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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马戎] 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8-12-23 22:27 标题: [马戎] 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

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

作者：马戎

      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我们思考当今世界各国的民族关系演变与发展时，也很难脱离开这个全球化的大的历史背景。在研究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时，我们通常只会把眼睛盯住一个具体的国家，在研究时所注重的往往是该国的民族交往史、该国各族群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而对于外来因素对该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则重视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应当拓展眼界，努力从世界各国互动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每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
   那么什么是“全球化”？学术界提出的定义有很多种。对于具体定义方面的分歧，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与分析，仅从一些具体现象来看，全球化的态势已经是十分直观和具体的。从现象上看，这几十年来巨型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和工厂，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组织。如在荷兰注册的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值甚至超过了荷兰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这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雇佣了成千上万的职工，在某些地区也选用了本地人作为主管人员。与此同时，已经形成了若干个全球性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专业产品展销市场，正是这些国际化的生产组织和销售市场，每天在规划与组织全球性的生产活动，组织资金，组织商品的流动与销售。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已经初具规模，而且正在有效地运转。从民众的消费模式看，源自西方国家设计师之手的各式服装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镇，甚至大多数乡村民众的主要服装款式。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成为各国影视市场上上映率、收视率最高的节目，连“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美式快餐店的网点也已经遍及世界各国的大中城市，英语已经夹杂在许多国家人们的日常口语当中。从这些方面来看，全球化浪潮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基础是什么？许多国家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致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加人了国际市场，至少各国城镇的经济活动已经多少与国际经济活动接轨了。当然，这些国际贸易活动与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任何国家要想参与国际经济与贸易，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就不得不接受“国际标准”，使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国际话语”。如果我们到不同的国家去访问，像非洲的南非、津巴布韦，亚洲的印度、泰国，那么你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大城市在基础建设、组织管理方式方面，实际上已经很现代化了。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和它的省会城市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规模和特征都已具备，大致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步的，政府机构、工业生产、企业组织、技术标准、财会制度甚至交通规则，都以西方国家为标准出现了“趋同化”。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出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无论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是欧洲和澳洲，在近十年里，世界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全球化的新浪潮。
   跨国大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力量。首先，跨国大公司不仅把生产技术、整个的组装生产线都搬到了其他国家，而且把自己的全部管理制度从发源地（如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到其他一些国家。它们在各国组建自己的子公司的时候，这些子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组织系统，比如里面设几个部门，职员分几个层级，有哪些分工，又比如它们的财会制度、审计制度、报表的表格，全都是和母公司一样的。美国的大公司如波音公司，它在泰国、印度、中国及其他一些地方开设的分厂，管理体制、所用的术语、使用的报表，包括薪酬发放的一些制度，全都是一样的，也即是说实行了统一的标准化管理。同时，一些国际大银行的触角也伸到了各个国家。而各国所建立的企业，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它们的管理都实现了标准化。比如旅馆业，世界上有一些非常好的旅游胜地，除了在欧美之外，很多是在亚非拉国家。这些旅游胜地的经营有许多实际上是由欧美的跨国公司来管理的。在我国，既有许多中国人自己经营的旅店，同时也有Holyday Inn（假日旅店），有香格里拉饭店等，这些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跨国旅店连锁组织。允许这些国际连锁的旅店系统在中国开设分店，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面对的和将来需要吸引的旅客当中许多是国际游客，他们熟悉并要求中国的旅店提供国际通用的标准化服务。因此国内的旅店与服务行业需要去向国外旅游业、服务业学习它们的管理方法，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国际连锁的旅店或服务公司请进中国来，作为国内发展旅店业、服务业的参照。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经走过或正在经历相同的学习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西方国家创办并发展起来的制造业、服务业近年来在全世界各国的业务拓展和经济渗透，推动了全球化的浪潮。
               一、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扩散
