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缅怀何兹全先生：纪念专题帖 [打印本页]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1-2-18 13:25 标题: 缅怀何兹全先生：纪念专题帖
何兹全先生早年逸事 北大四年最美好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2月18日 08:06 来源：新京报
早年逸事 北大遇名师 办刊多蹉跎
北大四年最美好
1930年6月，19岁的何兹全从山东菏泽六中毕业，来到北京读书。这一年，大学取消了和四年制中学衔接的预科，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三年初中毕业的何兹全此前自修完成了四年级的课程，不甘心从高一读起，来北京之前，何兹全就决定要考高二插班。他们趁教务长不在屋，翻窗子进去偷了几张空白临时毕业证明，填上旧制四年毕业证明。到北京后，他考上了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
读了一学期，学校一直催何兹全等人交正式毕业证书。辅仁高中待不下去了，何兹全只好转学。当时，北京有几个私立中学招收高三插班生，一学期毕业可以有真文凭考大学。这类学校的校长和教务长多和教育局的官员有关系。何兹全插到文治中学高三，何兹全根本不上课，等学校放暑假，他才去参加毕业考试，混了一个真正的高中毕业文凭。他报考了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北大放榜那一天，他还没敢出去看，他的朋友赵体裁刚出去又匆忙跑回来，进门就大喊，兹全，北大你考上了！此时，和他同宗的大哥何思源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他承担了何兹全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用。寒假回家时，何思源为他写信给傅斯年，请他做何兹全的保证人。回北京后他去看傅斯年，后者高兴而热情地接待了他，并鼓励他学好外语和古汉语。
这时的北大可以随意选系，文理科都不分。何兹全入学时选了政治系，听了一段时间后转入了史学系。此时，系主任朱希祖刚走，陈寿颐接替了他。傅斯年告诉何兹全，陈先生很有学问。但是，他不怎么会讲课，课堂教学不大吸引人。而胡适、傅斯年、钱穆和陶希圣等教授讲课生动，析理清晰、深刻，引人入胜，处处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傅斯年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的背诵。背了半天，又背另一篇。何兹全很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而钱穆讲课到得意处，却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
北大四年，在何兹全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数十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的，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
一段波折的办杂志经历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邀请他去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但是，他的同宗大哥何思源此前已经对他表示，送他到日本留学。于是，他谢绝了傅斯年的好意。
在日本，何兹全在1935年12月亲历了日本少壮派军人杀害首相，发动的政变。此时已是日本侵华战争前夕，蒋介石还在剿共。而何兹全认为，共产党人是爱国的，剿共就是屠杀爱国者，这是不能容忍的。何兹全极端苦闷，开始出现神经衰弱，无法读书。于是，在1936年4月回国。后应《教育短波》社长朱启贤之邀加入《教育短波》，对于这一选择，何兹全后来认为是一大错，当时就应该向傅斯年申请到史语所。
此时的《教育短波》办得很有生气，主要发行地区是河北、察哈尔、山东以及河南，这和四省教育厅有人帮忙有很大关系。由于何兹全的哥哥何思源的帮忙，《教育短波》在山东的发行量就有两三万份，总发行量已经有四五万份，最高时曾发行到五万多份。从刊物的发行量来说，《教育短波》的发行量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上海的《申报》只有四万多份，而《大公报》、《国闻周刊》只有一万多份。
此时，《教育短波》内部也出现了矛盾。有一天，朱启贤对何兹全提出把社长让给他，一番长谈后，何兹全接受了朱启贤的意见。不料，朱启贤没过多久又反悔了。此事给何兹全心上留下了一道伤疤。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教育短波》迁往南京，不久又迁往武汉。在武汉，《教育短波》内部矛盾再度爆发。朱启贤再次提出让何兹全当社长撑门面。有了上次的教训，何兹全坚决不干。但是，朱启贤不听，何兹全只好就任。没干多久，朱启贤又说他不能辞去社长，非他干不可。这一回，由于何兹全受人嘲笑是朱启贤的傀儡，他坚决不让步。他去更换了《教育短波》的登记，把法定负责人朱启贤换成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教育短波》迁到重庆，订户所剩无几了。何兹全把社长让给了曹日昌。他想以此表明，自己并非和朱启贤争权夺利，而是争的一口气。1939年，《教育短波》停刊。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根据记者对何兹全的采访，以及《爱国一书生》编写。)
作者: 孟令法 时间: 2011-2-23 16:49
又一个，看来没人了，悲哀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1-2-25 19:29
怀念总是美好的……
作者: 吴儿 时间: 2011-3-2 19:16
追忆过去美好的时光！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4-9 12:14 标题: [侯旭东]从北大红楼到师大小红楼──追忆何兹全先生
