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眼细看日本的实感录
王晓平
落成当时的鹿鸣馆，为明治时代吸收欧美文化的象征。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碧眼看日本：逝去的面影》是一本多年以前就成为日本知识分子话题的书。此书一出，有些人指责它“陷入了对昔日日本的乡愁”、“把过去的日本说得什么都好”，著名电视主播筑紫哲也读过以后却动情地感慨：“它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近代之前，有一个被我们扼杀、灭亡的文明。为这样一本又厚又重的书籍热泪夺眶而出，我是生平第一次。”中国文学研究家井波律子也盛赞它是一部力作：“打破了既有的阴郁的前近代观，将日本近代失去的东西，从根本上重新加以审视”。松本健一说渡边京二“仿佛是从魔箱里一件一件把异邦人的日本见闻记掏了出来。”
“文化还活着，文明却死了。”这就是渡边京二用整本书告诉人们的。“一个文明灭亡了，身为只此一度的有机的富有个性的文明灭亡了。”人们仿佛狂热地扑倒在新生活方式上的同时，却无意间堕落成了一种文明的杀手。那么，是谁抛弃了日本，是谁对日本见死不救？ 他所使用的文明概念，是“具有历史特性的总体生活方式”，它确立于18世纪初。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日本古代生活方式，正可以以“江户文明”或“德川文明”相称。他认为，日本近代历史，正是始于对这种文明的扼杀和葬送。所有的人都可以承认扼杀和葬送是历史的必然，甚至也看到其中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追问被灭亡的是什么，那么想从本质上追根溯源地探求这段历史的真正意义根本就是徒劳的。而其实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些外国人，敏锐地洞察到近代日本是在前代文明消亡基础上构建起来这一个事实。渡边京二便从明治初年的西方人撰写的日本见闻记中，摘录了有关那一时期生活细节和感受的描述，来阐明自己对江户文明的思考。
这些外国人，对于描写江户街道上那些可爱的孩子的确是不吝惜笔墨。登陆当日，首先映入眼帘的那些放风筝、甩陀螺、骑竹马、玩纸牌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且注意到他们手中的玩具都是那么精致。在有些人看来，父母对孩子的放任，是父母没有尽到应有责任的体现，而卡廷迪克却认为这是卢梭式的自由教育，阿礼国更是感到“日本孩子实际上还保留着英国孩子因近代教育而失去的优点”，就是说“日本孩子是自然的，他们可以充分享受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各种娱乐。”今天的不少日本人读到这本书，不由得感叹，为什么再也看不到那些街上成群结队的快乐玩耍的孩子了。那时的儿童教育，后来有人称之为“无意识教育”，恰给了儿童成长有益的空间。
渡边京二这本书写在20世纪末期，今天的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文化对话和相互理解的角度来重读它。对于中国，西方游客也写过不少书。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了耿昇、李国庆主编的《亲历丛书》，关于西方中国观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将这些和他们对日本的观察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就有了更宽的视野。
上世纪80年代到过日本的中国学者，左看看东京的高层建筑，右看看京都的禅院古寺，就不禁感叹日本是一个即猛烈追赶先进文化，而又善于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国家，就这个题目做文章的专著也不只一部。日本几十年在保留传统文化上所倾注的心力，比起当时的我们，的确是要大得多。动态的是古装游行，古代仪式的复制表演，各种各样的仿古秀；静态的是博物馆建设，什么江户京都博物馆，江户建筑博物馆等等，都使人们就像回到数百年前，身历其境地体会昔日的文化。服装、用品、仪式，甚至可以复制得比原汁原味的东西更为娱乐化，更适应于消费，然而其时对陌生人的信任和亲热、邻里招呼就来相助的情意、兄弟间毫无芥蒂的对饮畅叙、街巷孩童成群嬉闹的尽兴，以及松心悠闲的心境，那种不同于今日的满足感，那些无形无影的东西，却是难以复制的。一些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罕见踪迹了；又一些随着家庭制度的解体，所剩无几了。
日本有句俗语，“明天刮明天的风”，这样说也意味着今天的风不同于昨日的风。但是有一股大风，却是刮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从1869年明治维新算起，明年就是整整一百四十年了。这股风，就是欧化之风，就是追逐欧洲文明之风。这股风，把日本刮成了经济实力排名世界老二的强国，这股风也刮进了人们的头脑：西方有“先进国”，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的意识，算是根深蒂固了。 《诗经·匪风》首章：“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风烈车疾，大道在后，回顾来路，却又隐隐感到失落。似乎这首诗，和渡边京二写作此书的心境有某些合拍之处。“豹变”是日语中也有的一个词，而且时常见到有人用。它出自《易经》“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是说君子在适应时代变化而改变自身。不过，在文化创造中，有时“留住”比“送走”更主要。我们见惯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豹变”，而做好一件事情，不仅需要“豹变”，而且需要坚持。有时孤独的坚持比轰轰烈烈的豹变，可能需要更艰辛的付出。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人们的印象中只有那些追赶新风的“志士”，而实际上那些被视为守旧的人们，也曾兢兢业业地做过传承文化的事情。由于他们的坚持，精美的漆器、精致的茶具和一整套礼仪才传至今天。当然，他们的贡献，离开了那锐意求新的时代风潮也会大失其色。或许也可以说，因为这样两类人各自执着于自己的所爱，才使得日本文化有时能呈现新旧并茂的斑斓。