   毫无疑问，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必然会推动全球化。所谓“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体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地貌景观，也必然会导致各国人们观念和社会组织的变化，他们逐步接受“工业文明”，成为与现代经济生产、现代国家制度相适应的劳动者与公民。
   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是经济的扩散，当年刺激殖民主义国家去占领殖民地和进行海外扩张的主要动力就是攫取经济利益，所以许多殖民地最初是以“公司”（如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形式来开拓和经营的。工业化首先出现在西欧，然后在北美出现了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使得欧洲和北美在经济方面居于明显的领先地位。日本也是在欧美的扶助下，逐步“脱亚入欧”，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
   世界发展到今天，各国的经济活动与科技发展都以美欧为标准。各国的制造业、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服务业甚至连旅游业，都在国际化、标准化。一个标准被推广到了全世界，就是这个标准的全球化。比如我们现在包括制药、牙膏、食品检测，都要采用国际统一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如果你不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来生产、来标注，人家就不购买你的产品，你想卖原材料，不符合标准，人家就不要，更不用说会买你生产的成分复杂的高级产品了。这样在许多方面，包括食品、化工机械产品乃至汽油的标号，我们都不得不采用欧美标准，这些标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出来的，却是国际上各国都接受的。这样一种经济的标准化等于是全球化的一个铺垫，是全球化的一个经济基础。
   第二个因素是行政体制的扩散。随着各国对外交往的加强，我们受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的理念和体制的影响也就越大，现在世界各国的行政机构实际上也在标准化。所以，在现代经济扩展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行政和政治体制的扩展。比如美国在二战后是日本国土上的占领军，日本的宪法是美国人替他们制定的，日本所有大企业都是在美国人扶植下重新成长起来的，日本的学校教育也是参照美国的体制重建的。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日本的同时，以这样一种优越的地位迅速有效地把它的各项制度引进了日本。
   所以，随着经济的渗透、传媒的影响，通过外交的活跃，各个国家的政府结构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在近代这些国家开始相互接触之前，各自都有自己传统的管理机构与组织形式。非洲各个部落有发源于非洲本土的部落组织机构，中国的清朝政府在中央有军机处和六部，基层有督抚、府县。从秦始皇一直到清朝，中国的行政管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历朝历代对此既有修订，又有所继承。亚非拉各国自然形成的这些制度和欧洲传统是不一样的，但一旦这些国家和部落需要和西方打交道“办洋务”时，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建立与这些事务相应的机构，政府机构中就要设外交部、交通部、卫生部、商务部，因为需要通过这些部门来与国外相应的机构进行对应的交流。如我国的外交部下面设有亚洲司、美洲司等，这些机构也是参照了欧美国家的政府机构来设置的。英国外交部下面有很多司，美国也有类似的机构。这些欧洲各国、北美政府的机构设置并不完全雷同，但其基本结构、功能分工大致是相似的。所以在客观上，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和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势，欧美国家的行政体制正在扩散到其他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扩散和行政体制扩散的现象后面，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目标是以“民族”为单元建立民族国家，而在反对封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时，动员民众所使用的思想武器，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共和这些新的政治理念，这正是由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倡的一整套意识形态。
   为什么美国的现代化发展得比较快？有一个观点认为是因为美国学到了欧洲的技术，同时又远离战火，一战、二战基本上没有对美国造成破坏，这样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在20世纪使美国的社会与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果把北美和南美进行对比，那么两者同样远离欧洲的战火，同样与欧洲保持密切联系，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结果也很不一样。所以地理位置只是影响现代化的因素之一，影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速度的，其实远有比地理位置更重要的因素。北美洲和南美洲都是被欧洲人发现的，而且最早都是由西班牙人发现的。哥伦布先于英国人发现了美洲，他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占领了很多土地，连北美大陆的南部和西部本来也是西班牙的属地，英国移民只占据了北美大陆东北部的一小块土地。因为西班牙在地理上属于南欧，在气候上与佛罗里达、墨西哥、古巴这一带相近，而北美的东北部在纬度气候上与英伦三岛和北欧更相近，所以当时西班牙人在发现美国后努力拓展所占土地时，主要倾向于在南部的扩张。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的是西班牙国王的行政属地，在各地建立的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堂系统。这些西班牙殖民者实际上把西班牙王国的一套社会制度、宗教体系完整地搬到了拉丁美洲。
   而北美的情况则不一样。英国最早的移民是一些躲避宗教迫害而逃亡的新教徒，是自发移民，他们没有接受英国王室的委派和资助去建立英国王室的属地，这与西班牙殖民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当这些最早的英国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到达北美波士顿地区时，船上有二百多人。在上岸前他们达成了一个协定，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要组成一个公民的共和政治实体，推行“保护宗教自由和公正平等的法律”，要在新大陆用这样的理念来开创自己的殖民地。这些人都是主张宗教改革的新教徒，他们和天主教徒的差别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以“五月花号”的这二百多个第一批移民为伊始，提出并坚持了“自由公民联合体”的基本理念和意识形态，他们的基本政治观念和西班牙殖民者很不一样，这样就奠定了北美社会后来的政治基础，使得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美国成为新兴的工业大国。