从北大红楼到师大小红楼
——追忆何兹全先生
侯旭东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16日 07 版)
[attach]16618[/attach]
本文作者与何兹全先生的合影
2月22日，一个阴霾料峭的日子，香山脚下松柏掩映的万安公墓又多了一位长者，一位智者。何先生走完了一个世纪的人生路，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在这里获得了永生。亲人与弟子，一抔黄土，一把黄菊，默默的祝福。先生终于可以和相伴相依近七十年的师母、爱子何芳川在天国重聚。不远处陪伴他们的还有何思源——先生一生敬重的仙槎大哥。
16日早上，妻子看到邮件，打来电话，告诉我先生去世的噩耗，我惊呆了!事先毫无征兆。春节时本要去看望先生，但一想给先生拜年的人一定很多，过几天清静些再去。结果铸成终生遗憾!和国安兄联络，得知先生元旦前就住院，本无大碍，春节后情况突然恶化。时至今日，每念及此，不禁泫然。
自开始跟随何先生读书，一晃已近二十年，走上工作岗位也差不多十五年，家从师大搬走也有10年了。自己的生活轨迹离老师、离师大的小红楼越来越远，看望老师的机会也不多，但精神上却没有离开过老师。
何先生出生在武昌首义的前夜，青年时代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动荡，北伐成功后的黄金年代以及抗战军兴后的流徙与艰难，不惑之年留学归国，见证了新中国六十年的风风雨雨。
自己虽然是1993年才正式成为何先生的弟子，实际从读硕士开始就不断受到先生的教诲。当时在何先生的倡导下，师大历史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有定期开会报告论文的规矩，大约一二个月聚一次。多数是老师们发表论文，大家讨论。记得何先生报告《崔浩之死》一文时我就在座。此外，黎虎老师的《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宁欣老师关于唐代铨选的研究均是最先在会上聆听到的。
报告会吸引的不仅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的师生。晁福林老师《论周平王东迁》一文与赵世瑜老师的《明清时期的华北庙会》也都是首先在报告会上发表的。通过赵老师的报告，我第一次听到克里斯塔勒及其中心地理论，施坚雅和六边形的集市空间分布。这两篇论文后来都刊发在《历史研究》上。我自己的史学处女作，是对东晋南朝的封山占水的再探讨，最初也曾在这里接受师友的指教。
报告会在教四楼四层研究室的办公室或资料室举行。师生环绕资料室的长桌而坐，讲学论道。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我问何先生，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不断有各种民族从北方或东北南下，可惜的是何先生的回答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还有一次，我是倚坐在办公室的大门旁来听报告，印象深刻。当时研究室师生人数不多，不知那次为什么听众那么多?
等我考上何先生的博士生，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报告会停办了。得知此消息，很是惋惜。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和孟彦弘兄一道，又在社科院历史所筹办了“青年史学沙龙”，后来改名为“史学沙龙”，到我2008年调离历史所时，十年间先后举行过近80次活动。不仅讨论过许多所内同仁的论著，还不时邀请一些所外的朋友来演讲报告，记忆中像巫鸿、葛兆光、李零、阎步克、熊存瑞、陆扬、陈弱水、彭小瑜、罗新、赵立新都曾莅临。工作后，自己在学术上的点滴成长与沙龙的熏陶切磋密不可分。现在回想起来，播下创办沙龙种子的不正是何先生吗?没有教四楼的报告会，不会诞生出历史所的史学沙龙。
何先生早在1934年，还是北大史学系的学生时，就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开辟了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研究的新领域，一鸣惊人;40年代关于魏晋南北朝兵制的数篇论文则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础。但在何先生自己心目中，更看重的是他对汉魏之际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总体认识。这两方面的研究收入何先生《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他因此被学界视为古史分期问题上“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
不过，自1950年何先生任教北师大历史系，1950年代末开始招收研究生，及门弟子前后二十余位，研究佛教寺院经济者有之，专攻政治制度史，乃至兵制者有之，涉足小农经济、城市经济者有之，却没有一位继承老师的理论，在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论”上下功夫。何先生有时会说“没有一个学生跟我学”，淡淡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复杂的心情。
其实，先生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毕业后不久，曾在师大听过一次先生的讲座，围绕社会分期问题，主旨是建议绕开分期问题，去研究历史发展中的自然段。后来，先生将这些想法写成文章，题为《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世纪之交对历史研究的思考》，发表在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报》的“史林”版。文章不长，却很有新意，特别是“自然段”的提法，十分传神。指出首先要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自然段落揭示清楚，“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可惜，先生后来没有做更多的阐述。我想，沿着探索“自然段”的道路，应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概括。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未竟事业。