身为思想史家的渡边京二毕竟目光犀利，他并没有把这些西方人见闻的材料写成一本狭隘的日本人论之类的书，不过，他身在庐山，也有时难免不见真面目。明治时代开始的“脱亚入欧”，有多方面的含义，从内外文化关系上说，很主要的内容就是“脱汉入欧”吧。从日本明治前后文化结构上看，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了。而在这本书中，这一点几乎没有提到。江户时代到明治初期，也有中国人写下的旅日游记。他们又以别样的眼光，描写了当年的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钟叔河水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就收进过一部随西船渡日的中国人写的游记，以及王韬在明治初年写的《扶桑游记》等。就是在1879年何如璋《使东述略》、《使东杂咏》之前，也还有戴明世的《日本风土记》、陈其元的《日本近事记》、李圭的《环球地时新录》等，笔录下了对江户文化的感受。他们的目光自然与西方人大不相同。我们最好将这些书也放在一起来读读。
不过，从今天已经整理出版的清末人的日本游记来看，数量并不多，或许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或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从已经整理出来的看，对日本的观察大多比较粗略。最有名的当然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但此书多侧重于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整理，而不是江户生活的细节。在黄遵宪还没有来得及对现实改革深入思考的时候，便已经调离日本，在他旅居他国对日本有了新的理解的时候，却没有机会重返东瀛细看昔日江户了。从这个角度讲，《逝去的面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黄遵宪的遗憾。本书多次提到张伯伦的《日本事物志》，而张伯伦于1873年赴日，1911年才离开，他把自己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日本事物志》称为“古代日本的墓志铭”。张伯伦和那些清末带着对远方绝国的好奇心和“取经”心理的官员不同，他们不像王之春的《谈瀛录》、姚鹏图的《扶桑百八咏》那样对火车、电报和法院感到新鲜，也不习惯用类似竹枝词和笔记、日记混杂的方式记述见闻，更没有像傅云龙的《日本图经》修史补志那样专注于文字材料，而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浴场的男女，肩头挂着婴儿的母亲，乃至妇女着装的色彩等普通人的日子。也就是说，观察日本文化的惊异感，虽然都是西人和清人走进日本文化的前提，但这种惊异感却有着不同的内容。
渡边京二通过这些见闻录，要阐述的是自己对江户文明的思索。他的目光，游动于巨视和微视之间。一方面，他申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个独立的现象，而是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总合；另一方面，他又一再强调那些细节的意义，特别是外国人眼中的细节，提醒人们外国人见闻的有趣之处，正体现在具体而生动的细节，而不是那些笼统概括的结论，指出外国人那些或许因感动、或许因错觉而产生的“偏颇记录”，才使古老的日本文明的奇妙特性得以鲜活生动地呈现，甚至说，如果不了解日本文明那时具体状态以及逝去的历程，我们是无法理解近代的含义的。 细节和感受正是本书的武器。怪不得有评论家不无夸张地说读过渡边京二的书，就仿佛自己变成了江户人，而又自由自在地往来于江户时代和现代；还有批评者说“自己也想写一本同样的书，受到本书的冲击，一边读，一边嫉妒的感情不能消散，敬服于著者见识之高”（石川英辅《小说现代》，1999年9月号）。
几年前，在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文日本新书》的序言中，我曾经说：“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研究日本文化，离不开描述它，而日本文化可以说是身边最难描述的文化之一。全面了解对日本文化方方面面的见解，才有可能提升识判这种文化的精准度。我们很难简单说清楚，明治初年，当政客和军人翻着个儿折腾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是以怎样的心态来接受现实的，社会又是怎样在看似相对平稳的状态下渡过各种危机的。了解了这些，说不定为观察今天的日本也多一个视角。不管西人“日本有穷人，但并不贫困”之类的概括是否得当，至少告诉我们，将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遇事就简单类比的做法常常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