而南美各国尽管也远离欧洲战火，但是当年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它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所以决定现代化进程最主要的因素是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在全球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在经济扩散、行政体制扩散中所发挥的作用。现在大家在思考美国的小布什总统为什么要去打伊拉克，为什么去打阿富汗。小布什总统刚刚上台时，在政府里集中了一大批“鹰派”人物，对中国的态度也很敌对，如在海南岛的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是十分强硬的。实际上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在政治家和议会中，在这些人的骨子里，意识形态色彩是非常强的，这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二战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开始公开向共产主义宣战。美国历届政府都希望通过财政、经济力量，通过它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外交活动、中央情报局和军事行动，最后能够把美国的这一套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去，让各个国家变成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社会”。这就是美国的政治目标，也被宣称为美国的“国家利益”。
   从这一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美国政府和军队在国外采取行动时，丝毫不考虑这些国家的老百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美国社会的政治家和精英阶层多少带有传统的传教士心态，他们认为美国具有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邪恶国家以及其他政治和宗教势力手中“解放”全人类的责任。美国当年在朝鲜、越南打仗，近年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仗，花费掉的军费是天文数字，这些钱来自国家预算，实际上是全体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那么为什么有许多美国民众会支持政府在国外发动的这些战争？原因就是这些民众认为，美国具有“解放”这些国家人民、推行“民主制度”的使命与历史责任。
   所以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既要关注西方经济的扩散，关注西方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扩散，也不可忽视西方意识形态的扩散。
   在扩散过程当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是彼此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的初期，也提出要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全人类，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国际歌》里正是这样唱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国家的人民自己获得了解放，还有责任援助其他被帝国主义欺负和统治的国家的人民，要“输出革命”，“解放”这些国家的人民。而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教派也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号召全球穆斯林进行针对一切“异教徒”的“圣战”，希望在世界各地穆斯林聚居的地区都能够建立伊斯兰教的国家。可以说，每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救世主的使命感在里面。
   但是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路线的指导下，苏联淡化了原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开始批判它，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所以今天的俄罗斯只好去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寻找新的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提倡“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求每个人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推到了极端，不考虑实际生活中人们的基本需求，把一些合理的诉求也予以批判，结果物极必反。以意识形态来主导的政治运动，不论是前苏联的“改革新思维”，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后来都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调整。现在我国领导人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在国内外新形势下所做出的调整。
   因此在分析现代化和全球化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有些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国家，在对外交往中难免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向外扩散的倾向。“冷战”时代相互对峙的双方是如此，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
   意识形态的内容，既包括了基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也包括了对人类社会群体性质的基本认识和认同体系的思考。发源自西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族”(nation）观，同样属于意识形态的内容。以中国为例，在如何看待在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生活习俗方面与中原人群不同的边缘地区的其他群体方面，历朝历代形成了一整套的观点、制度和策略，而且这些观点也影响了周边这些具有不同特点的群体，所以一旦他们有机会“人主中原”时，也会参照这一套思路来处理群体关系。这就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
   清朝在“船坚炮利”的欧洲舰队和洋枪队攻击下一败涂地时，在列强的逼迫下不得不开展“洋务”，对外派遣留学生及允许西方思想与出版物进人中国时，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理念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在救国救亡的严峻形势下，他们必然会考虑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重新构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上世纪初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讨论和几部《中国民族史》的出版也反映了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这是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时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历史大背景。
            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传统文化将会如何演变
