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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术如何大众化 [打印本页]

作者: 风林火山 时间: 2011-1-13 21:08 标题: 学术如何大众化

解放日报

“学术如何大众化”的议题，似乎或多或少总在学者的思考与努力中。

　　在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教授看来，当代中国急速前行，经验与难题并存，各种声音汇集，这个时候需要学者站出来为大众答疑释惑，引导人们鉴别是非，而学术“大众化”是方式，最终的目的是“化大众”。他本人，已在学术大众化的道路上跋涉30年，其最近的普及类著述正是那套在理论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广受好评的《理论新视野丛书》。

　　■学术要想亲近大众，首先自己要变得可爱起来

　　采访约在俞吾金教授设在复旦大学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一出电梯，便看到一尊康德的半身塑像。

　　办公室很是宽敞，俞吾金笑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致敬。 ”

　　接过名片，看到上面有十多个“厉害”的头衔：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正待俞教授详解，他却一个转身，从书橱里取出一套由他主编的《理论新视野丛书》，递到记者面前。大红色封面的丛书分两辑共12本，每本都薄薄的，从《科学发展观》、《文化软实力》、《生态文明论》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理论。

　　“我们要谈学术如何大众化，我想这是很好的引子。”俞吾金如此开场。

　　解放周末：《理论新视野丛书》是一套理论性很强的书籍，但却被很多普通民众关注、喜爱。您怎么看待丛书引来大众关心社会重大理论问题这个有趣现象？

　　俞吾金：这套书是从学者的角度来理解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学者的视野与大众、政府官员都有所不同，由于学者们知识积累丰厚，注重说理，又熟悉国际上相应的理论研究情况，因此写出来的东西与政府的报告有所不同，可以娓娓道来，深入浅出。

　　解放周末：这套书问世已有两年多时间，但它至今仍受各界瞩目，凡谈到学术大众化议题的研讨会，常常会提及它。作为主编者，您觉得意外吗？

　　俞吾金：可以说，有意外，但又在期待之中。这套书说起来并不是什么鸿篇巨制，更像是一本本“小书”。

　　解放周末：就如书的腰封上所说，“大学者写小书，大道理通俗化”。

　　俞吾金：我们就说“学者写小书”吧。你可以翻翻看，每本书的字数都在六七万字上下，作者都是上海和浙江理论界的中青年知名学者，因为写书的初衷就是为了深入浅出地阐释十七大报告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所以阅读起来并不费力。

　　这些议题看起来很沉重，但其实从学术的角度完全可以谈得很有趣。《科学发展观》是我写的，开篇就涉及到对“科学”这个概念的理解。科学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英语和法语中的 “science”通常指称自然科学，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不但涵盖了自然科学，也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那么当我们把“科学”作为“发展观”的修饰词时，究竟应该取哪个词的含义呢？

　　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倾向是从“science”而不是“Wissenschaft”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的内涵的。当人们谈论“科学性”、“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话题时，这个“科学”无疑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但是当“科学”用来修饰“发展观”时，把自然科学所蕴含的合理性和确定性导入到发展理论中仅仅是一个层面。显然，如果我们要让“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科学发展观中安顿下来，我们就应该从“Wis－senschaft”这个词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因为“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观念，而自然科学是只讲事实，不问价值的。

　　解放周末：听起来简单易懂，但其实是在阐释重要的理论基础，使人从起点上理解“科学发展观”，而且充满了开阔视野、获取新知的趣味。

　　俞吾金：这正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学术要想亲近大众，首先自己要变得可爱起来。《科学发展观》出版之后，我还应邀为复旦大学党委中心学习组讲了一课。我当时打比方说：一辆自行车如果停在那儿，不支撑脚架，车子就会倒在地上。要想车不倒，就得往前走，而往前走就需要动力。

　　解放周末：关键是如何获得动力。

　　俞吾金：一个国家就如同一辆自行车，不前进、不发展是肯定不行的，因为自行车不前进就会倒掉，那么动力来自何方？直接的动力来自改革开放，把前进的束缚解开了。更深层地讲，就是在民众中唤起以合法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欲望。社会有差异才会有动力，过去吃大锅饭，一刀切，哪来动力。

　　一旦动起来，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即在动的过程中，如何保持结构平衡，不让车子倒？这就关系到宏观调控或结构上的平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公平是必须加以坚持的，公平与效率之间则一定要协调好。

　　■当学者走到民众中，可以及时获得新鲜的民间观点和真实想法，要知道，很多重大的时代哲学命题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俞吾金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听上去温和儒雅。

　　采访中方得知，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身体力行起学术大众化的工作。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之前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当了10年工人，这10年中的后5年，他被调到单位宣传处搞文字工作，业余常常写小说、写杂文、搞摄影。到参加高考前，他已是单位领导的秘书，大有前途。所以，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填了复旦大学新闻、中文、哲学、历史4个志愿，还在备注栏里写明：其他学校、其他系一概不去。