尽管先生十分看重自己的观点，却始终不曾强加给学生。入学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就有研读《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师生三人，围坐在小红楼的书桌旁，听先生系统讲述对古代社会的见解。我自上大学就对理论颇感兴趣，马克思的著作也认真读过一些，但对古史分期问题却始终感到疑惑。1990年代史学理论界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如何兆武先生发表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5)，脍炙人口，风行一时，我也深受影响。在期末作业中就自己读书所得，提出一些疑问，何先生从不以为忤，未曾因此而对我有任何表示。作为学生的我，思考从未因为与老师意见不合而受到限制。
当我读到一些使用佛教造像记研讨中古史的论文，感觉这类资料还有宝可挖，试图仿照法国年鉴学派，利用它们探索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心态，何先生只是问我：“那些造像记，千篇一律，能分析出东西来吗?”其实我自己也全然没有把握。以前更没有系统学习过佛教，冒然闯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时间又很有限，能行吗?何先生为此还专门让我去请教刘家和先生，我也先后写信向远在法国和美国的谢和耐与巫鸿先生求教。论文最终得以完成，离不开先生的质疑与激励。先生当时已年过八旬，难以事事过问，但他总是强调“做学问要像跑马圈地，要有自己的领地”，也反复叮咛“研究大树不要研究到树杈上”。话虽不多，却形象精辟，深深刻入脑海，时时提醒着我，做研究一定既要专精，又要有闳通的眼光。为此，我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分析上也更求细致、深入，力争超过这一领域成果卓著的日本学者。论文能得到较好的评价，与先生的鞭策是分不开的。
论文即将出版，先生在序言中期许拙著能够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何先生何尝不知道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出色的成果，我自己不过是希望中国的研究不要被拉下太远。对自己的学生，先生总是鼓励他们争做一流。尽管自己的兴趣已经离佛教研究越来越远，但争做一流的师训依然时时回荡在耳边。
2000年底搬离师大之前，虽然已经到历史所工作多年，还能常常到小红楼看望先生，亦偶尔替先生做些杂事。先生师母1990年代末再次赴美时，还曾住在小红楼，替先生看家。先生每次见到我，除了关心历史所里老友的近况，更多地还是垂询我的研究，他一再叮嘱我，旭东不是当官的料，好好做学问。到了晚年，常常说：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带来让我看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先生很难对许多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谈论的话题常常是往事或世事，但见到学生又有新作问世时，先生满心欣喜是显而易见的。
先生早年求学沙滩红楼，埋首黄灯书案，青年时代便卓有成就，晚年又获聘北大历史系的兼职教授，在经历了失去至亲的巨大打击后，这是让先生最为开心的事情。他甚至不顾年近期颐，提出要为北大历史系开课。先生一生北大情深，令他很感自豪的是，祖孙三代同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这在近代教育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他对北大的感情，根源于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这一精神，透过何先生，从沙滩红楼聚集到师大的小红楼，浸润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我自小生活在师大校园，1980年代初，我还是个中学生，因为何先生当选人大代表，第一次听说了他。后来，在校园里时常见到一位骑着小轮自行车的蔼然白发长者，别人告诉我，那就是何先生。没想到，十多年后，我竟有幸成了何先生的学生，追随先生近二十年。先生今已驾鹤西去，但他的精神与追求会不断鞭策我奋进。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4-9 12:15 标题: [苏小华]何门问学记
何门问学记
苏小华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16日 07 版)
何兹全先生于2011年2月15日晚8时去世。我人在西安，未能前往北京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在此回忆一下跟随先生学习的经历，作为对先生的一份纪念。
一、偶然报考，侥幸录取
读硕士期间，很早就打算念博士。当时想跟随田余庆先生，得知田先生不招生之后，只能将专业确立在硕士期间用功的方向：隋唐五代史。给国内几位治隋唐史的先生写了信。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回了信，是他的博士生余欣代写，介绍注意事项非常详细。这样我就打算报考荣先生的博士。
