者芒福德，从城乡成婚论到“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但从他们的论述及其学术追求中可以看出，城乡融合是他们理论内涵的核心。而苏联学者鲁缅采夫在《城市化社会》中曾提出：“社会主义城市化是解决城乡脱离的历史性对立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将导致这两种人口分布形式的接近和融合”。这个提法已向城乡融合靠近了一步。

4．中国学者论城乡融合

中国学者在研究城市化问题时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从1996年开始，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城郊经济研究所受市政府的委托，与有关单位联合成立了“北京郊区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课题组”。2001年其最终成果，由赵树枫、陈光庭、张强合著的《北京郊区城市化探索》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研究成果中，陈光庭认为，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等几个阶段。并指出这个公式把人类的历史分为四阶段，其中最高阶段是城乡融合。在此，陈光庭虽然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界定和解析。

杨荣南在《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系初探》中，建立了包括城乡经济融合度、城乡人口融合度、城乡空间融合度、城乡生活融合度、城乡生态融合度等五个方面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在此，杨荣南虽然是针对城乡一体化而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所谓“城乡一体化”本质上指的就是城乡融合问题。

2000年，上海市也成立了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发起，与有关单位组成的“上海市城乡一体化研究”课题组，他们在对城乡一体化的界定中指出：城乡一体化是通过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融合，从而达到城乡共同繁荣、富裕、文明的过程。这个提法得到了浙江有关人士的赞同，浙江咨询委员会朱家良副主任2004年6月，在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研讨会”上发言中说：“城乡一体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

此外，1998年魏清泉发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一文，该文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密切相关，并以东莞为例，从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的改变考察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他认为类似东莞这样的区域可以称之为“城乡融合区”，它是一种新型的地域空间结构。这种城乡融合区有三个最明显的特点：（1）城镇和乡村功能互补，并融为一体，城乡两种景色兼容，说它是农村吧，村民已没有多少“泥土”味，说它是城镇吧，又没有城市的喧闹和城市那样高密度的人流、车流和建筑群；（2）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别在缩小，生活方式大体相同，思想观念渐趋一致；（3）城乡融合区兼有城市与乡村两种职能，它既不是传统的城市也不是传统的乡村，但其中既有城镇、又有较浓郁的田园特色。

2005年，陈大鹏发表《城乡融合区域发展战略与大西安都市区的构建》，该文从考察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切入，认为“城乡由对立分割走向融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目前正处于城乡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关头，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

2006年，赵庆海、任德会发表《谈城乡的空间分离与空间融合》，该文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建设田园城市，追求城市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城乡融合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最值得介绍的是罗新阳的《城乡融合：和谐社会的根基》。该文第一部分“生态价值：城乡融合，以人为本”中论述了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城乡融合实际上是城市与自然的有机融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乡融合，有利于城乡统一的生态系统的形成和良性运转。此文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能见到的有关城乡融合最具有理论色彩的一篇论文。

三、城乡融合论解析

城乡融合作为新乡土中国的理论基石，实际上就是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那么，究竟如何界定城乡融合？

城乡的分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串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就是说人类社会从城乡分离到城乡对立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即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工业生产地向农村地区转移，乡村城市化启动，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开始走向融合。

这样，从城乡关系发展的这种轨迹来看，所谓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从分离、对立，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

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城乡融合的内涵有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二个层次，简称城乡互动论和城乡一体论。

1．城乡互动论解析

城乡互动，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文化表达。互动的本义是这边动，那边也动。在社会互动过程里，互动的行为和动作对互动双方都是有意义的，都把对方当作互动的对象。

对于城乡互动的涵义有人认为“是指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这个说法比较抽象，仅把城乡互动看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的问题。

又有人认为“城乡互动是指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过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转移和渗透，以及它们之间在地域上的相互趋近，前期主要表现为农村城镇化的运动态势，后期主要表现为特大城市的扩散运动态势。”这种说法虽然克服了抽象性，但并没有把乡村与城市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去思考。