   在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其他各国也出现了“本土化”的反弹思潮。很多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非洲各国、亚洲各国，原本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全球化会不会把这些人最终都变成“美国人”？实际上不可能。不可能设想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最后都会变成“美国人”。历史不可能割断，同时这也不是一个生物学的转基因问题。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一套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实际上人的思想是相当顽固的，所谓“本性难移”，所以当外部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本国的渗透不断加强时，各国对外来文化也势必出现反弹，以提倡本国传统的“复兴”来与外来文化相抗衡。如此，全球化与各国的本土化实际上是两个并行的潮流。
   客观地说，全球化的扩散是不可抗拒的，本土化的反弹是不可避免的。
   怎么来看这句话？在科学技术、制造业、管理理念这些方面的标准化，包括行政体制的雷同、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政治影响的扩散，这些都是不可抗拒的，不管你喜欢与否，只要你要与外界联系，要进行交流，这些现象或早或迟都会出现。比如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制度，学习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从美国学习如何组织商品生产、如何参与国际贸易。
   在经济与贸易方面，国际市场发展到了今天，哪个国家如果不按照世界通用标准来生产汽油、生产配件，这个国家的汽车工业和汽车市场是不可能发育起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非科学技术的、非制造业的、非物质方面的领域，如人们的语言文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基层社会组织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在这些领域中的多样化则是不可避免的。
   把以上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社会中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新的格局，一种镶嵌式的格局，这多少有点像新经济社会学家所讨论的“嵌人”模式。在宏观层面，在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社会进行经济贸易和产品交流的时候，由于各国经济已不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正在进人全球的经济体系，各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全球化的眼光和采用国际化的交流方法。中国为什么要加人WTO？就是为了进人全球化的经济运作体系和国际大市场，从而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找到中国的位置，获得利润，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涉及到跟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领域，全球化和标准化就是无法避免的，不可抗拒的。如果不是这样去做，就要出局。有些国家（如北朝鲜）始终抗拒着不愿意进人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它们的经济处境就很艰难，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前景。与之相比，越南过去也曾经比较封闭，但这几年努力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也加人了WTO，发展市场经济，全面引人国际化的经济贸易规则，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所以，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经历来看，在某一些方面的全球化、国际化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在不需要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流的时候，在不需要用国际商业术语与美国人谈生意的时候，在不需要用国际科技术语与美国人谈技术交换或引进的时候，当他们在自己的家里与家人、同学谈论本国的历史、文化、民俗和社会发展的时候，那么他们当然还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越南人或印度人。在各民族的交往当中，有些形式和规范或早或迟必然向全球化发展。但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在人口规模较小的基层社区，在基层社会组织的内部交往活动中，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文化生活中，他们总有努力保留本民族、本国传统的愿望，会提出“本土化”的要求来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所以，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二者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并存，彼此镶嵌。想把所有人（包括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的脑子都变成美国人的脑子，想让所有人都接受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那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完全不需要的。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只需要在两个层面上根据客观场景来进行必要的转换，就可以既在经济、贸易等很多方面和国外进行交往，互相懂得和理解对方，彼此之间能够进行交流和合作，同时还保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人和同胞们一起欣赏传统的诗词和国画，一起聆听昆曲和古筝。所以在宏观上，我们可以把人们的交往活动看作是两个层面上的行为，一个是表，一个是里，一个是为了与外部对话，一个是为了进行内部交流。内外有别，每个人都能够在国际社会上与他人对话，同时又保持自己民族的身份认同，保持作为本国公民的政治意识。
   按照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人的关系网中有许多个“圈子”。我们借用这一概念，把人际交往的对象范围看作是许多层“圈子”所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圈子：一个是自我的、本民族的圈子，维系它的是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认同；另一个是国际交流的圈子，是不同“民族”圈子之间的交流，维系它的是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遵守交往中的共同规则。
   所以我们需要从这样一个角度理解“全球化”这个提法：“全球化”是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所提出的一个表示国际交流模式的新标签。现在不仅各国自己要现代化，而且各国还要加人全球的标准化行列，变成大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社会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时，有了全球标准化的客观需要和可能性的时候，就发展到了全球化的阶段，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出现了一个世界体系。
