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郑杭生 陆益龙]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 [打印本页]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12-15 17:51 标题: [郑杭生 陆益龙]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
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栏目”专题
民俗学与友邻学科的交叉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语：我们的传统国学长于综合研究、短于学科分工。20世纪初全面引入的西学则长于学科分工、短于综合研究。在我国现代学术体系中，近百年来西学基本取代了传统国学，各学科的分立研究越来越发达，而同时不断有重视发展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和呼声。学科间的交叉研究常能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取得富于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而交叉研究也通常比单学科研究更有难度。民俗学是一门典型的与多种学科有密切关联和显著交叉的学科。这是由于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化所包含的门类可以与精英文化大致对应，精英文化所辖的一般门类在民间文化里也大都具备，比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科技、民间语言、民间信仰、民俗文化史等就与精英文化中的作家文学、精英艺术、精英科技、文人书面语言、制度化宗教、上层社会史等相对应；民俗学体系中研究上述门类的分支学科就必然与其他学科中研究相对应的精英文化门类的分支学科有关联和交叉。与民俗学关联最密切的友邻学科有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对民俗学的学术精进和学科发展而言，做好与友邻学科的合作与交叉研究尤为重要。基于以上宗旨，本专题组织了4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撰文讨论民俗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文学等学科的合作与交融。（黄涛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把握交融趋势，推进学科发展
──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
郑杭生，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摘 要：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虽有各自的学科理论传统和特有方法，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交融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在新的时期，要推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三者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重任。实现理论自觉，要求这三门学科都要对当今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进行理论探索，同时也需要各学科“开风气、育人才”,以促进学科的主体性地位，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各自的学派。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有着相互分工和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继续加深学科之间的交融和贯通，对促进三门学科进一步发展及理论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中国；学科发展；交融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5-0001-09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0.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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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得以恢复重建，人类学、民俗学也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快速转型，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拓展解释视角和深化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门学科在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经验及社会文化转型作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诠释，同时彼此又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形成了尤为密切的关系。在新的时期，如何深化学科间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如何推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各个学科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需要反思和不断总结的问题。本文将围绕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关系，探讨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交融、学科理论自觉和学科的理论提升与进一步发展等问题。
一、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及交融趋势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社会学最早诞生于欧洲。在欧洲社会学传统中，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变化规律，尤其是工业社会的结构特征及社会问题。所以说，“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1]
西方人类学有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之别，现代人类学主要关注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结构、功能及意义。在欧洲如英国，人类学也就是社会人类学，在美国一般叫文化人类学。由此可见，欧洲的人类学传统更偏重于探究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文化的进化问题，而美国人类学更偏重于对文化意义的阐释。从传统上看，与社会学相比，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大体有三个特点：（一）它以异民族、异社会、异文化为自己的研究客体，用西方的术语说，即是以“非西方的或未工业化的社会”为对象。确实，社会人类学一度被认为是关于“未开化的”、“原始的”土著群体的研究。（二）社会人类学十分强调实地工作，强调参与观察，强调掌握异民族语言，而且实地工作或参与观察的时间不能太短，起码为期一年，以便能够亲眼看到一年中各个季节性活动。（三）人类学家一般地说是研究者，而不是变革者，很少试图去影响或引导社会的变迁。他们往往把维持所研究社会的原状作为可取的目标。
由上可见，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中，社会学与人类学虽然都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但两者有着重要分野，这种分野可以概括为“文野之分”,也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文明社会，而人类学的对象则是所谓的野蛮未开化的社会或叫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然而，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为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打破彼此隔阂开了先河。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为社会人类学的著作，对该学科传统的突破主要在于：（一）它没有拘泥于异民族，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如果说马林诺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二）它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江村经济》从第一章“前言”到第十六章“结论”,都在谈论“对社会制度的成功的变革”,谈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并联系这一点来谈论社会人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作用：“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2]费老的这种要求变革的爱国主义立场，是他批评国民党政府、后来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思想基础。这些突破以及其他贡献，使《江村经济》获得了国际声誉。当然，对这本五十年前的早期著作，费老自己指出，“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为了“补足早年的不足”,打算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这体现了费老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民俗学的特点在于关注民间社会、民间文化及民众生活，而社会学更多地关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问题，所以民俗学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有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明显的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就目前情况来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重点在城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重点在乡村。但是社会学也包括、事实上也有许多对农村社会的研究，民俗学也不排斥对现代都市的研究，近年来就有一种呼声较高的关于“都市民俗学”的倡导及实践。另一个方面就是“古代学”还是“现代学”的问题。社会学无疑主要是一种“现代学”或“当代学”.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更多地放在古代，但是又不能说民俗学是一门“古代学”,因为它也主要研究现代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现代生活中采集资料，只不过它这样做时，是把现实中的文化现象看作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是联系古代状况来看现代，或者由现代状况来追溯古代。由于民俗学经常把眼光放在“传统的”、“古旧”的方面，所以它很容易被看做“古代学”.对此，钟敬文先生曾明确地给予纠正：“我们的民俗研究，如果从材料起就都取自古代文献，那就不是现代学而是古代学了，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学问了。所以我们要讲清楚，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学，它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从现代社会中采集来的。”[3]同样作为“现代学”,民俗学与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也还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民俗学的“现代学”是“着眼于传统、民间的现代学”.从根本上讲，民俗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民俗生活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在探讨当代民俗文化现象时，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民俗文化变迁问题时，民俗学与社会学就有许多交叉、融合之处。