　　被哲学系录取后，除了写小说，他还写起了理论普及文章，“大概是1980年开始，在报纸上发表理论文章，后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作为一位与大众“亲密接触”了30年的学者，在俞吾金看来，学术大众化是时代不断向学者提出的要求。这30年间，他经历了大众传媒一次又一次巨变，知识的传播方式也随之改变，时代对学术大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而他觉得，“能参与其中，经历其变，是当代学者之幸。 ”

　　解放周末：除了书籍，大众传媒是学术大众化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我发现您很早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各类学术普及文章了。

　　俞吾金：我给报纸写过大量的文章，大概从1980年就开始了。 1988年5月12日那天，《人民日报》理论版和《光明日报》理论版同时刊登了我的两篇理论文章。当天有位朋友开玩笑说，“你想占领北京的理论界吗？ ”

　　解放周末：您切身经历了大众传媒这几十年来的巨变，您认为这种变化对学术大众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俞吾金：影响可说是极为深刻的。举例说吧，假如我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算《复旦学报》每期发行3000份，每份有10个人阅读，那就只有3万个人看过这篇论文。与此不同的是，假如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演讲，全世界可能同时有1亿人在收看。受众数量上的巨大差别表明，新闻传播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参与了这样的变化，经历了这种变化带来的触动，这是当代学者之幸。

　　解放周末：这种“幸”同时也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在以往的时代里，学术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等级秩序，学术居于教育和启蒙的主导地位。而在当今社会，大众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阔、便捷，学术与大众之间的等级界限似乎已经模糊，对此您怎么看？

　　俞吾金：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我感觉到，现在两者之间呈现出了一种相互渗透、互相学习的新型关系。在这样的时代，公众可以自我表达，但公众的自我表达往往是不充分的，仍然需要专家的“指点”和“建议”，他们会比以往更加热切期盼学术话语的通俗易懂和明白晓畅。

　　与此同时，学者与大众交流时会发现，从民众当中可以获得的火花和激荡越来越多，他们也同样在教化、启示我们这些学者，尤其是当学者走到民众中，可以及时获得新鲜的民间观点和真实想法，要知道，很多重大的时代哲学命题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已由单向的“输出”和“接受”转化为“互动”和“双赢”关系了。

　　■需要被大众化的是学术，而不是学者本人，学者从来不是主角

　　《伊索寓言》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位青年对别人夸口，说自己在喜欢种植玫瑰花的罗陀斯岛可以跳出很远的距离，无人可比。一旁就有人说：“假如你真的那么神，也不需要什么证人，你就当这里是罗陀斯，跳给我们看看吧！ ”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两句来自《伊索寓言》的箴言，被俞吾金引用在《理论新视野丛书》的序言中。

　　原本，俞吾金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并不是分内事。然而，在决定编纂这套丛书前，他频繁地被邀请到国外研讨中国问题，众多外国学者频频发问，中国这30多年来发展如此之快，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然而，究竟做对了什么呢？有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甚至希望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把中国经验介绍到国外去。

　　正是这些现象促使他思考，国外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中国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反观自己、研究自己、总结自己的经验？有什么理由不把脚下的这片土地当作我们自己的“罗陀斯岛”，尽情地跳跃呢？

　　解放周末：很想知道，30年来您始终坚持做学术普及工作，动力是什么？

　　俞吾金：一开始其实也是无意识的，到后来渐渐觉得这是自己的分内事，是一种责任。就如同在“罗陀斯岛”上的“跳跃”，这是学者应有的文化担当。我们国家发展至今，有许多涌动的思潮有待辨析，有许多大众的现实疑问需要权威解答。

　　解放周末：学者的担当，在当今这个时代尤为重要。

　　俞吾金：我们需要一批拥有“自觉精神”的学者或者说文化人。“自觉精神”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用来形容北宋士大夫的，就像范仲淹和胡瑗式的文化人。他说，“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感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天下的重任。 ”

　　换一个角度看，学者、学术机构的研究工作，也离不开社会大众的供养，“反哺”本来就是义不容辞的。可以说，学者致力于学术大众化，其实是对社会、对民众的报恩。

　　解放周末：近两年来，通过传媒走向大众的学者越来越多，各类学术普及类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参差不齐，也因此塑造了一批广为受众知晓的“学术明星”。您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俞吾金：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是这么看的：作为知识载体的学术必须同时具备探索、考查知识和传播现有知识这两大功能，而学者也应努力具备并发挥这两方面的功能。