   在历史上，日本有日本的发展模式，美国有美国的发展模式，但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历史阶段，为了经济上更加密切的交往，也因为在经济领域（原材料、资金、能源、人才、产品市场各方面）出现的彼此之间的高度依赖，最后各国都不得不进人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各国的企业文化，公司内部关系的调整方式，必然会保持本土的一些传统。比如日本企业如何使员工增强凝聚力的方法，和美国公司老板采用的方法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体现了各国本身的文化传统，这里依然存在着本土化和反对趋同的思潮。
   2006年12月16日，著名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先生作为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讲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个精彩的讲座。她讲到，虽然在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日本社会的组织概念还是保留了自己传统的特点。中国传统社会有祖先崇拜，非常看重血缘关系，以血缘关系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日本社会中重要的组成单位是“户”，实行长子继承制，只有年纪最大的儿子可以继承这个“户”，他的兄弟们要离开家去自立门户。这些离开家的兄弟们，对于这个“户”是不重要的。如果户主没有儿子，他必须选择一个男性作为养子，来继承这个“户”，使它延续下去。这个被选择的继承者可能与户主有亲属关系，也可以毫无血缘关系。如果一个公司的老板没有儿子来继承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儿子不成才，那么他可以另外招赘一个女婿，或从得力的下属中认个养子来继承家业和公司，在他心目中最重要的是“户”的延续，而不是血脉的延续。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的经济和企业已经高度国际化了，建立起了许多著名的大跨国企业财团，人人西装革履，但是日本的社会组织和组织延续的理念不同于中国人，也不同于美国人。在某些方面，日本社会依然是相当本土化的。
               三、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我国族群关系的演变
   我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教材《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2004年），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现代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那一章谈的主要还是社会学的现代化理念、现代化模式，也讲到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进人现代化阶段的时候，当地的少数民族怎么来应对，在理念上和教育上等各方面，应当怎样来改变自己的现状，应付这些挑战，如何加人现代化进程。我提出，当少数民族面临这样一种竞争态势之后，应当思考怎么提高自己，改变观念，加强学习，不能固守传统，要大胆勇敢地走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和世界中去。同时也谈到在西部大开发中，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导致了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的劣势。
   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我们不仅需要思考微观层面和实际应用层面的问题。在分析这些具体地区少数民族面临的需要应对的问题和应对办法之前，我们应该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和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一个总的框架。这样我们在思考具体问题时，头脑会相对清楚一点。
   应当说，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处理本国的民族问题方面，与本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做法相比，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民族关系研究中，我们最关注的无疑是自己的祖国中国，而对我们理解中国1949年以来民族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参考对象，就是我们的近邻，也是曾经长期实行类似政治社会制度和民族政策的俄罗斯。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情况了解多一点，对沙皇俄国了解少一点。
   中国的中原皇朝在历朝历代的更替中，对待周边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一个传统。为什么把中国的“二十四史”读下来，似乎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具体词语，能够把所有少数民族都囊括在内？所谓“北狄、西戎、东夷、南蛮”，那只是春秋时代的几个泛泛的称呼，表示当时的中原列国之外（甚至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尚未完全接受中原文化的群体。
   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词语囊括周边所有的少数民族？我想，那是因为这些群体的基本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人口规模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的水平不同，而且各个群体与中央皇朝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有的非常紧密，有的比较疏远。所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所有这些群体，并不恰当和确切，会忽视掉这些重要差异，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会导致重大误差。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华夏文化，在周边形成了其他许多群体。在处理中原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夷夏之辨”，强调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另一个是“有教无类”，强调蛮夷可以通过接受华夏文化而加人中原群体。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实际也就是华夏文化向周边扩散的过程。当然，中原文化在施以“教化”的过程中也会吸收“蛮夷”的文化，如音乐、舞蹈、骑具、农作物等等，会把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进中原的文化中。中华文化是核，会不断从周边吸收养分，在这样一个文化交流的框架内不断生长而变得丰富，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接受汉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相互交往当中，与汉族混血的程度也不一样。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中国历朝皇帝对待边疆或境内（包括内地）各少数民族群体的态度和政策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并没有用同一个政策来思考、理解和对待不同的群体。有两个词大家都听说过，这就是“生番”和“熟番”。“生番”就是指那些尚未接受教化，茹毛饮血、穿着毛皮、住着草棚的发展水平较低的群体；“熟番”指的是基本上被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群体。清朝在称呼穆斯林时，把西北穆斯林群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汉回”，指的是讲汉语的回族，另一部分叫“缠回”，指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突厥语系的群体，也是表示两者有所不同，应予区别。