当时，几个朋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他们对我很关心，觉得荣先生偏重敦煌学，并非我倾心的纯历史学，在上何先生的课的时候，很热心地向何先生谈起我。何先生已经有几年没有招学生，欢迎我报考。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兴奋。我从本科开始，就对魏晋南北朝史感兴趣，毕业论文写的是北朝史。于陈寅恪先生，以及四大名旦：周一良、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加上田余庆先生，我是奉为偶像的。田余庆先生比较年轻，觉得有可能亲炙，其他的先生我都没敢想过能做他们的学生。这个意外的惊喜之后，我基本上放弃了准备北大考试，将重心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史。朋友赵满海将他收藏的《读史集》相赠，马学清特地到国家图书馆为我复印了《中国古代社会》。陕西师大图书馆里面能够见到的何先生的论著和他编的书，基本上都读过了。
2002年3月中旬的考试，考砸了，外语听力基本上没有听懂，后来知道得35分。是何先生从中斡旋，我才得以被录取。臧文旭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后，我不是很积极。因为肯定是自费。作为农家子弟，我不能再增加父母的负担，所以选择去工作。对于何先生，我很感激，打电话给先生，解释了我的顾虑。何先生表示理解。过了几天，臧文旭老师又打来电话说不是自费，费用减免一半：有个学生不想上了，我和谢乃和兄分享了这个名额。这下还把我给难住了：去宝鸡文理学院的协议都签了，课程都安排了，再说一万八千元的学费我也交不起。又一想，何先生和北师大历史系，为我费心如此，不上恐怕太不识抬举了。最后，在刘蓉师姐的劝导下，更在张艳云、吴洪琳两位老师，赵豪迈杨小慧兄嫂的资助下，我决心去北师大学习。打电话给先生的时候，听出来他很高兴。
没有何先生从中斡旋，我不可能在2002年读博士，人生的轨迹肯定是另外一种，而且是更为曲折的一种。对于这一点，我深深感激。
二、上课
九月开学，给何先生打电话报到，先生让第二天去家里。清晨八点，我就到了小红楼下，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在门外徘徊，遇见了韩国师兄安询亨。进门之后，我奉上礼品：绞股蓝一盒。先生立刻规定：上学期间，不要给老师带礼品。礼品没有强行退回，这是通人情之处。不久陈琳国老师和刘蓉师姐，来自韩国的朴寿晶师姐，也到了。先生又规定，以后礼拜三、礼拜六上午都是上课时间。地点是他的书房。之后的三年，除了寒暑假，有两年半的时间，礼拜三、礼拜六上课是雷打不动的。
何先生对上课很重视。上课期间，书房是紧闭的，郭先生(何先生的夫人郭良玉师母)也不允许进来。上课期间，曾经有多位来访者被拒之门外。有些不能不见一下的。何先生出去，稍坐，对客人说，我在上课，然后回到书房上课。被拒绝者，就有校、系的领导。
何先生的教学目的没有达到。他是很想讨论一下“魏晋封建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可是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所以，谈着谈着，就谈到伊拉克战争、非典、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国民党的历史，或者谈到胡适、傅斯年、何柄棣、启功等人上去了。甚至从韩国师姐的发型谈到女性问题上。03级的石俊志加入上课之后，就聊得更远了。本来郭先生是不让进来的，常常一小时之后，她就拎着点心、热水瓶进来，要求茶歇。进来之后就不走了，保证坐着听不说话，实际上还是要插话。礼拜六又是何芳川看望父母的日子。有时候回来早了，也要求听听。芳川先生口才真好，他一加入，话题就更加离题万里。
虽然没有谈“魏晋封建说”，不等于我们没有学到历史。怎样看待胡适、傅斯年，怎样看待何柄棣、余英时，怎样看待周一良、启功……何先生跟他们亲自交往过，见解往往不同流俗。比如，何先生说启功先生是道家，是庄子的道，不是老子的道。
上百次的家中授课，我深切地感到，何先生的家真是美满。经常我们到了之后，郭先生正给何先生按摩，上课中间，给何先生端来水，端来药，端来水果，一边往进走，一边弓着腰坏笑，一边叫“老爷”。在外面走，何先生经常拉郭先生的胳膊，生怕莽撞的师母乱走。一次吃完饭，往回走，有位老校工蹬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何先生挡住，问来问去，最后给郭先生说：“咱也买一辆，我把你拉上。”在何芳川先生面前，老两口更像一对孩子。
三、师母郭先生
在校期间，我帮助何先生收发邮件。每天到何先生家去一次。每次都见不着先生，开门的是师母，经常是从门里递出来一瓶饮料或者一个水果，每天都有，不能不拿。不拿，就虎着脸，说：长者赐，不可违。有时候，让进门，进门后不见先生，先生在书房里伏案写作，或者看书。师母交代点事情，或者聊聊天。聊天，就说明今天心情不大好，或者有点寂寞。
何先生是学者，看得高远，却怯于行动。郭先生性格豪爽刚烈，敢作敢当。师门中间流传师母的逸事不少。经典是打警察。抗战期间，逃亡到了长沙，在街上逛。看见警察打一个妇女，师母上去就打警察，都打出血了。郭先生是家里的领导，有师姐告诉我，何先生也怕郭先生。我们都同意。
我爱书，到先生家坐下后，眼睛转来转去看书名。有一次师母就给我说，去别人家里做客，眼睛千万不能转。经常问，给父母打电话了没有?要说没有，就很生气。过年回家的时候，去辞行。郭先生总要我坐下聊聊。然后，给我父母一些礼物。当时我没有对象，郭先生给我物色了一个，后来听说我要回西安，就没有提起过。
有时候，郭先生就像个孩子。楼前是学校幼儿园，当时正要盖个三层楼。师母立即写信抗议，说是挡住了她家的光线。学校要砍树，写信抗议。学生倒米饭，扔馒头，写信给校领导反映。我知道郭先生爱玩玉石之后，就在西安给她带过一些假玉器，她非常喜欢玉石雕的小兔子。有一回，她很难过地对我说，我送的一个小玩意她转送他人了，她有点舍不得。我立刻答应下次给她再带，她才高兴起来。毕业之后，我曾想去北京看老师的时候，给郭先生带点值钱的玉器，没想到她2006年就去世了。
郭先生写的《平庸人生》，中华书局出了，是非常生动的自传。
四、先生对我的教诲
何先生说，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跟他学。其他人我不敢说，我做学问的路子的确是学习黄永年、田余庆二位先生多于何先生的。虽说如此，何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何先生收了我们几个学生之后，明显感觉他有压力了。好几次跟我们谈论文选题。给我说：你看是不是沿着硕士的方向，写个“隋唐时期的洛阳”。我很固执，拒绝了。我想，我是来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不写隋唐史论文。现在看起来，何先生建议的题目是个富矿。如果做这个题目，说不定我都弄出点动静了。
