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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宗族与村治 [打印本页]

作者: 同类声响 时间: 2011-1-20 10:21 标题: 宗族与村治

地缘组织
唐渡村管理沿革始终是与一定的地缘组织相联系的。自明末清初建村以来，该村根据地缘特点和隶属关系也形成了相应的地缘共同体。总的来说，随着城市功能的强化，这些旧有地缘共同体呈现日益削弱的趋势，但也并不排除地缘内部新的中心的崛起，形成新的地缘共同体。下面对当地相关地缘组织进行一一介绍：
一、湾子
唐渡村作为独立的行政性地域组织是从1935年设立的保甲制开始，在此之前，自然村是独立的自治组织。自然村在当地又称为“湾”子，一个湾子内的居民都有密切的血缘联系，湾子内同姓则普遍是同族同宗，异姓则互相通婚。湾子内住房密集分布，形成一个共同生活的社区。在保甲制建立前，甚至是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以前，湾子是当地乡村社会最主要的地缘组织，也是实施地方管理的基本单位。湾子内由一些家族长老行使自治管理，单一宗族或以一个宗族为主的湾子的往往又是宗族自治。在建国之初唐渡村有七个自然村（湾子），从南到北依次为：郭界、唐家渡、范家湾、半边街、秦家墩、杨家小湾、杨家大湾。其中杨家大湾和杨家小湾是同一宗族内不同房系形成的聚区社区；秦家墩、范家湾是同一宗族形成的聚居区，唐家渡是以唐姓为主，杂居十来户梅、叶、陈姓居民形成的社区；郭界是郭周两姓各占一半，兼有孙、尹、胡等几户杂姓形成的社区；半边街则是有十几种姓氏混合聚居的社区；各个自然村依次分布在沿江一带长达10华里的区域内，相互之距最远的间隔不过0.5华里，最近的比邻而居。在各个湾子中，相邻湾子有逐渐融合的特征，人口规模悬殊巨大，例如规模最大的唐家渡自然村是1975年编写的《黄冈县地名志》中记载的当时县内人口最多的自然村。在1977年唐家渡自然村人口达到1500人。而村内人口最少的自然村秦家墩则总户数不足10户，人口不足40人。在唐渡村的各个自然湾中，人口较少的自然村对人口较大的自然湾有一定的依附倾向，在保甲制实行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自然村与数个小自然村，聚合成一个更大的自然村的趋势。
二、唐家渡
唐家渡作为一个地缘共同体不仅仅指的是唐家渡自然村，在更为经常的情况下是指唐家渡行政村。唐家渡行政村所包括的诸自然村作为地缘共同体早在保甲制实行之前就已经逐渐形成，在唐家渡村的郭界一带历史地理是自东向西入江的河港，使得郭界与南边的湾子有自然形成的边界，而唐家渡村的杨家大湾与北部的江咀吴家湾之间有一个很突出的拐角称为江咀，杨家大湾与江咀吴家湾也有明显的自然边界，这就使得自江咀到郭界这一区域之间的湾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而之后的保甲制以及生产大队、行政村建制更强化了这一区域的实体性。唐家渡作为这一地域的名称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初期唐姓村民从周姓村民手中购买渡口始，即使在文革期间，黄冈县境内几乎所有的以姓氏命名的生产大队都更改为革命色彩更浓的名称。譬如南部的蔡吴瘳大队更命为革新，北边的刘家湾大队更名为向阳，唯独唐家渡的称谓一直未作任何改变。当然以唐家渡作为整个行政村的名称并非没有异议。1999年唐家渡小学新教学大楼落成时，杨姓村民就集体抗议将村属小学的名称定为唐渡小学，并建议将唐渡村的村名重新议定，只不过是由于并没有形成让村内各姓村民共同认予的名称而作罢。目前，唐家渡村所形成的边界是从保甲制时划定的。
1935年国民党政府南北统一后，开始在乡村社会实行保甲制。保有相对固定的行政区划（边界），保设有保长，由保内居民选举产生，对整个行政区域进行管辖。在1935年的编保过程中，唐家渡诸自然村（北起杨家大湾北侧的江咀，南抵周家铁铺湾正中间的郭姓地沟）编入韦堵联保的第四保。（村内还有叫四保的老人健在）。解放后，废除保甲制，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在原来第四保的基础上成立唐家渡大队（四大队），并且行政区划未作任何改变。1984年，成立行政村以来唐渡大队改称为唐家渡村。人民公社时期，唐家渡大队根据人口、地缘等因素将整个大队，七个自然村划分为十个小队，每个小队人口大致相当。具体划分情况是：郭界编为第1小队，唐家渡划分为第2至第6五个小队，范家湾与半边街的南部编为第7小队，半边街北部与秦家湾编为第8小队，杨家小湾编为第9小队，杨家大湾编为第10小队。1970年代，唐渡村移民围湖垦田，形成一个新的社区──跃进队，跃进队被编为1队，老1队改称为2队，老2队改称为3队，老3队和老4队合并为4队，9队和10队合并为9队。1984年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后，各生产小队也相应改为村民小组，区划没有再作变更。近年来，郭界、唐家渡、范家湾、杨家小湾、杨家大湾等传统称谓开始恢复。但是半边街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半边街”的称谓也不复存在。村民们仍然用“八队”来指代该区域
三、新河
新河是康熙54年黄冈县县令钟苇在黄州城北十里处为疏通水道开掘的一条运河，称为新河。清中叶，清政府在新河设有新河区管辖自唐家渡至黄州沿江诸自然村。建国后，新河一直设有新河乡、新河公社、新河管理区等机构来管辖唐家渡、蔡吴廖、新河、万福四个行政村，新河就成为上述四村的公共称谓。新河辖区内的公共机构主要设置在该区域的地理中心新河村。这些公共服务机构包括：新河中学、新河管理机构、新河卫生所、新河供销社、新河股金社、新河福利院等。1999年新河管理区撤销后，新河作为一级管理组织也相应取消，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绝大部分转为民有民营。目前，新河区域的公共管理机构只有新河中学存续，隶属于禹王街道办事处管辖。
四、“洲上”
“洲上”是当地的一些人对黄州至堵城之间的沿江七村：白衣、刘家湾、江咀、唐家渡、蔡吴瘳、新河、万福七村的传统称谓。在清中叶以前，这七个村四面环水，东西二面夹江的河洲，具有相对独立的地缘特征，黄州堵城一带的居民都称这个区域为“洲上”，由于该河洲的中心区域唐渡、江咀一带又称为“三江口”，故“洲上”又常常被称为“三江口”。1953年-1955年期间，黄冈县曾设三江区、白衣指导组、长江公社管理一带之间沿江平原。1984年-1991年期间，设有三江口乡管理洲上七村。由于沿江七村并没有中心集镇可以依傍，沿江七村的行政区域更多的分裂成两块，唐渡以南的4个乡村在历史上多数属于黄州镇，而唐渡以北的白衣三村则隶属于堵城镇。尽管在历史上洲上七村多数时隶属于不同的管理组织，但“洲上”的居民历史上一直有很强烈的心理认同，同是“洲上”的人由于都位于长江沿江往往自称为“一条边”的。而且“洲上”也是一个基本的婚姻圈，“洲上”内部的通婚率接近80%。例如唐姓宗族内男子通婚的女性人数最多的依次为江咀村吴家湾、蔡吴廖村吴姓和白衣村邹姓以及新河王家湾王姓、李家洲、李姓等以及本村内的杨、周等姓氏等。
五、“山河两岸”
“山河两岸”是当地最重要的地缘共同体之一，也是使用频度很高的地理名词之一。“山河两岸”所指代的区域具有很强的弹性，从狭义上讲，指的是黄州到堵城之间的沿江平原与丘陵地区。从广义上来讲，指的是黄州城北面至团风之间的丘陵地区和沿江平原。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用语中“山河两岸”仅从狭义的角度来使用。这个狭义范围与韦堵联保和目前禹王街道办事处的基本范围一致。“山河两岸”的居民交往频繁与两地之间的农业耕作的互补性很强有关。“河州一带”居民主要种植芝麻、绿豆、小麦、棉花等耐旱作物，而“山上一带”居民则种植水稻等作物，两地居民之间的易货贸易很频繁。从清初建村以来直到目前，“山河两岸”居民还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互助组织形式称为“牛伙计”，“牛伙计”指的是几户“洲上”居民和几户“山上”居民共一头耕牛，上半年“洲上”地区用牛季节，耕牛由“洲上”居民放养，下半年“山上”地区用牛季节，则由“洲上”居民把牛赶到山上，由山上的“牛伙计”放养。

