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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发展影响的调查与思考（梁军） [打印本页]

作者: 叶涛 时间: 2008-12-20 11:57 标题: 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发展影响的调查与思考（梁军）

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发展影响的调查与思考

——以河北省井陉县于家村为个案

梁军

[摘要]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的综合影响体现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如何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有利影响,规避不利影响,提高乡村旅游的综合效应,从而加快乡村社区全面发展,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于家村乡村旅游开发为例,通过对于家村居民乡村旅游意向调查分析,结合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的综合影响,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乡村旅游开发与旅游地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社区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社区，综合影响，调控措施

社区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国内外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解释和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可以认为社区是指由居住在某一地域里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相对完整的社会实体。〔1〕社会学研究一般把社区分成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两大类。〔2〕
乡村社区与旅游的结合形成了社区乡村旅游,其主要内涵是:从乡村社区的角度考虑旅游目的地建设,以社区的互动理论指导旅游区的总体规划和布局,通过优化旅游社区的结构提高旅游流的效率,谋求旅游业及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与最优化。〔3〕

一、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发展的影响分析

1.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发展的环境影响
(1)对环境的积极影响。合理的旅游开发可以改进土地利用方式,使土地利用方式从环境消耗性利用转为环境建设性利用;可以绿化、美化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森林的砍伐;可以加强公众的环境意识,促进对环境的保护;可以保护旅游产品开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质量。
(2)对环境的消极影响。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旅游活动、旅游设施建设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各类环境污染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景区生态环境改变。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垃圾增多等。
2.乡村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
(1)旅游对经济的牵动作用。由于旅游对基础设施要求较高,发展旅游将强迫性地使旅游地各项功能更完善,这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旅游地资源的复合开发,推动旅游经济内部结构调整。
(2)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旅游业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关联度小;旅游业在旅游开发中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靠外来资金,当地社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处于从属地位。
3.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
(1)对社会文化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促进社区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居民观念的更新,学习文化积极性的提高;加强城乡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为城乡居民提供理解和交流的机会;有助于社区形象的塑造;增强社区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拓宽村民的视野;增加居民经济收入,提高地区生活质量;增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
(2)对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部分旅游者在旅游地存在“道德约束力松弛”现象,导致旅游非道德行为,如污染环境、毁坏旅游资源和基础设施、在公共场所举止不文明、对旅游地不尊重等,形成与当地居民的矛盾;文化传统被当作商品和经济资源,导致社会道德意识下降,当地文化传统丧失,传统价值观念受外来影响而改变;因为对旅游资源开发机会的不均等而产生的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冲突。如政府与当地群众、政府与投资商、投资商与当地群众、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矛盾。

二、于家村概况

于家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中西部的太行山区,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于谦后裔的居所。于家村建于明成化年间,至今有500多年历史。于家村明清石头建筑群、于氏祠堂及家谱保存完好。在于家古村落的民居建筑中,石头院房占绝大部分。建筑古朴自然,民间工艺别具一格。1998年11月1日于家村被河北省民俗学会命名为 “于家石头民俗村”; 2000年10月被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命名为全国三百村之一的“中国民俗文化村”,成为石家庄市第一个民俗旅游村、河北省唯一一处古村落省级保护单位; 2007年5月31日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三、对于家村居民乡村旅游开发意向调查分析