虽然他没有说啥，我能感觉出来，他有点担心我。2003年暑假，我没有回家，7月初吧，我去给先生送报纸，顺便带去了一篇关于北魏孝庄皇帝的论文。几天后，去见先生，注意到他态度有变化。让我坐下后，还给我一把扇子，说，热了就扇扇，谈了谈家里没有装空调风扇的道理。之后，又夸起来小红楼好，住在里面之后，这几十年顺风顺水，风水很好。聊了半天，将论文交给我，说：写的不错，就这样写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又叫我去，说：你的逻辑不行，看点逻辑学的书吧。
何先生2003年发表于《文史知识》的《读三国志札记：荀彧之死》，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的手稿，交给刘蓉师姐录入电脑时，我借来复印，仔细学习过。荀彧之死的悖论就在于，他早年那么拥护曹操，为何晚年反对曹篡夺?何先生从思想观念史入手，来解读这个悖论。从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来谈荀彧的悲剧。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并非简单地指皇帝和大臣的关系，上下级之间也能结成君臣关系。一旦委质为臣，就要绝对效忠，君父也不能干涉。荀彧本来是曹操的幕僚，和曹操是君臣关系，所以他效忠于曹操，而非汉室。后来，他担任了侍中，就和汉献帝建立了君臣关系，所以荀彧改为效忠于汉室，反对曹操的篡夺。这篇短短的札记，却是在一个宏阔的视野下来观照，结论可信。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可谓明快。后来我研究范晔，就模仿了何先生的方法。
五、师恩难忘
何先生对我的影响不仅仅在学术上，在做人上一样为我的楷模。
著作出版后，先生自然地留给每个学生一本。刚入学，就得到一本精装的北师大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之后的《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文化六讲》，早就签好名放在那里，等我们去上课，就笑眯眯地给每个人一本。2009年4月，我去北师大开会，看望先生，先生让我开完会再来。临行告别的时候，先生送我一套新出的《何兹全文集》，说，手颤，就不题字了。
每年先生和师母都要请学生吃饭。我们请他们吃饭最后也总是师母付账。北师大实习餐厅是何先生请客的御用馆子，服务员也习惯了只接受师母付款。2009年，98岁的先生照例掏出几百块钱交给宁欣老师，让她请我去实习餐厅吃饭。
上学期间，先生多次问起我是否要留北京。2004年冬季，何先生知道我要回陕西师范大学，特意将我叫去，问我：是不是要他给赵世超校长写封推荐信，还说史念海先生要是在就好了，史先生是他的好友。最后先生还是写了一封措辞略显夸大的推荐信给陕西师大。
这是老一辈学者的风范。这是一种让人温暖的传统，虽然这个传统现在已经难以为继。我很幸运，得到了何先生、郭先生的关照。
先生走了。以后去北京，就不能去小红楼看望老师——哪怕是短短的一握手，也是对学生莫大的安慰。
先生，您一路走好!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1-4-11 23:49
先生是一个很重师生情谊的人。
他去台湾大学拜祭他的老师傅斯年先生，到了墓地，众人都在，却不见了先生。
等找到他，发现他正躲在一个角落里哭呢。
一位影响过自己的老师是值得学生永远感念的。何先生也是这么一位老师，值得我这个晚辈永远感念。
回忆何兹全先生
郑小容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23日 07 版）
今日早起，收到好友邮件，告知何兹全先生去世，享年百岁。哀痛之余，觉得该写点什么来纪念先生。我不是先生的及门弟子，先生却曾在我的人生历程中照亮过我。
何先生在60年代的古史分期大讨论中，以主张魏晋封建说而成一家之言，独步学界。他的学问一直是历史系学生如我非常崇拜的。在1980年代初某次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上，我有幸见过他。但那时要接近周一良、王仲荦、唐长孺、何兹全那样的学界泰斗，对于比我高一个年辈的人都是奢侈，更别说还是学生的我了。
我和何先生真正有接触交往是在1987年。那年夏天，我正在撰写学位论文，忽然得到一个去美国“联合培养”的机会。我选择的学校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那里是美国汉学重镇之一。我最初对去那里追求学问的兴趣并不是很大，主要是想借机去探访在那里读博的外子，但去了之后却改变了我的初衷，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是后话。
我在华大的导师是历史系的杜敬轲（Jack Dull）教授（杜教授于我也是恩重如山，可惜他盛年患癌症去世，令人叹息）。杜教授专治汉唐历史，是当时华大汉唐史研究的台柱子。那年，他开设了一个有关汉唐历史的讨论班，我就进了那个讨论班。第一次上课，让我激动不已，因为何先生也在座，他是杜教授请来的客座教授。这么近距离面对魁梧高大、满头银发、总是眯眼微笑的何先生，我是如在梦中。有一次，杜教授教的另一门课——世界寺院经济研究涉及中国的部分，请何先生去做一个专题演讲。演讲完是问答时间，学生们问得最多的不是寺院经济，反而是魏晋封建说问题。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能够扛鼎而成一家之言的学者就在面前，国外的学生觉得无比神奇，总是带着崇拜的眼神问何先生问题。我很理解他们的感觉，因为我也一样。杜教授的讨论班上还有三位台湾学者——蒲慕洲教授、卢建荣教授和李贞德女士，与两位美国学生，Andrew 和 Tony。我们每周上一次课，每次由一个学生提交论文草稿，另一个学生作为主评论人，其他人参与讨论。反复论难，如切如磋，非常有趣，也非常长见识。我的论文也在其中讨论过，得到各位同学老师的指点，何先生的教诲更是弥足珍贵。