作者: 同类声响 时间: 2011-1-20 10:23

社会分层
唐渡村居民的职业结构在解放前就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在众多职业中农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次是商业，商、农二业在唐渡村被称为正业，从商、务农者社会地位相对较高。除经商务农者外，还有裁缝、石匠、木匠、蔑匠、铁匠、剃刀匠等手业艺人，医师、兽医、师塾先生、道士、和尚等社会服务者以及渔民、船夫等。在村中手工艺人和社会服务者一般都得到村民尊重。村民称手工艺人为“师傅”，称医师、教师等有一定文化的社会服务者为“先生”。手工艺人和社会服务的收入往往都要超过小农，当地有“一尖猪”“二打铁”的说法，来比拟兽医和铁匠的收入。但是手工艺人和社会服务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这些职业的人从业者多被视为不务正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农业社会，人们消费水平低，人们对消费抱有一种敌视态度。并且这些职业的从业者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传给子孙，对家族事业并无大的建树，有关在乡村社会，手艺人和社会服务者的活动范围一般以几个联系较紧密的自然村为单元。解放前，村民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财富、知识、社会关系、声望等因素决定，在社会内地位高的有宗族首脑、地主、知识分子、大房族的村民、丰富社会关系的人。
在人民公社时期，职一分化被人民公社内部的劳动分工所取代。例如当时全村有三个剃头匠就成立剃头组负责全村十个生产队的剃头工作，剃头师傅定期为全村男性村民理发，其劳动报酬比照农业劳动力计工分。当时的社会贫富差距非常小，社会分层主要根据生产大队内部的劳动分工实现的，这一时期村民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地位最高的是村社管理人员。村社管理人员包括生产大队干部如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连长、妇联主任、治保主任、团委书记、保管、会计等和生产小队干部、队长、保管、会计等。其次是社会服务人员：社会服务人员主要有：教员、医师、电工、手艺人员等等，在人民公社后期，大队还曾办有一些社队企业，社队企业的从业人的社会地位类似于生产大队中的社会服务人员，其社会地位要高于普通农民，低于村社干部。地位最低的是农民，农民又根据阶级出身划分为贫下中农、富农、地主、坏分子等多个等次。目前，村内地位最高的是私营业主和村组干部。其次是宗族组织的头人和有较强社会背景的村民，再次是收入较好的打工一族，社会地位最低的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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