还有人认为“城乡互动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一个多维互动过程，它既包括农村的劳动力，资金与土地等经济资源向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先进的生产力如技术、科技等要素向农村的扩散、渗透和辐射。既包括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包括农村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个界定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其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加以考察。

但是，上述所有对城乡互动的说法，都不如英国学者库尔德（Gould）的界定简明而又具体，他认为城乡互动关系可以看作是城乡之间人、财、物、技术、信息和观念的双向互动。对此界定我们应加以充分的肯定。

城乡互动作为城乡融合过程的一种文化表达，是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互补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整合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一般的规律虽然是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辐射的带动，城市与乡村是平等的。但是客观地来说，城市带动农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这种带动能得到“双赢”的结果。所以，无论从城市一方，还是从农村一方，城乡互动的行为和动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具体地来说城市的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集聚城市，同时城市有更多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辐射，并流向农村，从量变开始，逐渐达到质变，实现城乡之间均衡发展，促使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失，这也就是城乡从分离到城乡融合的过程。

2．城乡一体论解析

城乡一体，就是城乡融合的结果。具体地说，城乡一体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从而使城乡融为一体。

对于城乡一体的图像，英国学者霍华德在他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曾提倡“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并在序言中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构成一个城市—乡村磁铁，以表明在这方面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此后，前已述及美国学者亨利赖特（Herry Wright）主张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现有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到许多平衡的社区里，不仅可能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还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一地方都享受到真的城市生活之益处，同时，可以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以至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社会城市”（Soial Cities）的思想，将把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并将作为一个整体运行。

实际上，城乡一体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和园林景观等方面。在规划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城乡发展做出统一规划，对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城乡交融地域上的物质与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在生态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证自然生态过程畅通有序，促进城乡协调、持续发展；在经济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现代经济中农业与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经济交流与协作，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实现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在社会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众说纷纭，各有千秋。

而在人类学的视野里，城乡一体是一个体现人与自然协调、人与人和谐理念的载体，是城乡融合的结果。而城乡一体作为城乡融合互动过程的结果，既要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性，又要显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合性。因此，城乡一体不仅是人口转化、经济结构和地理结构的变化过程，更是人类社会的整合过程，是城乡文化相互渗透及广大农村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逐步提高、城乡差别逐步缩小的过程。通过农村人口、景观向城市转化以及城市文明向乡村的渗透，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从这个意义出发城乡一体的内容应为以下10个方面：

（1）城乡空间布局一体

城乡空间一体，就是以建立完善、快捷、通达的交通网络，建立方便、快速、信息量大的通讯网络为条件，建构城市与农村对比在更大限度上呈均质状态的空间景观，其既不是传统的农村，也不是传统的城市，但同时具有两者的特征，是城乡两大地理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充分体现了城乡优化布局、集聚与分散的良好结合。

（2）城乡生态环境一体

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就是把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统一纳入一个大系统全面治理，努力打造城乡生态环境资源互补，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的生态格局。

（3）城乡社会发展一体

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就是要达到城乡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确保城乡居民在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和文化卫生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使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城乡共享，即斯大林所说的“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

（4）城乡产业布局一体

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就是一、二、三产业一起抓，城乡两篇“文章”一起做，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区域资源配置。特别重要的是在发展工业产业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把农业生产诸要素的配置与使用整合为一个有机体，使农业生产、加工、销售连接成一个产业链，使农业生产各环节的企业、行业和部门通过利益链条形成为企业群，从而与工业产业链相匹配，建构城乡一体的产业布局。

（5）城乡市场一体

城乡市场一体，就是建立城乡一体的经济运行机制，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以及城乡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产品和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公平竞争。

（6）城乡劳动就业一体

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就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体制，将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公共政策框架中，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一体化的平等就业机制和管理体制。

（7）城乡社会保障一体

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就是建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让农民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进步的成果。

（8）城乡政治制度一体

城乡政治一体，就是让城乡居民共同享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

（9）城乡人口管理一体

城乡人口管理一体，就是拆除城乡分割的户籍藩篱，建立城乡统一的新的户籍制度，即取消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登记制度和统计方法，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和居民因定居地登记户口分类统计制度；允许居民有迁徙居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