至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民俗学可以说脱胎于人类学，联系极为密切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可以说清楚的学科分界。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学科还是联系与合作得十分紧密的，这里就不赘言了。
在促进一个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时，人们会强调各个学科的边界和特点，强调学科各自的理论传统和特有方法，但是，不难看到，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学科交叉和交融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这三门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贯通之处越来越多，也正是在这种学科交融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学术传统[1]1.
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理论自觉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在中国可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三个学科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艰巨任务。那么，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及其使命、目标是什么呢？这种“理论自觉”的艰巨性、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根据费先生关于“文化自觉”论述的精神，结合我国实际，在我们看来，可以这样来表达：
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对文化自觉或理论自觉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
第四，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艰巨性主要表现在，它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
第五，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这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费老所说的，既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也即，既要避免对自己文化的国粹主义，也要避免虚无主义。同样，中国社会学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由上可知，“理论自觉”是一个具有广泛内容的概念。既然如此，那么，“理论自觉”中首要的自觉是什么？这就不能不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
目前，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更需要解决理论自觉问题。就现状而言，人类学理论自觉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解决学科研究及理论的边缘化问题，或者说对西方话语中心的依赖问题；二是寻找构建学科理论的突破口和路径。边缘化问题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主观意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必须承认，西方人类学有较悠久的发展历史，理论与方法的积累自然较深，影响范围相对较广。我们在发展人类学时，了解和把握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动向非常必要，但如果把人类学理论研究等同于跟风，大量地依赖于西方学术话语，无形中丧失了学科的主体性，这是学科理论自觉意识缺失的集中体现。所以，人类学的理论自觉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不要崇拜和迷信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仅仅作为一种参照系而已。其次，要提升中国人类学的话语地位，必须找到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和发展路径，构建起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关键之处可能就在于如何充分地利用本土资源和自身的理论创造力。利用本土资源首先要真正扎根到中国社会的土壤里，像费老那样，通过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入研究，建构起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加以理解和解释的独特理论。此外，理论创造氛围和创造力的提升也非常重要。仅有本土资料或本土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在经验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才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人类学理论，才能在世界人类学中有自己的学术话语。
中国民俗学面临类似的理论自觉问题，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4]:“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学者，在世界上知名的，往往都是外国学者，但也不能老是几个外国人的名字，中国民俗学者自己要争气，不过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储备，要有中国学问的底子，知道中国古人有自己的那么一套，还要能吃透它，在分析和表达的方法上也达到了较高的修养，才能够说出自己的话。”钟老所提到的“说出自己的话”,就是要在吃透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上，创建出自己的民俗学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的一些学派。钟老晚年有一篇重要的论文，题目就是《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论纲》，说：“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他晚年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倡导在民俗学界影响很大。
民俗学的理论自觉还需要解决一个关系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民俗研究与民俗学理论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目前，在中国民俗学界，要么是纯民俗研究，主要描述一些民俗事象；要么是纯理论研究，主要评介西方的一些文化理论和民俗学理论，而有民俗学理论导向的本土民俗现象和民俗文化研究相对较少。只有本土经验，而无学科理论范式，难以和别人形成交流对话的平台；而只是一味地跟随别人理论，就更无交流对话的内容和载体。
总而言之，理论自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到了至关重要的时期。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民俗学，不能一提理论就是西方理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者要有自己的理论抱负，不断增强自己的理论自觉意识，提升自己的理论创造的信心和决心，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
三、时代挑战与学科理论提升
既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目标和主要内容已经明确，那么就需要着重讨论实现“理论自觉”的途径问题。关于三学科实现理论自觉的路径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学科理论自觉所要面对的共性问题：
第一，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这里所说的“两类挑战”是指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新型疾病、恐怖威胁、全球性的文明认同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变暖引起的生态危机等等。今后还会出现人们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
本土性“六大挑战”主要指与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联的特殊挑战：（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陌生人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五）在生态恶化情况下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六）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
理论自觉的根本途径是立足现实。在当前要立足国内外的现实，就要直面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生活最大的上述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六大挑战”,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调查、研究、概括、总结，这样才会形成有新意、有原创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才能避免种种“无根”的理论，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自觉”.