由于当时去美国留学、讲学似乎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社会科学领域，尤其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少之又少（现在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能够频繁出国大概还该谢我呢。是我第一个给国家教委写留学报告，强烈建议派遣研究中国文史的中青年学者出国交流）。在华大历史系只有我和何先生是中国大陆去的，加之业师缪钺先生与何先生是故交，很受何先生敬重，我们自然就感觉很亲切，交往也更密切。先生和师母对我们夫妇慈如父母，我们对二老也敬爱有加。先生师母住在校园附近的公寓里，需要用车，外子就给他们作司机（何先生总称他XX同志）。先生夫妇请杜教授夫妇吃饭，总会让我们作陪，杜教授请先生夫妇，我们也被邀请去作陪。师母做的饺子，我至今怀念。在那样的宴会上，我还有幸见过严复的孙女，华大亚洲语文系的严倚云教授。老太太身材矮小，却活力四射，善言与好动跟何师母有一拼。等我后来转到亚洲语文系时，严教授已经过世。
那一年的时间里，我对何先生的了解从学问延伸到了家庭和生活习惯各个方面。何先生和师母总跟我说，杜教授给他们租的房子太贵了，太浪费钱了。他们的公寓是一个很大的套房，客厅足足有四五十平米。当时何先生的九个月薪酬是三万多美金，月薪3000多，现在看来是不算多，但跟当时国内普遍月薪不过百八十块人民币的大学教师比，抑或跟只有400美金生活费的留学生相比，是很富裕的。对于他们的顾虑，我当时理解为：对于美国人来说，那个公寓是合乎他们身份和收入的住处，但对于刚刚从贫穷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哪怕是教授，那也是过分奢侈的消费。但是我后来到了先生北师大家中，看到狭小的房间和简陋的陈设，才懂得他们当初的顾虑是出于他们安贫乐道的人生观，与经济条件无关。
那时，师母家还有重大事件发生，分隔两岸的三姐妹几十年后在西雅图重逢了。二位老人别提有多兴奋了。师母说起她的小妹，台湾美女作家郭良蕙女士，总是无比骄傲。西雅图是一个富于湖光山色，风景美丽的地方，二位老人都深深爱上了西雅图。小妹力劝他们留下不回国了，还提议在西雅图买房，那样有利于姐妹们定期相聚。但何先生是那样一位爱国的书生，念及国内的学生和工作，还是决定按时回国。师母一生追随何先生，郭家姐妹也都尊称何先生为“大哥”，最后都随了何先生的决定。
一年之后，我和何先生都回到了国内。次年5月，我完成学位论文，准备答辩。缪先生觉得我和何先生在华大一年的交往很珍贵，我的论文也在华大的讨论班上讨论过，何先生很了解，所以决定请何先生作答辩委员会主席。何先生回应道“缪先生的命令，我岂敢不从”，于是欣然同意，且计划携师母同行。答辩会定在六月初，但到了那时，买不到车票！后来师母告诉我，他们去车站等了一夜也没买到票，没车。他们又动用海军司令部的关系，依然没买到，因为根本不发车。原来计划好的答辩会只好推迟。到九月，答辩事宜才重新提上日程。何先生只身来成都，由我负责接待。他就下榻在我宿舍附近的外专楼里，我几乎每天都去陪他。记得抵蓉之后的当天晚上，他去邮电局给师母打电话。当时邮电局正在维修，上下楼梯是临时木板做的，每一小段都有一个防滑的横条。我扶着他下楼的时候，一步一小心地走在格子里。何先生意味深长地玩笑说“每一步都不能‘出格’”，我听了，报以会心一笑。
论文答辩前收到个别专家的评审意见，对我的论文开场一段有异议，而且扣了很大的帽子。那段文字也就是我后来发布在网上的《关于“社会进化阶段论”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几点思考》一文，其中对一些专家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个别专家的论著也在被批评之列。放在平时这不过就是学术观点不同而已，但在那时，难免引来麻烦。何先生凭着老练的生活经验和过人的智慧，建议我：拿掉那段话，其余内容依然是一篇很好的论文。答辩会上提交的论文样本抽去了那段话，再加上何先生的巧妙应对，我的论文顺利通过了。我对何先生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
那次的重逢，何先生依然没把我当外人，有事会让我去替他做。当时正值全国少数民族歌舞汇演在成都召开。北京文艺界人士多与何先生有交往，斯琴高娃就认何师母作干妈。那时有几个可能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从她们的住处五福村宾馆来看望何先生，回去时，何先生怕她们迷路，让我到学校给她们要辆车。我一介学生，哪里调得动学校的车，但如果付钱学校可以出车，我只得自己掏钱给她们要了一辆车，而且念她们是北京的大腕，要的是比较高级的车。事后何先生问起这事，我实话实说，何先生批评我说，怎么不早告诉他。你一个学生，哪有那么多钱。我说没关系，我的钱虽然不多，但偶尔要个车还是付得起的。何先生父亲般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虽然如此，以后还是要节约用钱才好”。我除了唯唯，也有感动，何先生真把我当子女来教导。
论文答辩后不久，我又回到了美国，生活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我还是时不时会写信给先生和师母，汇报自己的情况。先生师母也都及时回信，看得出，每次都是师母执笔。内容不拘，很多是不避嫌疑的话以及家务事，用师母的话说是“拉杂写写”。今天再把师母的亲笔信翻出来读，倍感亲切。
2003年夏天，我回国探亲，路过北京，特地去看望了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去先生在北师大的家，家里陈设之简陋让我十分惊讶。那时师母还健在，二老都是九十多岁，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师母明显有老态，而何先生却除了瘦些，依然很挺拔。二老见到我非常高兴，回忆起在华大的那一年美好经历，他们全都记得，连我家的车都还记得。他们告诉我，后来他们一直想再去，却总没有机会，十分遗憾。师母依然不改说话没遮拦的习性，何先生开玩笑说她是黑老大。何先生人虽稳重，思想却是天真烂漫起来。他告诉我说，现在他最想做的是学开车。当时吓我一跳。连我都不敢开车，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还有开车的梦想，真是老来还小呀。那天我在先生家待了半天，又说了不少家务事，先生和师母还分别送我他们新出版的几部专著。师母本来留我吃饺子，但我实在怕劳累她，没敢留下吃饭。我离开的时候，师母怕我走丢，执意送我出校门。师母一路都呱唧不停，还不时平举双臂，做出飞的姿势，说她想飞。联想及先生想开车，是不是人老了反而更强烈地期望冲破身体的限制，自由地实现未竟的梦想？这样一对天真无邪的老人真是人中之宝，难怪他们能成为百岁神仙。