　　我把学者分为三类。一类是“传媒型学者”，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传媒上，不是发表文章就是到处演讲，在专业领域却没有非凡的作为，他们更像明星而不像学者，从而在学术界常常受到非议。第二类学者在专业领域中声望很高，研究成果卓著，却视新闻媒体为“洪水猛兽”，避之恐不及。这类学者在专业领域内很有影响，但在社会上却几乎不为人知。我比较赞同的是做第三类学者，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努力在权威刊物和一流出版社发表、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并不拒斥新闻媒体，而是努力运用媒体资源，把自己的学术思想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众。这类学者既在专业领域里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也在社会上具有不凡的影响力。

　　解放周末：这其中是否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俞吾金：是的。一方面，学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需要被大众化的是学术，而不是学者本人。在学术大众化的过程中，学者扮演的是往来于学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桥梁式的角色，学者从来不是主角。

　　■学术大众化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要让一种正确的、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价值观进入大众的心灵

　　作为“桥梁式”的角色，俞吾金从学术与大众文化的两端审视着这个时代，视野宽阔。也正因此，采访时常“跑题”。

　　当话题触及一个社会现象时，俞吾金会很迅速地给出自己的观点。

　　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他曾大胆指出这是一场“综合性危机”——这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它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消费主义导致的过度消费、对欲望的倚重、感觉主义的流行和虚无主义的蔓延，本身也参与了金融危机的形成。因此，哲学不是旁观者，它必须反省自己的过失。

　　谈及如今影视文化繁荣，但大片往往叫座不叫好的现象时，他犀利地指出：道理很简单，那些执著于历史题材的大片，如《夜宴》、《无极》、《英雄》等，其中充斥着王权至上、等级秩序、男尊女卑、江湖义气的陈旧价值观念，而当下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平等、公正、追求自由、倡导民主、尊重人格等等，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缺乏与当代核心价值的共鸣，就必定会丧失自己的现实意义。一些影视剧编导缺乏当代意识，虽然作品可以靠着那些性和暴力“浇头”吸引受众，但却不可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相信，如果一个学者能始终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保持敏感，并参与进去进行思考，他就会离大众更近。

　　解放周末：您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热点问题、重大问题的敏感，时刻准备把自己从学术出发做出的判断传递给大众，您觉得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俞吾金：你问的其实也正是学术大众化的意义。有人认为，学术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普及学术知识，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方面，“大众化”是方式，而“化大众”才是最终目的。

　　解放周末：怎么理解您说的“化大众”？

　　俞吾金：“化”字有教化、感化的意思，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融入、化入。学者在普及学术知识和观点时，其实是在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的引导。

　　解放周末：“化大众”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求学者不能一味迎合受众。

　　俞吾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不是说学术要大众化，要贴近群众，就要跟着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走。学者要做的不是“庸俗化”而是“通俗化”，不是迎合受众而是提升受众的鉴赏水平和文化格调，要把学术上辨别是非的能力、批判思维的能力和思想上的敏感性赋予受众。

　　解放周末：“化”是一个有掌控的过程。

　　俞吾金：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杰出的有三个人。在中国是鲁迅，他批评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得狠，但是恰到好处，用这种批判唤醒了民众。在德国是尼采，尼采对德国人的批评也是够厉害的，但是德国人还是非常拥戴、尊敬他。在意大利则是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作者，他通过文学批评促发了整个民族素养的提升。

　　再看美国的《纽约时评》，其评论往往真刀真枪，不管是什么权贵的作品，写得不好就照样批评。这种严肃的批评家在当今中国很是缺乏。要知道，一个民族的鉴赏力和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一流的文艺、文化批评来提升的。

　　解放周末：这也正是学者的任务，在“化”的过程中，判断文化的等级，使大众摆脱纯自然形态的接受或低级趣味的纠缠，把自己的精神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上。

　　俞吾金：提升艺术鉴赏力和文化品位是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塑造民众辨别是非、鉴别各种思潮、把握客观价值关系的能力。

　　解放周末：就是要培养民众独立思考的能力？

　　俞吾金：是的。独立思考能力对一个民族、一个群体而言太重要了。如果一个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也必定是缺乏创造力的。

　　可惜，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使在现在的博士生群体中也显得匮乏。我们发现，有的博士生研究尼采就变成尼采主义者，研究康德就变成康德主义者，只看见他们走进去，没看见他们再走出来了。显然，这样搞研究是不行的。

　　解放周末：因为匮乏，所以才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俞吾金：是的。有太多的社会问题一直得不到深入研究和认真解决，正是缘于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席。比如，我们集体的文化失忆症、对自然缺少节制的伤害、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等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选择自己行为的时候缺少一种清醒的辨别意识。人们习惯于人云亦云，而不是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我们决不要把学术大众化单单理解为让学术走出象牙塔、把学术观点讲得通俗易懂一点，它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要让一种正确的、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价值观进入大众的心灵，不但使大众获得安身立命之道，提升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而且使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努力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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