第二，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我国的传统学术资源源远流长，十分丰富。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出发，我们把我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分为前后相连的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前的，属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范围；一类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后的，属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范围。因此，写好这两本史的教科书，把中国历史上不同于欧美的社会思想、社会学理论等理论内容真正开发出来，非常重要。我们历来主张，我国社会学系的学生必须要学这两门史，否则，对自己国家这方面可资开发的宝贵资源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一味学欧美的东西，就很难期待他有什么“理论自觉”.
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先秦的社会思想非常重要，其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社会思想尤其重要；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我们的先辈社会思想家、社会学家们提出、创造了不少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贡献，包含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成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这些理论做出梳理，把其中包含的属于中国的理论内容开发出来，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
第三，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西方学说”做出理论借鉴，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和适用之处，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
在当前，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我们认为主要注意四点：
首先，对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适性或普遍性，只有与特殊性相联系的普适性或普遍性。西方理论是概括西方社会实际、适合西方社会产生的。因此，它同样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一点是社会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根据，也是正确的理论借鉴的依据。任何把统一双方截然对立起来，一方坚持纯粹的普适性，一方坚持纯粹的特殊性，这样的争论，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
其次，要进一步强化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本土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一直居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成为强势社会学，垄断着世界社会学的学术圈，且具有文化霸权的倾向。在人类学和民俗学界，欧美的理论的话语霸权也同样存在，要打破这种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状态，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界必须强化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本土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方法或流派，提高在世界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界的地位，改变学术上对欧美社会学的依赖关系。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这样的思想解放，正确的理论借鉴不可能实现。
再次，对西方理论要有分析、识别的能力。例如对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需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识别工作。对西方一些人类学、人类学理论，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反思，摈弃其中的西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糟粕。
最后，要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权，就要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中国社会学需要越来越多像“差序格局”、“社会运行”、“社会互构”这样由中国社会学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
第四，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全球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碑。
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通过制度创新，正在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
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先后领略了“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郑州经验”等，2008年又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
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中国社会学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学术水平，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密切相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常青理论。
学科理论自觉和理论提升除了以上四条共同路径之外，各学科还需要结合各自的理论传统和发展现状，创造和不断完善学科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的保障机制。在现代学术制度下，学科理论的提升需要各学科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共同体增强理论自觉的意识，积极支持并为学科理论创新，尤其是学派的形成创造条件或提供必要的保障，也就是要“开风气、育人才”[5].
“开风气”就是要不断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引入新风气。学术共同体或组织中，要有良性的学术争鸣机制，积极鼓励理论争鸣和学派的成长，要为学科理论的繁荣和提升开拓有益的氛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前辈吴文藻先生针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用外语上课的怪象，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这并非出于他个人对某种学术风格的好恶，而是着眼于学科的发展。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包括不少学生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特别是新布达佩斯学派和布洛维社会学理论的过度迷信现象进行批评[6],真正目的也是为了揭示这些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的本质，为本土学科理论的发展开创新风气。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为社会学开创一个有益的、新的风气，就是要为中国社会学争取自己的地位。正是在这种不断开拓、进取的学术风气作用下，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界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育人才”就是要培养既有创新又能传承学科理论建设的人才。学科理论的创造和理论提升既需要依靠人才的不懈努力，也依靠人才去代代相传，形成自己的理论学派。为提升学科理论“育人才”,关键在于要培养懂得中国社会实际的人才，也就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人才。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来说，如果脱离本国的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那些理论就相当于“无根的”理论，它们不能从社会实际中吸取营养，因而也不会长久。更重要的是，那些“无根的”学术由于主体性的缺乏，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也会丧失主体地位而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目前，一些大学或学术共同体在追求国际性的时候，轻视了学术主体性的重要性，从而误导学者和学生对西方理论及范式的盲从和依赖，这种风气对提高学界的理论创造力以及提升学科的主体地位都是不利的。
总之，强调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术共同体和组织要“开风气，育人才”,就是要树立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的学术风气和人才培养模式，这是当前各个学科增强理论自觉意识、不断促进理论创新、提升各个学科的主体地位的重要保障。在新的世纪里，通过一代代学人自觉的努力，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应该而且完全能够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四、学科间的合作与学科发展
学科的边界是人们便于学科间的分工而设置的，合理的社会分工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所以，进行必要的学科分工，目的在于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科发展。但是，应该看到，学科边界的设置是人为的，因而是弹性的而非固定的。再者，学科间的分工最终目的是为了合作而非隔离，正是通过不同分工学科的共同合作与努力，才能促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由于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着较多相通之处，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无论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或民俗学，所要研究的都离不开个人、社会以及人们在社会中创造的文化。由此可见，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有着更加亲近的“亲缘关系”.