   这些相互对应的词语和称呼，像“生番”与“熟番”，“汉回”与“缠回”，表示了当时统治者根据各族群和中原汉人的血缘关系、接受汉化的程度、与中原皇朝的政治联系，对它们给予不同的称呼，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制定一个政策，用来对待所有的民族。比如清朝管理西藏有一套特殊的制度与政策，承认达赖和班禅的特殊地位，在拉萨设有驻藏大臣，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有金瓶掣签制度，有《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规章，而在边疆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些制度与规章。清朝是根据当时西藏的特殊情况，一地一策来制订各地具体的治理办法。清朝管理蒙古又采用另外一套办法，如有额附制度，所有蒙古王公的儿子要娶满族皇室的格格，这些驸马叫额驸，而且要定期到北京来当差，多少有点人质的性质。这个制度就没有在西藏实行过。
   既然各个族群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中央政权就不一定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来对待所有的群体。清朝在对待藏族各地区时是区别对待，对待卫藏地区、西康、青海各地的藏区都采用了不同的政策。中国历朝的中央政权通常会根据各群体和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亲疏，当地汉族居民的多少，接受中原社会文化制度方面的差异来制定具体的制度与政策，如在一些地区设置了世袭的土司制度，但在当地社会状况发生变化后，也会根据条件进行“改土归流”。为什么有的地方设流官，有的地方置土司，有的地方是番王，有的地方像西藏还设了嘎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很高的地位和权威？这些差别源于中央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不同的制度。
   总的来说，清朝政府根据各民族的历史、人口、宗教，跟汉族的关系等等差别，一一分析，区别对待，一族一个制度，一地一个政策。这种区别对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正是因为这样区别对待，才能够被当地族群首领与民众所接受，因地制宜地促进族群交流与融合，才能推动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比较合适地、恰到好处地处理各地的民族关系。如果把云南的政策拿到西藏去，西藏是不会接受的。而把在习俗和认同上已经跟汉族基本趋同的族群像对待藏族那样，客观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觉得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针对各个民族的不同情况，给他们以不同的称呼，设计不同的制度，采取不同的政策，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明史》对每块少数族群聚居区分开论述，在“列传”下面的“土司”部分有十卷，每卷中按地区对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各个土司的历史、辖地都有论述；在“西域”部分有四卷，共分为58篇。《清史稿》中“土司”有六卷，增加了甘肃土司部分，“藩部”有八卷，涵盖了内外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另有“属国”四卷。各篇对这些群体的历史沿革、制度设置、重要人物、中央政策等都有详细介绍。西藏是西藏，青海是青海，新疆、蒙古也分为各个具体地区，分别论述，南方的各个土司，都有各自的历史，采取不同的办法治理。
   根据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不同群体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而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聚居情况如何，文化差异程度，所有的政策都“一刀切”。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现在讲民族政策时，要求有统一标准和一致性，我们在许多做法上是“一刀切”的，不是区别对待的，换言之，不是实事求是的。这主要是受到建国后意识形态主导的影响，是不符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处理民族关系的传统的。
   正是由于在几千年的民族交往史中，中央政权采取了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思路和政策，逐步把“生番”转变为“熟番”，把“熟番”转变为子民，采取分段推进的办法，分地区、分对象、分时期地逐步推动中华文化对边疆民族的“教化”进程，使历史上居住在周边的许多少数民族人口逐步融人了中原群体，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有效地推动着群族交流与融合。而当我们采用“一刀切”的单一政策来对待实际情况各不相同的这些群体时，把它们都识别成“民族”时，事实上也就中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前进的融合过程，而且在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逆转的现象。这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人需要深思的。
   当年俄国的统治机构对待沙皇军队在一二百年内迅速征服的各个民族，实际上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很多人去花功夫研究这方面的历史，去了解当年沙皇政府是怎么治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怎么管理高加索的，怎么管理中亚哈萨克部落的，怎么管理布里亚特人的。虽然沙皇俄国在各地设了总督，但是仍然让地方部族首领保留了一定权力，给了某种封号，这样既保持了中央的权威，也使地方部族首领能够接受。沙皇俄国在治理少数民族方面也是有一套办法的，而且多少也是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对待不同部落采用不同的方法。这样才是聪明的统治者做的事。
   因此也许可以说，我们今天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不一定比前人聪明。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思维方式过于意识形态化，视角和思路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