去年夏天回国开会，本打算顺道去看望先生（师母已于早几年去世），却因有事耽搁，没能成行，今天获悉先生去世，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记得师母曾告诉我说，先生和师母留给我的美好记忆，我会长存心中，终身不忘。
2011年2月16日于美国西雅图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1-4-11 23:50
何兹全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既深且久。
何先生多次戏称与我们是“中华同事”，我们中华人更视何先生为良师益友。
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
徐 俊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23日 07 版）
何兹全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既深且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先生参加《资治通鉴》标点，参加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并担任编委，参加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并担任第一二册主编，“文革”中借调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一直到2006年六卷本《何兹全文集》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跨越半个多世纪，是中华书局最重要的作者之一。近年我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何兹全先生担任修订工程学术顾问。2009年，中华百年局庆系列活动揭开序幕，何兹全先生与季羡林、任继愈等先生一起接受邀请，担任中华书局学术顾问。何先生多次戏称与我们是“中华同事”，我们中华人更视何先生为良师益友。
标点本《资治通鉴》是新中国组织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史籍整理本，何先生是12位标点者中最后辞世的一位。1954年9月，毛泽东布置吴晗、范文澜标点《资治通鉴》，要求在一两年内出版。同年11月，“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成立，召开标点《资治通鉴》第一次讨论会，组建“标点《资治通鉴》小组”。《通鉴》标点小组共12位学者：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郑天挺、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章锡琛。顾颉刚任总校对，王崇武为召集人。王崇武与何先生是北大史学系相差一级的同学，也是解放前史语所的同事。12位学者分工合作，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全部294卷的《通鉴》于1956年6月出版。其中，何先生承担了《通鉴》卷六三汉建安四年至卷七○魏太和元年、卷八七晋永嘉三年至卷九五晋成康三年，共17卷的标点，正是何先生长期着力的魏晋史部分。何先生还参与了书中其他部分卷次的覆校，是《通鉴》的主要标点者之一。标点本《通鉴》是现代古籍整理范式的开创性成果，对古代文献整理和古籍出版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关于《通鉴》标点，十余位当事人都没有留下记述，在何先生的回忆录《爱国一书生》中也只字未提。台湾联经版《顾颉刚日记》出版后，我曾将其中有关《通鉴》标点的内容复印出来，分别送给何兹全先生和蔡美彪先生，希望能引发他们的回忆，给学术界提供一些关于《通鉴》标点的往事。蔡先生参与了当时的组织工作，撰写了《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书品》2008年第3辑），何先生因年事已高，未能成文。
每次见到何先生，他都会说起在西郊翠微路大院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往事。在上个世纪持续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过程中，参与点校的各地高校学者，曾先后于1963年、1967年、1971年，三次奉调进京集中办公。何先生被借调到中华，就是在1967年。当时集中在中华工作的还有北大、武大、山大等高校的邓广铭、邵循正、许大龄、张政烺、陈乐素、唐长孺、姚薇元、陈仲安、高亨等先生。何先生到中华之前，一直在“劳训队”劳动改造，何先生回忆说：“在中华书局，如在桃花源中避乱。”中华为本地参加标点的先生也配备了铺位，但因为城里有家，何先生每天早晨吃过早点就往中华奔，下午下班回家。中华当时的负责人孙达人在局里正式宣布，凡调到中华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都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革命群众，何先生说：“在中华，我们这堆人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当时何先生主要参与唐长孺先生主持的《魏书》点校。何先生在《爱国一书生》中有一章专门介绍那段时间的情况，除了工作，学者们也参加书局的大批判，批判齐燕铭、金灿然，何先生说自己曾用“战地黄花”的笔名写过大字报。但何先生对金灿然评价很高，多次跟我们谈他印象中的金灿然，谈脑病后的金灿然，很为他的遭遇惋惜，认为他对文化建设有很大的贡献。