作者于2007年3月在于家村发放调查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24份,其中,于姓居民117名,康姓居民7名。
1.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的124名当地居民中,男性67名,占54%,女性57名,占46%;小学文化程度占33%,初、高中文化程度占46%,中专、职中占19%,大专占2%;有农民77人,学生24人,公司职员5人,工人6名(有12名居民未透露职业);被调查者在于家村的居住时间分布较均匀,其中居住56年以上的占25%, 31~55年的占24%, 19~30年的占25%, 0~18年的占26%。
2.居民意向调查结果分析
居民意向调查设四部分,共33小题,包括居民对旅游业产生的经济影响、社会影响、文化影响、环境影响的反应。调查表分反对、无所谓、同意3个等级。
(1)居民对旅游开发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反应。居民认可度最高的依次为“旅游可以为本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旅游能促进本村的发展,增加村民的收入”、“希望旅游业成为本地经济的主要支柱”、 “本村成为中国民俗文化村后,能给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认可度最低的分别是“目前其家庭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人数不多”、“旅游业不会使本村外出工作的人数减少”和“将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人数不会很多”,村民对“发展旅游业只对当地少数人受益”、“外地来本村工作的人数会增加”、“发展旅游业可改善生活品质,提高生活水准”、“发展旅游业会导致当地物价上涨”等没有明显的倾向。
调查发现,对于“我们家将会有多人从事旅游服务的工作”的调查结果显示,村民中有53%的人表示反对, 19.23%的人表示无所谓,仅27.69%的人表示同意。他们存在疑虑:旅游开发究竟能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什么好处?这也是目前不少古村落开发过程中遭遇的同样问题,即如何平衡旅游开发公司的利益与当地村民的利益,如何最大程度地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如何确保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等。为了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避免出现争端,于家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和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2)居民对旅游开发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反应。通过分析,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社会影响的反应程度比旅游业产生的经济影响强烈。认同率最高的是“发展旅游业会提高本村的知名度”,其次是“我知道本村是中国民俗文化名村”、“我为自己是于家村的村民而感到自豪”;认同率最低的两项分别是“当地居民将承受旅游所带来的痛苦”、“旅游业使当地社会治安水准下降,出现赌博、卖淫等现象”。可见,居民对乡村旅游产生的社会影响基本持乐观态度,并没有意识到发展旅游业将会对当地社会环境产生冲击。这与于家村乡村旅游处于初步开发阶段的特征是一致的。
(3)居民对旅游开发产生的文化影响的反应。居民比较赞同以下观点:“我十分愿意与游客接触,欢迎游客参观我家”、“旅游业促使村民学说普通话,并与讲普通话的游客交流”、“旅游业给村民带来更多的娱乐活动”,不赞同“旅游业改变了本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旅游业改变了当地的传统文化”。另外,居民并不反对“游客的高消费”,也没有“感觉与游客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格格不入”,但是居民 “不喜欢游客的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这反映出当地居民愿意与游客进行接触、交往的愿望,并渴望旅游业的发展能改变他们比较单一的生活方式,这种好客、友善的态度是进行旅游开发非常必需的。只是游客带来的新奇时髦的装扮、时尚的行为模式、比较潮流的生活方式一时不能为当地村民所接受。
(4)居民对旅游开发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反应。村民认可度最高的是“村民有责任保护本村的环境”,表明村民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意识。其次村民普遍认为“旅游业增强了政府对古村落的环境保护”。于家村在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村之后,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编制保护规划、进行部分维护修缮、考察研究等,使村民们认为发展旅游业促进了政府对村落的保护。同时,村民对 “旅游业造成了更多的垃圾”、“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本村的环境保护,而不是招徕更多的游客”、“旅游带来的杂讯令人讨厌”等基本持认同态度。另外,村民不赞同“发展旅游业破坏了古村落的建筑”、“旅游使本村的环境品质下降”、“旅游增加了当地居民在供水、供电、医疗等方面的紧张感”。可见,村民们通过客观事实认识到旅游业带来的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但没有意识到这将造成古村落总体环境品质的下降,这主要与大部分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有关。因此,村民素质的提高亦是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结论:于家村的村民为自己是于家村人而感到自豪,并认为有责任保护古村落的环境;当地村民渴望与游客接触,希望发展旅游业,认为旅游业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村民们基本认同旅游业给当地环境带来的一些破坏,如垃圾的增多、杂讯的污染等。另外,村民们认为发展旅游业并不会使当地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不会对社会文化造成不良的影响,也不会使古村落的环境品质下降。