   为什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会把实际上已经与汉族基本融合的某些群体和那些确实差异很大的某些群体都同样正式识别为“民族”，而且都要建立自治地方呢？我想，这很可能是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为我们必须要坚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我们必须要贯彻“一切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则，既然要完全平等，这些群体就要在我们的制度当中据有完全平等的位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不同群体在许多问题上的本质差异、事实上存在的重大差异统统忽视掉了。
   教条主义地把意识形态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原则，必然会在很多事情上出问题，因为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时会脱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比如说，在国际问题上，我们过去的口号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可是那些国家里的民众根本就没想让你去“解放”。我们当时看待这些问题时，凭的都是“想当然”，整齐划一，强加于人，自认为有解救全人类的使命。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如果信仰共产主义，人家自己会起来革命的，用不着外人来解放。
   意识形态其实跟宗教有相似之处，虔诚的教徒相信别人应该而且一定会信仰自己的宗教。就像现在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他坚持认为伊拉克人民会接受美国的多党民主制度，萨达姆是专制暴君，伊拉克人民一定会用鲜花和亲吻来欢迎解放与拯救自己的美国军队。伊拉克的社会当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并不是天堂，但是在伊拉克人心目中，什叶派、逊尼派之间教派矛盾的调解是比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更重要的事。在萨达姆被推翻之后，什叶派和逊尼派领袖们就把传统的部族意识强化起来了，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们得以发泄累积的部族仇恨或者是教派仇恨，实际上是把原来累积的社会矛盾都激发起来，而美国扶植的傀儡得不到社会大多数民众和部族的认可，完全控制不了局面。
   应当说萨达姆统治伊拉克还是有一套办法的。他的许多做法当然违反人权，很残忍，这没有疑问，但是，这也许就是历来当地伊斯兰部族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法。一些做法当然很不人道，应该谴责，但是在他控制之下，逊尼派少数和什叶派多数大致可以和平共处，社会有序地运行，如果没有非常过激的推翻政府的行为，政府也不去镇压，保持了伊拉克的稳定。也正因为伊拉克社会稳定，财政上富足，在中东属于军事强国，才有能力去打两伊战争，才会想到侵略科威特。结果导致美国军队介人，把伊拉克打败了。萨达姆判断错误，弄得一败涂地，战败后被联合国禁运，只好石油换食品，经济上衰败下来。在战前伊拉克的经济是很强和有实力的，所以在两伊战争期间战绩不错。这就是说萨达姆在统治这个部族国家、维持它的社会秩序并使它成为一个地区强国方面，实际上还是有效的，是具有某种权威的，远胜于美国人现在扶持的傀儡。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些傀儡人物也不是不聪明，他们是阿拉伯人，理解当地的传统和部族民众的思维方式，但是他们是美国人扶植起来的，必须按照美国人的思路来办事。要是按照美国人的多党制来组织选举，这种规范，那种制约，就等于把自己所有的传统智慧都放弃，然后听美国人的指示去做，等于成了美国人手里的一支笔，美国人这么写、这么画，你就跟着走。这严重脱离了本国社会的实际，其结果可想而知。伊拉克走到今天，就是美国人用意识形态理念在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另一个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在骨子里，美国人希望伊拉克人改信基督教，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只是美国人的梦想。
   有些政治制度，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那么是不可能真正扎下根来的。“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则化而为积”，换个地方，就变味了。很多东西是不能移植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复制其外壳和形式，但内核是很难复制的。我们在讨论全球化时，有些制度，比如公司制度，比如股票、市场，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是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基层组织，实际上是很难改变的。表和里，形式与内容，必须区别对待。
                        四、中国民族研究的反思与讨论
   在国际交往当中，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的时候，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标准化是不可抗拒的，这是表；但是人们的思维很难变，佛教徒成不了基督徒，穆斯林成不了基督徒，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这就是里。表和里，具有双重性。在本土化方面，实际上各国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对全球化的反弹，反弹的原因就在这儿。出现了这些反弹，并不是说这些国家要拒绝这些国际交流，要退出WTO，不接受科技和经济的国际标准化，只是说各国不希望完全失去自我，不要完全失去本国的传统。因为这些传统中的很多方面，各国的精英和民众还是很珍视的。各国的政府可以设总统、总理、宪法，许多制度都参照西方国家的样子来做，但历史无法割断，社会的实际治理过程、治理办法还必然有一些历史延续下来的传统在里面。
   建国后我们学习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接受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对不同民族采用统一的政策，可能多少有些违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有些做法在客观上是不必要的。我想，如果延续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惯例，保持一些群体身份的模糊性，聚居地区的地理边界不划得那么清楚，也许更加有利于社会政治整合和各族民众的交流。有些民族关系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是不成问题的，而现在我们的新政策反而使一些民族关系变成问题了。满族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民国近四十年，基本上与汉人融合并平等相处，原来的身份意识也淡漠了，有必要再把满汉的界限划得这么清楚吗？
   现在讨论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只是说我们过去的历朝历代对中国各个群体的不同情况，是区别对待的，在这个区别对待的后面，有它的道理，这就是实事求是，而且那样的对策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的。今天我们把这些传统基本丢掉了，那么现在的做法，实际效果好不好？有哪些正面的效果？又有那些负面的效果？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对于有些现象，不管今后怎么去做，观点是否能够统一，我们都应该动脑筋想一想。只要进行实地调查，只要真的有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我们就会发现在实际情况中，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满族，在清朝、民国的时候，有很多很优秀、很杰出的满族知识分子在历史、人文、自然科学领域，因为清朝后期他们有可能出去留学，有可能发展；但是另外一些在西南、西北的民族，情况可能就很不一样。所以说对待各个民族的政策，应当实事求是，做到区别对待。