何先生在中华工作时间虽短，但对中华和点校本“二十四史”很有感情。他经常说，我比你们中华还大一岁呢（中华成立于1912年元旦）。2005年，我们开始着手点校本的修订准备，去征求他的意见。何先生表示支持，并与季羡林、任继愈等先生一起联名上书温家宝总理，希望中央政府予以关注和支持。2006年4月，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在香山饭店召开，95岁高龄的何先生在会上说：“对中华的修订工作，我很高兴、很赞成，愿意做一个小卒，摇旗呐喊。”
何先生是旧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世的最后一位学者，2009年夏，中华影印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何先生听说后特别欣慰，跟我们讲了很多史语所的人和事，讲在李庄艰苦条件下的研究和生活，老先生很为当时发表在《六同别录》上的三篇论文而得意。何先生一生以史学研究和教学为主，除了参与《通鉴》和“二十四史”点校，对古籍整理很少有专门的涉及，但是他对古籍整理的见解精辟，令我印象深刻。在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上，何先生拿老商务、老中华在古籍出版上的不同作比较，说：“当年，商务有一种‘往前’的精神，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原样影印的东西；中华则有一种‘往后’的精神，出版了不少标点本、排印本，像《四部备要》。点校本‘二十四史’有标点有分段，方便现代人使用。用发展的眼光看，出版的精神是要向近代化方向走。”何先生概括的两家老社在古籍出版上的差异，不只是表面形式上的，确实体现了不同的理念和对时代需求的认知。走进新时代的中华一直坚持对古籍文献的深度整理，坚持为学术界提供古籍基本书的出版方向，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读者所用的理念，正是何先生所说的“往后”的精神。
2006年6月由中华出版的六卷本《何兹全文集》，是何先生七十多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在书稿编辑之初，何先生已年过九十，仍亲自编排文稿，校阅排样。到书稿接近排定的2005年，何先生还经常与郭老师一道打车到地处偏僻的中华送稿。关于《文集》，特别让人感念的是何先生辞退稿酬的佳话。《文集》进入编辑环节之前，中华就与何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按例向何先生支付稿酬。2006年初，何先生主动给责任编辑打电话，要求我们重签出版合同，不要一分稿酬。我们知道后，再次表示我们的心愿，并试图做通何先生的工作，但何先生知道当时中华经济困难，坚决要求放弃稿酬。《文集》付印前，何先生与中华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那是一个世纪老人仁厚宽宏和古道热肠的见证。《文集》出版正逢何先生的96岁生日，我们奉上用绸带包裹的99套《文集》样书，表达中华人一份真诚的祝愿，并与北师大历史学院联合召开了《文集》出版发布会。后来《文集》获得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我们去小红楼看望何先生的时候，奖牌就放在轮椅对面的书桌上，在一旁的护工岳嫂说：爷爷可高兴了，无论自己到哪里，都要看到这个奖牌。去年，《文集》又荣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是目前我国人文社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何兹全文集》的出版，实现了何先生晚年的心愿，也为中华书局的学术著作出版增添了一份带着浓浓情感的厚重。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1-4-11 23:52
辛亥年生辛卯年走 百年求索百岁辉煌
——深切悼念何兹全先生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23日 07 版）
何兹全先生
（摄于2010年9月，徐俊提供）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何兹全先生于2月15日20时17分在北京逝世。何兹全先生出生于1911年9月7日，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史学系，1944年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47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50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在长达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何兹全先生潜心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最有影响力的学说当属“汉魏封建说”。由于与主流的“战国封建说”并不合拍，曾引起极大争议。何兹全曾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所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我都要争这个第一，当仁不让。”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等，著有自传性作品《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何兹全文集》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 欢迎光临 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chinafolklore.org/forum/)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