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起来,学术界对语境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是由人类语言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限于篇幅,关于中外先哲及西方语言哲学这方面的言论就不去罗列了,仅从明确提出“语境”(situation)这一术语且为语言学界继承和发展起来的语境理论来看,一般认为应导源于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里诺夫斯基(B.Malinowski)于1923年为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所著《意义的意义》一书写下的一条“补录”。马氏在这条补录中所用的术语是“context of situation”,并举例作了初步说明。当然,语境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马氏关注语境的出发点也不是专为研究语言学,但因其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很有启发,故为语言学界一脉相承下来。其间包含了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弗斯(Firth)和此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韩礼德(Halliday)及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man)等人的继承和发展之功。他们把马氏所强调的context(上下文)从一句话的上下旬扩展到一段话的上下段,进而把这种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扩展到与社会环境有关的“情景的上下文”及至“语域”(register)。这种经过扩充了的广义“语境”,与陈望道先生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下称《发凡》)所提出的“题旨情境说”中的“情境”含义大体相当。应当肯定,“题旨情境说”的提出,是望老构筑中国现代修辞学理论大厦的一大独创。然而时至今日,随着跟国外“situation”对译的“语境”这一术语已引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语言学界特别是修辞学界已普遍采用“语境”这一术语的学术背景下,再来比较这两个术语及其理论出现年代的早晚和适用范围的宽窄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因为它们产生的学术背景不同,各有各的开创之功和表述方式:《发凡》的“题旨情境说”是望老研究修辞学时,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及前人研究修辞的成果所独创的中国化的修辞学理论之一;弗斯等人对马氏语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着眼于语言的使用和理解,对索绪尔所开创的内部语言学进行必要的突破。这种殊途同归现象,在学术史上并不少见。只是为了语言学科内部术语使用的统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以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为代表的一些修辞学著作就已改用“语境”之称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几乎所有的修辞学著作都换了“语境”这一术语。这决不意味着低估《发凡》的历史功绩,正如作者本人在该书“结语”所说:“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这是本文提起“语境”这个术语时顺便说及的一点看法。