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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与自然之间:一个难解的结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08-12-21 12:46     标题: 人与自然之间:一个难解的结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2月17日   


掩卷之思
人与自然之间:一个难解的结

■冯聿峰(本报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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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英)基思·托马斯著,宋丽丽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5.00元


  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物种,应该怎样处理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生态恶化和自然资源日趋缩减,都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今天显得异常紧迫。实际上,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的确一天比一天热烈。在这些讨论中,从微观的层次看,充斥着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对价值观的批判,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以及各色乌托邦式的行为建议和忠告;从宏观的层次看,则充斥着夸夸其谈的宏大的目标,缺少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以及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对对方不负责任的抱怨直至愤怒的谴责。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因为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日益增长而得到降低。即便最为乐观的人,大概也只会承认,在某些局部的问题上,人类可能取得了些许进展,而总体上,前景并不那么令人欣慰。

  在众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争论中,一个奇怪而影响深远的观点是,人与自然世界的矛盾或者尖锐对立,是工业革命的后果和产物。前工业化时代,通常被想象为一个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和谐”时代,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式的童话世界。在那里,人对自然的主题词不是征服和索取,而是欣赏和敬畏。工业化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力量和自信心,人在发酵的贪欲的驱使下,开始了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和盘剥,从此,童话中的水晶世界变成了一地碎片。按照这种观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一个用来指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始终将人类的利益和诉求置于首要和绝对位置的那种观念的概念,如果不是说由近代工业革命而引发,至少也是被其无节制地放大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事实真的如此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它好像有问题,但真要具体指出问题在哪里,却又不那么容易。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不妨看看《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这本书。

  尽管书名已经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本书的主题,尽管本书的作者基思·托马斯作为历史学家获取过无数荣誉,尽管本书也曾经获取过大奖,但《人类与自然世界》仍然是一本容易被错过的经典。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本书冗长和略显琐碎的叙述风格并不那么讨人喜欢;其二,历史学家的严肃和冷静与时髦的评论家的轻佻浮躁比起来,后者更为讨巧。历史学家和时髦评论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会匆忙地抛出一个个新奇的理论,也不急于为人类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试图厘清一个既定问题的来龙去脉,看看我们是否能从历史中找到富有启发性的经验或者是教训。因此,历史学家的厚重和学究气,对那些叶公好龙式人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

  闲话休提,我们且看看基思·托马斯对人类自然观念的变迁所作的深刻而精妙的叙述。近代社会的开端处,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并非今天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富于浪漫的色彩和人情味。人作为自然的“主人”的信念,在近代初期(至少在基督教文明的欧洲),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当时正统的神学观念,在万物当中,人毫无疑问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人以外的所有被造物都是上帝为人所创造。因而,人对动物和植物的使用,无论用何种方式,都是正当而且合理的。这不仅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甚而称得上“人类至上主义”。设立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大行其道的这些做法,在那个时代只能被评价为愚蠢。

  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人在自然面前取得的胜利和自信心,所激起的不仅仅是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欲望,同时还有一种饱含同情和怜悯的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情怀。个中原因并不玄妙。首先,随着人对自然认识和理解的加深,那种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绝对界限的观点,越来越难以立足,人们意识到,人其实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其内而非其外。其次,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以及生活舒适度的增加,使得人对自然物,尤其是动物的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机器力的大量使用,使得人的生存不再需要毫无节制的盘剥和使用动物。另一方面,对于安全和生活得到越来越充分地保证的人来说,对自然环境和动物生存和命运的关怀,恰好满足了他们日益增长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的需要。因此,和很多人想当然的看法相反,近代以来,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演变恰恰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被不断强化的过程,而是其逐渐崩溃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强硬态度,是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而逐渐降低的。

  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不符合逻辑的结论,在基思对历史细致入微地剖析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所以,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困局,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工业化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实是找错了方向。从生活方式来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与天然自然之间的确日渐疏离,但从心理和感情的角度来说,恰恰是工业化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加强了人对自然世界的认同和依恋。

  正是因为如此,基思紧接着指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当代的人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当中。硬币的正面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自然万物的开发和利用(很遗憾,人不具备光合作用的能力);硬币的反面是,自然世界已经不是那个任我们予取予求的存在物了,它已经包含了我们投射于其上的那些浪漫的感情和道德意识,它事实上构成了人类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为了生存得更加舒适,人不得不无休止的向大自然索取;而人的心理、情感和道德观念,又厌恶、抗拒这种无休止的索取。这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地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这些现代文明的两难选择,都根源于这个死结。

  不能说基思只是抛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基思给出了打开这个结的三种可能性。第一,重返前工业时代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第二,在保护人类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显然,这不过是一种不那么明显和强硬的人类中心主义);第三,将自然提升到与人并驾齐驱的地位,强调自然本身的权力以及人对自然的义务。不言而喻的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只可能在第二和第三种可能性中选择。至于结果,“我们只能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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