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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 [打印本页]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11-2-11 14:26 标题: 我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

新浪 2011年02月10日 16:55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本报记者雷宇

　　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

　　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领域做下去。后来，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途径，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

　　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11-2-11 14:27 标题: 科研论文“有量无质”是在制造垃圾

sina 2011年02月11日 10:21 大众网-大众日报

　　近年来，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些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有价值的论文极少。(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数量第一，质量却在百名开外，这两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排名告诉我们，现在发表的许多科研论文不少是毫无价值的垃圾。如果说产生这些垃圾是因学者学术水平有限倒也情有可原，最让学术界难堪的是，即便这些垃圾很多也是造假抄袭的产物。

　　在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估机制中，学术论文是否发表和所刊媒体的规格高低往往是参评的重要依据。人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国外学者很多年才出一个成果，而国内很多科研机构和院校则要求教师学者年年出成果，而且是多多益善，发的论文越多越好，最终结果是，量是上去了，可质下来了。

　　和学术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学术论文的发表往往只重数量而轻水平。国外学者敢于公开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让所有人看，保证不是假的有社会效用就行，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将心思用在提高水平上。而国内发表论文过于强调是否发表和发表期刊的权威性，发的越多，发的期刊规格越高就越是高水平的象征，于是很多学者都把心思花在跟科研领导和核心期刊疏通关系上。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高校教师和一些学者挖空心思搞学术腐败，不唯学术真假，只求论文发表。

　　在弊病不断的考评制度面前，一些政策和奖励办法更是让学者们急功近利，年年想出论文，年年要出成果。而一些评级权威部门也是乐得成人之美，他们深谙学术论文的“精神”，愿意拿人钱财替人“分忧”，这样做不但破坏了学术的严肃性，更亵渎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依赖，知识分子的信誉和尊严越来越被群众诟病。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给社会提供的都应该是真知灼见，他们应该以自己的学术见地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认知产生良好的导向性作用。如果只是为了寻求论文发表和个人晋升，任学术造假之风盛行，铺不下身子搞研究，那么对整个社会则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所以，对科研论文“有量无质”现象，学术界一定要痛定思痛，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从源头上找准问题，切莫让论文低劣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11-2-11 14:28 标题: 时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引发思考

sina 2011年02月11日 10:20 中国经济网中国经济网

　　曾几何时，我们对“世界第一”的名号有着超乎寻常的渴望；曾几何时，外国友人称赞一句“伟大”、“无与伦比”就让我们心花怒放。如今，当我们听到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4次提到中国，称中国在教育及科技等领域潜力巨大，美国应把中国当做榜样之时；当我们看到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之时，欣喜之余，恐怕有些事情更应当值得我们思考。

　　在外国友人的“糖衣炮弹”不断袭扰之下，一些国人的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诚然，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众所周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科研水平并不是看这个国家论文发表的总数，而是看一篇论文发表以后被同行引用的次数，这才是衡量其论文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在论文数量“勇攀高峰“之时，真正极好的论文，在我国还是凤毛麟角，而科技领域内论文造假事件、学术不端行为却屡屡出现。从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到博士、硕士的论文都有代工市场价，再到领导的讲话稿也有固定格式，可以从网上下载。某种角度来说，这个论文大国就是“抄”出来的！

　　如今，在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科研系统内，论文发表数量已成了科研人员评价体系中的一项硬指标。为了能够顺利拿到学位，为了能够评上职称，很多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出论文，一旦论文发表了，学位到手了，职称上去了，科研也就完成了。这样的评价体系中产生的成果往往是实验室水平很高，但不具备产业化生产能力，无法转化为具体的生产力，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

　　正如一些人所说，在科技领域，我们的科研人员数量世界领先，专利数量世界第一。然而，一方面，我们的专利有许多是垃圾专利，论文也存在着大量的东拼西凑或剽窃；另一方面，专心搞科研的人备受挤压，投机钻营的人却可以耀武扬威。这种不利于科研的社会大环境，让有潜质的科研人员难以专心进行研究。

　　进一步说，这种“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气息早已从科研领域蔓延到整个社会。从假白酒、假药品，到假文凭、假业绩，不管是白道还是黑道，能挣钱就是王道。从前我们小时候的梦想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如今在“选秀经济”愈演愈烈之时，成为“歌星”、“影星”、“球星”则成为了孩子们的理想。

　　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些人对作假事件的态度。譬如对于学术造假，往往出现“很正常了”、“这年头谁不抄”、“没有时间写，连抄的时间都没有”等这样的声音。此时此刻，恰如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所描述到，日本战胜俄国的影片中，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也有作者自己。

　　或许，讲堂之外还有你和我……(子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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