社会学与人类学两学科在现代中国学术史有着密切合作的历史传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就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请进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讲授社区调查方法和社区研究，而且还选派学生到英美学习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抗战时期，吴先生极力鼓励学生到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社区研究。由此形成了社会学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很好的结合。
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合作，其实是中国社会实际的需要。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自然结果。在有些学者看来，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过分亲密，导致学科边界模糊，以致影响学科发展。这种逻辑其实并不完全成立，因为学科发展的关键要看它能否有效解释社会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区分是什么学科。如果这样，那就本末倒置了。中国社会实际与西方社会毕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有广阔的农村天地，那里又生活着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各民族人民。所以，完全照搬西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显然不能满足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需要。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方式，对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逻辑和变迁机制则非常有效。
同样，对于中国人类学来说，其发展路径不可能沿袭西方传统，因为西方人类学毕竟与殖民主义历史有着微妙关系。所以，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必须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实际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时，就需要借鉴和结合中国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社会学与民俗学是两门密切关联的学科，二者在历史渊源、学术传统、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交叉。在过去，就已经有不少社会学者和民俗学者合作进行研究，像吴文藻、费孝通、钟敬文等前辈学者，把存活于乡间街巷的民俗文化作为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种学术研究其实是国际、国内社会学界、社会人类学界的一种深厚学术传统。今后，社会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科应该而且必须携手并进。可以期待，不久的将来会有一门中国特色的交叉科学--民俗社会学或社会民俗学出现，它应被看作是社会学或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当今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间与正统、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化与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关系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增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决定着我们对待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态度，而且关系到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社会与文化发展战略之前，需要有审慎的思考和理性的认识。如今，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转型时期，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民间的、民族的和传统的文化资源，是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认识的。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不仅是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的任务，也是社会学的重大课题。
民族的、民间的或民俗的文化事象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生长在社会生活的沃土之上；同样，社会也并非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及他们的文化活动建构起来的。由此可见，民俗学的对象与社会学的对象是相互交叉、互为一体的，因而民俗学与社会学两门学科的研究也应该相互交叉、相互合作。学科交叉与合作能使各自的研究更为充实、全面。譬如，民俗学研究在解读民间故事的时候，如果能运用社会学的背景知识，那么，分析内容或许更加深刻、全面；同样，社会学在探讨社会结构与变迁时，如果能以一些具体的社会与文化事象为切入点，从具体实在的社会与文化现实中去归纳，那样，社会理论就会更为充实、更具说服力。
从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规律来看，人类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常常是学科交叉与合作的结晶。相近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合作能够产生创新的优势：首先，交叉与合作能够拓宽研究者视野和研究领域；其次，交叉与合作将会促进各学科之间方法论的相互借鉴和创新；最后，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圆融，有利于理论创造和领悟力达到理想境界。
学科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策略，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为此，它要求解决这样几个主要问题：第一，要排除影响沟通与合作的非学术性障碍，如门户之见、宗派之争。第二，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促进多样性的学术风格和多元的研究方法。第三，建立多种交流与合作机制，为各种形式的学科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和机会。第四，要正确对待学科边界，鼓励学科间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借鉴、相互融会贯通。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将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也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学科如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提升学科理论水平，就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就会提高自己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1]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0.
[2]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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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钟敬文。总序：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C] //钟敬文。中国民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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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2）：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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