四、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发展影响的调控措施

1.乡村旅游的环境影响调控
(1)通过对于家村土地使用的合理调整,达到合理利用土地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古村落的特色风貌,改善村落景观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如原工业用地(管厂)建筑及烟囱对古村落风貌造成不良影响,影响观赏效果。通过调整规划,对原管厂建筑进行外观上的整治,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改为旅游服务用地。拆除工厂的烟囱,减少古村落视觉污染。对原工业用地实施绿化、美化,改善环境,对行政及服务用地进行调整。将于家乡政府及信用社的办公地点迁移。对原有两层的石头建筑保留,进行改造,使之与古村落风貌协调,作为旅游综合服务区,提供游客所需的各种服务。对旅游综合服务区周边环境绿化、美化,打造成小型休憩广场。对沿路、无水河道进行绿化改造,采取多层次绿化,乔、灌木、草本植物相结合。
(2)用科学技术手段保护于家村的环境。运用环境科学理论进行旅游开发前后的环境监控;对受到破坏的环境进行恢复,从根本上防止旅游环境破坏;改变燃料结构,从而改善旅游区的大气环境状况;生活污水资源化,景区的垃圾处理,旅游生态系统的保护。
(3)用行政手段保护于家村的环境。如坚持以保护为主,保护、开发与经营并重的原则,健全旅游区的管理机构,加强景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严格目标责任制。
(4)用经济手段保护于家村的环境。如向旅游者征收较高的超常能源、资源使用税和排污费;运用经济手段分流,减轻环境压力。
(5)用法律手段保护于家村的环境。依照法规进行管理,对破坏旅游环境、违反有关规定的人和事追究法律责任,将对破坏旅游环境的行为起到威慑作用。
(6)用宣传教育手段保护于家村的环境。通过宣传教育手段从本质上提高游客的环境意识,通过解说系统提醒游客保护环境。
(7)针对旅游环境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控制游人数量、游人密度,合理调节客流量,缓解对于家村环境的压力,实行“选择旅游”政策,运用分流方法使游客不要过分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分批轮流开放旅游热点地区,使旅游环境有一个恢复期。
2.乡村旅游的经济影响调控
(1)旅游发展要与于家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适度发展乡村旅游。
(2)在旅游投资方面,一方面需要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投入,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的管理,政府需要发挥监督管理职能,尽量降低旅游经济效益的漏损,提高旅游相关产品的本地化水平,避免新殖民主义的出现。
(3)在决定占用某块土地开发旅游项目时,须对其所有不同用途可能带来的社会收益和有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与权衡,以确保该项土地资源的用途符合最佳效益。
3.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调控
(1)古韵氛围的恢复与营造。古韵氛围是由有形的古村落文化景观、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以及无形的古文化气息、风格、感觉组成的综合体,是于家村古村落旅游产品中十分独特和宝贵的组成部分,是于家村旅游的重要依托。人们到于家村旅游不局限于了解于家村的文化形态与自然景观,而是去感受一种氛围,去体会一种韵味。这种古韵氛围构成了于家村最大的旅游吸引力,在旅游开发中要着力营造于家村的古韵氛围。
(2)重现古村落各类意象景观,展现古村落的文化韵味。于家村的魅力与价值除了其建筑群在设计建造上的科学、艺术和合理外,更在于其深厚的乡土文化与各类意象景观。①宗族意象体现于家村的忠孝廉节、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于氏家谱记述了于氏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迁徙,家族成员在科贡、官封名谥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家族的经济情况和兴衰变化以及家族的丧葬、祀典、族规家法等,为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家族史,形成于家精神文化财富。②风水意象体现在保存完好的明代隆庆元年的建庙碑上:“东有青龙,西有白虎,南有朱雀,北靠玄武”。于家村建于一个小盆地中,群山环抱,四面皆石,东依青龙,西傍白虎,南瞻朱雀,北靠玄武,可谓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反映出儒家传统思想以及希望能够荫庇子孙以求家业万代兴旺的思想。③军事防御意象体现在:村落建筑错落有致,酷似城堡,不到村口不见村,一旦见村,自有一种夺人的威势;村口东南西北的关阁雄踞在山石之上,扼守村寨的各条咽喉要道,是完善的古代军事工程体系。
(3)对于氏家谱进一步整理,召开于氏家谱开发和利用研讨会;举办“于谦后裔联谊会”、“于家历代圣贤后裔联谊会”;创办《于谦传人》通讯;创办于氏寻根文化网站和“天下于谦家人”网站;举办于家家谱文化论坛,出版系列家谱文化丛书,与媒体合作开辟寻根文化专栏或专题,倡言海内外于谦子孙同续谱系、合修家谱、共谋发展的文化交流活动;把于氏家谱作为联络亲情、加深感情和弘扬于谦精神的平台,提倡族人之间的互助,更提倡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助。
(4)设立于氏家族史及于家村史展示厅。于家村是展示于谦家族史与村史的重要场所,要广泛收集有关古籍,设立于氏家族史与村史的展厅,展示记叙于谦及后人的文字资料、图片与文物;结合于家村现有的古建筑群,建立中国乡村建筑展厅。

五、结论

乡村社区是一个复杂系统,需要整体协调,要与区域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如旅游解决贫困问题,是旅游业的社会功能,但是很多地区的贫困往往也是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旅游业发展又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如果不能消除贫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将是一句空话。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促进乡村社区均衡发展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文元.妨碍中国社区发展的若干因素——兼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J].城市问题, 2000, (03).
〔2〕孙景坛.简明社会学原理[M].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7.
〔3〕唐顺铁.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及社区旅游研究[J].地理研究, 1998, (02).

（原载《农村经济》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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