   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除了各自的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程度不同之外，还因为不同民族的心态也是有区别的。满族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藏族知识分子、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心态，客观上还是不太一样。可能有的少数民族，在看待本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时，或多或少还带有一种过去的部落首领的心态。他们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具有某种独立性的部落，不管叫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群体是有边界、具有很强的内部认同意识、有特殊历史的一个群体，他们要代表这个群体去向中央政府为本族争取利益。满族知识分子可能这种心态就没有这么强。所以，在观察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时候，仔细分析一下历史上传统的民族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会有启发。要坚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具体来思考一些实际问题。要调查和分析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不能只讲意识形态的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个根本立场问题，是一个是否站在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面的政治立场问题。但是如何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小群体的多数人利益，是近期的利益和暂时性的利益；另一种是整体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是各群体共同的长远利益，是持久性的利益。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应当多考虑整体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和永久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小群体的短期和暂时性的利益。
   有些人批评我，认为我提出在研究民族问题时要少一些意识形态的考虑，这样就会影响各民族一律平等。我认为平等的原则当然要坚持，但是讲平等有两个层面：个体的层面和群体的层面。最根本、最彻底的平等是个人之间的平等，即是说任何民族的任何人都一律平等。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可能属于不同民族，但是大家之间在原则和基本权利上是没有差别的，是平等的。没有民族歧视的制度和政策，我觉得就实现了群体之间的平等。我想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除了法律规定的民族平等之外，除了废除所有民族歧视的制度和政策之外，还能在哪些方面再谈群体之间的平等？族群分层是一个需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权力上、资源分配上，群体之间的平等是很难衡量的。比如说，汉族与一个几千人的小民族这两个群体怎么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部长、省长里有这个小民族的代表吗？如果没有，那么平等怎么去衡量？所以我们有些少数民族干部把平等仅仅理解成群体的平等，容易出现误解。各个群体根据它的人口规模，根据它的历史发展状况，根据本族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会向地区乃至中央的各级政府机构输送人才。在这些权力分配上，各群体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各族民众传统居住地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不一样，有可能让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人均占有资源（如水田）的水平一样吗？不可能的。应当认识到，真正的民族平等应该是落实到个体的，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身上，不然的话就是歪曲，就是曲解。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把群体权力的这种格局淡化，把个体的权力和个体间的这种平等提升。
   我们说，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平等是个人的平等。要真正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要把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把每一个人的竞争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公民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把族群和宗教的色彩慢慢淡化掉，那才是中国人的希望。所以我们要真正谈现代化，不要简单地看我们穿什么服装，不要看我们梳什么发型，不要看有没有汽车、摩天大楼、地铁，或者能不能造飞机，这些都是次要的，这些科技的、物质的东西，学到不难，但真正创新是难的。如果中国人能够在所有竞争当中真正走在前列，就需要把每个人的潜能都发挥出来，最好把群体之间的矛盾降低到零。当然，美国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理想上，美国社会是希望这样子的，鼓励个人之间的一种平等竞争，而在各种族、族群之间都不该有矛盾，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应该有矛盾，群体矛盾是有巨大破坏性的，是必须设法根除的。真正的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谈现代化，这是最重要的。
   从现代化议题讲到民族研究，我们应该放眼世界，看看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也思考一下中国几千年的民族交往史，看一看我们执行了五十多年的民族政策，看一看我们自己现在民族关系的状况，好好反思一下。有些目前尚不敢质疑的问题，其实也不妨想一想。我们现在不一定要具体提出我们该怎么做，但是至少可以把问题找出来，把问题看得透彻一点。我们今后应该向哪个方向走，怎么走，迈几步，走多快，这些都还不是现在马上要决定、要去做的事，但至少现在可以确定的前进方向对不对，过去的那几步是不是有走偏的地方，这还是可以考虑的。学术无禁区，大家还是应当解放思想。而且任何事情，最后的标准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学问能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我们的学问才能真正放得开，才可能探讨出创新的思路。（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http://www.mzb.com.cn/onews.asp?id=26866

马戎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该书包括马教授的族群理论思想，worth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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